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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少数民族电影《秦娘美》的双层文本结构

陈思和在中国当代“十七年”文学研究中,提出“显形文本”与“隐形文本”的结构概念,他认为“十七年”文学作品由两个文本结构组成,“显形文本”体现国家意识形态的共名,而“隐形文本”体现作品的艺术立场与趣味.“双层文本结构”的提出为“十七年”文学“再解读”提供一种新的角度.在相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十七年”少数民族电影同样也存在“显形”与“隐形”的双层文本结构.“显形文本结构”使影片实现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表达,“隐形文本结构”则为观众提供独特的少数民族文化审美空间.双层文本结构的运用使影片超越时空获得永恒的艺术魅力.电影《秦娘美》是“十七年”一部风格独特的少数民族电影,它与当时其他少数民族电影《刘三姐》、《阿诗玛》、《蔓萝花》等在当时产生很大的影响力,“双层文本结构”的运用使得影片在时代共名下具有独特的审美风格,成为时代经典深深地留在观众记忆中.

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民族进入中华民族文化圈,取得与汉族相等的文化权利,由此也带来“十七年”少数民族电影的繁荣.1960年,由著名导演孙瑜导演,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戏曲电影《秦娘美》就是此期一部风格独特的少数民族电影,也是孙瑜先生导演的最后一部电影.电影《秦娘美》是根据贵州黔东南侗族地区民间流传百年的古老故事《珠郎娘美》改编而来的,双层文本结构的运用不仅使电影具有时代共名的政治主题,也保留了独特的少数民族文化,开创了少数民族戏曲电影的先河.“显形文本结构”与“隐形文本结构”的运用使电影《秦娘美》由民间走向主流,由乡村走向世界,在上世纪60年代作为友好交流文艺作品在香港、澳门及东南亚地区放映,引起较大的反响.

一、显形文本结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与通俗文艺形式的展现

新中国成立后,文艺的总方针是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政治化文艺观念成为文艺界创作基本原则,并被成功地转换到文学影视艺术作品中.“新中国‘十七年’电影总的美学特点表现为:浓郁强烈的政治意识、昂扬乐观的精神气质、倾向鲜明的视听语言和通俗平易的叙事风格;而其核心是政治与艺术的关系,从总体上讲,艺术是围绕着政治使命展开并服务于此的”.[1]“十七年”少数民族电影《秦娘美》主题具有浓郁强烈的政治意识,采用通俗的叙事风格,显形文本结构体现在“阶级斗争文学观念”的叙事和现代文艺通俗形式黔剧的植入.

兴起于左翼文学的阶级斗争观念在“十七年”文学中得到全面张扬,“十七年”少数民族电影《秦娘美》主题无不具有鲜明的政治指向,体现出“阶级斗争”的时代主题.《秦娘美》是根据流传在贵州黔东南侗族地区古老的民间传说“珠郎与娘美”改编而成,民间传说的变异性使得这个民间故事在不同的侗族地区流传多种版本,民间传说的多义性也赋予这个民间故事具有多样化的主题.而改编者根据当时的文艺政策,将其改编为符合时代主流的以阶级斗争为主题的电影故事,民间传说中的暧昧、多义复杂的因素被改编者有意识地忽略.民间传说讲述一个美丽的侗族女孩娘美对爱情忠贞,反抗传统婚姻陋俗“姑表亲”,与情人珠郎逃婚来到从江贯洞,被当地地主看上,要强娶为妾,娘美不从,为得到娘美,地主将珠郎害死,娘美凭着自己的勇敢与智慧将地主杀死,为夫复仇的故事.民间传说突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爱情忠贞”的主题,对传统陋俗及邪恶势力的批判,对机智勇敢侗族女孩的歌颂构成古老爱情故事的基本基调.而电影则把个人冲突转述为两个阶级的斗争,民间传说中娘美个人为夫复仇的故事被改编为众多贫苦民众和娘美对地主的反抗,依靠群众的力量,为夫复仇.电影有意识地强化了地主与贫民的矛盾,将民间道德说教故事转述为符合时代共名的“阶级斗争”的故事.电影中地主对侗族青年珠郎与娘美的迫害被进一步演化为两个阶级的斗争,男女之间的爱情战争被转化为阶级斗争的群体事件,而娘美对地主的反抗与复仇是在群众的合力帮助下得以完成的.影片最后,民众杀死地主及其帮凶后举起锄头欢呼的镜头将“阶级斗争”的主题渲染得淋漓尽致,从而也完成影片主流意识形态的言说.影片将古老的侗族民间传说加入符合时代审美特征的现代化叙事,唤起了观众强烈的时代认同感,满足了观众的阅读期待,成为当时流行的经典影片之一.

“十七年”少数民族电影《秦娘美》显形文本结构还体现在现代文艺通俗形式黔剧的植入.电影《秦娘美》从贵州边远侗族地区流传的民间传说到全国流传的电影艺术片,这与它现代文艺通俗的形式分不开.“珠郎娘美”的故事最早被侗族文人改编为侗戏《珠郎娘美》,在侗族地区获得很大的反响.但侗戏作为用侗语表演的艺术很难进入汉语地区,后来侗戏《珠郎娘美》被改编为用汉语表演的黔剧《秦娘美》.黔剧“原来是一种说唱形式的曲艺,名叫文琴,有〔清板〕、〔二板〕、〔三板〕、〔月调〕(阳调)、〔二黄〕、〔二流〕、〔苦禀〕等七种曲调.另外尚有大调〔寄生〕、〔荡韵〕、〔背工〕、〔滩黄〕,小调〔满江红〕、〔半边月〕、〔浪淘沙〕和过门曲牌〔大八谱〕等.近年根据剧种发展的需要,还吸收了贵州梆子、贵州花灯和民歌中好的曲调,看起来黔剧的曲调是相当丰富的.我很喜欢它的音乐唱腔,的确是清丽宛转,优美动听”.[2]改编后的黔剧《秦娘美》在北京演出时,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和著名戏剧家欧阳予倩都给予了高度评价.电影《秦娘美》采用了黔剧的唱腔和表演形式,使得整部电影清丽婉转、优美动听.不仅如此,作为一部戏曲电影,《秦娘美》还吸收了京剧与川剧的长处来丰富自己的表演形式.“它必须要吸取其他剧种的经验来丰富自己.‘秦娘美’里的表演,吸取了京剧、川剧为多.例如,珠郎在‘表心’时,采用了京剧的舞蹈;戏里的奶花,就纯粹像川剧彩旦的模样.这些地方安排得都很恰当”.[3]通过吸取其他剧种的优点来改进《秦娘美》的表现形式,使得《秦娘美》不仅通俗易懂,且观赏性较强.同时电影在唱词方面采用民歌式,多用贴切生活的俗语使得《秦娘美》唱词清新自然、朗朗上口.电影《秦娘美》将民间口头传说这种“土”和“俗”的文学与黔剧这种现代通俗文艺形态相结合,显形文本结构的运用使得电影“土洋结合”、“雅俗共赏”,获得广大观众的喜爱.

二、隐形文本结构:民间叙事模式与民族文化呈现

虽然政治话语主导了“十七”电影的主题,但它并没有完全左右其叙事的机制,隐形文本结构的提出为“十七年”文学政治与审美的结合提供了一种实践形式.“所谓艺术的隐形结构,是五六十年代文艺创作的一种特殊现象.当时许多作品的显形结构都宣扬了国家意志,如一定历史时期的政策和政治运动,但作为艺术作品,毕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宣传读物,由于作家们沟通了民间的文化形态,在表达上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民间形式.这时候的民间形式也是一种语言,一种文本,它把作品的艺术表现的支点引向民间立场,使之成为老百姓能够接受的民间读物.这种艺术结构的民间性,称作艺术的隐形结构.”[4]“十七年”少数民族电影《秦娘美》隐形文本结构体现在“一女三男”的民间叙事模式与少数民族文化的呈现.

电影《秦娘美》中“一女三男”的民间叙事模式的运用符合民众民间审美习惯.电影《秦娘美》除了讲述主流意识形态赋予的“阶级斗争”的主题外,同时也上演了“一女三男”的故事,即美丽、忠贞、勇敢的侗族女子娘美与愚蠢、蛮横的地主银宜和狡诈、凶残的地主帮凶款首蛮松斗争,以及和勤劳、勇敢、英俊的侗族男青年珠郎忠贞的爱情故事.娘美是民间泼辣智慧的代表,地主银宜是民间社会的对立面——权力社会的代表,而款首蛮松则是智力知识的代表,珠郎则是英俊、勇敢的民间英雄的代表.电影在上演侗族女子娘美与珠郎忠贞的爱情故事,同时表现了坚强、机智的娘美与地主银宜、款首蛮松的反抗与斗争,故事曲折动人、一波三折.这种“一女三男”的民间“隐形结构”符合老百姓长期以来形成的民间审美习惯,体现民间趣味与特点,表现民众对美好爱情与幸福生活的向往以及对民间日常伦理秩序的维护.

电影《秦娘美》另一隐形文本结构体现在展现了独特的少数民族文化,主要表现了侗族“行歌坐月”婚恋习俗文化与侗族“款”文化.电影《秦娘美》中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是在“行歌坐月”中产生和发展的.“行歌坐月”是贵州黔东南侗族独特的月堂文化,“侗族村寨的公房称‘月堂’,它的建筑形式,一般是不经过什么精致装饰的低矮吊脚木楼.寨上的老人,多为儿女操心,从山上砍来木头和竹子,做成一排排低矮的长板凳摆在月堂里.白天,妇女们在这里绩麻打草鞋,纺纱织布做针线;晚上,未婚青年男女来这里唱歌谈情,俗称‘行歌坐夜’又称‘行歌坐月’.[5]电影表现了夜幕降临时,三五成群的侗族小伙唱着歌,弹着琵琶和牛腿琴来到月堂,姑娘们则在月堂里绣花等候,男女双方用歌声互述衷情.娘美与珠郎在行歌坐月中情投意合,互交换信物——半块铜钱,私定终身.因为他们的爱情遭到侗族婚姻旧俗“姑表亲”的束缚,双方约谈逃婚.电影演绎了一个侗族古老的爱情故事,表现了侗族“行歌坐月”这种用歌择偶的独特的婚恋习俗,侗族青年男女独具特色的爱情方式无不润泽了观众们的心,满足了观众对被“放逐”爱情的艺术想象.

电影《秦娘美》的成功除了具有时代共名的特征外,还得益于向观众展示了独特的侗族“款”文化.电影尽管书写一个爱情故事,但无疑它是悲剧的,尽管悲剧是由阶级压迫造成的,但它的悲情书写是借助侗族“款”文化实现的.“款,也称为‘门款’或‘合款’,是侗族地区以地域为纽带的村与村、寨与寨、洞与洞之间的一种地方联盟组织”.[6]款组织是侗族地方民间自治组织,由款首、款军、款脚、款坪栽岩、款约、起款六个要素组成.珠郎是被地主银宜杀害而死,但地主银宜对珠郎的迫害却是借助在民间“款”文化完成的.侗族地主银宜为了抢夺娘美,勾结侗族“款首”蛮松,在从江贯洞侗族地区的“起款”活动中,珠郎被诬陷为外族奸细而被处死.“款首即各款的首领……款首平时处理款内事务,执行款约,代表本款出席联席会议;外敌入侵时,则组织和指挥款众进行抵抗”.[7]电影中,具有较大的组织力和号召力的“款首”蛮松将侗族民众包括珠郎集中起来,借助“起款”活动将珠郎杀害.“款组织平时无活动,有重大事情,则召集款众议事,以采取共同行动,这种方式称为起款”.[8]在侗族民众“起款”活动中,“款首”蛮松将珠郎诬陷为勾结外族人的奸细,利用款组织的民族习惯法将珠郎杀害.电影在讲述“阶级斗争”主题下,向观众展示了侗族管理治理社会独特的“款”文化,这种独特的民族民间文化也给观众带来了不同寻常的艺术体验,增强电影的艺术表现力.

“显形文本”与“隐形文本”双层文本结构的运用,使“十七年”少数民族电影《秦娘美》既完成主流意识形态共名的言说,又实现少数民族风情与文化的独特展示.双层文本结构的运用让电影实现了“政治”与“审美”的需要,让国家意识形态得到浪漫化的表达.独特的叙事结构不仅让影片获得时代的认同,同时又超越时代共名的限制,让影片获得永恒的艺术魅力.

参考文献:

[1]黄会林,王宜文.新中国“十七年电影”美学探论[J].当代电影,1999(5).

[2]欧阳予倩.可喜的黔剧《秦娘美》[N].戏剧报,1960(12).

[3]梅兰芳.看黔剧“秦娘美”[N].光明日报,1960-6-26.

[4]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49.

[5]过伟.侗族娘梅故事与文化生态研究方法[J].民间文学论坛,1996(4).

[6]范生娇,麻勇恒.苗族侗族文化概论[M].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195-196.

[7]范生娇,麻勇恒.苗族侗族文化概论[M].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197.

[8]范生娇,麻勇恒.苗族侗族文化概论[M].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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