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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印象
沈 淦
一
最初,读宋末元初周密的笔记小说《齐东野语》,其中有一个与朱熹有关的故事:浙江天台营妓严蕊,不但“色艺冠一时”,而且才华出众.一次宴会上,台州知州唐与正让她以红白桃花为题赋词一首,严蕊即席填了一首《如梦令》:“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与红红,别是东风情味. 曾记、曾记,人在武陵微醉.”唐与正大为称赞,便赏赐给她两匹双丝细绢.不久,朱熹以“使节”的身份来台州巡视,不知是恼恨唐与正对自己不够尊敬、招待不周呢,还是别的什么原因,竟然欲搜集他的罪状加以弹劾,听说他曾经赏赐给严蕊细绢后,就逼迫严蕊承认与唐与正有奸情.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严蕊虽然“系狱月余,备受棰楚”,却“一语不及唐”.后来,严蕊被移籍绍兴,关进绍兴狱中,继续受到严刑拷问,由于她坚决不“认罪”,可想而知,“两月之间,一再受杖,委顿几死”.幸亏没过多久,朱熹被调往别处任职而离开了浙江,岳飞的第三子岳霖担任御史,来到绍兴.他很同情严蕊,便借庆贺新年的机会,命她当场作词来表白自己.严蕊不假思索,口占《卜算子》词一首:“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岳霖既钦佩她的才华,又可怜她已经病体支离,当即判其脱离妓籍从良.后来严蕊嫁给一个皇室近亲为妾,平安地度过了余生.
朱熹对后世的影响极大,他为儒家经典所做的注解如《四书章句集注》等,成为明、清科举考试中八股文的唯一依据.然而,明末清初的大学者毛奇龄却不买账,据《儒林琐记》记载:毛某“掊击宋儒尤力”,竟然扎了个草人,说这就是朱熹,让他侍立在自己身边,每从朱熹的注解中读到有不够准确、不够贴切的地方,就“诘难扑责,以示贬辱”.
对朱熹印象的改变纯属偶然.
那一天,偶然从清人王应奎编著的《柳南随笔》中读到陆游于朱熹逝世后撰写的一篇祭文:“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有倾长河注东海之泪,路修齿髦,神往形留,公没不亡,尚其来飨.”这篇短短的祭文总共只有三十五个字,却凝聚着作者对亡友无限真挚之情.朱熹病终于福建建阳,陆游家居于浙江绍兴,两地遥隔千里;朱熹享年七十一岁,陆游长他五岁,此时已是七十六岁的高龄了.
陆游是笔者最崇敬的爱国诗人之一,他的诗篇令人荡气回肠、忠愤填膺,尤其是临终那首《示儿》诗,更是千古流传,妇孺能诵:“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样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竟然与朱熹有着如此深厚的情谊,竟然对他的逝世如此悲伤痛惜,这里面一定有原因.或许,朱熹也有其过人之处,有着令人崇敬的过人之处?
又是一个偶然,读了南宋罗大经在《鹤林玉露》里记载的这么一个小故事:
朱文公有足疾,尝有道人为施针熨之术,旋觉轻安.公大喜,厚谢之,且赠之以诗云:“几载相扶藉瘦筇,一针还觉有奇功.出门放杖儿童笑,不是从前勃窣翁.”道人得诗径去.未数日,足疾大作,甚于未针时,亟令人寻逐道人,已莫知其所往矣.公叹息曰:“某非欲罪之,但欲追索其诗,恐其持此误他人尔.”
二
正是由于这种钦佩,笔者重新翻开《宋史》,将《朱熹传》又仔仔细细地读了几遍,以期对他有更加明晰的了解:
朱熹祖籍江西婺源,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生于福建尤溪,十九岁中进士,历任泉州同安县主簿、知南康军、提举浙东茶盐公事、知漳州、知潭州、焕章阁待制兼侍讲等职,历南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于宋宁宗庆元六年(1200)病逝于福建建阳,享年七十一岁.
朱熹一生仕途坎坷,他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仅九考(共九年),立朝才四十日.他本人亦不喜为官,屡屡辞职,而将大部分的时间与精力用于著书讲学,是继程颢、程颐兄弟而后理学的集大成者,南宋“闽学”的创始人.作为一代宗师,他著述极丰,有《楚辞集注》、《韩文考异》、《通书解说》等,《宋史·艺文志》中著录者有四十余种,未著录的尚有二十余种,另外由其弟子或后人编纂的著作也有二十余种.清人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称他“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矣”,显然并非溢美之词.
这位南宋大臣、大学者、大教育家的本传洋洋万言,而记录其言论及奏章的文字就占了大约一半.重读《宋史·朱熹传》的结果,是笔者对他由钦佩变成了崇敬.因为,首先,他是一个敢于讲真话的人.
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刚刚登上皇帝宝座的宋孝宗赵眘下诏求取“直言”,朱熹就上了一份奏章,开宗明义地指出:“圣躬虽未有过失,而帝王之学不可以不熟讲;朝政虽未有阙遗,而修攘之计不可以不早定.”接下来就批评开了:您“风诵文辞,吟咏情性,又颇留意于老子、释氏之书”,可是您知道吗,这些玩意儿于治理国家可没什么用处哟.那么,身为一国之君,究竟该如何掌握“帝王之学”与“修攘之计”呢?首先,不可与“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的金人议和,而是要励精图治,使国富而兵强,然后乘衅而动,收复失地.这不与陆游的爱国理念完全一致么?难怪陆游与他成了好朋友.
紧接着朱熹又教育起宋孝宗来:四海之“利病”,百姓之“休戚”,关键在于领导干部的好坏啊;而领导干部的好坏,又在于监督机制——“监司”能否正常运转,能否起到裁庸劣、进贤能的职责;而朝廷又是监司的根本.老百姓能否“得其所”,能否安居乐业,关键在于朝廷.可是,眼下的情况究竟如何呢?无论是那些大大小小的领导干部,还是监督他们的“监司”,都是“奸赃狼藉、肆虐以病民者”,只不过您陛下还不知道罢了——同样明显的是,朱熹这不等于是在指责宋孝宗严重失职么?
其后,朱熹又屡屡上书力主抗金,由于先后任宰相的汤思退、洪适都主张和议,与朱熹“论不合”,朱熹便辞官而归.直到淳熙五年(1178),新宰相史浩任命朱熹知南康军.朱熹一再推辞,朝廷不许,朱熹才至郡上任.第二年夏天,不少地方发生了大旱灾,宋孝宗传旨“监司、郡守条其民间利病”,朱熹便毫不客气地上疏指出:“今宰相、台省、师傅、宾友、谏诤之臣皆失其职,而陛下所与亲密谋议者,不过一二近习之臣.”而这些“近习之臣”是些什么货色呢?他们“上以蛊惑陛下之心志”,“下则召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无耻者,文武汇分,各入其门.”好家伙,这不是明摆着在斥骂宋孝宗贤愚不分、忠奸不辨,是个亲小人、远贤臣的无道昏君么?这还罢了,可朱熹最后竟危言耸听地说:“莫大之祸,必至之忧,近在朝夕,而陛下独未之知.”难怪宋孝宗看了,要勃然大怒道:“这不是将朕看作亡国之君么?”其实,平心而论,宋孝宗固然没有什么大作为,可是矮子里面拔将军,在南宋诸帝之中,还算是满不错的.他在位二十七年间,国内秩序较为稳定,政治较为清明,社会经济亦呈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势头.《宋史·孝宗纪》称其“聪明英毅,卓然为南渡诸帝之称首”,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即以朱熹如此尖锐的言辞,孝宗虽然发怒,却未加以“诽谤”、“大不敬”之类的罪名,既未罢官,又未严惩,更加可贵的是,当有人攻击朱熹“疏于为政”时,孝宗还能实事求是地说:“朱熹政事却有可观.”益发可见他的宽宏大量.
淳熙十五年(1188)是宋孝宗在位的最后一年——因为翌年二月,他就将皇位传给太子赵惇,即宋光宗,自己则退居幕后当太上皇.这一年,排挤朱熹的宰相王淮去职,朱熹入朝觐见皇帝.朱熹见了宋孝宗后,在指出一些弊政如刑狱失当、制钱病民、科罚之弊后,又直言指责孝宗道:“陛下即位二十七年,因循荏苒,无尺寸之效可以仰酬圣志.”紧接着,他觉得口头奏对“有所未尽”,又写了奏章递呈进去,开篇就是危言耸听:“今天下大势,如人有重病,内自心腹,外达四支(肢),无一毛一发不受病者.”如何改变这一大势,那就必须抓紧六大“急务”:辅翼太子,选任大臣,振肃纲纪,变化风俗,爱养民力,修明军政.每一条他都细加阐述,洋洋二千言.奏章送进宫廷,已是夜间漏下七刻,孝宗已经睡下了,又急忙披衣而起,“秉烛读之终篇”.第二天,孝宗传旨让朱熹留在临安城里主管太一宫,兼崇政殿说书,却被朱熹极力推辞掉了.
紧接着在光宗、宁宗两朝,朱熹照样以敢说真话、直言进谏著称.宁宗赵扩即位之初,改元庆元,宰相赵汝愚辅政,推荐朱熹入朝,并“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领望治”,朝政为之一新.在这万象更新的气氛中,唯独朱熹担忧外戚韩侂胄干政,屡屡上书宁宗,又“数以手书启汝愚”,希望引起警惕.可惜赵汝愚认为韩侂胄“易制,不以为意”.结果,韩侂胄以阴谋手段渐渐取得权势,赵汝愚被罢去相位,贬逐而死.韩侂胄还不罢休,指斥理学为“伪学”,将朱熹、彭龟年等反对过自己的五十九人尽皆贬逐,继东汉党锢之祸、北宋元祐党禁之后,又一手制造了“庆元党案”.朱熹既逐,“侂胄益无忌惮矣”(《宋史纪事本末·道学崇黜》),于是专横跋扈、结党营私,权倾朝野,连宁宗皇帝也几乎成了个傀儡.庆元六年(1200)三月,朱熹病逝.又过了几年,韩侂胄妄图以建立“盖世功名”来压抑普遍的不满情绪,借以巩固自己的权势,又仓促伐金,遭到惨败,他自己亦被礼部侍郎史弥远等密谋刺死.
除了敢于讲真话,朱熹的心中还一直装着普通老百姓,这是他的又一可贵之处.
面对着皇帝,无论是言谈还是奏章,他都把老百姓摆在一个重要的地位反复告诫:“四海利病,系斯民之休戚”,“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他直言指出“民力之所以重困”的原因,就是殷切希望皇帝能够“爱养民力”.在担任地方官的九年之中,朱熹更为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实事.淳熙五年(1178),朱熹受命治理南康军(郡名,治所即今江西赣州).《宋史·朱熹传》说他在南康任上“兴利除害,值岁不雨,讲求荒政,多所全活”.什么叫“荒政”?《宋史·尤袤传》中记载说:与朱熹同一时代的南宋官员尤袤任江东提举时,也碰上大旱灾,他便效法朱熹“讲荒政”,即下五等的农户,所欠租赋在五斗米以下的,全部蠲免.尤袤推行于诸郡的结果,是“民无流殍”,与朱熹的“多所全活”起到了同样的效果.
淳熙八年,浙东一带久旱无雨,水源枯竭,农田龟裂,造成严重饥荒.是年八月,刚从知南康军任满的朱熹,移官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出于对灾民的关心,朱熹“即日单车就道”.在上任的路上,他就移书他郡,募集米商往浙东贩粮,并郑重许诺给以减免税收的政策优惠.于是,米商们的粮船纷纷驶往浙东,待朱熹到达任所时,“客舟米已辐辏”.朱熹又经常“单车屏徒从”,四处察灾情,访民隐,所到之处,人们都不知道他就是堂堂的提举使大人,于是那些枉法、不积极救灾的官员都受到严厉查处;还有一些贪官污吏则识相地弃官而去.这一来“所部肃然”,官场风气亦为之一变.浙东地区举凡“丁钱、和买、役法、榷酤之政,有不便于民者”,朱熹“悉厘而革之”.救荒有了成效,朱熹又“随事处画”,为百姓谋求“经久之计”,并严肃查处各地有行贿受贿、徇私枉法行为的官吏.朱熹一系列的便民措施,得到了浙东百姓的衷心拥护.宋光宗即位后,朱熹改任漳州知州.他又根据当地实情,上奏废除所属各县的“无名之赋七百万”,并减免“经总制钱四百万”,大大减轻了百姓的负担.
三
除了敢于讲真话、心中装着老百姓外,朱熹还有许多优点:比如说重视教育、重建白鹿洞书院;比如说安贫乐道,虽然因“箪瓢屡空”而不得不经常向人借贷,可是“非其道义则一介不取”.这些都不细说了,不过关于朱熹弹劾唐与正一事,《宋史·朱熹传》中倒有比较详细的记载,笔者再参照《宋史·王淮传》、《宋史·郑丙传》及《续资治通鉴》等有关史料,叙述如下:
唐与正即唐仲友,与正是其字.宋孝宗淳熙九年(1182)七月,朱熹以浙东常平茶盐公事的身份视察灾情来到台州,台州百姓纷纷状告知州唐仲友贪污受贿、违法收税等劣行.朱熹“按得其实”,便向朝廷上章弹劾.哪知唐仲友与宰相王淮不但是同乡,还是儿女亲家,与吏部尚书郑丙又是好朋友,此时因郑丙等人的推荐,已经被提拔为江西提刑,只是还没来得及离开台州.朱熹一连上了三份奏章,都被王淮扣留着不奏知孝宗.朱熹毫不气馁,继续上书,一共上了六份——《郑丙传》说是十份.王淮看看实在隐瞒不下去了,才将朱熹及唐仲友自辩的奏章一并交给了孝宗.孝宗令人查究.可是一则由于王淮、郑丙等人的庇护,二则宋孝宗亦“不欲穷其事”,唐仲友仅仅被免去原职,那江西提刑却改由朱熹担任.这大概就是《齐东野语》中所说的调往别处任别职吧?不过在《宋史·朱熹传》与《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八上,都是“辞不拜,遂归”五个字,也就是说,朱熹没有接受任命,而是弃了官职,回家乡著书立说、教书育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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