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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书和曲笔
国人好修史,常言国可灭,史不可灭.回顾修史的历史,这项笔杆子的事业,却充满了杆子的血雨腥风.何以至此？无非“真实”二字使然.历史是对过去事实的记载,不真实,就失去了生命力.然而,要做到真实,却不是件容易的事.这其中,既有外力的干扰,又有史家自身的局限.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了这样一件事,齐国卿大夫崔杼杀了齐庄公,事后,他让负责修史的太史伯不要照录此事,就说齐庄公是病死的.太史伯坚决不从,秉笔直书,于是被崔杼处死.太史仲接替太史伯著史,丝毫不为威逼利诱所动,亦被诛；接替他的太史叔亦如此.其后,太史季奉命接替前任修史,仍旧照录,崔杼不敢再杀.回家的路上,太史季碰到南史氏,南史氏见他“完好无损”,便问他是如何写的,太史季便拿出写好的竹简给他看,南史氏仔细看完后说：“前三位太史都被崔杼杀了,我怕你也难保性命,前来接替你.”说完,便放心地回去了.唐代史学理论家刘知几为此特别作《直书》篇,赞扬史家不计个人安危荣辱,仗气直书,有一种“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的精神.刘知几借史托志,他本来是史官,因不满权臣对修史工作横加干涉,辞官著《史通》,以明其志.
东晋孙盛作《晋春秋》,如实地记录了当时发生的许多事,权臣、大将桓温看到后,愤怒地对孙盛的儿子说：“枋头一战诚然失败,然而哪像你父亲写的那样！这部书若刊行,就是影响你家门户的大事.”孙盛的儿子赶紧谢罪,回家请求老父修改.此时孙盛年老居家,性格却很急躁,见儿子们大哭磕头、请他为全家百多口人考虑,大怒,不从.儿子们只好偷偷地删改了那段记载.这也不能怪他们,因著史直书掉脑袋的例子,史不绝书.最惨绝人寰的当属北魏“崔浩国史之狱”,太武帝命汉臣崔浩根据实录修国史,目的是留给皇室后代看,所以特别嘱咐要照实写.然而,国史修成后,崔浩却采用手下的建议,将其刊刻在石头上,树在大道旁,以彰直笔.其中写了拓跋氏一些不愿人知的早期历史,引起鲜卑贵族的愤怒,都跑去太武帝面前告状,控诉崔浩有意侮辱,张扬“国恶”.结果,太武帝下令诛杀崔浩,并诛崔氏同族,连同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被连坐灭族,死者数百人,牵连之广,史无前例.
与直书相对的便是曲笔,亦称“回护”,把修史视为私器,为迎合权势,谋一己之利,有意回避、歪曲事实.尤其官修史书,受到的干扰更多,梁启超直言“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曾当过诸葛亮的文书,因罪受过一百杖刑罚,他的父亲也受过髡刑（剃光头以示侮辱）.因而,他写《三国志·蜀书》时就有很多诬陷之辞.魏国的丁仪、丁廙兄弟享有盛名,陈寿便对他们的儿子说：“你们给我一千斛米,我就会为你们的父亲写一篇好的传记.”可见,就连二十四史中的典范“前四史”也不能保证直书不掺水.
宋代,苏轼问欧阳修：“大人所作《五代史》可以传于后世吗？”欧阳修说：“我写此书是怀有惩恶扬善志向的.”苏轼不以为然,说：“书里都没有为韩通立传,怎能说是惩恶扬善呢？”欧阳修默然无语.原来,宋太祖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大将韩通因忠于后周皇室被杀.所以,宋人对时人所修五代史中,是否为韩通立传颇为敏感.显然,欧阳修被苏东坡抓住了小辫子.
古人说,做史官,在阳世不怕获罪,在阴间不怕鬼怪,若在叙述时有意回避一些事,“其书可烧也”.果真如此,想必能留下来而不被烧的屈指可数,因为翻翻史书不难发现,史家唯见以直书被诛,鲜见以曲笔获罪.司马迁可谓直书的先驱与榜样.汉代扬雄在《法言》一书中赞扬司马迁：“太史迁,曰实录”.班固在赞语中说：“自刘向、杨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状况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鲁迅誉《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佚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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