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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上事关生死的三次重要对谈

1940年代,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全民族抗日战争进入重要的历史关头.此时,高瞻远瞩,不仅运筹如何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而且开始思考中国在胜利后如何不重蹈历史王朝覆辙的问题.他在三次“重要对谈”中提出的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观点,都关系党的生死存亡问题.这三次“重要对谈”,即:“甲申对”“窑洞对”“赶考对”.

第一次“甲申对”:致函郭沫若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

1944年3月,中国全民族抗战进入后期,胜利的大势已趋明朗.郭沫若撰写的纪念明朝和大顺王朝灭亡三百年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后,在延安的赞赏郭文说,全党同志对于我党的几次骄傲引发的错误,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是年11月,在六届七中全会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期间再函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缺点错误,希望随时示知.与郭沫若的这次笔谈,姑且称之为“甲申对”.

第二次“窑洞对”:对黄炎培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

1945年7月初,党的七大刚刚闭幕,国民参政员黄炎培等6位先生访问延安.在5天考察期间,领导人与黄炎培一行举行了3次会谈.问黄炎培,对延安的感想如何?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图了解到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稍作思考后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次著名对谈,史称“窑洞对”.

第三次“赶考对”:对周恩来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怎样才能防治腐败?的上述两次对谈实际上给出了答案.一条是兢兢业业、永不骄傲;一条是新路、民督政府.这两条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教育自律和制度他律两个方面.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这两个思想的发展就是1949年3月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所强调的“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两个务必”,可视为两次对谈内容的提升.在党由西柏坡迁往北京城时,说:今天是进京“赶考”嘛.周恩来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说: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这段对话,被人们誉为“赶考对”.

无论是与郭沫若的“甲申对”还是与黄炎培的“窑洞对”,两次对谈实际上是一个主题,即如何防治腐败,保持的先进性、纯洁性.为什么李自成农民军亡得这样快?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腐败.他的大多数将领贪图享乐,奢靡成风,无心打仗.吴三桂带着清军进关,当年威风凛凛的闯王大军溃不成军.“窑洞对”将这样“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现象,上升为“周期率”.黄炎培将问题提得尖锐,回答得非常正确.

腐败亡国,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凡被造反推翻的,无不是腐败使民心丧失殆尽.在中国和外国,概莫能外.当今世界政党政治,腐败仍然是一个相当普遍的“顽症”,甚至是“癌症”.许多政党由盛而衰,腐败是致命之根.会不会重蹈覆辙,成为李自成呢?“甲申对”和“窑洞对”时,思考了这个问题.“窑洞对”后,和党仍在思考这个问题.

1948年12月,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虽还在进行,但中国革命胜利的形势已经确定.刘少奇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讲话说:“很多人担心,我们未得天下时艰苦奋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腐化.他们这种担心有点理由.胜利后,一定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如果我们党注意到这一方面,加强思想教育,提高纪律性,就会好一些.”他还指出:“我们打倒、打倒国民党后,要领导全国人民组织国家,如果搞得不好,别人也能推翻我们的.”刘少奇讲的这个问题也很尖锐.

以上“三对”虽然发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但在新中国成立后坚持了“三对”思想.为了使国家经济社会的建设健康发展,作为领导国家核心力量的中国也同时从严治党,开展整党整风运动,贯彻七届二中全会的“两个务必”精神.

(摘自《北京日报》石仲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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