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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论视角下的政治文本翻译以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翻译为例

史洁

（商洛学院人文学院,陕西商洛 726000）

摘要：政治文本翻译作为翻译实践的一种类型,随着时代社会的不断演进与发展,其重要性也不断提升.为了更好地对外宣传,达到交际目的,对政治文本的翻译可基于目的论的忠实性原则、目的性原则、连贯性原则,采用一词多译法、增译法、省译法、政治元素翻译法、特殊内容翻译法、合理运用句法结构等翻译方法,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的翻译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些原则和方法.

关键词：政治文本；目的论；政府工作报告；翻译实践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033（2017）05-0048-05

政治文本作为一种特殊的文本,其翻译与其他文本相比既有共性,也有个性,这和政治文本自身语言、内容、风格上的独特属性有着重要关联.目的论作为一种翻译理论,非常看重读者在翻译活动中的重要地位,主张从读者期待的角度出发,开展翻译实践,这对于文本内容在目的语社会更好地普及与流行有着非常不错的效果[1].目的论对政治文本翻译,尤其是政府工作报告翻译有着非常重要的应用价值,可以将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内容准确地传达给目的语社会,对此,在目的论的指导下开展政治文本翻译就显得尤为必要.基于此,对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的翻译探讨了相应的翻译方法.

目的论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由德国学者莱斯、费米尔等提出.与传统翻译理论注重原文传递的准确性不同,目的论更加注重翻译的目的,也就是说目的/译文是目的论的核心内容[2].翻译是跨文化交流的载体,其根本目的是将源语言中的信息传递给译语读者,读者接受的实际效果才是翻译活动真正的追求.这就要求译者在翻译中不仅仅从原文出发,而是将关注点聚焦到接受对象上来,一方面由翻译目的决定翻译活动中各方面的交互,另一方面根据接受对象的不同调整翻译策略,比如针对高级知识分子的翻译,在译语使用中可以雅一点,而针对普通大众的翻译,译语使用可以通俗一点.

目的论完善于20世纪80年代,莱斯、费米尔两位学者对目的论的内涵与外延做了更为深刻的界定.在他们看来,译者翻译环节中所需参照或者说依托的并不是原文或者原文所涵盖的具体功能,而应该从译语文化环境出发,尽可能贴近译语读者的需要.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个要点：第一,翻译目的决定了翻译的具体方式；第二,翻译的主要目标乃是为目的语社会提供相应的信息,将源语言的信息以目的语的形式呈现出来；第三,译文能够自圆其说,且不得与原文相悖.当然,从目的论对翻译目的的极端重视可知,此三个要点的重要性依次排列.

一、政治文本的特征

随着中国对外交流的不断增多以及政治开放程度的不断提升,政治文本翻译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政治文本翻译工作也日益增加,比如每年政府的工作报告,依据惯例都会发布英文版,这对其他国家更好地了解中国的政治发展动向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政治文本不同于一般文本,有着鲜明的文本风格,紧扣政治文本特征是完善其英文翻译的必要手段.

（一）重复词汇多

文本翻译是跨文化交流的前提和基础,不同类型的文本在翻译要求上也不尽相同.根据英国翻译理论家纽马克的观点,文本可以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即表达型、信息型及诱导型.政治文本属于典型的信息文本.政治文本以政治话题为核心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概况诸多方面.相比于表达文本,如小说、诗歌而言,政治文本的重复词汇乃至重复短语都非常多见.就政府工作报告而言,作为回顾过去一年成绩与不足,展望未来一年发展的政治文本,其中充满了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高频词汇,比如“特色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三个代表” “科学发展观”等.除了此类具有鲜明色彩的政治词汇以外,“发展”“加强” “构建” “推进” “促进”等也是出现频率特别高的词汇[3].

（二）主语缺乏

汉语、英语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这不仅表现在语言的外部形式,如发音、拼写等上,也体现在语言背后所承载的历史文化、思维方式上.简而言之,汉语是一种重意合的语言,句子间的连接通常并不借助特定的连接词,前后句子间的逻辑关系多依靠语义来融汇贯通,因此,主语在汉语句子中的作用相对不是很突出,省略主语的现象在汉语文本,尤其是政治文本中非常常见,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无主句更是比比皆是.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推动国有企业调整重组和混合所有制改革” “扩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深化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改革” “积极扩大对外开放”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与沿线国家加强战略对接、务实合作”等都是典型的无主句.相比而言,英语则更重形合.

（三）句型结构单一

汉语属于典型的分析性语言,与英语有着很大的差异性.英语是一种综合性语言,具体到语法上而言,英语句子多为树型结构,有着大量的连接词,且语法结构非常复杂,句式丰富、从句众多.因此,在英语信息型文本中,句子通常比较长,甚至会多达上百个单词.汉语则恰恰相反,句子为竹式结构,句型结构比较单一,偏好采用并列短语而非从句,并且不同短语间在形式上并没有明显的逻辑关系.在政治文本,尤其是政府工作报告中,此类并列短语型句子非常多,如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就是典型的并列短语结构.

二、目的论指导下的政治文本翻译原则

（一）忠实性原则

忠实性原则是政治文本翻译的首要原则.政治文本作为信息型文本,其在解读中很少有模糊不清的内容,将源语政治文本中的各项信息全面完整地传递给目的语读者是政治文本翻译的首要目标[4].这就要求译者在翻译中严格根据政治文本所表露出来的内涵来采取相应的翻译策略.不仅如此,政治文本具有规范性、严肃性等特征,是向其他国家介绍我国经济发展概况以及未来发展预期的重要资料,翻译的精准性更加重要.译者要极力避免因翻译错误而导致的政治文本目的语读者理解上的偏差.当然,目的论虽然强调读者的重要性,也不忽略文本本身的主体性,忠实性原则也是功能目的论的重要原则.

（二）目的性原则

目的论毕竟不同于传统的对等理论,它虽然注重文本翻译的忠实性,但这种忠实性是基于文本传递的基础上的,也就是说,翻译的忠实性服务于翻译的具体目的[5].政治文本翻译的目的是向译语读者介绍中国社会的发展现状以及未来的发展规划,其根本目的是让译语读者更好地认知中国,因此,紧扣译语读者的语言习惯、思维方式进行翻译显得尤为必要,而这也是实现政治文本翻译原先目标的必然举措.

（三）连贯性原则

连贯性原则是政治文本翻译的另一原则.连贯性原则要求翻译对于目的语接受者来说应该是可理解的以及可读的.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该更多关注目的语语言和文化习俗.也就是说,一个译本至少应该让读者在特定的语境下能够理解.Vermeer认为一个译本应该完全与读者所处的语境相符,只有这样人们才能接收译本.否则该译本就是不成功的,因为他没有起到交流的作用.

三、目的论指导下的政治文本翻译方法

（一）一词多译法

政治文本,不同于一般性文本,有许多高频词汇,这一点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尤其如此.政府工作报告作为政府公文的一种形式,由各级政府负责人在人代会、政协会时向主席团发布,主要用于介绍各地区或全国在过去一年中所取得的经验与不足,具有一定的程式及规范性.受自身属性的限制,政府工作报告中存在着许多高频词汇,许多词汇并非具有特定内涵的政治术语,而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会经常使用到的词汇,诸如“建设” “发展”等,如何翻译好此类词汇对翻译者的技巧有着较高的要求.一般而言,在此类词汇的翻译中,以一词多译为基本原则,即根据词汇在句中所充当的成分,采用不同的翻译.就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而言,“建设”一词随处可见,比如“‘一带一路’建设进展快速,一批重大工程和国际产能合作项目落地” “城市轨道交通、地下综合管廊建设加快.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1项” “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取得新进展新成就” “建设富强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6].众所周知,英语在用词上倾向于灵活多变,此处如果仅以同一单词翻译,势必会弱化政治文本的可读性.译者需灵活选用不同的词汇,如building,construction,establish,improve等,如将“建设富强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翻译为“build a prosperous, democratic, civilized and harmonious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二）增译法

如前所述,缺乏主语是政治文本,尤其是政府工作报告的重要特征,这和汉语本身重意合的属性有着很大的关联,相比而言,英语重形合,如何在翻译中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区别,是政治文本翻译实践中需要重点关注的内容.对此,最佳的方式则是采用增译法,在翻译环节中增加政治文本中所缺少的内容,如主语,从而使译文无论在语法、语形还是连续性上都符合英文读者的阅读习惯,这与目的翻译理论的具体要求是相通的[7].201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主语省略的句子随处可见,比如“要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又如“要在巩固成果基础上,针对新情况新问题,完善政策措施”等,针对此类句子,译者在翻译中需要适当地加入主语“我们”,将之翻译为“We should both persevere and implement the regional national autonomy law”.从上下文的逻辑关系可知,此句的主语为人民政府,结合总理的发言人身份,可以用“we”代民政府,这样既补足了省略的主语,也符合英语读者的理解方式.

除了省略主语外,政府工作报告中还有很多约定俗成的词汇、短语,此类词汇短语一般也会省略不少内容,比如“三农问题”,在翻译中就需要将农业、农民、农村三点凸显出来；同理,2017年政治报告中的“降低‘五险一金’缴费比例”也需将“五险一金”的具体内容展现出来.

（三）省译法

省译法是相对于增译法而言的一种翻译方法,具体而言,便是将原文中需要,且有一定作用的单词、短语在翻译环节中主动省略,不予翻译.这种翻译显然与忠实于原文的要求背道而驰,但很多时候却能更好地将原文的内涵表述清楚,对译入语读者的接受有着很好的作用.当然,省译法的使用并非无章可循,它需要紧扣译文语法以及表达习惯,省其所该省,留其所不得不留.政治文本不同于普遍文本,无论在遣词造句、谋篇布局上皆不例外.举例而言,政治文本在内容表述上为了加强气势,可能存在重复之处,这在排比句型中尤为常见.事实上,排比句也是政治文本最为主要的句式之一.除了排比句以外,词汇重复也是常见现象,比如政治文本中常见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等,在英文翻译中显然不适宜economic development,political development, culture development等,而应译为economic,political,culture development.201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存在着许多重复的内容,此类内容实际上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之所以重复,完全是为了增强表达的气势,如“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确保‘一国两制’在香港、澳门实践不动摇、不走样、不变形”中的“不走样”与“不变形”,内涵非常接近,在英文翻译中完全可以采用整合化的翻译方式,译为“keep it original”.

（四）政治元素翻译法

中国的政治文本中有很多中国政治生态中常用的元素,包括词汇、短语等,这些元素高度精练、简洁,具有鲜明的中国国情和中国特色.就当前的中国政治文本而言,常见政治元素既有出现时间较早的元素,比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农问题等,也有一些新的提法,如近几年火爆一时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对此类政治元素,在翻译中需要特殊对待.不同于一般的高频词汇,此类政治元素在翻译中严禁一词多译,相反应该以规范的译法将其更好地传达给译入语读者.比如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翻译为“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并以之作为标准译法,在其他政治文本的翻译中广泛使用.政治元素的翻译除了需要注意规范性以来,还要考虑到英语读者的接受能力与理解水平,因此,不能仅仅从字面意思翻译一些高频政治词汇,而应该从目的论的具体要求出发,使其更易于理解.当前我国正处于高速建设的阶段,棚户区、农村改造、城市化等都是政治文本中的常见元素,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有“棚户区住房改造600多万套,农村危房改造380多万户.”此处的“棚户区”就可以翻译为“homes in rundown urban areas”,既能点明棚户区的城市属性,又将其破败不堪、条件简陋的现状反映了出来.

（五）特殊内容翻译法

目的论的本质是基于受众理解的翻译理论,以译入语读者期待的方式发生作用,译入语的读者理解是目的论指导下翻译实践的客观要求.就我国政治文本的翻译而言,除了具有特定内涵的高频政治词汇需要重点对待以外,某些特殊内容也是翻译实践中需要严密关注的对象.这些特殊内容大都基于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现实环境,有着强烈的民族特征,外国人在理解上存在着一定的难度.对于此类内容,直译显然不是最好的原则,根据其表达的意思,以译入语读者能够理解的方式来翻译是最佳途径.在我国的政治文本中,常见的特殊内容主要包括中国社会的成语、俗语、俚语,比如“四两拨千斤”（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约法三章”（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此外一些具有汉语修辞特色的内容,比如比喻、双关、拟人等也是翻译中需要注意的内容.在201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这样一句话,“回顾过去一年,走过的路很不寻常.”在这里,“走过的路”很难直译,它所要表达的意思其实就是过去一年的种种经历,因此,在翻译中可以将之与2016年的发展经历联系起来,如“2016 was an unusual year in our country´s development.”此处“走过的路”就直接涵盖在“development”,既清楚地表达了原文的内容,英语读者理解起来也较为方便,不会产生接受隔阂.

（六）合理运用句法结构

政府工作报告作为政治文本中最为常见的内容,有着非常鲜明的文体特征.如前所述,主语缺乏、句型单一、排比句多等都是政府工作报告的重要特征.对此,在翻译实践中,译者需要从目的语读者的理解角度出发,根据译语的使用习惯,合理运用句法结构.以主语缺乏句子的翻译为例,最佳的翻译方法则是在翻译环节中补出主语,使其读起来更为通畅[8].至于排比句的翻译,政治文本为了突出气势,排比句较多,比如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中国将始终站在和平稳定一边,站在公道正义一边,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译者在翻译中也要注意采用相近的结构,在不妨碍目的语读者理解的基础上,更好地传递出汉语政治文本的内涵与价值,比如“to be the builder of world peace, the contributor to global development, the maintena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四、结语

相比于文学文本的翻译而言,政治文本的翻译难度总体较低,但受政治文本自身语言、内容、修辞等多种因素的限制,在政治文本翻译中也有着许多注意点,需要全面理解翻译这种跨语言、跨文化交流活动,而目的论则是提升政治文本翻译效果的重要手段.对此,译者在翻译实践中可以基于目的论,结合增译法、补译法等翻译方式,重视翻译的各个环节,综合平衡翻译目的、再现原文意义、目的语读者需求等方面,从而提升政治文本的翻译效能.译者只有充分考虑译文目标、读者的期望和译文的预期功能,才能译出更好的译文,达到更好地对外宣传目的,更好地推动中国走向世界政治舞台.

参考文献：

[1] 贾文波.应用翻译功能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

[2] 陈小慰.新编实用翻译教程[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3] 程镇球.政治文章的翻译要讲政治[J].中国翻译,2003(5)：44-47.

[4] 贾毓玲.对文献翻译的几点思考[J].中国翻译,2011(1)：77-78.

[5] 成昭伟,白彬.功能目的论与实用翻译教学[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0(2):74-76.

[6] 李灵.功能翻译理论下的政府工作报告翻译——以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为例[J].科教导刊,2015(9):146-148.

[7] 翟云超,王显志.目的论下的外宣翻译策略——以政府工作报告为例[J].河北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97-99.

[8] 汪丹颖.基于功能目的论的政府工作报告翻译——2013年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的英译过程研究[D].宁波：宁波大学, 2015.

（责任编辑：彭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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