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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郑大华《民国思想史论（续集）》
民国思想史是中华民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虽已引起专家学者重视,然而相关著述并不多见,其学科边界还比较模糊.郑大华勇于进行开拓性的研究工作,先后出版《民国思想史论》《民国思想家论》,初步勾画了民国思想史的发展线索与研究框架.2010 年9 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民国思想史论（续集）》,是郑大华近年所写部分论文的结集,内容涉及民国历史发展脉络、社会思潮、知识分子思想变动以及一些难点问题.该书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民国时期的重要社会思潮,即社会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的研究,思想深刻,新意迭出,是全书的亮点.
作者对社会主义思潮的研究是全书的一大亮点.以往关于近代中国社会主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阶段,即清末民初社会主义的初步传入阶段,以及五四时期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阶段.以后讲社会主义,主要是就中国人及左翼文人作零散的分析,鲜有整体性研究.作者在广泛搜集报刊史料的基础上,发现20 世纪30 年代谈论社会主义、向往社会主义是中国知识界（以报刊编辑、大学教授为中坚,不限于中国人及左翼文人）的普遍现象,可将其作为社会主义思潮来进行整体性研究.作者通过分析上世纪30 年代的国际局势来探究社会主义思潮兴起的原因,其中观察到一个极为重要的现象,那就是：苏联“一五计划”的辉煌成就是引发此次社会主义思潮的直接原因.在资本主义世界深陷经济泥潭、中华民族面临空前民族危机的上世纪30 年代初期,苏联“一五计划”的巨大成功显示了社会主义的魅力,也让中国知识界看到了民族复兴的曙光.以探讨苏联“一五计划”取得成功的原因为契机,不少知识分子远赴苏联实地考察,同时以苏联为主题的报刊书籍不断涌现,《大公报》《时事新报》《东方杂志》以及《独立评论》等著名报刊也大量刊登关于苏联的专论.苏联人民团结一致建设祖国的热情,激发了中国知识界对社会主义的向往.以《东方杂志》1933年的“新年梦想”征文为例,希望未来中国是一个没有阶级压迫、消除贫富差别、废除私有制度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文章占了绝大多数.在这场“苏联热”中,作者敏锐地观察到,知识分子有一个普遍的认识,那就是普遍地将计划经济视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鉴于这一思想认识对于中国当代历史的影响极为深远,“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人们才逐渐认识到,无论是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实际上都是经济运行的一种方式,它与社会性质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并无必然的联系”,作者用大量篇幅来探究这一思想认识得以形成的历史原因.研究发现：上世纪30 年代知识界对社会主义的谈论有“跟风”“盲动”的特点,始终漂浮于“计划经济”的表面之上,未冷静推向深层学理研究,对计划经济缺乏系统的分析,以至于将计划经济看作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一解释符合历史发展趋势,极具洞见.新中国成立以后,人们长期陷入这一思想误区,不正是因为正常的社会科学研究遭受中断,“什么是社会主义”得不到学理上的滋养所造成的吗？改革开放以后人们走出这一思想误区,不正是因为正常的社会科学研究受到重视,“什么是社会主义”得到了学理上的阐明所带来的吗？作者对上世纪30 年代社会主义思潮的研究,为我们总结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作者对民族主义的研究也颇多可圈可点之处.首先,作者以宏大的研究视野,勾画出民族主义的三个不同发展阶段及其核心内容（清末民初是民族主义的形成阶段,以民族建国为核心内容；五四时期是民族主义的发展阶段,以民族自决为核心内容；“九一八”以后到抗日战争结束是民族主义的高涨阶段,以民族复兴为核心内容）,既清晰又准确.其次,对每一阶段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学理基础、表现形式与特征进行了细致论述,其中许多观点都是发前人所未发.比如,作者认为中国古代就有民族主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华夏中心”观、“华尊夷卑”观、“夷夏大防”观可视为中国传统的民族主义思想,后者与西方近代民族主义一道,构成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又如,作者首次梳理了费希特民族主义思想传入中国的脉络,并以此来观照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复兴思潮、文化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再如,作者明确将五四时期的收回教育权运动、非基督教运动、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热界定为文化民族主义运动来加以考察.另外,值得借鉴的是,作者对“民族主义”这一概念的运用非常灵活,曾根据研究对象与历史语境的变更,先后提出文化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理性民族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偏激民族主义等概念,有益于问题的深入讨论.
第二,加强阐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及九一八事变在民国思想史上的分水岭意义,突出了民国思想史的内在发展逻辑,弥补了学术界在此问题上的不足.
长期以来,思想史分期往往从属于政治史分期.比如,以往学界普遍以1840 年战争作为近代思想史的起点.作者曾在《晚清思想史》一书中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这种观点割断了思想史发展的连续性,“使前一时期的思想成了无终之果,而后一时期的思想则成了无源之水”.这种对思想史内在发展逻辑的重视,也贯穿于《民国思想史论》以及《民国思想史论（续集）》之中,主要表现为作者用大量篇幅来考察第一次世界大战、九一八事变对民国思想演变的影响,彰显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九一八事变在民国思想史上的分水岭意义.
《民国思想史论》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民国思想的影响是巨大的,主要表现为它改变了民国思想发展的历程,奠定了西化思潮、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思潮三大社会思潮互融互摄、交相论争的基本格局.为加强读者的印象和理解,作者还列数战前战后的思想变动：战前进化论流行,战后互助论兴起；战前科学主义流行,战后科学万能论受到批判；战前文化取代论流行,战后中西文化调和或互补论受到欢迎.《民国思想史论（续集）》则进一步考察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受一战的影响所发展出来的新形式（民族自决思潮、经济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新特点（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互动、民族主义的现代性拓展、参与民族主义运动的阶级和阶层更加广泛）,揭示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
同时,作者高度重视九一八事变对民国思想的影响.《民国思想史论》指出,九一八事变引发的民族危机,直接促成了民族复兴思潮的兴起；五四时期关于东西方文化孰优孰劣的争论,渐渐淡出,知识分子的言论焦点开始转向探讨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复兴.《民国思想史论（续集）》进一步探讨这种影响.作者的研究表明：九一八事变促成了中国民族主义的新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民族主义融入了新的学理,即费希特的民族主义思想；其二,民族主义在文化层面的反映——文化民族主义,得以高涨并走向成熟；其三,民族主义对其他社会思潮（自由主义）的摄受力明显加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开始放弃个人自由优先于国族自由这一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而认同了以国族自由优先于个人自由为基本原则的民族主义.为进一步加深读者对九一八事变后民族主义之新变化的理解,作者以《大公报》“社评”为基本材料,探讨知识界于九一八事变后在对待日本侵略、国联调停、废止内战等重大问题上所持立场的特点.对比《东方杂志》《独立评论》来看,《大公报》反对“对日一战”,主张抵抗；反对依赖国联,主张理性外交；反对国共内战,主张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作者将《大公报》的这种立场和主张概括为理性民族主义,即从实际情况出发,理性地思考和处理事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避免情绪化、非理性化的行为和言论,使读者感受到九一八事变后民族主义的新变化.《民国思想史论（续集）》还分析了思想界对九一八事变的应对.作者以胡适、罗隆基、胡愈之为例,探讨中国知识界对国联调处九一八事变的不同反应.难能可贵的是,作者不仅从“对国联调处的态度”“对国联报告的评价”“对国联决议的期待”等三个方面细致梳理三位知识分子的不同反应,还从“与国民党的关系”“对国联及国际法的认识”“对中日实力的认识”等角度深入揭示了造成不同反应的原因.
正如作者所言,长期以来学术界注重探讨第一次世界大战、九一八事变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矛盾的影响,而甚少关注它们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因此,作者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九一八事变思想史意义的揭示,本身就具有填补学术空白的意义,同时也不失为对民国思想史分期的有益探索.
第三,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和研究方法,纠正了许多不实的或片面的观点.
近年来,不少论者在“范式转换”“重评历史”的旗帜下,否定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否定近代中国追求民族独立与社会进步的主旋律,对过去被认为是进步的人物、思潮和流派加以贬斥,对过去被认为是落后的人物、思潮和流派加以褒扬.作者曾撰文将这种现象界定为“非历史主义倾向”,并对其危害进行了揭露.综观作者的每一部学术著作将会发现,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抵制非历史主义倾向,贯穿于作者学术研究的每一个方面.
首先,作者是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来界定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在《晚晴思想史》中,作者提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是由近代中国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决定的.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民族独立,使中华民族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亦即后来的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下解放出来；二是社会进步,实现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变.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就是各个不同时期的人们围绕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究竟提出了那些思想、观点和主张,这些思想、观点和主张提出后对社会产生过那些影响,以及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对社会产生影响的,并总结其经验教训,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民国思想史论》以及《民国思想史论（续集）》自觉地沿用《晚晴思想史》对思想史研究对象的界定,反映出作者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优良学风.
其次,作者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民国思想史论（续集）》提出了“把历史人物置于他所处的社会时代之中,看他的活动在多大程度上顺应或满足了当时社会的发展趋势或需要”的评价标准.就近代中国而言,社会的发展趋势或需要有二,即民族独立与社会进步,“在中国近代史上,凡是对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起过积极作用的历史人物就应肯定,反之,则应否定”.作者以这个标准,对史学界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人物（如李鸿章、慈禧太后）、较具争议的思想观念（如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梁启超晚年的思想）、分歧较大的思想派别（如东方文化派、甲寅派）作出了客观公允的评价,有力纠正了各种不实或片面的观点.如作者通过分析清末历史发展脉络,对《走向共和》编剧组虚构历史情节、将李鸿章塑造为忍辱负重、大义凛然的爱国志士的做法,提出了批评.
再次,作者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历史研究方法.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学具有重大的方法论意义,其中最基本的一条,就是要求研究者最大限度地占有史料,做到论从史出.和先前出版的著作一样,《民国思想史论（续集）》所征引的史料极为可观,达数百种之多.比如在论述上世纪30 年代的社会主义思潮时,为了论证“苏联”已然成为知识界的主要话题,作者征引了几十种报刊资料,并采用列表的方式标出报刊、篇目与作者.这份列表竟达五页纸之多！作者扎实厚重的学术态度由此可见一斑.正因为该书占有的资料非常丰富,所以能真正做到论从史出,得出的新观点也能使人信服.
《民国思想史论（续集）》还涉及其他课题,比如东方文化派、甲寅派以及学衡派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想,五四时期《改造》杂志的社会主义思想以及上世纪30年代《益世报》的宪政思想,其中不乏独到的见解,但与作者对社会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的研究相比,稍显逊色,故不多加介绍.
《民国思想史论（续集）》也有一些不足之处：书中第二编名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五四思想界的影响”,但该编之下的“《改造》与五四社会主义之传入”这一章节,却甚少体现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这份杂志的影响,让人感觉这样的编排似乎不尽合理；书中第三编名为“五四时期的文化保守主义派别”,但该编之下的“论甲寅派的保守主义思想”,则不限于分析甲寅派的文化思想,而对其经济思想、政治思想也进行了深入分析,似有“跑题”之嫌.当然,瑕不掩瑜,就整体而言,《民国思想史论（续集）》是一部资料翔实、立意深刻、重点突出的思想史著作,它的出版,必将推动民国思想史的研究.
( 作者系深圳博物馆深圳改革开放史研究中心馆员,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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