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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马克思主义中国引领论：语义尧理据和本质
摘 要：作为一种正在生成的新学说,有机马克思主义高度关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并郑重提出了生态文明发展的“中国引领论”,强调中国最有希望引领生态文明.有机马克思主义“中国引领论”包含丰富的语义内涵,具有深层的内在理据,蕴藏一定的历史观指向、全球指向和价值指向,但也存在着鲜明的限与问题,其本质是希望中国用有机马克思主义替代经典马克思主义来引导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这一愿望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注定是要落空的.因此,必须辩证地对待有机马克思主义“中国引领论”,既要看到它对资本主义反生态本性的深刻批判,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肯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欣赏青睐,又要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对其理论本质进行审慎的考察和深入的分析批判.
关键词：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中国引领论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社会认同视角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建设研究”（项目编号：12&ZD006）
看周遭世界,生态危机、不加干预的资本主义后果、“现代性之死”正从历史的根基深处不断瓦解着资本主义的世界统治.这既引起了自由世界内部深深的忧虑和恐慌,更强烈呼唤着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中被福山等历史终结论者宣称为“灰飞烟灭”的马克思主义重新出场.聚焦于这一时代诉求,北美一批以小约翰·柯布、菲利普·克莱顿等为代表的过程哲学家和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将马克思主义、怀特海的有机哲学、中国传统智慧相融合,酝酿出了一个以生态关怀为主要理论旨趣的新流派——有机马克思主义.
作为近年来兴起的一种新学说,有机马克思主义因其鲜明的中国元素而备受瞩目,它提出的“在地球上所有的国家当中,中国最有可能引领其他国家走向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的论断（以下简称为“中国引领论”）更是引发了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在生态文明建设问题上,有机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公开看好中国？有机马克思主义“中国引领论”是否有其深层的语义内涵和内在理据？有机马克思主义“中国引领论”的理论本质又是什么？学术界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直到今天仍然见仁见智,不一而足.遵守学术规范的探讨,有利于弄清问题和推动学术的进步.本文立基于前人研究,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力求透过有机马克思主义的自身说辞对其提出的“中国引领论”进行认识上的明晰和理论上的确证.
一、语义内涵：何为有机马克思主义“中国引领论”
作为一种与生态文明时代要求相适应的新学说,有机马克思主义不仅对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还在分析、评判中国生态文明发展过程和地球生态灾难前景的基础上,郑重提出了生态文明发展的“中国引领论”.为什么有机马克思主义认定中国将会成为领导世界走向未来可持续发展之路的精神和道德领袖,而美国或其他国家却不足以发挥引领作用？回答这一问题,首先要深入把握有机马克思主义“中国引领论”的语义内涵.在有机马克思主义那里,生态文明发展的“中国引领论”至少包含以下三重意指：
其一,历史观指向：人类的未来在生态文明,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马克思主义传统,使中国最具引领世界走向生态文明的潜质.有机马克思主义洞察到,资本主义对个人利益和财富的无止境追逐、对自然资源的无限度攫取和无节制耗费,已然造成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生态和人道主义灾难.而资本主义本身无力解决这些问题,也无法通过改良或改革摆脱自身危机,因此真正有效的选择是放弃对它进行修修补补而去探索资本主义和生态灾难的替代方案.有机马克思主义注意到,在被资本主义宰制的破坏环境的非正义文明走向衰亡和崩溃之时,一种新的可持续发展的“面向人类共同福祉”的文明正从这崩解的尘埃中萌动、生长,它就是生态文明.生态文明这一概念在西方已经流行了30多年,生态社会主义等各种社会思潮也早已应运而生,但由于它们总是坐而论道地徘徊于各种体系的争辩而非自觉将其诉诸实践性的活动,最终形成了作茧于“书斋”的理论镜像和乌托邦的理想.随着资本文明崩溃的脚步越走越近,有机马克思主义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视野出发,勘察到人类的希望在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并在检视各国建设生态文明的可能性、现实性与前景的基础上,确证了中国之于世界生态文明发展的领导地位.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建设生态文明的目标内蕴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中,隶属于中国及世界马克思主义自然演进的一部分,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领导人更是多次明确提出要优先发展生态文明,强调建设生态文明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在有机马克思主义看来,中国不仅具有建设生态文明的内在本质,还葆有建设生态文明的信念、决心和魄力.正因如此,作为“中国观察家”的小约翰·柯布坚持认为中国是我们这个星球的希望所在,甚至断言：“地球及其人类居住者（还包括其他居住者）的前途,取决于中国正在制定的种种政策.”①
其二,全球指向：作为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追求共同福祉和全球正义为旨归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拥有引领世界走向生态文明的强烈责任感和担当意识；而中国综合实力的稳步攀升、国际影响力的愈益增强,特别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推进,使中国具备了承担这一责任的现实条件和能力.面对生态危机的步步逼近,西方许多国家不是幡然觉醒,生发出生态意识和生态责任,而是在惊慌失措、深感恐惧之余学驼鸟、做犬儒,甚至“石化”自己,拒绝讨论与生态文明建设相关的议题.当西方国家还在生态危机的愁云惨雾中迷茫之际,中国却已然踏上了求索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的“漫漫修远”之路.早在十七大上,中国就率各国政府之先明确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理念,并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和基本国策.这种在世界范围内绝无仅有的国家意志行为,令小约翰·柯布大为激赏,称其为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的“历史性的一步”.十八大之后,中国政府把建设生态文明视为迫切需要的优先任务,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引导经济绿色发展新常态,千方百计增进全体人民的可持续福祉.十九大,中国更是明确提出要“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②.不仅如此,在过去十年里,中国还围绕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并逐步使生态文明的理念在全社会传导布展开来.在国家、政府、社会力量和个人全体认同和协同行动之下,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不但进展顺利、成就斐然,更在人口增长控制、生态文明体制机制创新、科学技术生态化等方面表现出色,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强烈关注.可以说,无论是理论上的探讨还是付诸实践的努力抑或是业已取得的成就,都使有机马克思主义有理由相信,中国更有能力担起世界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和示范重担.正如菲利普·克莱顿所言,“要建设新文明,在世界各国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发挥的是引领作用,这是她的特殊使命.……只有作为一个道德和精神领袖,中国才能够完成时代赋予它的使命.”③
其三,价值指向：现代性是当今时代的“深层结构”和造成生态危机的深层根源；对现代性的拒斥、超越以及指向后现代的价值诉求,使中国葆有引领世界走向生态文明的态势.有机马克思主义分析指出,当代出现全球性生态危机,资本主义难辞其咎,但现代性才是生态危机产生的始作俑者.关于这一点,沙琳娜·斯普瑞特奈克表示,在大部分人眼中全球性生态危机的爆发及愈演愈烈是资本主义使然,如由利益驱动的技术、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或精神关怀的付阙等等,然而它们只是“现代性”这个包罗万象的现象的表征,生态危机的“深层结构”其实是“现代性”.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现代性的最根本的特征是机械论世界观,它强调人与万物的二元对立.正是这种“二元论”的“机械世界观”人为割裂了事物之间、特别是人类身体和整个自然之间的联系,导致了对自然的“袪魅”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由于“现代性的持续危及到了我们星球上的每一位幸存者”,有机马克思主义认定必须要突破“二元论”的“机械世界观”,超越现代性,开创一种有益于生态、共同福祉和可持续发展的建设性后现代的生态文明.当然,要建构这样一种生态文明,并非某种一蹴而就的决断,而是一系列艰难、复杂而系统的实践.基于“现代性之死”的共识,有机马克思主义认定,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显然无力胜任这样一种文明的建设；但令其振奋的是,有机马克思主义冀望的面向生态文明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浸润的有机、生态、包容、共享、开放的后现代主义精神和价值理念不谋而合.鉴于此,菲利普·克莱顿预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将会是一条不同于西方现代性,也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即中国式的强调社会和谐与生态文明的社会主义道路,它关怀弱者,强调公平,重视共同福祉,饱含浓郁的后现代主义色彩,顺应了后现代生态文明的呼唤,昭示着人类文明发展的未来方向.
二、内在理据：有机马克思主义“中国引领论”之判断根据
有机马克思主义把人类的希望投向中国,指认中国是世界生态文明建设的引领者,不仅基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后现代主义价值取向以及可以经验的“最顽强的事实”,即中国在世界建设生态文明中所付出的种种令人感佩的努力,还因为中国在经济结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等方面所独有的天然优势.
关于中国经济,有机马克思主义有着较为深刻的洞见.它指出,中国是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大国,对非公有制经济及金融机构有着良好的控制力,掌握着自己的经济主权,具有建设生态文明坚实而稳固的经济根基.对此,有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代表小约翰·柯布这样说道：“我相信中国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至少在另一种意义上,它没有被经济寡头控制.”④“中国发展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市场经济对公共领域的作用远远大于美国的市场经济对公共领域的作用.其中,公有制发挥了极其巨大的作用.”⑤如小约翰·柯布的分析,建立于公有制基础上的中国,控制着金融体系和货币制造,拥有通过政府银行控制财政的巨大优势,不仅有助于中国规避西方发展模式的陷阱,拧转现行占主流地位的“增长癖”或“GDP崇拜”,促进经济与环境之间的互利耦合,推动经济生态式发展；还有利于摆脱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淫侵,抵御金融寡头的霸权,规避西方的现代性错误；更能广泛分配增长的福利,为普通民众谋求共同的福祉,积极促进人类社会向后现代生态文明发展.相较之下,作为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拥趸,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一贯将“市场是人类事物最好的仲裁”奉为圭臬,耽溺于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经济范式,纵容经济主义的强势发展.另外,由于资本主义正义“不正义”与自由市场“不自由”的内在勾连与合谋,又使得不断涌流的社会财富日益集中在一小撮超级富豪手中.他们区区几千人不光操纵着国家各大财团,还把持着世界财富.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这些超级富豪追求的只会是可持续的利润带来的令人陶醉的财富而非生态文明理念支配下的可持续发展,指望他们在“不影响”经济财富的增加、“不伤害”资本主义的前提下,关照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国民的福祉,推进全社会的生态文明建设,只能是缘木求鱼；幻想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带领人类走向一种建设性后现代的生态文明,更无异于与虎谋皮.
有机马克思主义一直对中国引领世界走向生态文明抱有极大热望,其理由和依据还在于中国旨在追求共同福祉的政治体制.有机马克思主义观察到,与西方国家的历史传统与政治逻辑不同,中国拥有悠久的集权与合作传统,具有集中力量推行政策的政治优势,因此在这样一种共同体治理结构中,即使是统治者也认为他们是代表天命为人民谋福祉的：在中国伟大文明的漫长历史中,人们对统治者有着相当高的期望,并倾向于相信统治者是有着良好德行的公仆.他的存在,不是为了自己的私人利益,而是为了所有人民的利益、为了“作为整体的共同体的需要”（尽管很多统治者并未能达成这一目标,但这一标准是明确的）；同时,人们更倾向于相信,“如果这个统治者是强大的,则整个国家和社会都会强大起来,他的聪明才智也是为着所有人的利益服务的,而他所持有的理想信念,都是为了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⑥.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这样的传统在中国一直延续至今.当前的中国领导人更集全党智慧开创了一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生态文明”发展战略,并进一步做出了实质性的承诺和行动.纵观世界,把生态文明列为国家战略的,唯有中国领导人.更为重要的是,根据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中国的政治共同体结构还有助于形成一种自我保护机制,避免大资本蚕食中国,进而借助自己独特而丰厚的思想和政治资源,发展出一种中国式的后现代化的生态文明.正是基于这些认识和判断,有机马克思主义预言,中国作为一个具有共同体治理结构的国家,它直接通向后现代的生态文明,并且中国一旦成功,将会是一盏明灯,照亮世界和生态文明发展的道路.相较于中国追求共同福祉的政治体制,有机马克思主义一针见血地指出,基于利己主义原则的西方政治体制是一种低级的劣等体制；在这种政治体制中,人们通常考虑的只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或者家庭的需求,而甚少考虑整个社会共同体的福祉,与人类共生共荣的自然就更不在他们的视野之内了.这意味着,依赖囿于这种政治体制框架之内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本国和世界开辟出一条社会公正、生态可持续的、后现代的发展道路,无疑是痴人说梦.
有机马克思主义对生态文明发展的“中国引领论”的认定,很大程度上,还得益于中国自身的传统思想智慧.中华文明是一种有根的成熟文明,且在根蒂深处与生态文明的内在理路息息相通、相互契合.这不仅仅集中体现在中华民族推崇流变、欣赏中道、强调系统整体性的思维方式中,还内蕴在作为中华文化之根基的天人合一、阴阳互动、同体大悲的价值理念里,更深藏在中国古贤凡事不走极端、讲求“和谐为体,中庸为用”的行为品格中.有机马克思主义非常钟情中华文明中弥漫的过程思想与有机整体主义.怀特海曾多次对求学于哈佛的三位中国学生贺麟、谢幼伟和沈有鼎表露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青睐,他说：“我喜欢东方思想.我的书英语学生不易懂,中国人会感兴趣.我的思想中有中国人的天道思想,美极了.”⑦小约翰·柯布、菲利普·克莱顿等人也从不吝惜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溢美之词,并在多个场合公开盛赞道：“中国几千年的老子、孔子、墨子等哲学思想深入人心,从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起,中国就一直延续着这些天人合一的、内圣外王的有着社会道德和生态道德的文化,中国传统文明和文化的璀璨菁华令世界其他国家难以比肩.”⑧正是这种肇始于过去融透于现在直指未来的生态思想使有机马克思主义确信“在中国实现一种生态文明的可能性就要大于西方——因为,与自然相疏离,这几乎充斥西方历史的所有文化里”⑨.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以原子主义和碎片化为特征的现代西方文明,极其推重个体意识和个体权利,痴迷“争斗崇拜”,盲目尊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铁律.这种原子式的个人主义和冷漠无情的生存法则表现在与自然的关系上,便是把自然视为人类战天斗地的敌人,以人类沙文主义的态度君临自然,不断突破道德底线戕害自然.其结果不单是不利于生态文明的建设,更会加速令人触目惊心的生态危机的来临,更遑论让泛滥着这种猖獗思想的资本主义国家去引领世界走向生态文明？虽然在意识深处,有机马克思主义对此颇感忧虑,但由于了然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无法从根底上挣脱“人类中心主义”的窠臼,所以在这批判的喧嚣过后,它所能发出的,也不过是“声声无奈的叹息”和绝望的悲叹.
三、理论本质：关于有机马克思主义“中国引领论”的哲学反思
在这个“希望”匮乏的时代,有机马克思主义郑重提出的生态文明发展的“中国引领论”,非常富有感染力,也着实令人振奋.它对资本主义反生态性的深刻批判,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肯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由衷欣赏,有利于人们明晰对资本主义进行变革的必要性,有利于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生态话语权,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但是,有机马克思主义“中国引领论”并非完美无缺、无懈可击,无论就其对生态文明哲学基础的理解,还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推崇,甚或是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诠释,都有着可待商榷之处,甚至还存在某些较为严重的误读、曲解和妄断.因此,我们对有机马克思主义“中国引领论”的把握并不能仅仅驻足于对其语义内涵和内在理据的认识和揭示上,还要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对其理论本质进行审慎的考察和深入的分析批判.
其一,有机马克思主义“中国引领论”的哲学基础乃是一种“怀特海式的马克思主义”,而非经典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实践的向导,是构成实践活动中的目的性要求和理想性图景的深层依据.马克思曾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这样分析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⑩依此,有什么样的生态文明理念,就会导向什么样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虽然有机马克思主义不乏对马克思主义的溢美之词,但当它强行把怀特海的自然哲学、宗教因素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因子杂糅到马克思的哲学体系内,并据此作为生态文明实践的理论基点时,实质上就将马克思主义蜕变为了唯心主义或自然唯物主义.不过这在有机马克思主义看来,却是实现了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更新”、“重建”和“生态重塑”,并自我宣称“更加关注文化和精神因素,这超出经典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将努力克服对自然界的异化,这种异化是迄今马克思主义者和资本主义者均具有的特点”?輥?輯?訛.因此,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是,就其基本理论立场而言,有机马克思主义“中国引领论”不但并不服膺于马克思主义,反而从根底上是明确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希望中国用“怀特海式的马克思主义”替代经典马克思主义来引导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对于这一点,有机马克思主义并不讳言自己的态度,小约翰·柯布坚称马克思主义者可以而且应该成为一个怀特海学者,并言之凿凿地表示：“我相信,中国在追求生态文明的过程中具有一个独特的地位.我也希望怀特海的后现代主义能提供些许裨益.”?輥?輰?訛“我希望中国的过程研究中心将大力支持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到‘有机马克思主义’.”?輥?輱?訛小约翰·柯布的学生菲利普·克莱顿和贾斯廷·海因泽克在其合著的《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的序言中更是坦言：“有机马克思主义是新生态文明的基石,全球有远见的领导人现已意识到这是地球未来的唯一希望.”?輥?輲?訛在这里,有机马克思主义把我们引向思索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面对生态文明时代对生态哲学理论所提出的新要求,我们必须要再度回到马克思,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质、理论高度与理论境域,深度耕犁马克思已然确立却常常被遮蔽了的生态思想,如此,才能拨云廓雾,彻底划清经典马克思主义与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界限,才能为马克思生态思想“正身、正意、正言”,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科学的理论支撑,引导生态文明实践抵达新的生态文明图景,引领人类文明形态的变革.
其二,有机马克思主义“中国引领论”推崇与肯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本意,不过是为了更好地推介有机马克思主义,并非是要真正彰显与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随着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和中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光怪陆离的西方社会思潮不绝涌入中国,它们不但冲击、侵蚀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还遮蔽甚至否定中国文化的价值.在此背景下,有机马克思主义却自觉向东方文化开放,有意识地吸纳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并透过后现代之镜发掘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它的这一做法客观上有利于提振学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情,也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初衷并非是要彰显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而是力图借助中华传统文化来论证“过程哲学”的合理性,为有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和传扬提供更深层的思想支持和推动力量：由于受到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的限制,有机马克思主义在美国只是一种边缘性的思想,难以获得人们的认可和欣赏,因而极其渴望能够在中国受到关注,引起倾听和共鸣.对此,小约翰·柯布毫不避讳,他这样说道：“我非常支持有机马克思主义,并盼望它在中国取得成功.我相信它需要更深的根源.我希望,这些都可以在中国传统中找到.我相信,儒家和道家思想很有帮助,佛教也一样.有机马克思主义仍将是一种抽象的观念,除了它的精神深度之外.在那里,马克思主义肯定有那种精神深度,但在今天这并不明显.有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真正有用的,只要它唤起并指导深刻的信念和责任意识.”?輥?輳?訛“后现代的希望在中国,这得益于中国成熟的有根文明.”?輥?輴?訛据此,有机马克思主义“中国引领论”的本真目的不过是希望智慧、活力、自律、善于经营的中国人民能够珍视古代先贤所留下的过程思想和有机整体主义思想,充分发挥其深层的知觉能力和智慧,依靠自身的文化和创新开辟一条新路,即“后现代化之路”或者说“后现代生态文明之路”,成为超越现代性引领世界走向健康的可持续发展之路的精神和道德领袖,从而为世界生态文明建设创立良性典范,为承担全球责任提供良好契机.
其三,有机马克思主义“中国引领论”冀望中国建构一种面向生态文明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而非推动中国实现以生态为导向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现代化,始终是中华民族实现“振兴中华”愿望的实质性诉求.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近40年“摸着石头过河”的不断试验和上下求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了骄人成就.然而,当前处于全球化与现代性之中的中国,在拥抱现代化的同时,遭遇的现代性问题也正严峻地摆在我们面前,其中最为严峻的现实问题即是可持续发展问题,特别是近年来屡屡造访的雾霾不分畛域,肆意周行,正以一种播撒而绵延的坚定在场,提请我们必须秉承马克思的发展观,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奋力跨越工业文明“卡夫丁峡谷”,闯出一条经济社会现代化与生态文明相贯通的新路.但是,需要说明的是,有机马克思主义不仅通过批判现代性来寻找生态危机的根源,还“通过把马克思的发展观与增长观混淆起来——同时相混淆的还有现代化与现代性,从而把马克思曲解为一个现代性或现代主义的思想家”?輥?輵?訛,更据此站在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立场上,指责马克思不加批判地接受了欧洲现代主义的错误假设.有机马克思主义“拒斥现代主义,就是要开创一种独具特色的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輥?輶?訛,而有机马克思主义“中国引领论”所希冀的也正是中国能够改弦易辙,建构一种面向生态文明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走向一种以“主张混合制”“超越公——私二分法”和“超越‘价值中立’的教育”为核心原则的“第三条道路”.对此,有机马克思主义显得相当自信,小约翰·柯布甚至信誓旦旦地强调：“虽然西方这里的许多人不同意我们,但我和我的中美后现展研究院的同仁始终相信：后现代的希望在中国,后现代生态文明的希望在中国.”?輥?輷?訛关于这一点,菲利普·克莱顿也多次谈道,“我们相信,中国会对马克思主义有一个新的理解,那就是,充分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建设性后现代维度,对此,中国已做好了准备.”?輦?輮?訛必须指出的是,道路问题是第一位的问题、根本性的问题.我们始终坚持不断发展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既不会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会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更不可能走无原则无立场、充斥着折衷主义倾向与浪漫主义风格的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第三条道路”.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亦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选择,中国正在更加自觉地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有机马克思主义鼓噪中国发展面向生态文明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愿望,不仅是十分错误的而且注定是要落空的.
可以显见,虽然有机马克思主义并非天然就亲近中国,也不是在穿凿附会、浮光掠影、含糊其辞、异想天开之中信手拈来生态文明发展的“中国引领论”的.但是作为一种在特定的现实境遇和理论条件交互作用下出场的理论,有机马克思主义“中国引领论”的本真目的是想以怀特海式的马克思主义观为指导,在中国建构一种面向生态文明的建设性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进而推动中国和世界走向一种以有机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第三条道路”.有鉴于此,我们必须保持冷静,坚守理论原则,并不能因为有机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反生态性的深刻批判、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欣赏青睐、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极大肯定而给予其非理性的拥护和称颂,而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客观地分析之对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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