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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皋和唐代南方丝绸之路的重开
赵心愚
[摘 要]南方丝绸之路是中国历史上西南各族往来并通往南亚、东南亚的一条重要通道,唐初称之为“西洱天竺之道”.天宝战争后,唐与南诏反目,此道长期闭塞.韦皋任西川节度使期间,在联合南诏打击吐蕃战略中,于8世纪末9世纪初先后在川滇间的北路及南路开路置驿.南方丝绸之路重开后,推动了唐与南诏的交往交流,也有利于唐与南亚、东南亚各国的交流.韦皋在重开此道中的历史作用,应给予积极评价.
[关键词]韦皋；南方丝绸之路；北路与南路；唐、南诏、吐蕃关系
中图分类号：C95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6)03-0035-06
基金项目：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四川民族史”(项目编号：SC13A026J)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赵心愚,
男,重庆人,西南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西南民族史.四川 成都610041
韦皋为唐代著名的剑南西川节度使之一,《新唐书》在其传中称“其功烈为西南剧”.[1](P4396)韦皋在任期间,成功逐吐蕃,改变了唐在西南地区及唐蕃战场南线战场上的被动局面,并恢复了云南地区与西川及中原的联系,一度闭塞的南方丝绸之路得以重开.对韦皋在重开南方丝绸之路中采取的行动及产生的影响,在相关的研究中应进一步探讨,并给予应有的评价.
一、韦皋联合南诏及重开南方丝绸之路的行动
唐贞元元年(公元785年),韦皋赴成都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此时的剑南西川,面临的形势极为严峻.自天宝战争后,原在唐扶持之下统一洱海地区的南诏与唐反目,转而与吐蕃公开结盟,并联手在西南地区打击唐.这一变化不仅使唐在西南地区陷入被动,对唐蕃关系全局也带来重大影响.8世纪后期,阁罗凤逝世,南诏首领已是其孙异牟寻.《资治通鉴》贞元三年(787年)春正月载：“及西川节度使韦皋至镇,招抚境上群蛮,异牟寻潜遣人因群蛮求内附.皋奏：‘今吐蕃弃好,盐、夏,宜因云南及八国生羌有归化之心招纳之,以离吐蕃之党,分其势’.”唐德宗对此的态度是：“命皋先作边将书以谕之,微观其趣”.[2](P7486)唐德宗对此的态度尽管显得谨慎,但仍给予了肯定与支持.李泌当年六月拜相,并于当年九月提出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以困吐蕃的全面对策后,作为剑南西川节度使的韦皋,实际上又是其中联合云南战略的具体执行者和积极推动者.
唐联合南诏之策确定后,有关的行动本应很快推进,但由于南诏与唐中断关系已多年,韦皋最初只能通过东蛮中的一些部落首领传话,这样的试探性行动最早见于史籍记载也已是贞元四年(788年).分析樊绰《云南志》所载《异牟寻誓文》内容,韦皋直接致书异牟寻是在贞元四年,这应是双方试探之后采取的重要行动.①[3]在这之后,经过韦皋几年的不懈努力与双方互动,韦皋联合南诏的行动终于见到成效：贞元九年(793年)四月,南诏异牟寻决定三道遣使入唐,一出戎州,一出黔州,一出安南,最后皆达长安.[2](P7547)次年初,韦皋奉唐德宗之命遣西川巡官崔佐时赍诏书入南诏,并与异牟寻盟于玷苍山.双方战略联合关系确定之后,异牟寻率南诏军“昼夜兼行,袭击吐蕃,战于神川,大破之.”[2](P7552)贞元十年(794年)六月,唐德宗“以祠部郎中袁滋兼御史中丞,为册南诏使”,准备赴云南册异牟寻.②至此,唐联合南诏以打击吐蕃的战略获得成功,西南地区形势又出现新的重大变化.
韦皋争取南诏、联合南诏的战略必然涉及西川与洱海地区间的交通问题.在韦皋绥服东蛮、争取南诏的过程中,交通方面应存在不少困难.分析史籍中有限的记载,可了解当时的大概情况.贞元四年六月韦皋首次致书异牟寻后,南诏并未明确表明其态度,之所以如此,既与南诏需要进一步了解唐的真实意图有关,又与担心结盟者吐蕃必然报复有关.为促使南诏尽快表明态度,韦皋又致书异牟寻,但却“使东蛮转致吐蕃”.吐蕃得知南诏与唐暗中有往来后,便迅速采取行动,“遣兵二万屯会川,以塞云南趣蜀之路.”③会川,即汉会无县,唐为会川县,在巂州南一百七十里,为西川赴洱海地区途经之地.重要的是这一记载表明,当时西川与南诏间的交通线实际上是在吐蕃的军事威胁之下,事实上仍基本处于闭塞状态.从贞元四年起,韦皋比年致书异牟寻,南诏虽然在军事配合吐蕃方面已反映出其有归唐之意,但仍不明确回复.贞元七年(791年),韦皋又采取一新的行动,即遣使“执书谕之”.值得注意的是,西川使节“道出磨些蛮,其魁主潜告吐蕃.使至云南,吐蕃已知之,令诘牟寻.”④分析这一材料,可知当时西川与南诏间的交通线不仅处于吐蕃的军事威胁之下,还受到东蛮诸部中亲吐蕃势力的监视,这实际上仍反映出这一交通线不能正常通行.得知东蛮中亲吐蕃势力暗中勾结吐蕃阻唐与南诏联系后,韦皋在绥服东蛮中也采取了军事手段,当年即遣唐军至东蛮地琵琶川,稍后执勿邓酋长苴梦冲,“数其罪而斩之,云南之路始通”.⑤需要注意的是,此时所谓“云南之路始通”,只是指唐军在这一地区用兵可基本通行,并不是指西川与洱海地区的驿道已通.王忠先生在分析此条材料后虽然已明确指出了这一点,但未明确指出此道因仍在吐蕃的军事威胁之下事实上仍处于无法正常通行的状态.[3](P55-56)
南方丝绸之路是中国古代通往海外的重要陆上交通贸易路线之一,从《史记》中的相关记载看,至迟秦汉时已为中原人所知.⑥此道在汉代被称之为“蜀身毒道”,到了唐太宗时又被称为“西洱天竺之道”.“西洱”,即洱海,当时称“西洱河”；“天竺”,即“身毒”,亦即今印度.《资治通鉴》载：“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夏,四月,丁巳,右武侯将军梁建方击松外蛮,破之.初,巂州都督刘伯英上言：‘松外诸蛮暂降复叛,请出师讨之,以通西洱天竺之道.”[2](P6256)所谓“西洱天竺道”,胡三省注称：“此即汉武帝欲通之道”.分析此条材料,有学者提出,唐此时重兵击松外蛮,是“为了通往印度的交通线的安全”,而“刘伯英建议的动力”,是维护“蜀川地方商人的利益”.[4](P19-20)尽管这位学者后来也明言这只是“一种假设”,但唐太宗令梁建方击松外蛮除打击反唐势力外,的确也当有恢复西川至洱海地区交通的意图,不过,这应不是其主要目的.梁建方此次出兵之后,这一通道应一度恢复通行,但从之后的史志记载看,由于吐蕃势力的不断渗入,此道实际上常不能正常通行.⑦唐玄宗开元年间,为打击已南下的吐蕃势力,防止吐蕃在洱海地区的进一步渗透,唐大力扶持洱海地区六诏之一的南诏,采取各种措施支持其统一了洱海地区.在此之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扶持南诏战略成功,唐与南诏关系十分密切,双方人员往来不断,这一通道应得到了恢复.但是,实力强大之后的南诏与唐的矛盾又逐渐加剧,最后大动干戈,爆发了天宝战争.南诏转而与吐蕃结盟之后,由于洱海地区、巂州甚至雅州各地战火不断,川西与洱海地区一度恢复的交通又长期闭塞不通.贞元十年初,异牟寻在玷苍山盟誓时说：“因此与汉阻绝,经今四十三年.”[5](P330)所言的“四十三年”,是指从天宝九载(750年)至盟誓时的贞元十年(794年).实际上,若从双方关系紧张之时起至双方重新联合时计,闭塞已近半个世纪.前已指出,韦皋到任后在争取南诏中虽然对交通线采取过一些措施,但这一通道仍未正式恢复,只是唐军在军事行动中可通行而已.
西川与洱海地区两地间秦汉以来通行的道路主要有两条：一为石门道,又称五尺道、戎州道,即从今成都出发,经今乐山、宜宾等地出川；一为清溪道,又称零关道、巂州道、邛部旧路、邛南驿路,即从今成都出发,经今雅安、西昌等地出川.此两条道路,在唐樊绰《云南志》中又分别称为“北路”、“南路”.[5](P33)这两条道路,亦即唐代南方丝绸之路川滇段的主要路线.前已言及的贞元九年(793年)四月南诏三道遣使入唐,以及后来韦皋奉德宗之命遣西川巡官崔佐时赍诏书入南诏,因吐蕃的军事威胁当时依然存在,所以双方不敢冒然走尚未正常通行的南路,而都选择了北路(即石门道)以确保安全.需要指出的是,此时的北路也并未完全恢复,不仅沿途无行馆,双方往来人员的给养等当也只能自己随身携带.贞元十年(794年)唐与南诏盟于玷苍山至袁滋赴南诏正式册异牟寻之前,在联合南诏大局已定的形势下,韦皋开始了重开驿道的行动.据樊绰《云南志》载：“其年七月,西川节度韦皋乃遣巡官监察御史马益开石门路,置行馆”.在此之后,北路正式重开,袁滋等人即为重开之后经此路入滇的唐朝高官,时间为贞元十年九月下旬,袁通经过时还留下了摩崖题记.[5](P34)袁滋入云南册异牟寻事毕后,当年十一月又从北路返回西川.⑧分析以上重开北路的记载,韦皋应按计划也应派员重开南路,并沿途置行馆,但其时间应考证分析.樊绰《云南志》记：“贞元十年十月,西川节度使兵马与云南军并力破保寨、大定,献俘阙下.十一年正月,西川又拔罗山,置兵固守.邛南驿路由此遂通.”[5](P50)前已指出,邛南驿路即清溪道、南路.《资治通鉴》大中十三年记：“初,韦皋在西川,开清溪道以通群蛮,使由蜀入贡”.⑨此条材料虽然明确记韦皋重开了南路,但由于是追记前事,究竟何年却未详记.开路置馆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其中最主要的是不能有军事威胁.分析《新唐书·南诏传》及《资治通鉴》中的相关记载,韦皋重开南路的时间当在贞元十七年(801年)左右.之所以如此推测,是因为此前吐蕃势力仍在威胁着巂州一带,之后,其在这一带的军事活动才不再见于记载.《云南志》所记贞元十一年虽然看起来时间十分明确,但从当时巂州一带仍处于吐蕃军事威胁之下的实际情况看,韦皋此年即重通南路应不可能,其记载当仍是指唐军可通行,并非指开路置馆后的驿道开通.不过,尽管南路重开的时间略晚一些,但综合分析史志相关记载,可以确定,从8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谋划,至9世纪初,随着唐与南诏在西南地区战略联合的实现及打击吐蕃军事行动不断取得胜利,南方丝绸之路川滇段的两条主要通道在韦皋的重视下均已得到重开.
二、唐代南方丝绸之路川滇段基本情况及重开的历史意义
从西川至洱海地区,路途遥远,情况亦复杂,不论北路还是南路沿线开路置驿应不是一蹴而就,而有一过程,一些路段可能先通,全线通行且相关条件皆具备也不是短时间能完成的.通过唐人樊绰《云南志》的记载,我们可大致了解唐代南方丝绸之路川滇段两条主要通道重开通行的基本情况.
樊绰《云南志》卷一《云南界内途程》载,自西川成都至南诏都城阳苴咩城,南路共2720里,分西川管、南诏管两段.西川管路段有双流二江驿,新津三江驿,延贡驿,临邛驿,雅州百丈驿,名山顺阳驿,严道延化驿,管长贲关,奉义驿,荣经南道驿,汉昌驿,皮店,黎州潘仓驿,黎武城,白土驿,通望木筤驿,望星驿,清溪关,大定城,达士驿,新安城,菁口驿,荣水驿,初裹驿,台登城平乐驿,苏祁驿,巂州三阜城,沙野城,俭浪城,俄准岭,总共“三十二驿,计一千八百八十里,并属西川管,差官人将军专知译务.”从樊绰的记载看,南路沿途隔一段路程即设有驿站,双方人员及马匹途中可得到相应的服务.非常有意义的是,《云南志》除记西川管路段各驿及里程外,还专门在俄准岭之后记西川“差官人将军专知译务”,即指出西川与南诏双方在此驿道接触或人员往来时安排有专人负责翻译事务,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西川对此驿道管理的重视,也反映出双方人员当时经此通道有着频繁的往来.俄准岭之下为南诏管路段.据《云南志》记,由此至阳苴咩城共“一十九驿,计一千五十四里”,仍是沿途隔一段路程就设一驿站,以便双方通行者.
北路的具体情况与南路区别较大.据樊绰《云南志》卷一《云南界内途程》记载,出戎州南十日程至石门,自石门至鲁望(今云南鲁甸)共九程(此处为西川与南诏分界处),自鲁望行十二程抵达拓东城(今云南昆明),再从拓东行十日至阳苴咩城.《云南志》虽然未记北路的具体里程,但从《新唐书》卷三七《地理一》戎州开边县注：“自县南七十里至曲州,又四百八十里至石门镇”来看,戎州至石门为五百五十里,需十日,北路从戎州抵达南诏都城需行40多天,总路程也十分遥远.分析《云南志》所记,北路沿途不仅山高坡陡,崎岖难行,而且所经之地不少为乌蛮地区,一些地方需要三译四译才能相通,直到快至拓东时,“始有门阁廨宇,迎候供养之礼皆类汉地”.总体来看,北路往来通行的条件应差于南路,所以南路重开时间尽管晚于北路,但开通之后双方使者多选择走南路.需要指出的是,樊绰《云南志》虽然成书于唐咸通初年,但书中以上所记道路及驿站与韦皋当年派员开路置驿的情况应变化不大,时间尽管已过半个多世纪,其间南北两路道路及驿站也可能有些小的改变,但总体上应基本与当年一致,而且在双方重视下长期保持畅通.还有一点应指出,唐代南方丝绸之路川滇段南路与北路虽然均为西川、南诏分段管理,但从当时双方的密切关系与共同需求来看,这两条重要驿道的建设与管理当在双方协商下有过统一的考虑与要求,而韦臬作为联合南诏的主导者,在其中也应发挥了积极作用.
唐与南诏的联合打击使吐蕃在西南地区连连失利,其势力逐渐北退.在这样的形势下,川滇间通道应畅通无阻,唐与南诏双方使节往来更为频繁.《新唐书·南诏传》载：“异牟寻比年献方物,天子礼之”.这一记载未言南诏具体遣使次数及时间,过于笼统.王忠先生在其传笺证中,引《册府元龟》、《唐会要》所记列出南诏遣使入朝从贞元十八年(802年)至元和二年(807年)就有近10次之多.[3](P73)仅从王忠先生所列南诏一方遣使情况看,可推知双方几年间已有不少使节往返于川滇段,而实际上往来的使者应更多,只是由于各种原因失载.异牟寻去世之后,双方使节仍较长时间保持着频繁往来,即使大和三年(829年)因南诏攻西川双方关系逐渐恶化后仍然如此.更值得注意的是,唐代南方丝绸之路川滇段重开之后,双方手工艺人及商者往返于两地者应不少,只是史志中相关材料不多,仅有一些零散记载反映.如《资治通鉴》记咸通十一年(870年)南诏军队攻成都时,追记韦皋主政西川时期一事：“初,韦皋招南诏以破吐蕃.既而,蛮诉以无甲弩,皋使匠教之.数岁,蛮中用弩皆精利.”[2](P8156)此记载中虽然未记具体时间,但分析其事,应是双方实现联合驿道开通之后.此材料中明确记“皋使匠教之”,即韦皋派西川甲弩工匠教南诏工匠制作甲弩.分析当时的情况,西川的工匠有可能远赴南诏去“教之”,但南诏这方面的手工艺人也有可能来成都学习,无论如何,双方这方面的手工艺人均需要往返于川滇驿道.在这条材料之前,《资治通鉴》同卷还记有南诏于咸通十一年二月“合梯冲四面攻成都”一事.与已谈及的那条相比,人们对此条似乎很少注意.胡三省对此条注称：“梯,云梯；冲,冲车也”.可以认为,无甲弩的南诏本应无“梯冲”,尽管史志中未记载南诏从何处学来“梯冲”及战法,但从韦皋时期双方的密切关系及南诏甲弩为韦皋“使匠教之”的记载来看,南诏的“梯冲”当仍是当年韦皋“使匠教之”,双方相关人员也因“梯冲”的制作工艺而往返于川滇驿道间.相对于的安排而言,双方民间的手工艺人往来当更多.《云南志》卷七《云南管内物产》记昆明盐池的变化时称：“今盐池属南诏,蛮官煮之如汉官也”.这样的工艺变化,应是双方盐工往来交流的结果.在贸易方面,《资治通鉴》载,南诏与唐恢复关系后,常派使节入贡,而“蛮使入贡,利于赐与,所从傔人浸多”.杜悰为西川节度使时,奏减其傔人,南诏对此极为不满.所谓“傔人”,即侍从；“赐与”,即回赐.朝贡本反映南诏与唐恢复关系后在政治上与唐的某种从属关系,但通过入贡与回赐,实际上双方在经济上又互通了有无,形成一种特殊的货物交易.前已谈及,南诏派遣的使节已多,使者的侍从也就更多,这反映出相对贫弱的南诏在这方面的需求亦大.傔人随使节到西川甚至入长安,沿途经商交易应是不奇怪的事,所以被减后极为不满.在双方关系十分密切的情况下,这种贸易形式既然长时间存在,民间贸易也当得到了长足发展,往返于川滇间的民间商者也应更多.从南诏之后的发展来看,双方手工艺人及商者通过川滇段南北两路的往来,大大地推动了云南地区的经济及商贸发展.
除以上两类人员外,还有一类往返于南方丝绸之路川滇段的人员值得一提.据《资治通鉴》载,韦皋在西南联合南诏击败吐蕃后,“又选群蛮子弟聚之成都,教以书数,欲以慰悦羁縻之,业成则去,复以他子弟继之.如是五十年,群蛮子弟学于成都者殆以千数.”这些南诏子弟在成都主要学什么呢？唐人的记载称：“许子弟入太学,使习华风”；“赐孔子之诗书,颁周公之礼乐.数年之后,蔼有华风”.由此记载看,主要是学习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的汉文化.南诏境内有乌蛮、白蛮等多个民族,几十年来“殆以千数”的各族子弟赴成都学习,反映出唐代南方丝绸之路重开之后在文化传播上已发挥了重要作用,长时期大批量的培养南诏各族青年人才,又对云南地区文化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此举增强了云南各族与中原文化的联系.
南方丝绸之路由云南通往南亚、东南亚各地路段被称为缅印段.据樊绰《云南志》卷十《南蛮疆界接连诸番夷国名》载,与南诏相邻并往来的南亚、东南亚古代国家有多个.早在阁罗凤时期,南诏在实力增强并基本统一云南地区后,已着手“刊木通道,造舟为梁”;“西开寻传,南通骠国”.这样的记载尽管非常有限,但仍可以肯定阁罗凤在南诏具有相当实力后,已着手开通或整治了其控制区内的道路,改善了交通状况,这虽然有其军事、政治上的考虑,但有利于南诏内部各族、各地的往来,也方便了其与相邻南亚、东南亚国家的交往.异牟寻在位时期及其逝世之后,史志中虽然缺乏南诏在交通方面是否采取过措施的明确记载,但从《云南志》有关南诏用兵弥臣国、昆仑国、女王国、水真腊国与陆真腊国及对大秦婆罗门国、小婆罗门国“善之”的记载看,异牟寻时期或其后不仅南诏境内道路畅通,与唐驿道恢复,而且通往其相邻南亚、东南亚各地的道路也多可通行.换言之,唐代南方丝绸之路缅印段的道路在异牟寻时期及其后应基本是可行的.这样,南方丝绸之路川滇段重开之后,通过南诏境内,再经缅印段即可达南亚、东南亚各地.据史志记载,唐贞元十八年(802年),骠国遣使入贡,献其国乐与乐工.此后,骠国与唐一直保持着往来,直到咸通三年(862年),其使入贡仍见于史籍记载.除骠国外,据《册府之龟》卷九七二的记载,弥臣也曾遣使入贡.同骠国、弥臣一样,与南诏相邻的南亚、东南亚国家通过南方丝绸之路遣使入南诏并到唐的应还有很多,但史志多失载.分析以上这些有限的记载,可以这样认为,韦皋重开南方丝绸之路后,既有利于西川、中原与云南各族的往来,也方便了唐与南亚、东南亚各地各国的交流.
需要指出的是,韦皋重开南方丝绸之路是在联合南诏以打击吐蕃的战略大背景下进行的.因此,实事求是地讲,重开此路并不是其在西川节度使任上的主要任务,也不是其主要战略目标.在剑南西川面临的严峻形势下,韦皋当时主要的关注点在如何与南诏取得联系并进而联合南诏开展对吐蕃的军事行动上,即使谋划重开此路并采取措施,不断推动,也是围绕其军事战略行动进行.但是,重开南方丝绸之路与联合南诏战略行动事实上不可能截然分开,而且此道重开之后,的确又推动了沿途各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与发展.对此,我们应充分认识,并对韦皋在其中发挥的历史作用给予积极评价.
注释：
①(唐)樊绰《云南志》,赵吕甫校释本“附录一”第33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资治通鉴》卷二三二贞元三月六月条记韦皋“自以书招谕之,令趋遣使一见”,此条可能时间有误,当为四年六月.因若首次致书是在贞元三年,《异牟寻誓文》中不会首先称：“贞元四年奉剑南节度使韦皋仆射书”.《旧唐书》卷一九七《南诏蛮》,即记为贞元四年.
②《旧唐书》卷十三《德宗纪》下；《新唐书》卷二二二《南诏传》；《资治通鉴》卷二三五,德完贞元十年六月条.
③《资治通鉴》卷二三三,德宗贞元四年十月条.王吉林认为,此为韦皋“制造吐蕃与南诏间之猜疑”,“以智破坏南诏与吐蕃之关系,正所谓离间之计”.见其书《唐代南诏与李唐关系之研究》第278、279页,台湾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
④《旧唐书》卷一九七,《南诏蛮》；《资治通鉴》卷二三三,德宗贞元七年五月条.
⑤《资治通鉴》卷二三三,德宗贞元七年十二月条；《资治通鉴》卷二三四,德宗贞元八年二月条.
⑥司马迁《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卷一一七《司马相如传》等皆对南方丝绸之路有记载.
⑦《资治通鉴》卷二○八,中宗景龙六年六月条；《资治通鉴》卷二一○,睿宗景云元年十二月条；《旧唐书》卷一○二《徐坚传》.
⑧(唐)樊绰《云南志》,赵吕甫校释本“附录一”第342、34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云南志》此条最后原为：“从石门更十日程至茂州”.向达先生《蛮书校注》将“茂州”改为“戎州”(见其书第252、253页,中华书局1962年).赵吕甫先生考证后则认为,此处“茂州”或为“巂州之讹”,并认为如此记“意袁滋等由北道入云南,由南道还西川.”赵此说虽有一定理由,但从当时吐蕃的军事威胁存在及南路没有开路置馆的记载来看,袁滋这样的唐高官从南路返回西川不太可能,应仍从北路还.向达先生所言应是.
⑨《资治通鉴》卷二四九,宣宗大中十三年十二月条.转引自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一辑,第648页,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此处所列总驿数及总里程与文中具体数字相加不合,疑文字有脱误,向达、赵吕甫两先生均已指出此问题.此条材料最后本作“官人将军”,清卢文弨认为“将军”为南诏“军将”之误,向达、赵吕甫二先生认为卢说应是.但是,俄准岭及其以上各驿为西川所管,所差只能为唐之“将军”,不可能为南诏“军将”.
《资治通鉴》卷二四九,宣宗大中十三年十二月条.转引自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一辑,第640页,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资治通鉴》卷二四九,宣宗大中十三年十二月条.转引自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一辑,第641页,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清代广雅书局刊本,《全唐文》卷八二七,牛丛《责南诏蛮书》、《报坦绰书》.
《南诏德化碑》,载《云南各族古代史略·云南重要碑刻录文》,云南人民出版社1977年；唐,樊绰,《云南志》卷十《南蛮疆界接连诸番夷国名》,赵吕甫校释本第31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资治通鉴》卷二三六,德宗贞元十八年正月条；《旧唐书》卷一九七《骠国传》；《文献通考》卷三三○《四裔·骠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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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查尔斯·巴克斯南诏国与唐代的西南边疆[M]林超民,译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8
[5](唐)樊绰.云南志[M].赵吕甫,校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收稿日期：2016-03-12责任编辑：许瑶丽
DOI:103969/jissn1674-9391201603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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