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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乎者也非口语论》颠覆百年语言学定论

前些年,网上报道说,台北故宫搞了一次清代皇帝朱批“知道了” 的展览,还推出了一款“朕知道了” 胶带,卖得很火.大家在赞赏清朝历代皇帝书法之美的同时,还惊讶地发现: “原来皇帝也说大白话?” 随便翻翻网页,也可以经常看到“古人说什么话” “古人说话也是之乎者吗”之类的问题,说明国人对自己的语言发展历史是十分关心的.

那么,古人究竟说什么话?近百年来的语言学家告诉我们:古代尤其是先秦两汉时期, 古人说的就是“之乎者也”满篇的“文言”,以后才慢慢变成白话的.只要翻开大学古代汉语教科书以及中学语文课本,都会发现这样的说法.其中以王力先生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说: “文言文在上古是与口语一致的”(《中国文法学初探》)“所谓文言文,就是古代汉语” (《常用文言虚字》).至于其他语言学家,也都是相同的观点.可以说, 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解放后的语言学界,包括海内外的语言学家和汉学家,以及与语言学关系密切的其他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众口一词,绝无例外.但近日出版的南开大学孟昭连教授的《之乎者也非口语论》(江苏人民出版社)对上述结论提出严重质疑.从书名上就可看出,作者否定古代文言是汉语口语的权威观点.这部近60 万字的著作,以丰富的文献资料和严谨的分析推理,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古代文言中的虚词只是文人写文章用的“非口语成分”,用来表示语气、停顿及句子之间的逻辑关系.文言虚词只表现在书面语中,在古人的口语中并不存在.该书作者认为, 古代汉语有两套表达系统,一是全民口语, 二是文人的书面语,二者载体不同,既有联系,又有相当大的区别.文言书面语是由口语成分加上非口语的文言虚词构成的,构成比例不同,就形成了文言、半文半白以及白话的不同语体.

一、“先秦书面语与口语一致”是一个假命题

关于古代书面语是否与口语一致,本来并不是一个研究课题,因为古人对这个问题很清楚,文人写的文章与说的话不一样,每个人都有深切体会.比如王充在《论衡》中就抨击了当时“文语与俗不通” 的现象,主张“直露其文,集以俗言” “口则务在明言,笔则务在露文”,说明汉代书面语与口语是有相当距离的.再如唐初刘知几在《史通》中批评史官“怯书今语,勇效昔言”的复古行为,说明当时的书面语与时代口语也不一致.清人阮元也认为古代书面语与口语的差距盖由二端,其中之一是由于书写的困难, “古人无笔墨纸砚之便,往往铸金刻石,始传久远;其著之简策者,亦有漆书刀笔之劳,非如今人下笔千言, 言事甚易也”.20 世纪30年代,鲁迅先生也说: “对于这问题,现在的学者们虽然并没有分明的结论,但听他口气,好像大概是以为一致的;越古,就越一致.不过我却很有些怀疑……我的臆测,是以为中国的言文,一向就并不一致的, 大原因便是字难写,只好节省些.” 按照鲁迅的说法,20世纪30年代学界对古代书面语与口语关系的认识虽无定论,但“一致论”已经露头.而这个观点的出现是与西学东渐的兴起直接有关的,是套用“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西方语言理论的结果,并没经过任何实证的过程.不幸的是,这个未经证明的假命题成为后世汉语研究的基本前提.既然古代(尤其是先秦两汉)书面语与口语是一致的,书面语是口语的忠实记录,所以语言研究者顺理成章地将书面语当成口语研究,把书面语中的词汇、语法当成古代老百姓口语中的词汇、语法.当代有关汉语史的研究,以及与之相关的词汇、语法研究的一系列结论, 都是这么得出来的.但问题在于, “先秦书面语与口语一致”的观点,是不是正确的?如果这个大前提本身就不能成立,那么在此基础上得出的种种研究结论,怎么可能是正确的?

《之乎者也非口语论》作者通过考察从先秦到明清的文言与白话书面语,收集了大量例证,经过深入的对比分析,认为“之乎者也”等文言虚词不可能是古人口语.比如在先秦文言书面语中,语气词的运用十分混乱,矛盾百出.同为孔子所出, 《论语》中的“之乎者也”满篇,而《春秋》却一个语气词也没有,而且其他虚词也极少.同是疑问语气,《左传》多用“乎”, 《梁传》几乎全用“也”,《公羊传》却基本上什么语气词也不用.二人对话,问者与答者可以用同一个语气词.甚至在同一句话里,“也”既可表达疑问语气,同时又可表达肯定语气.显然,这些矛盾现象在口语中是不可能存在的.否则,口语的交流就无法进行.对这样的语言现象,笃信“先秦书面语与口语一致”的语言学家,要么避开不谈,要么争论不休,甚至做出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荒谬解释.

比如《左传·隐公二年》: “此其如专行之辞,何也?曰:非专行也.” 一句话中,问和答两种相反的语气, 都用“也” 来表示.这就好比两个人对话,张三问: “你吃饭了吗?” 李四答: “我吃饭了吗.”张三又问,“你把钱带来了吧?”李四又答, “我没把钱带来吧.”这样的“语言奇观”,能出现在古人的口语中吗?稍有思考能力的人应该不难回答.然而,语言学家不加辨析,居然得出古代语气词“多功能”的结论.有的语言学家甚至总结说, “一个语气词可以用来表不同的语气.……同一语气可用几个语气词”(吕叔湘语),而且说这正是汉语的特点.

二、古代有大量虚词非口语的论述

事实上,从先秦到清末的两千多年间,从未有人说过“之乎者也” 是口语;与之相反,有关“辞”(文言虚词)非口语的论述却代不乏人.《之乎者也非口语论》作者对这些论述加以深入分析,从理论上揭示了文言虚词的非口语性质.早在《墨子》一书中,就有“以名举实,以辞抒意”的论述,明确反映了文言书面语是由“名” (“字”) 与“辞”两部分构成的,并区分了二者在书面语中的不同功能.所谓“名”是指口语词汇, “辞” 则是指的文言虚词,文言书面语就是口语词汇加上非口语的“之乎者也” 组成的.对于“辞” 的性质,汉许慎《说文解字》为之下了一个十分准确的定义:“词(‘辞’),意内而言外也.”意思是说,“辞”在书面语中是表意的,但它并不是“言”.汉王充云:“言出于口,文立于策”“口出以为言,笔书以为文”.故“言” 即口语,“言外” 即口语之外, 也就是非口语.其后刘勰谓“辞” 为“在句之外” 的“外字”,南唐人徐锴释许慎“言外”为“在言之外”,同样说虚词不是口语.明清之际的李渔说“千古好文章只是说话,只多‘者也之乎’ 数字”,意思也很明白:好文章就是在口语(说话)的基础上加入“者也之乎”这些虚词.清人袁仁林表达得更明确,他说“焉哉乎也”等语气词“非言”,在各地方言口语中都不存在,但用这几个字在书面语中能概括不同方言中的各种语气.显然,袁仁林的“非言”与许慎说的“言外”意思相同,都是说的非口语.《之乎者也非口语论》作者还注意到,古人对书面语与口语的区别认识得十分清楚,有关对“辞”的相关论述,都是在谈论文章写法时才出现的,他们的著述皆称“文心” “文则” “文铎” “文筌”等,说明虚词的运用都是写文章的法则,而不是口语的法则.但现代语言学家在西方语言理论影响下,居然把古人的“文法” 当成“语法”,将非口语的文言虚词当成古人口语,所以出现“古人说之乎者也”之类的错误结论也就不奇怪了.

对句末“辞”的“言外”性质,不但古代语言学有明确论述,古代文学家也有清醒的认识,这在诗歌的分类上有明确反映.刘勰《文心雕龙》论诗中的虚词,凡句末的“兮” 字, 他都称为“句外”或“外字”.也就是“兮”不是“言”,并非句子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论五言诗的起源时, 《文心雕龙·明诗》云:“孺子沧浪,亦有全曲.”把《沧浪歌》看作完整的五言诗.《沧浪歌》原文曰: “沧浪之水清兮, 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明明只有二、四句为五言, 一、三句是六言,刘勰何以要将其视作五言呢?原因正在于一、三句中的“兮”字只是一个标志符号,其本身并不是一个音节,虽然从字面上看是六个字, 其实口语中是五言,“兮”字不是“言”.清人顾炎武将“胡瞻尔庭有县襒兮” 当成八言,就招来赵翼的严正指责: “然‘兮’ 字尚是语助, 非诗中字也, 此外亦不经见.”他认为顾炎武把“兮”当成“言”是不对的.“诗言志”,应该是由口语组成的.“兮”只是非口语的“辞”,而并非口语的“字”.刘勰还把《元首之歌》“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作为三言之始,原因也是歌中的“哉”只是一个书面语符号,与“兮”的性质是相同的,表现在书面语中是四个字,口语中则是三言.后人引用《元首之歌》,也多把“哉”字略去,盖因“哉”字本非歌中所有,删之无关宏旨.此二句分别是“喜、起、熙”“明、良、康”押韵,“哉”为“辞”,不是韵脚.

三、文言虚词的产生

非口语的文言虚词是如何产生的,在书面语中的功能是什么? 《之乎者也非口语论》作者认为,文言虚词的产生与运用,是汉语与汉字的特殊关系决定的.按照通常的语言学观念,文字是记录语言的,其目的是克服语言的时空局限,是人类交际的一种辅助手段.《左传》“言以足志,文以成言”,王充“口言以明志,言恐灭遗,故著之文字”,刘勰“发口为言,属翰为笔”,孔颖达“言者意之声,书者言之记”,都是说的志(意)、言、文三者之间的关系.但汉字能真实记录汉语吗?回答是否定的.

《之乎者也非口语论》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就汉语汉字而言,口语中的一个有意义的音节,可以用一个汉字来表现.如口语中的“tā”可以写成“他”,“xiě”写成“写”,“z&igre;”写成“字”.但当“tā”“xiě” “z&igre;”这三个音节组成一个句子并写在纸上后,书面语中的“他写字” 是否就与口语中“tāxiěz&igre;” 意思相同呢?不一定.何以不一定?因为口语中的这三个音节串联一起后是有一定语气的, 既可是肯定的语气“他写字.”也可以是疑问的语气“他写字?”表达的意思正相反.其中疑问语气又包括两种,一种是重音在“他”上,意为“他写字?———不是她写字吗?”第二种是重音在“写字” 上, 意为“他写字?———他不是在画画吗?”在口语中,听话的人可以清晰分辨这几种语气,不会造成理解的错误.也就是说,口语中的“他写字”三个字,通过不同的语气声调高低、徐疾的调节,可以表达至少四种意思.但转化为文字后,书面语中的“他写字”这句话却没有区分,意思是不确定的.要区分肯定与疑问两种语气,按照现代汉语的规范,就要分别加上句号和问号.更重要的是, 不仅是“他写字” 如此, 任何一句汉语都是如此.

例子虽很简单,但它说明的问题具有重大意义,它说明汉语书面语无法真实地“记录”口语.在没有标点符号的时代,可以说汉语的任何一句话,记录到书面语中,都会产生歧义,都无法准确表达出口语原来的意思.孔子有“书不尽言”之叹,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客观存在的语言现象.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古人的奇思妙想是从口语词汇中假借来一批“字”,充当各种语气的提示符号,附着在书面语每句话句首、句中、句尾,既提示语气,又表示字与字、句子与句子之间的关系,有的还能起到断句的作用.这种具有多重功能的符号,古人称作“辞”.虽然我们还不能确知“辞”最早出现于何时,但在甲骨文中已经发现了“辞”的身影.春秋战国是“辞”的繁荣时期,作为“书同文” 政策的组成部分,为了适应书面语发展的需要,使思想的表达更深刻,情感的表达更细致, “辞”大量产生,运用也趋于成熟,最后形成了一套严密而精准的书面语表达系统,此即“文言”.“辞”进入书面语,使其表达方式与口语产生了重大区别,也就是书面语比口语多了很多东西,所谓“言文分离”因此而产生.口语的表达用公式可以表示为“名(言)+语气=意”.在书面语中,口语中的概念“名” 变为“字”,语气则由“辞”来表示,公式就变为“字+ ‘辞’(词)=意”.正因为文言是由“字”(或“名”“文”)与“辞”两大块构成的,所以古人说到书面语时,总是要将这两部分相提并论,所谓“书之重,辞之复”“以名举实,以辞抒意” “正其名,当其辞”的说法,以及“文辞” “言辞” “语辞”等构词方式,都可以看出其中的端倪.书面语中的“辞”,充当了口语中语气的替代物,或说是提示符号.

近日,印发了《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强调创新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要充分体现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和专业性.《之乎者也非口语论》一书质疑长期以来被“神化”了的某些西方语言学理论, 用中国固有文献和“土”办法,还原了“之乎者也” 等文言虚词的本来面目,有利于我们深化对中国语言文字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本书是我们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个生动注脚,也是学界的一种现实回应.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哲学系

(责任编辑魏建宇)

语言学论文范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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