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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出发《文摘报》旧报新读栏目的实践和

“没想到我们报界前辈的报道和这些重大改革关系这么密切!”这句话是笔者近段时间经常听到的,说这话的往往是较年轻的新闻同仁.让他们产生如此感触的,是我们推出的“旧报新读”栏目.

从2018年2月10日开始,《文摘报》开辟了“旧报新读——改革开放40年路上的人和事”栏目,选摘各大报刊刊登过的、曾经对改革开放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旧闻”,并配发新的解读文章,至今已刊出20余期.这个栏目是《文摘报》结合自身的“文摘”特点,创新报道视角及形式,做好改革开放40周年宣传报道的有益探索.

一种价值,经受了时间的考验

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进程,已经改变了中国,并将持续改变中国.作为党报《光明日报》的子报,《文摘报》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应该牢固树立“四个意识”,自觉服务重大主题宣传.在改革开放40年的宣传中,《文摘报》需要化被动为主动,结合自身特点,做出点“花样”来.过去,《文摘报》在一些重要时间节点、一些重大主题宣传中,如党的十九大、全国宣传等,与母报《光明日报》同频共振,通过做专题、开专栏,积累了一些主题宣传的经验,但是因为“文摘”性质的局限,缺少原创元素,基本上仍是“就米下锅”式的宣传,力度不大.开辟“旧报新读”栏目,是一次有策划的行动.

“旧报新读”,可以说是针对新闻报道的再次报道.正如《文摘报》在开栏的《致读者》中所说:世间文章千千万,总有那些“不寻常”,如航标、星宿,熠熠发光.它们或是岁月的刻痕,或是历史的见证,或是时代的坐标,或是命运的呐喊,或是人世的长歌……这些文章不仅“美”,而且“真”,还很“实”,彰显出文字的劲道与力度.

改革开放这一重大主题,可挖掘的历史信息和思想文化资源非常丰富,用今天的视角去讲述改革开放40年路上的人和事,容易扣人心弦.40年的进程,无论是宏大叙事,还是小人物的命运变迁,都回味无穷.开办“旧报新读”专栏,就是要将此间那些动人而“不寻常”的篇章重新打开,重新唤醒,重新编排,请读者读,请读者品,请读者思,把读者带回到改革开放那些燃烧的岁月,引导他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更好地投身改革开放的大潮.

对于栏目的名称,我们当初颇费思量.“旧报”是针对目前的时间点而言,所谓的旧,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自当有耳目一新甚至石破天惊之感.“新读”是针对过去的时间点而言,站在新时代,重温这些文章,回顾那段历史,既为了一种长久的思想文化价值,也为了一种继续前行的动力;既为老读者读,更为新读者读,每一期的内容也据此分为两部分:旧报道+新解读.

“旧报新读”栏目首篇刊发的,是时任光明日报记者王晨(现任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78年6月18日发表于《光明日报》的长篇通讯《深入宝库采明珠——记抗疟新药“”的研制历程》,在刊发这篇40年前“旧闻”的同时,配发解读文章《春天里的心跳 四十年不停歇》,介绍2015年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等中国科技工作者开展研究40年来取得的成就,揭示了当代中国科技发展的时代主题,让读者明白,为什么研究的领头人屠呦呦能获得诺贝尔医学奖,为什么说改革开放给中国的科技事业带来一个又一个春天.

紧接着,“旧报新读”栏目刊发了40年前著名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节选),并配发解读文章《40年,这部作品仍令人念念不忘》.很多读者说,新旧两篇文章读来荡气回肠,感慨万千.40年前的1978年,是改革开放元年,也是中国科学事业唤来春天的一年,著名作家徐迟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描写了数学家陈景润的感人事迹.经历过“”后的中国知识分子,从这部作品受到鼓舞,受到教育,受到鞭策,在全社会兴起了尊重知识,热爱科学,报效祖国的良好社会风气.这种追求和理想,不仅在当年显得珍贵,在今天的社会同样具有巨大的价值.有读者说,《文摘报》这组文章引导我们回顾那段难忘的历史,增强了“四个自信”,激励着人们更好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奋勇前行.

新闻记录历史,改变今天,影响未来.通过这个栏目,我们相信,人们会对“改革开放40年路上的人和事”有更真切的理解,对新闻的价值有更深刻的判断和体悟.

一种观念,与时俱进不断拓展

报纸毕竟是新闻纸,读者读报,首先,为了满足对“新闻”的需要.其次,时代在发展,新闻实践也在发展,特别是新媒体的勃兴,催发了新闻观念的深刻变化.过去我们理解,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今天,新闻的时间边界实际已经被打破.新近,已经变成了“即时”,一个事实在发生那一刻,往往就已经同步完成新闻的生产和传播.如果一定要从时间之新来界定,新闻应该是正在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而在新闻传播的实践中,定义新闻,除了时间这一维度,还有一个更开放更有价值的讨论视角,就是让事实的信息(无论是过去发生、新近发生,还是正在发生)与读者最新最现实的信息需求“勾连”起来,对于读者来说,未知而欲知的事实的信息就是新闻,包括历史上的旧人旧事.

“旧报新读”栏目从设计到付诸实践,都体现了这样的新闻观念.“旧报新读”栏目,首先要帮助读者了解欲知而未知的“改革开放40年路上的人和事”,这些人和事对读者兴许是陌生的,因而是“新鲜”的.但是,光讲这些故事还不够,还要讲清故事背后所蕴含的重大社会问题,以及这些问题的解决对于整个历史进程的意义,由此可以与当下的社会现实关联起来,让读者从这些人和事的回顾里,产生新的体悟,得到新的见解,以更好地面对未来.所以说,好的旧报新读选题,一定是历史感和时代感的双重体现.

既有历史感,又具时代感,就成为选择什么样的人和事的凭依.40年风云变幻,多少人和事已成过眼烟云,但仍有一些人和事经过媒体的报道,影响到社会发展的进程,镌刻在历史的记忆深处.大凡主流媒体上这样的人和事的报道背后,都承载着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那是关乎党和国家的思想路线问题;蒋筑英的系列报道,揭示的是中年知识分子英年早逝问题,知识分子的待遇过低问题;“韩琨事件”揭示的是科技人员业余收取报酬是否合法的问题;《一个工程师出走的反思》揭示的是人才合理流动问题.“关广梅现象”,直面的是社会上对于当时的改革究竟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揭示的是关系改革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

这些问题在今天之所以不再成为问题,是因为已经被解决了.这些曾经困扰着人们的重大问题,通过媒体的报道和推动,汇集各方面形成合力而得到解决,以至于现在的人们可以忘掉其曾经存在,这是历史的进步,是今人的幸运.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新时代,面对着新的矛盾和问题时,这段历史中的人和事,可以提供有价值的镜鉴.

有这样一个说法:20世纪80年代,《光明日报》的一篇文章拯救了李谷一和《乡恋》所代表的流行唱法,《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拯救了崔健和摇滚乐.发生在改革初期文艺领域的两个标志性的事件,成为“旧报新读”栏目的重点关注.通过对两个事件的讲述,既还原那段历史,又让读者深刻感受到我们国家40年来发生的变化真是翻天覆地,而每一个进步都来之不易.

艺术形式的创新,如今早已是稀松平常的事,但是,今天的年轻人恐怕很难理解,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先锋创作与守旧教条水火不相容,文艺界和整个社会都在新旧思想的交锋中艰难前行.“旧报新读”栏目选摘《李谷一与<乡恋>风波》一文(原载《光明日报》1980年10月8日),并配发解读文章《<乡恋>:歌声里的改革信号》,对事件进行了回顾和解读.《乡恋》是在1979年的最后一天在电视台首先播出的,当李谷一那带着浓浓乡愁、“含着嗓音”的歌声出现时,听惯了高昂嘹亮歌声的观众既惊讶又惊喜,一时间,《乡恋》在全国流行开来.可是,有人认为这种唱法“不正经”,不符合社会主义艺术规律,有人说这只是适合在酒吧里唱的歌曲,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娱乐生活的情调,有人甚至批评这是“亡国之音”.然而,人民的喜爱就是时代的呼声.在1983年电视台举办的首届春节联欢晚会上,现场设立的观众点播电话不约而同都是要点播李谷一的《乡恋》!在广大观众的强烈要求下,春节晚会最终播出了歌曲,受到群众的高度评价.

“旧报新读”栏目接着刊发了1988年7月16日《人民日报》的报道《从<一无所有>说到摇滚乐——崔健的作品为什么受欢迎》,以及解读文章《那年的崔健,那时的“一无所有”》,对30年前中国流行音乐崭新的表达方式给广大群众带来的精神解放和探索未来的积极意义,进行了回顾与思考.

现在的年轻听众,或许仍然知道李谷一和崔健,但只有参与到这种回顾中,才能真切感受到处在改革关口的两位艺术家的创新探索所代表的意义.再听到对应的作品,就有了新的体会.而这份解读,也就具备了新的意义.

一次探索,延伸报纸的品牌价值

在信息过剩的互联网时代,文摘类报刊如何延展优势, 捍卫品牌?“旧报新读”可算作一种主动的探索.

20世纪80年代,文摘类报刊快速发展,那个年文摘,是因为读者获取信息渠道不足,需要通过《文摘报》来广采博取,满足他们的信息需要.今天,《文摘报》的生存环境已然发生深刻的变化,在信息泛滥的情况下,简单的拿来主义肯定是行不通了.人无我有,你做不到;人有我新,你也很难做到;人新我特,才是唯一的出路.《文摘报》要延伸品牌的生命周期,传统的内容生产方式必须更新,必须在彰显特色上下更大的功夫.

特色从哪里来?鉴别、摘取、浓缩、集萃.这是文摘类报刊编辑的看家本领,也是打造自身特色的不二之途.

一是从源头上做文章,打破时间轴局限,不止是最新的报刊文章,旧报中的丰富资源也尽可发掘;二是对内容深度加工,进行二次甚至多次创作,甚至适当加入一些原创元素.如此既不偏离“文摘”的基本定位,又对旧文价值进行一个延伸,可以说,“旧报新读”是《文摘报》历来强调的“二次创作”的高级版. 有读者来信说,“旧报新读”提升和深化了文摘功能.还有一点,编辑队伍思维方式和知识结构、能力结构的自我更新非常重要.《文摘报》的编辑工作,过去更多地近乎一种“剪刀+浆糊”的简单劳动,在互联网时代,要办一张有生命力的报纸,编辑满足于做一个 “匠人”是断然行不通的,必须有互联网思维,有创新的紧迫感和动力.还要有见解,会讲故事,能做原创作品,有生产融媒体产品的能力,这样才能让自己生产的内容质量与自身的职业竞争力同步提升.

在文摘报的微信公众号上,“旧报新读”系列文章也受到欢迎.新媒体的受众与纸媒有所区别,这一点,我们在标题制作上就进行了体现.举例说明,“韩琨事件”在报纸上的标题是《韩琨事件:折射知识分子命运的时代变迁》,较为稳重;在公众号上采用的标题则是《使大批科技人员免除牢狱之灾的“韩琨事件”》,更加直接.这篇文章被很多人转载和转发,取得了不俗的阅读量,许多年轻人从这篇推送中了解到,韩琨这个也许并不重要的人物,因为个人的遭遇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大讨论,由此改变了一个群体的命运,正如时任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方毅对时任光明日报负责人说的:“韩琨事件使一大批类似韩琨这样的科技人员免除了牢狱之灾!”这一特殊年代的特殊遭遇,折射出历史的进步,反映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命运的巨大变迁.

《文摘报》的探索,不仅为自身品牌延伸助力,也为母报价值赋能.在留言和反馈中,不少人表示被文中的一段话所打动:《光明日报》20世纪80年代的报道中,因为有了勇气,才敢于突破旧的政策和观念,敢于顶住压力与抵制改革的势力进行较量,敢于旗帜鲜明地支持在改革中出现的新生事物,为改革助阵呐喊.张志新、遇罗克、马寅初、孙冶方、栾茀、韩琨、蒋筑英等人物报道便是《光明日报》当时刊发的影响最大、效果最好、最为社会各界称道的成功的人物报道.每个人物报道都呼应着一个重大的时代主题和社会关切.而这些人物报道的推出无不彰显着报人的勇气.这份勇气,对应着锐意进取和责任担当,至今不可磨灭.

在上述的实践和思考中,我们认识到,“旧报新读”作为一个栏目,它的生存周期总是有限的,而把它作为文摘类报纸的一种办报思路和理念,则富有持久的实践价值.

作者系文摘报总编辑、中国文摘报研究会会长

回顾历史论文范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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