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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杜甫精神的世界性
[摘 要]在“跨文化交流”中,杜诗的解读与阐释实现了中华文化内部的自我认证与“他者”的互证、互识与互补,杜甫精神的世界性得到诗意呈现.由于杜甫精神承载着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因此,它是世界性的.杜甫精神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推己及人的人道主义精神,二是以民为本的人文精神,三是人天同构的天人合一精神.杜甫精神对于构建人类伦理价值体系、处理政治得失与民心向背的关系、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等方面都具有广泛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跨文化交流杜甫精神世界性借鉴意义
人类所面临的问题具有相似性,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与途径也具有趋同性与一致性,因为人的大脑结构是大体相似的,而思考的对象也是相似的,建立在这一认识基础之上的人类价值追求也具有趋同性与一致性,也就是说人类具有共同的价值追求.相比而言,建立在人性相通基础上的文学,最能鲜活地体现人类生命形式与生命体验的相通性与一致性,能够更加生动地呈现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
由于文学能够承载着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世界文学”这一概念便应运而生.这一概念是歌德在1827年的若干文章、信件与谈话中提出来的.歌德总是将自己看成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他从世界上各种样式的文学中吸取养料,使他的作品达到令人吃惊的历史跨度.歌德在对《德国故事》的评论中使用了“Weltliteratur”这个词.美国简·布朗在《歌德与“世界文学”》一文中说：“‘Weltliteratur’这个词,我们现在称之为‘跨文化交流’,指一系列的全球对话和交换.在这种对话与交换中,不同文化的共性日趋明显,个性却也未被抹杀.”①这种“共性”,就是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是世界性的.这种“个性”,就是民族文化自身的特性.
在这种“全球对话与交换”之中,中华文化既保持着自身的个性特征,同时又呈现出人类文化的共性特征.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像孔子、孟子、老子、庄子那样的思想巨人,也出现过像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苏轼、汤显祖、曹雪芹那样的文学大家,他们从不同方面呈现着中华文化的精神价值,体现了中华文化的“个性”,同时也呈现人类文化的精神价值,体现了人类文化的“共性”,是世界性的.
杜甫是儒家仁民爱物思想的实践者,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集大成者.杜诗承载着以仁爱为核心的杜甫精神,它主要体现为推己及人的人道主义精神、以民为本的人文精神、人天同构的天人合一精神.杜甫精神的世界性是指它体现了人类的共同价值,它是通过“跨文化交流”“全球对话与交换”来实现的.
勒内·安田伯在《比较不是动机》中说：“我们可以通过援引公元前至12世纪的汉诗来阐释欧洲18世纪前期浪漫主义的所有主题.很明显,因为文学形式和体裁是共存的,不变的因素是存在的,总之,人是共存的,因而文学也不例外.”②人的共存性决定了东西方文学存在的某种共同性和一致性,二者也因此而存在互证、互识、互补的可能性,可以用汉诗来阐释欧洲文学的主题,当然,也可以用西方文学阐释中国文学的主题.有鉴于此,对于杜甫精神的理解,既可以从中华文化内部来解读、阐释,这是一种自我认证机制,也可以从“他者”视域来解读、阐释,通过互证、互识、互补,可以加深我们对杜甫精神世界性的认识和理解.勒内·安田伯的“人是共存的,因而文学也不例外”的观点,在爱德华·赛义德那里则有另一种表达,即文化的杂交性与混成性.赛义德认为,“一切文化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是孤立单纯的,所有的文化都是杂交性的,混成的,内部千差万别的”③.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杜甫精神而言,它既呈现了中华民族个性的价值追求,又呈现了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这种“杂交”与“混成”,充分证明不同文学可以在“跨文化交流”“全球对话与交换”中互为关照、互为阐释.将杜诗承载的杜甫精神置于世界文学的范围来思考,它体现了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世界性,从杜诗在世界各地的传播来看,它实现了这种在“全球对话与交换”中互为关照、互为阐释.
在中国文学史上,杜甫与他的诗歌成为一道独特而亮丽的风景.自北宋中期以后,杜甫对中国诗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研究杜诗,蔚然成风,出现了“千家注杜”的局面.一千多年以来,在杜诗的不断阐释过程中,形成了历久弥新的杜诗学.承载杜甫精神的杜诗在中华文化内部得到了自我认证,杜甫成为中华民族公认的伟大诗人.以仁爱为核心的杜甫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系统上极其重要的部分,冯雪峰说：“在文学者的人格与人事关系的一点上,鲁迅是和中国文学史上壮烈不朽的屈原、陶潜、杜甫等,连成一个精神上的系统.这些大诗人,都是有着伟大的人格和深刻的社会热情的人.”④可见,“壮烈不朽”的杜甫连接着这个“精神的系统”,这个“精神的系统”中呈现出的“伟大的人格和深刻的社会热情”,塑造着中华民族的文化人格,并为这个民族的永续发展提供生生不息的精神动力.
外国学者从“他者”的视域解读、阐释杜诗,其看法与国内学者有惊人的一致,他们也认为杜甫是伟大的诗人.美国现代诗人王红公( KennethRexroth)说：“杜甫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诗人,在某些方面,他比莎士比亚或荷马更为超越,至少他更为自然、更为亲切.”⑤刘若愚在《中国诗学》中说：“一种语言的最伟大的诗人,像莎士比亚与杜甫,不仅比其他任何诗人都更广大更深入地探索人类经验的境界,而且也将该语言的领域扩大.”⑥宇文所安说：“杜甫是最伟大的中国诗人.他的伟大基于一千多年来读者的一致公认,以及中国和西方文学标准的罕见巧合.”⑦
可见,在“跨文化交流”“全球对话与交换”中,中外学者实现了对杜诗的互证、互识、互补.王红公所说的“（杜甫）比莎士比亚或荷马更为超越,至少更为自然、更为亲切”,既可以在胡适的“杜甫是我们的诗人,而李白则终究是‘天上谪仙人’而已”⑧那里得到印证,也可以从鲁迅的“我总觉得陶潜站得稍稍远一点,李白站得稍稍高一点,这也是时代使然.杜甫似乎不是古人,就好像今天还活在我们堆里似的”⑨那里得到印证,由于杜甫抒写的是与家人、朋友并由此而推及天下的情感,因此,让人感到“更为自然”“更为亲切”,与李白、莎士比亚或荷马相比,杜甫更接地气,更能让我们能感受到他的呼吸.刘若愚所说的“更广大更深入地探索人类经验的境界”,可以从冯至所说的杜诗内容的广泛性或深刻性“都超过了杜甫以前的和与他同时代的诗人的作品”⑩那里得到恰如其分的回应,至于“语言领域的扩大”,莎士比亚的作品对英语的表现力的极大丰富与杜甫“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语言锤炼,都是对诗歌语言的实验与探险,都是“语言领域的扩大”.宇文所安所说的“中国与西方文学标准的罕见巧合”,这个“罕见巧合的文学标准”究竟是什么,宇文所安没有直接说出来.文学是以人为中心展开的,所体现的是以人的情感、人的命运、人类的终极关怀为内涵的人道主义精神,这应该是文学追求的目标,而这一文学标准在承载杜甫精神的杜诗里得到完美的表现.综上所述,承载杜甫精神的杜诗可以在“跨文化交流”“全球对话与交换”中进行互证、互识、互补,在这一过程中,杜甫精神的世界性得到完美地呈现.
杜甫精神的世界性是在中华文化内部的自我认证与“他者”解读、阐释中逐渐呈现出来的.在中华文化内部解读、阐释杜诗,一般都会将它置于儒家文化背景下进行,因为杜甫确认了自己在中华文化中的立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奉儒守官”,诗人的这一立场,决定了他的文学表达,也为后来的解读者、阐释者提供文化切入的通道.杜甫所奉之“儒”,是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原始儒家仁民爱物的思想,诗人将它作为自己立身处世的原则.杜甫用他的生命、用他一生的实践来充实儒学的内涵,杜甫精神正是在他的道德实践与身体力行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其核心是仁爱,杜甫精神的其他方面都是以此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杜甫精神中的“仁爱”,与西方文化中的“博爱”存在着某种共同性与一致性,“爱”是其中最大的公约数,杜甫精神中的这种“爱”,是人间大爱,是人类之爱,是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是世界性的.
那么,何谓仁爱？孔子说：“里仁为美.”孟子阐释为：“仁者爱人.”并且认为人天生就具有人道主义情感,所谓“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他强调的是将“仁义”根植于内心,由内而外地自觉施行仁义.孟子还将这种自觉行为具体化,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实际上是一种推己及人的人道主义精神.孔子、孟子的思想偏重理性,而杜甫由仁爱衍化出来的推己及人的人道主义精神是感性的、形象的、生动而具体的,具有强烈的情感色彩与鲜明的个性特征,因为杜甫将它置于个体生命的整个运行过程之中,将它化为生动的生活经验和感知,化为震撼人心的诗意的存在.
杜甫将仁爱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由近及远、由亲及疏,是一种自然情感的流动,符合人的本性,并为人们普遍接受.在杜甫的诗歌里,我们随时都能感受到这种情感流动,无论对家人,还是朋友,还是天下苍生,诗人流露出的感情都是那么自然、真切、感人,让人感觉到他“好像今天还活在我们堆里似的”“更为自然、更为亲切”.
与家人的情感是人类最美好的情感,最符合人性,最能体现人伦价值,杜甫抒写这种情感的诗作很多,表明他的仁爱精神是从身边的家人逐渐展开的.杜甫在诗中往往称自己的妻子为“老妻”,看似平淡,却灌注了相依相守的深情.从“老妻寄异县”（《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老妻忧坐痹”（《遣闷奉呈严公二十韵》）的彼此担忧,到“昼引老妻乘小艇”（《进艇》）、“老妻画纸为棋局”（《江村》）的日常生活的描绘,无不表现平常夫妻的患难与共.杜甫无时无刻不牵挂自己的妻子儿女,从“妻子隔绝久”（《述怀》）、“妻孥隔军垒”（《雨过苏端》）对妻子、儿女的无限牵挂,到“妻子衣百结”（《北征》）的生活境遇的呈现,再到“妻子山中哭向天”（《徒步归行》）、“却看妻子愁何在”（《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的喜怒哀乐的表现,无不表达杜甫对家人的关爱.杜甫在诗中称自己的儿子为“娇儿”、称自己的女儿为“小女儿”“痴女”,这些称谓让一个慈父的形象跃然纸上,如：“娇儿不离膝”（《羌村三首》其二）、“娇儿恶卧踏里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遥怜小儿女”（《月夜》）、“痴女饥咬我”（《彭衙行》）等等.杜甫在家中始终扮演着长兄的角色,诗人对弟妹的关怀、牵挂、思念也在诗中多有表现,如“有妹有妹在钟离”“有弟有弟在远方”（《乾元中寓居同谷作歌七首》）、“故乡有弟妹”（《五盘》）、“团圆思弟妹”（《又示两儿》）、“弟妹各何之”（《遣兴》）、“弟妹萧条各何往”（《九日五首》其一）等等.
杜甫将这种仁爱精神由家人推及到朋友,这在杜诗里都作了生动的表现.杜甫一生交往的朋友很多,如政治上的同道房琯、严武、贾至等,诗友如李白、高适、岑参、郑虔等.杜甫对朋友相当真诚,如房琯罢相,杜甫逆鳞抗争,并因此而遭贬.房琯死于阆州僧舍,杜甫前往吊唁,作《祭故相国清河房公文》美房琯之功,为自己的救援无成而感到“终生愧耻”.严武、贾至遭外放,杜甫客居秦州,衣食无着,百病缠身,却仍然寄与长诗,赞美他们“开辟乾坤正”的巨大功绩.郑虔贬于台州,杜甫对年老的郑虔格外担忧,《题郑十八著作》表达了诗人对郑虔的无限思念.郑虔去世后,诗人又写下《哭台州郑司户苏少监》一诗寄托悲恸与哀思,其中,“豪俊何人在,文章扫地无.羁游万里阔,凶问一年俱”之句,最为沉痛.杜甫与李白的友情贯穿了他的生命历程,从与李白携手同游、抵足而眠（《赠李白》）,到对李白风神的赞美（《饮中八仙歌》）,再到“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不见》）中对李白遭遇的同情,都倾注了诗人对李白的深情厚谊.杜甫当年与高适同游梁园,后来又在成都草堂留下赏梅、饮酒、赋诗的文坛佳话.闻高适去世,诗人写下《闻高常侍亡》一诗寄托哀思,后来,诗人又读到高适人日见寄诗,睹物思人,泪如泉涌,又写下《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诗》.杜甫对朋友的关怀无处不在,对朋友的感情至真至纯,这是诗人仁爱精神的另一种呈现.
不仅如此,杜甫还将对家人之爱、朋友之爱这种情怀推及到天下,从而成为一种天下情怀,进一步拓展了仁爱的空间,提升了仁爱的境界,使仁爱具有人间大爱、人类之爱的丰富内涵.杜甫的这种仁爱精神在他对“平人”“失业徒”“远戍卒”“天下寒士”等的关怀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又呈吴郎》一诗中,诗人对曾是自己邻居的老妇人充满同情与牵挂,嘱咐“吴郎”予以关照.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一诗中,诗人遭遇了丧子之痛,却“吾宁舍一哀”,因为他听到里巷的呜咽,想到了他人同样的遭遇.想到了自己“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都尚且如此,而一般的“平人”“失业徒”“远戍卒”,境况不是更加糟糕吗？这是由一己之悲到天下人之悲的升华,这是何等的情怀！这种情怀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一诗中表现得更加明显,置身于风雨飘摇的茅屋之中,想得更多的却是天下寒士的遭遇,“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之句,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还是将来,都会发出震撼人心的力量,“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之句,是一种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自我牺牲精神的高扬,可以说,此诗是杜甫仁爱精神的最高升华.
人类的存在自有其一套伦理价值体系,人道主义是这一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杜甫体现在家人、朋友、乃至天下的仁爱精神,实际上是一种推己及人的人道主义精神,“推己及人”既体现了中华文化处理人伦关系的个性特征,同时又体现人类文化的人道主义的共同价值追求,因而,杜甫精神得到世界范围内的广泛认同.宇文所安说：“杜诗体现出一种宽容的人性,甚至连现代西方读者都能明显感受到”,“杜甫不仅表白了自己的心迹,还交织融汇了个人体验与民众体验,个人价值观和民众价值观.”⑩宇文所安所说的“宽容的人性”,与杜甫对家人无微不至的关怀、对朋友一往情深的牵挂、对天下之人无处不在的悲悯形成对照,是对杜甫推己及人的人道主义的高度概括.“个人体验与民众体验”“个人价值观和民众价值观”的融汇,这是对杜甫推己及人、感同身受、个人情感与人民情感融为一体的另一种表达.德国学者莫芝宜佳说：“最令西方读者惊异的或许正是自我同情与同情他人之间那种不同寻常的关联,恰恰是诗人特有的自我表现成了坦诚面对世人苦难的前提.”这种“不同寻常的关联”,是诗人与天下人情感与命运的关联.杜甫从来就不是一个顾影自怜的诗人,他常常由自己的不幸遭遇推想天下人的不幸遭遇,将一己之悲升华为天下人之悲,与天下苍生同呼吸共命运,杜诗通过“自我表现”,来传达“世人的苦难”.由此可见,杜甫推己及人的人道主义精神,在跨国传播中是超越“他性”的,杜诗在“跨文化交流”中得到互证、互识、互补,在中华文化的本土话语与域外话语的有效互动中,达到人类伦理价值的同构.
三
杜甫以民为本的人文精神是世界性的.“人民”,代表了社会的绝大多数,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主要力量,因此,无论什么样的政府,都应当把人民的利益置于重要的位置之上,否则就难以为继.民本思想强调的是“人民”这个群体的利益,与西方的人本主义有差别,但更多的是相通之处,当“人民”这个群体的利益得到维护的时候,“人”作为个体才有可能得到全面发展,人类的文明进程才有可能得以推进,由是观之,以民为本的思想浸透了人文精神,为世界各国人民普遍认同,具有世界性的意义与价值.杜诗承载着以民为本的人文精神,杜甫对清明政治的向往,对人民安居乐业的期待,对战争、苛政、腐败奢靡等社会现实的猛烈抨击,表现了诗人以仁爱为核心生发出来的以民为本的人文精神.杜诗个性化的抒写与情感表达的普遍性,容易在世界各国人民心中产生强烈的共鸣,诗人以民为本的人文精神可以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解读和阐释.
民本思想是中华文化对人类文化的重要贡献,它发端于殷周之际,备受历代统治阶级的重视,因为它解决了政治得失与民心向背的重大政治课题.《尚书·盘庚》的.重我民”“施实德于民”“视民利用迁”,《国语·鲁语上》的“民和而后神降之福”,《左传》（庄公三十二年）的“国将兴,听命于民；国将亡,听命于神”.孟子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思想,所谓“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孟子强烈的反战意识是他民本思想的重要方面,所谓“春秋无义战”,是对战争的彻底否定,认为施行仁政,方可无敌于天下,所谓“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在其后的历史演进过程中,这一思想得到不断丰富、深化,贾谊在《新书·大政上》中说：“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唐太宗认识到国家与人民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资治通鉴》卷一九二）
服膺儒学的杜甫必然受到这种历久而弥新的民本思想的影响,他在《送顾八分文学适洪吉州》一诗中明确提出“邦以民为本”的主张,诗人以天下苍生为念,既是对朋友的劝慰,也是他自己的理想追求.浦起龙说：“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会寄焉者也.”@换言之,杜诗是玄宗、肃宗、代宗三朝的事迹与人民生活的反映,诗人把个人情感的抒写与时事、社会生活的情状紧密结合在一起,始终心系人民、关注人民,这就使他的诗歌呈现出以民为本的人文精神,具体表现为对战争、苛政、腐败奢靡等社会现实的批判意识.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的“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之句,是对横征暴敛的无情揭露,“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是对贫富悬殊、社会失衡的猛烈批判.《驱竖子摘苍耳》“乱世诛求急,黎民糠牦窄.饱食复何心？荒哉膏梁客”是对乱世“诛求”的批判.他认为,社会的稳定不是依靠金城汤池,而是要减免赋税,要俭德治国,在《有感五首》其一中揭示了盗贼与王臣之间转化的关键因素,就是看统治者是否施行仁政.在《提封》一诗中,诗人呼唤“俭德”与“俊义”,希望统治者施行仁政,推恩以保四海.
杜甫的反战意识相当强烈,他历经“安史之乱”,饱受颠沛流离之苦,对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有更加直接、更加清醒的认识,在他看来,无论什么样的战争,遭殃的始终是人民,这种反战意识是建立在以民为本的思想之上的,体现了杜甫以民为本的人文精神.其系列诗作如“三吏”“三别”《草堂》《光禄坂行》《苦战行》《去秋行》《警急》《王命》《征夫》《西山三首》等既呈现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又寄寓着诗人强烈的反战意识.杜甫没有像盛唐边塞诗人那样抒写英雄主义的豪情,他为我们呈现的却是“被驱不异犬与鸡”的士兵、“哭声直上千云霄”的生离死别与“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味已”的穷兵黩武.他在《前出塞九首》其一中说：“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弃绝父母恩,吞声行负戈”,在诗人看来,与君王无休止的开疆拓土相比,士兵的生命、与父母的人伦关系显得更为重要.在《前出塞》其六中说：“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在他看来,即便是夷狄,也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也不能肆意屠杀,这就是杜甫比别人看得更为深刻、更为高远的地方.杜甫揭示了战争的最终结果就是没有赢家这一深刻道理,翻开杜诗,那些描写战争给人民带来灾难的诗句随处可见,比如：“战伐乾坤破,疮痍府库贫”（《送陵州路使君赴任》）、“路衢唯见哭,城市不闻歌”（《征夫》）、“谈笑行杀戮,溅血满长衢.到今用钺地,风雨闻号呼”（《草堂》）、“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刺史.群盗相随剧猛虎,食人更肯留妻子”（《三绝句》其一）、“殿前兵马虽骁雄,纵暴略与羌浑同.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三绝句》其三）、“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野哭千家闻战伐,夷歌数处起渔樵”（《阁夜》）,等等.
杜诗所呈现的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意识、反战意识,充分体现了杜甫以民为本的人文精神.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在《杜甫的诗论与诗——在京都大学文学部的最后一课》一文中说：“让所有的存在物都幸福地、和谐地存在,这样的世界是杜甫所理想的.为迎接这个理想的实现而不倦地呼吁,对妨碍它的实现的种种因素不倦地,这就是存在于他骨子里的内容.”⑩杜甫的理想社会是他在《忆昔二首》中描绘的“开元盛世”,这就是吉川幸次郎所说的“让所有的存在物都幸福地、和谐地存在”.然而,这种理想的社会状态很快被“安史之乱”颠覆,诗人对战争、苛政、腐败奢靡等社会现实表现出强烈的批判意识,因为它们都是“妨碍它（诗人的理想）的实现的种种因素”,“不倦地”（或者说批判）成为诗人“存在于骨子里的内容”.在这里,杜甫的以民为本的人文精神在两种不同的视域得到互识、互证、互补.朱迪特·戈蒂耶在《玉书》（增订版）的前言中说：“（杜诗）因其更真率、更清晰、更富于温和的情感和对悲苦所袭的人的怜悯,故更易于翻译.”@“他者”所感受到的这种悲悯,与我们的感受是一致的,这是诗人站在民本思想的高度发出的悲悯.19世纪法国文艺批评家蒙太古说：“与唐代一般诗人热衷于抒情地表达微妙而细致的个人感情不同,杜甫更为非个人化,他懂得从自我出发表达中国社会老百姓的悲伤,对这一切感同身受.”⑩他揭示了杜甫诗歌创作的人民立场,这是杜甫以民为本的人文精神的生动体现.
珍爱和平、反对战争,这是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杜甫之所以反对战争,是因为他与他那个时代的人民饱受战争之苦、离乱之苦.蒙太古认为,“他（杜甫）悲叹战争所造成的破坏,他描绘老兵在对过去的怨恨中死去.甚至在纯粹的抒情诗中,杜甫也以一种戏剧性的形式叙述了中国社会的疼痛”,“他的诗具有一种真实而真诚的,足以感动至纯人性的情感,这种情感能够跟生活在如此遥远的欧洲读者心中发生共鸣”⑩.曾仲明认为：“杜甫的《兵车行》和《石壕吏》向读者展示了存在于中国人之和平精神.”⑩由此可见,杜甫反对战争的思想得到了更大范围的认同.人类历史上的无数次战争,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深重的灾难,当今世界也不太平,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冷战思维、零和博弈严重影响世界和平,人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和平的价值,更加倾向于用对话、谈判的方式来处理地区之间的冲突,更加懂得用人类文明进程中产生的智慧解决各类争端.陶文昭在《科学理解命运共同体思想》一文中说：“中华文明蕴含着博大的天下情怀,从‘以和为贵’、‘协和万邦’的和平思想,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处世之道,再到‘计利当计天下利’、‘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价值判断,再到新中国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命运共同体意识既是当今世界的需要,也是传统价值的继承.”⑩由此可见,中华文明的天下情怀与和平思想对人类文明进步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杜诗强烈的反战意识,表明了诗人对和平的热切渴望,把杜诗放在当今复杂多变的国际语境下解读、阐释,它给世界各国人民带来的启示是不言自明的.
四
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是向自然无尽索取,还是与自然和谐相处,是杀鸡取卵满足一时之贪欲,还是顺应自然获取永续的发展,毫无疑问,人类更应该选择后者,这也是中华文化对这一世界性问题的最好回答,人与自然之间应该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这一境界在杜甫诗歌中都作了生动的表现,《岳麓山道林二寺行》中“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鸟山花吾友于”之句,表现的是天人一体、物我同构；《后游》中“寺忆曾游处,桥怜再渡时.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之句,呈现了物我同一、物我交融的情状；而《房兵曹胡马》中的“马”成为诗人人格精神的象征：“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竹批双耳峻,风人四蹄轻.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诗人的自我形象也因为天人一体、物我同构而被物化.
在杜甫看来,只要天人一体、物我同构,人与万物就可以交通成和,进行无障碍的情感交流.在他的笔下,鹦鹉懂得人的喜怒哀乐,“鹦鹉含愁思,聪明忆别离.翠衿浑短尽,红嘴漫多知.未有开笼日,空残旧宿枝.世人怜复损,何用羽毛奇”（《鹦鹉》）；鸬鹚也是通人性,成为诗人的常客,在外前来去自由,“门外鸬鹚去不来,沙头忽见眼相猜.自今已后知人意,一日须来一百回”（《三绝句》其二）；家犬的通灵与忠诚,“旧犬知愁恨,垂头傍我床”（《得舍弟消息》）；燕子也懂得同病相怜,“湖南为客动经春,燕子衔泥两度新.旧入故园曾识主,如今社日远看人.可怜处处巢居室,何异飘飘托此身.暂语船樯还起去,穿花落水益沾巾”（《燕子来舟中作》）,等等.
杜甫的人天同构的天人合一精神,在对待自然万物方面主要表现为“爱物”,这是由儒家的“仁爱”精神生发出来的,人之爱物,是因为物各有其美,杜甫在他的诗歌里呈现自然万物之美.从“黄师塔前江水东,春光懒困倚微风.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深红爱浅红”（《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五）,到“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同上其六）；从“不是爱花即欲死,只恐花尽老相催.繁枝容易纷纷落,嫩蕊商量细细开”（同上其七）,到“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绝句》）；从“风含翠筱娟娟净,雨渑红蕖冉冉香”（《狂夫》）,到“冉冉柳枝碧,娟娟红”（《奉答岑参补阙见赠》）,等等,都是通过对自然万物之美的呈现来激发人的爱物情怀.
杜甫笔下的理想自然界,与他笔下的理想社会是相对应的.人民安居乐业,丰衣足食,男耕女织,不失农时,天下友善,且能礼乐兴邦,这是杜甫的理想社会,他在《忆昔二首》其二中作了这样的描绘：“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百馀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在诗人看来,因为人天同构、天人合一,那么与之相对应的自然世界也应该是和谐的、宁静的、有秩序的,自然万物不为外在之物所伤,方能显现自然万物之美.“寂寂春将晚,欣欣物自私”（《江亭》）,“只道梅花发,那知柳亦新.枝枝总到地,叶叶自开春”（《柳边》）,“断桥无复板,卧柳自生枝”（《过故斛斯校书庄二首》其二）,“春花不愁不烂漫,楚客唯听棹相将”（《十二月一日三首》其二）,“自来自去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江村》）,“远鸥浮水静,轻燕受风斜”（《春归》）,“细动迎风燕,轻摇逐浪鸥”（《江涨》）,“风蝶勤依桨,春鸥懒避船”（《行次古城》）,“娟娟戏蝶过闲幔,片片轻鸥下急湍”（《小寒食舟中作》）,等等,都是杜甫笔下与理想社会相对应的自然界.
“安史之乱”的社会失衡引发了杜甫对社会现实猛烈抨击,对遭遇不幸的人民寄予关注与同情.同样,杜甫对自然界失衡也是相当敏感的,自然界中出现众多弱小的、病态的与衰微的事物,是自然界的失衡,同样引发诗人的强烈关注.对社会失衡与自然界的失衡的关注,也体现了诗人人天同构的天人合一精神.如：诗人笔下的“柏树”,遭遇“岂知千年根,中路颜色坏”“岁寒忽无凭,日夜柯叶改”（《病柏》）；高大的棕榈却免不了枯死的命运,“其皮割剥甚,虽众亦易朽”“交横集斧斤,凋丧先蒲柳”（《枯棕》）；病橘的生存状态更令人担忧,“纷然不适口,岂只存其皮.萧萧半死叶,未忍别故枝.玄冬霜雪积,况乃回风吹”（《病橘》）；瘦马的情状实在是苦不堪言,“东郊瘦马使我伤,骨骼硉兀如堵墙”“皮干剥落杂泥滓,毛暗萧条连雪霜”（《瘦马》）,等等.《观打鱼歌》是对渔民“截江”捕鱼,毫无节制地捕杀,最终招来的是天怒人怨与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又观打鱼》是对暴殄天物的现象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冬狩行》是对梓州刺史章彝对野生动物滥杀滥捕、赶尽杀绝的极大讽刺,杜甫反对任何形式的生态环境的破坏,诗人寓居夔州,亲历夔人大旱求雨的场面,巫师求雨无望（《雷》）,继之以烧山的方式来求雨,结果造成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火》）.当然,杜甫的这类诗歌往往将自然生态的批判与社会批判交织在一起,完成诗人精神世界里的人天同构、天人合一,完成诗人所要表达的政治上的讽喻.如《病柏》中的“‘丹凤’、‘鸱鹗’四句,喻正人摧折,则善类悲之,小人快之,又从而寝处之”.《病橘》“此借橘以慨时事.病橘不供,适当减膳之时,疑是天意使然.但恐责有司而疲民力,故引献荔事为证.”①《枯棕》：“因军而剥棕,既悲棕之枯；因枯棕而念剥民同之,因悲民之困.盖朝廷取民,大类剥棕,取之有节则生,既剥且割,则枯死矣.”@可以说,杜甫人天同构的天人合一精神,极大地丰富了他的诗歌内涵.
杜甫的人天同构的天人合一精神,实际上就是要维护自然与社会的动态平衡,只有达到这种平衡,才能“让所有的存在物都幸福地、和谐地存在”（吉川幸次郎语）.自然与社会的平衡,在陶渊明那里表现为别有洞天、充满诗意的“桃花源”,杜甫也有同样的期盼,在他的《春日江村》其一中就出现过“茅屋还堪赋,桃源自可寻”这样的诗句,“桃源”一词,就是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顾立伟在《文学解读的世界性——以中国古代文学的国外传播与研究为例》一文中说：“新西兰汉学家路易·艾黎将‘桃源’译为‘the Utopia of TaoYuanming’.”可见,杜甫要寻找的“桃源”与陶渊明勾画的“桃花源”,成为“他者”视域里的理想社会,得到了“他者”的认同.尽管“桃花源”充满浓厚的空想色彩,但是,它又是人类在黑暗中前行的必不可少的光亮,因为遭遇时代与个人悲剧的人们更需要心灵的慰藉.马克思、恩格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对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进行了科学划分,人类社会沿着他们勾画的美好未来更加坚实地前行.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无论处于什么时代,处于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人们追求理想社会的愿望都是趋同的、一致的.杜甫的人天同构的天人合一精神,蕴含着世界各国人民追求理想社会、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它是世界性的.当今世界面临着严重的生态危机,如何实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世界各国亟待解决的问题.世界各国都可以从杜甫人天同构的天人合一精神中获得启示,学会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一是发扬杜甫的“爱物”精神,爱护环境,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学会与环境友好相处,一是要维护生物的多样性,保护动植物,使其不被外物所伤,只有这样,人类社会才会获得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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