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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上海知识人是如何谋生的
在社会平稳发展时期,不同群体之间会逐步分化,即便在同一群体内部,分化与分层也会呈扩大趋势.1927年至1937年间,上海的知识分子逐渐根据从业类型差异,分化出几种不同的亚群体.他们为了生存而努力和挣扎的图景,如今看来颇值得细味.
【谋生：“一个人有三个人格”】
晚清以降的西学东渐带来的最大影响之一,是刺激了近代上海新闻与出版业的发展.西人一直将上海作为传教与出版的中心地,所创办的出版与传媒机构直接刺激了中国民族出版业的发展,众多官办或商办的华人出版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1927年至1937年间,上海出版业旺盛发展,即便淞沪战争也未对其整体构成严重影响.
如此迅猛发展的出版业形成了一大批从业人员.“如果以全上海1931-1936年间华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总计每年的人口平均数为3490790人计算,出版业所吸纳、消化的人口占当时上人口的2.3%.通过这几个数据可以看出30年代的上海出版业已经有很大规模.”一本书的问世源于作者与出版者的合力.从晚清到民国,随着作文取酬的制度化,文人的职业意识与权益观念逐渐增强,因此孕育了两大群体的知识分子：一是以“卖文”为生的现代职业作家与自由撰稿人群体；二是出版与传媒业从业人员群体.
与此同时,清末盛宣怀在上海创办南洋公学,标志着上海近代大学的诞生.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国立大学、私立大学、教会大学已呈三足鼎立之势.上海文人曾今可在一篇随笔中用一则对话讽刺上海的大学教授：“甲：现在的大学教授,多如过江之鲫；乙：不,比上海四马路的野鸡还多！”这虽嘲讽大学教授良莠不齐,但也折射出教授数量之多的现实.
颇具规模的各类大学离不开大量的教职员工.1927年秋成立的江湾劳动大学,“法文教师在中学部有吴克刚、毕修勺、胡海秋……英文由陈友生教授,教师如盛叙功及梁园东……另外国文教师李式相、李元梓……”上海音乐学院“从创办到抗战爆发的10年中,学校教员最多时曾达41人,其中中国籍教员13人”.1930年同济大学已具备相当规模.中国教师有李宜果教授、梁之彦副教授等；在工学院任教的中国教授有周尚、副教授有唐英等；1936年和1937年都有新聘教授.
章克标曾对邵洵美有这样一段评论：“我觉得洵美一个人有三个人格,一是诗人,二是大少爷,三是出版家.他一人在这三个人格当中穿梭往来,盘回反复,非常忙碌.”此话揭示了一个现象——知识分子身兼数职.在1930年代的上海,新兴行业与职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给读书人的职业交叉与职业流动提供了客观条件.章克标本人便曾在暨南大学短暂任教,后因“厌恶刻板的教师生涯,要开始一种独立自主不求人的自由职业”,而成为自由撰稿人.自1920年代始,寓居沪上的新文学作家中,以学校为业（或）者更不在少数.沈从文初到上海时以“卖文”维生,后与丁玲、胡也频主办《红黑》月刊.由于出版业与教育界均以专业知识的运用为主,故相互之间多有交集,许多大学教员先后跨界出版业,不少出版业人员也涉足教育界.
有些知识分子也在其它行业任职或.田汉“这次回上海,除了在暨南、大夏教书之外,就是搞上了戏剧电影”.唐弢1930年代在上海一个邮政局工作.楼适夷1930年代在银行系统工作.胡朴安当时“教三个大学,还兼上海铁路局的秘书”.即便在最具传统社会文人特性的书画界,1930年代的新一批书画家也多在出版业、高等院校等单位.
这一时期上海知识分子身兼数职的职业交叉与频繁的职业流动,侧面表明其时上海社会结构具有相当的开放性,社会阶层之间具有一定的流动性.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初来上海时面临严重的生计困难,经人辗转介绍后获得职业与收入,丰富了社会关系网络,拓宽了职业渠道与收入来源,改善了生活状况,实现了从平民阶层向中等阶层的上升流动.然而,这样的流动又相当有局限性,主要是同一阶层内的横向流动居多,不同阶层之间的纵向流动较少.
【收入：丰裕与困窘】
在张仲礼主编的《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一书中,揭示了1930年代上海中等阶层的薪水状况：已成名的职业作家、自由撰稿人、出版及传媒业的主要负责人,与在上海最好的大学任教的知名教师,在知识分子内部处于上等经济收入水平.
1920年代末,林语堂与开明书店合作,通过为开明书店编写教科类参考书,获利颇丰.经与开明书店商定,林语堂可按月向书店支领700元版税.他在主编《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刊物期间,编辑费“每月固定收入不下1500元”.此外,他还在研究院任外语总编辑及国际出版物交换处处长.这些也为他带来丰厚的经济收入.左翼文人蒋光慈尽管知名度无法同鲁迅等人相比,但也跻身畅销书作家行列.“当蒋光慈的著作多数被当局查禁、不准销售时,各书局和光慈算了一笔总账,总共积余一千元.这一千块钱的存款,就是光慈此后生活到他离开人间的费用.当时我们还是很乐观,对于今后的生活,仍充满着信心.”一些著名书画家依靠润例与收徒两项收入来源,经济条件甚至比大学教授、报馆主笔乃至高级职员还要高出不少.从1930年代上海市零售物价指数可以看出,主要农副产品零售呈稳中略升的状态,个别商品甚至有所下降,足以保证知识精英维持较高的生活水平.
处在中等经济收入水平的多是大学里的普通教师、从事自由写作的撰稿人及出版、传媒业的中等职员.民国时期,教师因资历不同,学校公私立不同,收入差距较大.币制改革后,上海租界工部局对同行业不同等级的职员月薪作了调查,报告反映1930年代上海高校教员的收入不仅与其它职业相比处于中上等水平,在教育行业内部,也远高于中小学教员.不但如此,高校教员月薪收入的内部差异并不明显,使得这个群体在生活状况方面更具相似性.
上海高校内部的公私之别也体现在教员薪水方面.公立大学的教师工资普遍好过私立大学.政府通过颁布大学教员的薪水规定,为国立大学教师提供了较为充裕、稳定的体制内经济收入.1930年代,交通大学“各级教员的薪金分为15个等级,教授年俸400～700元,副教授月俸210～400元,讲师月俸120～260元,助教月俸80～180元,兼任教员的薪金按每小时3～6元酌量计算.此外,对教师还有一些优待办法.交大教师的待遇,在当时是很高的,生活比较有保障”.
私立大学由于资金及运作情况各不相同,教职员工待遇也有所差别.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的工资,每月才200元,此外别无任何津贴.复旦专任教授的工资,每月亦为二百元,但一年只支十一个月的薪水,另一个月的薪水,以开办暑期学校的收入补足”.沪江大学“学校经费较为充裕,教职员工的待遇虽只有同级美籍教员的四分之一或更少一些,但其收入仍比一般公私立学校多和稳定,较能安心工作”.而其它一些私立大学的教师待遇则相对低一些.1920年代末任教于上海法学院的潘大逵回忆,“教授上课,按钟点计算,每小时报酬三元,只有少数几个专职教师,可领十二个月的薪金.校长和教务长,皆属无给,只各月支车马费一百元”.
尽管如此,一方面已有薪金以应对日常开销,另一方面,不少教员为了增加收入,在许多大学同时兼课.私立学校按钟点计算薪金,加上当时大上海都市圈已然形成,知识分子“为了多赚几个钱以维持家人的生活,往往不顾身体健康,争取多担任授课钟点.一个人兼任3个到5个学校的课务都不算稀奇,这叫做‘跑钟点’”.姜亮夫1929年从无锡到上海,经胡朴安介绍,在私立持志大学和大夏大学任教,“这样一来,我每月有近三百元收入”.潘大逵不仅在上海法学院任教,还在上海暨南大学兼课,“在那里每周去三次,共上课六小时,兼课钟点费是一小时四元,比上海法学院几乎高出一倍”.萧公权从美国归来后在上海的两所大学兼课,“两校合计,每星期授课十二小时,每月共得薪金约两百元”.
以写迎合市民趣味的通俗小说为业的自由撰稿人通过写作所取得的收入也不低.1930年代,为以出版此类小说为主的世界书局写作的自由撰稿人有张恨水、平江不肖生、严独鹤等人.书局为拉书稿不惜提高稿酬,通俗小说稿酬千字3元左右,像张恨水的稿酬能在千字4～10元之间.一般情况下,作者写一部书稿会得数千元稿酬,个别高达万元以上.
然而,以“卖文”为生,酬劳多少主要依赖于作者是否多产,以及其文字是否能被公众所接受,所以经济收入相较而言不够稳定.徐霞村提及1920年代末在上海的生活,“那两年在上海卖文,生活太不稳定,卖了一本书,稿费可得一百多块,能维持两三个月生活”.一些左翼知识分子也通过进入电影界等获得额外收入.夏衍在明星电影公司,“名义是编剧顾问,每月有五十元车马费”.
民国时期上海发达的出版与传媒业使得从业人员的收入颇丰.知名出版业者自不待说.张元济“进入商务印书馆主持编译所工作,多年省吃俭用,加上每年股息的收入,略有积蓄.时商务营业蒸蒸日上,每年分红有万元之数”.各大报馆的主笔和主编的收入也进入了中等或中上等阶层水平.据戈公振统计：“总理为一馆之领袖,其月薪约在三百元左右.总编辑亦称总主笔,为编辑部之领袖,其月薪约在一百五十元至三百元之间.次于总编辑,为编辑长,亦可称理事编辑,其月薪约在一百五十元左右.在编辑长之下者,有要闻编辑,其月薪均约在八十元左右.”报人的收入与其职位也有关系.编辑部门和采访部门的收入要高于营业部门,有名的特约通讯员、外勤记者的收入也不在名主笔之下.
然而,即便是大型出版机构,新进员工的待遇与中高层员工的待遇也有相当距离.而一些中小型出版机构,由于其创业资金无法同各大报馆及大书局相比,员工待遇自然也有所下降.王绍增回忆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时,“我们到校史处的头三个月,按规定是试用期,每月工资40元,试用期满,加成50元.届满一年,又加了10元,每年年终还多发一个月工资.听说这是商务的惯例”.竞文书局的创办人是桂绍盱,在中华书局是个普通编辑,月薪100元左右.可以看出,当时中小书局员工待遇微薄,以至于在书局处理各种日常事务的冯可法后来每月领到40元补贴,就已感到很满足了.
在报社中任低级工作的员工收入更为低下.左翼文人林默涵由于失去了和党组织的联系,经济上无所依靠,只有自谋职业,经朋友介绍至一个报社,先后担任校对与资料工作,每月只有区区二三十元薪水.即便这样,报社老板因输钱,克扣员工薪资,给林默涵的生计带来极大困难.林默涵回忆,“那一年里,我每天几乎只吃一顿饭”.
此一时期刚到上海谋生的青年作家,如柔石、丁玲、胡也频、冯雪峰、沙汀、艾芜、叶紫、殷夫、萧军、萧红等,走上了艰苦的职业作家之路.他们一面要致力于文艺,但同时也要生活,因此就拿文艺作品去换取柴米油盐.唐弢当时身为邮局的低级员工,“每月工资三十三元五角”.柔石初到上海时,其友人陈昌标任《大同日报》编辑,故“每月得香港大同报之补助,月给二十元”,后为报馆与杂志撰文,经济条件稍有好转,“现今每月收入约四十元”.1930年代在上海以写作为生的左翼作家叶紫经常面临经济上的窘迫局面,不得不靠出售作品以及依靠朋友接济勉强支撑.沙汀记得叶紫“为了向朋友借一块钱、几毛钱,来往步行于菜市路和北四川路之间”,生动刻画出一位囊中羞涩的文人的困窘形象.
早在20世纪初,就有时人感慨上海地方社会的分化,“日在危疑震撼中者,上等社会也；日在支持竭蹶中者,中等社会也；日在饥寒交迫中者,下等社会也”.1927年至1937年间的上海知识人尽管生活在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里,但新兴职业的出现、贫富分化的加剧,使这个松散的群体内部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分化和分层.而抗日战争的爆发,在终结了民国知识人平静生活的同时,也打破了这个分层的社会.
（作者系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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