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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40文：新闻人如何成为大时代忠实记录者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这句话让许多新闻人引以为傲.但实际情况却复杂得多.正如并非所有历史都是史诗、都值得回味,新闻是“易碎品”“速朽品”,才是不少新闻人不得不面对的残酷现实.
如果能在多年以后,写出的新闻作品还可以被提起、被关注、被品味,那是一位新闻人最感欣慰和自豪的事情.感谢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契机,感谢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的专家和新闻界的同行,自己的一篇小文得以入选“报道改革开放40年40文”.欣喜之余,更多的是回顾与反思：面对浓缩了改革开放40年历史的报道清单,思考作为新闻人,怎样按照同志提出的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的要求, 立足社会现实, 关注发展大势,把握时代脉搏,书写出无愧为明天历史的优秀新闻作品,做改革开放大时代的忠实记录者.
行走路上,才能踏准时代律动的脚步
报道改革开放40年40文,刊发在《人民日报》上的有13篇.除了言论和时政报道,有一半以上的新闻作品,都是写作者行走路上、扎根基层采写出来的.尤其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优秀新闻作品,如范敬宜为农村生产自主权辩护的《分清主流与支流 莫把“开头”当“过头”》,吴象、许仲英的《农民为什么如此喜欢生产责任制——安徽农村见闻》,孙连成的《长途贩运是投机倒把吗？》,毕靖、徐光耀对女排夺冠后北大学生喊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这一时代强音的特写《“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等,都生动体现了新闻界前辈一个执着的信念：好新闻是用脚写出来的.
脚力是眼力、脑力、笔力的基础.“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范敬宜从大学一毕业就瞒着家人,到东北从事新闻工作,下基层、到一线是家常便饭.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不久,安徽凤阳和辽宁一些地方出现包产到户,当时舆论大哗,说“资本主义复辟了”.对这一敏感的新情况,当时在农村部工作的范敬宜就到曾经插队落户十年的辽宁建昌县进行调查.他走访了许多社队,与很多干部群众交谈,发现有些地方的生产队有了生产自主权,群众反映“活起来了”,由衷地高兴.但不少地方群众还是“只有劳动权,没有自主权”,那些说“过头”的人,是因为观念没有转变,忘记了群众路线的老传统,不去了解实情.他的调查报道在《辽宁日报》见报当天,他又去基层采访了.不久,这篇报道就被《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转载,还加了600多字的编者按,特别指出,“还有一些领导同志,对三中全会确定的方针、政策,本来持怀疑态度,甚至有抵触情绪,自己又不深入调查,看看群众和基层干部在想什么,实际情况是怎样,一听到有人叫‘过头了’,自己也跟着叫起来”“作为新闻工作者,要像《辽宁日报》记者范敬宜那样,多搞一些扎扎实实的调查,用事实来回答那些对三中全会精神有怀疑、有抵触的同志”.
许仲英是人民日报社的老记者.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不久,他就到安徽淮北农村采访,1979年春又来到十年动乱时期就搞过“包产到户”,后来又被“反资本主义复辟”的浙江永嘉县、黄岩县等地采访,与农民深入交流,甚至因此被省里的人告到.在大量调研比较的基础上,他写成了《农民为什么如此喜欢生产责任制》,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有力推动了全国农村改革.老记者林里则是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后不久,一些改革做法还被认为是“大逆不道”、备受争议的情况下,深圳蹲点采访,先后写了50多篇报道.他的《深圳特区见闻》实际上是一组“新闻式通讯”,提供了大量扎实的事实与数据,结论让读者根据事实去得出.从这组通讯的主标题《工资》《效率》《物价·货币》《万元村》《富在前头》以及《特区外边》等,就可以感知到记者的脚步已踏遍特区的各个角落.
尽管只有13篇作品,但联缀起来,却完全可以反映改革开放40年这一大时代的主要脉络.这得益于《人民日报》作为党机关报的权威地位,同时也得益于一代代人民日报新闻人,始终行走在路上,才踏准了时代律动的脚步,连点成线,连线成面,真切反映了改革开放40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
关注大局,方可练就发现新闻的慧眼
细读《人民日报》入选“报道改革开放40年40文”的新闻作品,尤其是老一辈新闻工作者的佳作,一个突出的感觉,是他们的观察力、发现力或者说是“眼力”惊人,既见人之所见,亦见人之所未见.
老记者林里在深圳住招待所,发现内地来的人,都反映深圳物价高、东西贵,似乎成了经济特区的一个“污点”.但他经过“衡量”“观察”,发现这只是那些内地拿工资,到深圳工作、生活的人的感受,当地渔民、农民和工人感觉与此完全不同.住在隔壁的香港人更有意思,一个夜晚要付比内地人高三倍的房租,还连声说便宜便宜,“没想到,才收这么一丁点儿房租”.林里就这一现象,对当地市场进行了调查,对比深圳与北京的生鱼、水果、蔬菜的,再对比两地人工资水平,得出一个结论,“有了高工资,没有相应的高物价,怎么回笼货币”,认为深圳的高物价,自有它的合理性,不必大惊小怪.这不是根据什么经济学原理推导出来的,完全是因为用心观察,自然得出的结论,也很让人信服.
范敬宜勤跑基层“脚力”好,眼力更是非同一般.他有一篇“睡”出来的好作品.那是1982年春天,范敬宜还在辽宁日报社工作的时候,到辽宁康平县两家子公社采访,晚上就住在公社秘书的办公室.从就寝到次日早晨,没有来过一个电话,也没有一个农民来报案告状或要钱要粮.第二天他问公社秘书,以前是什么情况,公社秘书说,以前经常刚刚睡下,电话铃又响了,不是下达播种指标,就是追生产进度,冬天只好把电话机搬到枕头旁边.村干部和农民也经常来公社要农贷和救济粮,往往天不亮就有人来堵公社党委书记的被窝.范敬宜问同来的宣传干事：“你发现什么没有？”干事说：“没有.”范敬宜却说：“我可发现大新闻了.”后来他写出的驻村札记《月光如水照新村》,登上了《人民日报》,很有说服力地反映了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发生的新变化.有了这样敏锐的观察力,写出《分清主流与支流 莫把“开头”当“过头”》也就不足为奇.
西哲有言：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对新闻人而言同样如此,生活中并不缺少新闻,缺少的只是“眼力”、发现力.正所谓“太山之高,背而弗见；秋毫之末,视之可察”.对许多新闻人来说,有脚力,能深入基层,只是第一步,如果没有一双敏锐的“慧眼”,就可能“身入宝山空手归”,挖掘不到有价值的新闻.
好眼力从哪里来？新闻工作者的眼力,来自丰厚的人生阅历,来自严谨细致、尽心竭力的工作作风,更重要的是来自对党和国家发展大局的深切关注, 来自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准确把握,来自对基层群众苦乐忧欢的深刻体察.林里是一位抗战时期就开始新闻生涯的老记者,他的新闻报道,与中国的革命、建设步伐紧紧相随,他不同时期的新闻报道侧重点虽然不同,有正面宣传也有批评报道,但都是紧紧围绕党的政策进行.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准确把握,加上他也曾在广东做过新闻工作,长期在南方基层采访,这不但使他在做深圳经济特区报道时,能够有底气,顶住各种压力,同时也能敏锐地发现深圳发展变化的细节,从而写出与众不同、有力配合党和国家发展大局的重头报道.
把握大势,努力积累脑筋能想的本事
同志提出的脚力、眼力、脑力、笔力,是一个环环相扣、紧密联系、互为补充的整体.其中脑力的作用最为核心与关键.脑力是一种思考力,通过思考我们才能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探索规律,最终解决问题.在新闻实践中,脑力在每个环节都必不可少：我们要到什么地方采访,到了现场如何发现、观察什么,最后素材资料如何取舍成文等,都离不开脑力的支持.1939年,同志为《新中华报》题词就两个字：多想.民国名记者黄远生曾提出记者素养的“四能”,即“脑筋能想、腿脚能奔走、耳能听、手能写”,其中“脑筋能想”放在第一位.而同志之所以首先强调脚力,原因是当下有些新闻工作者机关化、官僚化,不愿深入基层搞调查研究,所以他很有针对性地首先提出脚力.但同志同时也特别强调脑力的重要性：“工作贵在多思多想,让脑子动起来、活起来,提高思考能力和抓问题能力,练就拨云见日的功夫.”
脑力首先是一种问题意识.常跑农村的许仲英在十年动乱中被下放“五七”干校的时候,仍然在思考：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靠正确解决了农村问题才取得的.社会主义建设要取得胜利,也需要正确解决八亿农民的问题,而这个问题远没有得到解决,所以他认为“很值得研究一下” .这份“ 脑力”,成就了他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写出了反映农村变革大势的重头稿件.
获得第26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的《五问中国经济——权威人士谈当前经济形势》,也是一篇“脑力”成就的力作.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下行压力较大,各种质疑、争议、猜测此起彼伏.《人民日报》经济社会部记者通过对各种观点的梳理思考,提炼成一套具有较高解读难度、但人们最为关注的五个提问：增速回落是否合乎预期？经济运行为何出现走势分化？下行压力较大怎么办？如何看待经济运行风险？宏观调控应当从何着力？形成五条主线,请来核心经济决策部门的权威人士作答.与一般经济报道不同,这篇文章不是只看眼前问题、就事论事,而是探寻经济发展的大的规律与趋势,很有思辨性地回答了新常态下,经济发展中的一些新问题新现象.文章发表后,一时洛阳纸贵,被誉为“近来年经济形势宣传的标杆性力作”,很多省市、部委、企业、智库专门组织专题学习和研究,这篇文章自然成了反映这一时期经济思潮的“现象级作品”.
笔者的拙作《村民自治头一年》,也是沾了“脑筋能想”的光.在采写这篇文章之前,记者多次参加国家民政部门组织的有关村民自治的研讨会,还专门跟随有关部门组织的、美国卡特中心观摩村委会选举活动.透过老外们高度关注、农民们积极参与的现象背后,自己对村民自治的现实与历史意义,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2000年前后,农村改革深化,农民意识增强,农村干群矛盾激化,有人甚至认为无解.而村民自治,给了农民自主管理自身事务的机会,选举、决策、管理、监督,有利于调动农民积极性,减少干群冲突,促进乡村和谐.尽管当时对村民自治有不同看法,甚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了整整十年之后才予以修改正式颁布实施,但通过思考不难发现,村民自治代表了一种基层社会治理的大趋势,值得大力推动.因此笔者先后采写了多篇与村民自治有关的重头稿件.200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到福建开展村委会组织法执法检查,自己被专门点名参加执法检查组,并受到时任福建省省长同志的接见.《村民自治头一年》这一稿件,也获得当年《人民日报》好新闻一等奖.一个看似很“草根”的题材,能引起这么多关注,原因就在于它反映的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大趋势.
心有人民,自会展现书写时代的妙笔
入选“报道改革开放40年40文”的《灾难中挺立伟大的中国——写在中国人民抗击四川汶川大地震之际》,是《人民日报》的一篇评论.评论被称为党报的旗帜,更是党机关报的特色.不过,一般人对党报评论的印象,往往是形式呆板、话语枯燥,严肃有余、活泼不足.对《人民日报》的评论,不消说更得敬而远之.然而《人民日报》的这篇评论,只要开读细品,就会一改对党报评论的刻板印象,有耳目一新之感.因为它属于人民日报评论方阵中的一个独有品牌：任仲平.
“任仲平”的含义就是“《人民日报》重要评论”.任仲平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人,最初是来自《人民日报》上至社领导下到普通记者编辑的组合,一篇文章要经过多人修改、多次打磨.个别时效性不很强、主题阐发又比较困难复杂的,从题目选定到最后成稿,写作与修改时间甚至长达一年.《人民日报》评论部编制扩大后,任仲平才主要由评论部人员承担.1993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第一篇署名“任仲平”的文章《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四届三中全会》,自此以后,每逢重大历史事件或重大时间节点,《人民日报》都会推出任仲平文章.从第14届中国新闻奖开始,任仲平评论几乎包揽每一届中国新闻奖特别奖.
任仲平之所以能成为党机关报的评论品牌,一方面因为它所评论的题材重大,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独有的写作风格.在多年的写作探索中,任仲平逐渐告别僵化呆板的党报评论样式,形成灵活丰富的表现手法、亲切生动的语言风格.全国各类报刊写的文章可以说是无计其数,但独有这篇当选,除了《人民日报》的权威地位和文章本身的思想性,更主要的还是它独具特色的文笔,通篇文章所彰显的强劲笔力.
笔力是一种表达力,表面看是写作技巧、语言艺术问题,实质上反映的是作者对受众的态度问题：是高高在上,还是平等对话；是故作高深,还是用心沟通；是敷衍文字,还是饱含真情.任仲平文章的最大特点就是,说的通常是“大党大国大报”的大事,读起来却像是一篇篇举重若轻的唯美散文,往往从一幕幕具体场景、一件件简单小事、一个个浅显道理说起,层层推进,引人入胜.正如这篇任仲平文章的主要策划者和写作者之一、时任人民日报社评论部主任卢新宁所说：在一个日益开放、价值多元的时代,党报评论要实现舆论引导功能,必须研究受众的心理和利益构成,进行“话语体系”和“修辞模式”的重建,换言之,不仅是别人“听得到”,更需要让别人“听得进”.这就意味着对受众的尊重,写作要“以人民为中心”.
即使像评论这样举世瞩目的沉重灾难,这篇任仲平也在不失宏大的评论格局中,尽力捡拾灾难中的感人细节.比如母亲给怀里的孩子留下临终短信“亲爱的宝贝,如果你能活着,一定要记住我爱你”,又如年幼的孩子在废墟下吟唱“幸福和快乐是结局”——“灾难中挺立伟大的中国”这一悲壮的大主题,通过这样一个个感人细节,就有了情感共鸣的坚实支撑与事理认同的逻辑基础,更容易抓住受众的心.
毕竟,评论的是一个震惊世界的重大事件,这篇文章的开头,是以“上帝之眼”角度,以文学电影式的笔法开篇：“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北纬31度,东经103.4度.山崩地陷,江河呜咽.”文中也有不少时空跨越式的评论语言,让人们对整个抗震救灾有一个全景式了解,但从行文中,能明显感觉到评论作者始终照应着受众的感受,时刻保持着平等对话的姿态,把读者拉入对话的场景,包括直接引用网民的留言：“这一次,我们悲恸而不苦痛,哀伤而不绝望,关切而不惊慌,焦急而不失信心.因为,国家的进步已经成为佑民的天.”如此,不但一个重大事件的部分场景与意义,通过一篇评论,丰富厚重地展现和揭示给受众,鼓舞了成千上万中国人,同时评论本身,作为重大事件的忠实记录,也被载入了历史.
作者系人民日报社研究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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