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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寻故乡的历程读蔡家园的《松塆纪事》
松塆是长江之畔湖北境内的一座村庄,它是一个小地方,是“中国浩如星海般的村庄里”,“毫不起眼的一粒小星星”——一座普通的村庄,它有八百年的历史,它是蔡家园的家乡,也是蔡家园的故乡.作者出走半生,归来不是少年,肩上也不是空空行囊,他带着进入城市现代生活秩序、文化秩序、现代伦理规范所获得的体认、进入知识精英话语体系所形成的观念、识见、立场、视角、方法、信念和实践准则,借陪同同乡完成社会调查的契机,与故乡“重逢”——这是重返,也是新的相遇,在儿时模糊的记忆、父母片语断章的话语碎片之外,于口述历史中、于方志宗谱中、于田野调查中与被拼合出较为清晰的历史发展流脉的松塆相遇,同时也是与一个不能靠把知识优势、理念优势转换为简单的道德优势与先在的判断优势去下圆满的结论、规范的定义或提供工整答案的面目含混的松塆相遇.在此之前,松塆——故乡对于蔡家园而言是天赋的命运,它是规定性的,不是选择性的,它不言自明地存在,它天然地与“我”发生关联,它可以成为辨识一个人的依据或条件,却不见得是关于“我”的定义中的一部分——在“寻求意义”的层面上“我”与“故乡”,蔡家园与松塆之间并没有真正敞开,并在敞开中建立血气相通、筋骨相连、命脉相系的联系,故乡还没有作为“达乎本源的切近国度而得到准备”,“故乡”与“松塆”还没有在生命血脉与文化根脉的意义上被作者真正发现和命名.当作者带着理性的审视与生命体验、审美情感的投入“重返”松塆、与故乡相遇,以“非虚构”的写作策略“尝试开辟一条通往故乡的文字小径”时,他在《松塆纪事》里才真正开始了重寻故乡的历程.在我看来这其实也是一个名叫“家园”的作家认真回望自己生命的来处,注目乡土中国,寻找文化精神之家园的历程,而清晰与含混、清醒与困惑是《松塆纪事》展开重寻故乡历程的基本基调——作者正是“用幸福也用痛苦,来重建家乡的屋顶”.
诗人的天职是返乡,返乡又何尝不是一切写作者的天职.自“乡土中国”向“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隆隆启动以来,“返乡”就不仅是写作者的天职,还是一种凸显着强烈现实介入意义和社会实践诉求的使命.鲁迅在《故乡》里的返乡在与古典还乡母题的吟咏划清界限之后,早已不是乡恋与乡思意义上身体与精神的“归家”,而是成为了百年来持续的现代性冲动下一个具有丰富象征意涵的文化行为.《故乡》里的天气、气氛、对话、站立的姿态——每一个细节都可以抽象出“现代”与“传统”、“文明”与“愚昧”二元对立结构中的象征性意义,甚至“故乡”本身就是乡土中国乃至中国的巨大文化象征.而这种象征的完成是由作为叙述者与解读者的自乡土中国文化母体上剥离而出的现代知识分子从“作为现代化的意识形态的启蒙主义”的立场去合力实现的——他们在将中国的变迁纳入整个世界历史进化链条的“历史发展”中发现故乡、乡村,在特定的文化视野中“看”故乡与乡村,也在既定的思想文化视域中叙述故乡和乡村.简而言之,他们在历史中发现乡村,在故乡发现中国,在中国追求一个现代的世界.鲁迅同时代以及后来从相同的现代性“认识装置”分享同样的“看”乡村的目光的知识分子与叙述人共同造就了返乡叙事的一种强大现代传统.
今天在虚构或非虚构的返乡叙事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一传统的强劲透射,尤其是当行并备受关注的非虚构“返乡”书写中,亲历性体验的“在场”叙事方式、不需掩饰的“主体参与意识”、恢复文学与现实弹性关系的“干预现实”的写作诉求并没有淹没文本背后的“现代性焦虑”,也折射出知识分子在将故乡对象化、带着离乡者与故乡剥离后的异质性话语体系、知识视野在重述故乡的过程中确证自我身份与价值的澎拜的叙述冲动、那种恢复文学书写面对生活之有效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故乡、乡村正是在被他者化的处境中体现出意义又深陷暧昧之境.它总是在特定的意识形态框架里被叙述与建构,在恢复主体地位的名义下被预设的叙述立场抽空了主体的意义,它作为一种现代性叙述的“发明”被敞开,然而又被深深遮蔽,知识分子需要通过返乡来寻找到自我与历史、现实及个体精神内部生成性之间的通道——这也使得故乡成为了一种文化镜像,当故乡被“看”时,它同时也映射出知识话语的复杂形态、叙述主体在历史变动中经历的内部的断裂与弥合,故乡作为一种存在多过于实在.光投射于故乡,影也交错斑驳,光影摇曳中真实的故乡是否可寻,那个真实的血肉之躯生活的故乡到底能不能被呈现？除了成为价值符号、历史遗形、文化象征,故乡还能不能于别样的叙述可能中找回自己的名字？故乡是否能在被固化为喻体之外,作为本体真正释放出活力和彰显丰富的面影?尽管大部分返乡书写的叙述者还没有能够从根本上超越鲁迅开辟的那个强大的现代返乡叙事传统,但是有意识地对先验的理念、习以为常的知识话语保持警醒来重返乡村、进入故乡的内部逻辑已经成为不少书写者的自觉选择,蔡家园正是怀有此种自觉意识的写作者.因此,《松塆纪事》是体现了“去蔽存真”、还原“故乡”与乡村之追求的写作,这不仅因为作家的写法是“非虚构”,还在于作者对“二手写作”的有意抵抗,将放下装备齐全的“理论武器”作为重返故乡、进入松塆历史与现实生活现场的前提.今天,娱乐化、碎片化、消解深度、同质化、想象力匮乏、“空心化”,凡此种种都被视为文学在经历泡沫式繁荣的同时也不断滋长的内部危机.不过,在我看来,在这种种危机之中,不能被忽视的一种还应包括“二手写作”.海量的电子信息、借由自媒体和其他电子媒体发布的铺天盖地的新闻资讯、热点事件跟踪报道、网络大V、知名的跟进分析、众说纷纭的事理评判建构了高仿真的“世界”与“现实”、貌似合理的“常识体系”——或者说信息即常识、媒介即世界.对于相当一部分人来说,通过勾选信息进行阅读、发表评论、在留言区互怼、对撕,甚至带着个人的意见倾向性进行转发,在对“二手体验”的体验中就完成了对于真相的追寻、对于“真实”的体验、对于“正义”与“真理”的获取.而写作者不必真正深入生活、在原生态的经验中逼近真相又在逼近中突破想象的结界、以溢出“常识”与“理念”的方式让文学向世界和个体无限敞开.用不断转发和持续发酵的网络信息、时讯分析拼凑的世界图景来为写作框定版图,用对信息构建的“仿真世界”进行加工与模仿来完成文学的书写和想象,此即“二手写作”之一.同时,迷恋观念或理论,先行在观念中体验生活与存在,而后在“视界”与“世界”中寻找“客观对应物”的书写同样是一种“二手写作”.信息爆炸、理论横溢、媒介构筑的世界比真实的世界成为更强大的生活现实使得“二手写作”成为一种便利,而更大的危险则在于,如果缺乏足够的反思,把“二手写作”视作是适应时代变化的写作、甚至赋予其优于“我们生活的真实世界”的意义会成为某些写作者的笃信.由此视之,蔡家园以非虚构的方式,保持对“二手写作”的紧张感,用“在地”和返回现场的姿态书写故乡、松塆,恢复文学写作的“原生态”就显出了积极的价值.作品最后部分,蔡家园与朋友“英伦过客”的对话,与其说表达了“英伦过客”对乡村与知识分子的理解,不如说显示了作者本人的写作立场.当“观念”的依赖者“把解释现实问题的方法,等同于与经验世界无关的‘第一原理’或者不证自明的‘公理’……而不关心历史本身到底如何”时,他宁愿“带着困惑和矛盾”进入松塆的历史与现实,放弃以“熟悉的那套价值观念去整合斑斓的历史碎片”.《松塆纪事》写下了七十多年风云激荡的岁月中一个小村庄经历的历史变迁、人事沧桑、基层社会结构的异动、人心的裂变、精神的变异,但并非为了在乡村与故乡印证历史,作者要发掘的恰恰是“鲜活的斑斓”.所以,在《松塆纪事》里,经验优于“公理”、“历史的细节”并不让位于关于历史的总体性判断,真实性不被与对历史的总体性认识保持一致性去冲抵.既然又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在文字和那些讲述里触摸时光烟尘里真实而可亲的故乡,既然“天边飘过故乡的云,它不停地向我召唤”,既然“身边的微风轻轻吹起,心里有一个声音在呼喊”,那么就让写作回到大地和“人间”.不是汲汲于“在历史中发现乡村,在故乡发现中国、在中国追求一个现代的世界”,而是在中国发现乡村,在故乡发现历史,在寻求历史之真与重建生活现场的写作中发现生命——这是一个写作者的诚与真,这是一个“地之子”对于乡土的敬与爱,这是《松塆纪事》重寻故乡的历程.
平凡个体的生命史诗里不可能没有泥土里的呼吸、在田地里吹响的哨音,松塆的历史剪影也不可能不以土地作为背景.土地是一个村庄物质内容与存在形态的基础,它甚至不只是物质性的,还为村庄、乡土中国、乡民的精神气质、文化伦理、交往关系提供了支撑或者说具有一种规定性,它是构建乡土中国精神世界的一个维度.作为乡民的松塆人是自松塆的土地上开始经历生活和生命及精神的生长,土地与乡民之间的关系涵纳了生产性、精神性、伦理性等多重维度,土地是以此为生、由此而得命的人的“根”与“本”.为松塆立传,自土地、人、文化精神的交互变化中把握一个村庄真实的生命律动,这是一个最佳的选择,也是蔡家园的选择——它确实可以体现在中国的这个村庄的特殊性,然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个村庄里的中国”的普遍性.想要真正理解松塆或其他村庄,甚至理解整个乡土社会,缺乏一个将土地、人、文化精神关联而建立的认识坐标系是难以想象的.人与土地关系的变化,以及在这种关系的变化中发生的人际关系、精神情感、价值取向、道德选择的变异就构成了作者讲述松塆的主线,而土地则成为了叙述的“原点”.事情要从何说起,一切变化从哪里开始发生,土地、土地、还是得回到“土地”,回到土地与人的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与转折的那一刻.建国以后,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在整个中国的范围内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也就成为了《松塆纪事》的历史起点.同时,土地与农民关系的变化牵连着当代中国对于新中国未来的现代想象、社会制度设计的整体安排、社会发展路径的总体思路、社会变革历程的探索性道路、社会格局与秩序的重新建构,松塆基层组织结构与精神文化的变迁、松塆人命运的起伏是在整体的社会变革带来的土地与人之关系的改变中发生的.翰儒、耀辉这两个松塆最大的地主的失地与失命、旺财积攒的土地得而复失、无地的梅松成为乡村革命的主力和基层话语权力的掌握者无不与改变土地所有关系的土地改革保持了历史逻辑上的同一性；松塆大放卫星、复原老兵老魏一生中唯一一次刻骨铭心蚀骨伤心的爱恋又都是以合作化、大跃进、整个乡村经济排除私有化道路而走公有制集体合作的必由之路为背景；分田到户以后满仓的家庭衰败史、红军承包的阳光砖厂的兴衰与没落、游手好闲的永福去乡离土的发家传奇与人生烂尾的结局,实乃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搞活农村经济、改革开放以后农民与土地的粘合度降低,获得向城市迁移的一定的自由度等等带来的乡土裂变的微观显现.从地主拥有土地到农民拥有土地、到“土地拥有农民”、再到土地重归农民,而后在整个加速发展的现代化与城市化进程中,土地退出作为农民生存第一生产资料的位置,农民获得向城市迁移的可能,摆脱以农产品为城市发展提供物质积累的单一模式而以劳动力输出为工业化发展和城市发展造血,从而成为“农民工”或部分成为城镇居民,阶级关系、革命伦理、现代商品经济伦理和交往伦理不断对传统乡土社会的家族伦理、礼俗关系进行挤压和覆盖,乡土精神的分裂与异化伴随经济、社会转型成为乡村、松塆不得不面对的困境——“山削平了,松林烧光了,香樟砍掉了,小溪干枯了,人心也荒了”.
当“大历史”的风云把个体的命运裹挟其中时,每个松塆人的命运都具备了让“历史”和“时代”显影的含义.“显影”的意义是双重的.一方面,整体而言,松塆的变迁和松塆人的命运逃离不了那种总体的历史发展趋向带来的规定性.另一方面,对历史理性的绝对化认知也并不能与松塆人的生活真相无缝对接,那些溢出被抽象出的必然性和规律性的部分构成的历史罅隙又具有了突破被严整的理论与逻辑“叙述”的“历史”与“时代”的可能,呈现“历史”的幽深、复杂与暧昧.也正是因此,那种在特定意识形态支配下形成的历史理性主义话语得以成为被审视的对象,被习以为常的价值判断体系、理论话语所描述的完整的却又在固化的叙述中封闭的历史图景获得走向开放的契机,而这一切不是以“感性个体的价值立场”彻底颠覆历史理性、极端地拆解历史来实现,而是通过口述历史、民间文献资料打捞历史、触发反思来启动.比如,作为革命主体的王二娘、梅松对于翰儒、耀辉的革命,是接受了革命启蒙、具备了阶级意识之后,翻身又翻心的革命实践,还是其中不乏隐秘的个人动机与人性的幽暗.再比如,革命话语在松塆人的意识观念和精神再造中到底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在多大程度上塑造了他们对现实生活世界的认知和价值判断？“尽管高音喇叭里的声音和飞扬的红旗常常让人澎湃、梦想翩跹,但是松塆人毕竟是农民,农民的本色就是务实,农事永远是他们生活的中心.”“‘阶级’并不是判断一个人最重要的标准,性格好坏以及为人处世的态度才是大家最看重的”,“在农民的心中,会干活才是最大的‘政治’”.“现代以来的革命,自然有必然的逻辑,是社会矛盾与历史合力的结果”,可是革命理性、政治逻辑也不可能对维持乡土社会生存之恒常性的朴素生活信仰与原始生活道义来个彻底的釜底抽薪,我们除了在“历史”中理解乡村,恐怕还要从乡村去发现和理解历史——我们把乡村交给“历史”、交给革命、交给政治,还需要把乡村交给在一切时代都必然进行下去的“生活”,而这样的生活也是历史显现的一重面影.
当作者在叙述中力求重返松塆、复原生活实相时,“观念的历史”与“理念的乡村”受到了反诘和质疑,以此为起点,作者走向的并非历史的不可知论,而是以追求历史之真的理性主义去反思、挑战被“规训”的历史理性主义的认知方式与价值判断,同时也正是因为这种理性主义的态度,他实际上又将反思延伸到作为叙述者的知识分子,反思叙述者的知识来源、价值世界、观念体系,思考叙述的合法性.作者把叙述者自身如何使叙述可靠问题化,从对问题的回答入手打开进入故乡、松塆的道路.所以,他一方面意识到“松塆的历史‘真实’也只能在我的‘叙述’中呈现”,“我无法超越‘论述’和‘结构’”；另一方面,他又在这种不可能摆脱的规限下,面对历史与现实卸下曾经的理论武装,“努力抗拒流行价值观的强大惯性”.尽管反建构也会成为另一种建构,但是“另一种”本身就意味着绝对、单一向多元、复合开放.此乃回答的方式之一.方式之二则是“在多元的视域中尽可能返回历史现场,在多声部对话中重现松塆曾经的生活.”在我看来,比起是否百分之百地“重返”与“重现”,有意把多元视域与多声部对话作为叙述的前提才是《松塆纪事》更有价值的部分,而“多”的最大意义不限于克服单一、突破绝对、打破封闭,还在于恢复了作为精神承载体与人之集合体的“故乡”“乡村”的主体性.自鲁迅而下形成的“返乡”叙事的现代传统里,故乡不断被各式各样的理论话语征用,然而“故乡”如何表述自身,乡民怎样言说乡土与自身的生活,乡土世界的个体如何叙述自身的经验与理解,在为现代性诉求所驱动的话语盛宴里这些似乎没有得到出场的机会.作为掌握理论话语或者说被理论话语规训的知识分子用对理论、规律或历史必然的信念“僭越”了“故乡”、“乡村”表述自身的可能性,在希望以充满痛惜的批判激起“故乡”更新之能力、释放其主体性的名义下从一开始通过就充满否定性的预设取消了“故乡”与“乡土世界”中个体的主体地位.从这个角度来说,《松塆纪事》富有活力和能够带来启发性的部分恰恰在于作者在反抗惯性的过程中,采取了积极的行动——试图给“故乡”讲述自己历史的机会,赋予松塆的个体讲述松塆历史与个体生命的权力,让个体发声,并将此整合到整体的“纪事”中,承认这种讲述的“历史价值”与文化意义,因为“他们参与着历史,他们的存在本身也构成了历史”.“多元视域”由此而来,而返乡者、叙述者也因此与故乡之间形成了“对话”关系——如果不恢复故乡与乡土世界个体的历史主体地位,“对话”无从谈起.由于“对话”,叙述者、返乡者得以在“故乡”与“乡土”的敞开中认识到凸显自身历史主体地位与话语优势并以之取代乡土个体经验与认识的偏狭.而且把知识群体的认知普遍化与绝对化,不仅容易陷入一种偏离对象的盲目自大,更包藏着一种危险——即把故乡、乡村视为“归罪”的对象与只配钉在十字架上等待拯救的对象,忽视了其中可能蕴含的积极性的精神力量与文化因子.实际上,“对话”的展开,令知识分子在“反射”中获得自我校正的良机,叙述者面对一个向世界开放的“故乡”、一个与自我对话并展开精神辩难的“故乡”也得以扩充自我与促成精神的壮大.于是,我们“的确可以真切地看清时代的许多隐秘变化,甚至可以窥见隐匿在大地深处那些被遮蔽的耐人寻味的细节……”,而“历史总是表现为细节的”.《松塆纪事》通过口述历史和记录细节,以“去政治化”的方式恢复了松塆乡民精神生活、情感生活的实景,并正视其中蕴含的价值.传统革命叙事往往把乡村主体——农民作为政治化的符码进行处理,在高度政治伦理化的编码程式下,农民的精神生活与情感世界常常沦为政治生活的外化形式,或者说被政治伦理“抽真空”,而缺乏实在的生活气息.《松塆纪事》让松塆人发声讲述自己的生活实感与历史亲历则挑战了这种叙述的“成规”,开始讲述的松塆人获得了从符码而变为历史主体与生活主体的身份与位置.比如,“”期间在农村推行的激进的社会实践虽然遭遇挫折,农民的现实处境不乏困顿,可是把乡村抽象为两条道路的斗争场域也好,把乡村曾经的激进的社会实践以政治理性、经济理性的视角放在整个社会发展的趋向中进行判断也好,都不能抵消乡间生活中健旺的生命力和丰富的精神因子,集体劳动氛围中农民的生活里也仍然有享受精神愉悦的“欢乐颂”.“乡村的劳动虽然非常辛苦,但是并不枯燥.一队一队的人集中在一起干活,大家的嘴巴都不会闲着,家长里短,野史杂稗,七嘴八舌,热热闹闹.田间地头经常会响起歌声,有时是为劳动鼓劲,有时纯属自娱自乐.”“合作化之后,集体劳动时还搞赛歌.不同的季节,唱的歌也不相同.”“红梅告诉我,在‘’时,松塆和全国各地一样流行唱《语录歌》和样板戏歌曲,但是那些民歌也没有绝迹.驻队干部听到了,总是皱着眉头批评,说这些是‘歌曲’,谁再唱就批斗谁.可是只要干部不在场,大家还是偷偷地唱,哈哈地笑.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分田到户各人忙各人的生计,田间地头反而沉寂了,没有人唱红歌,更没有人唱‘黄歌’了”.当事人红梅在今昔对比中透露的惋惜与感慨蕴着淡淡的怀念,这表明没有一种生活应该被全面否定,理论观照或许能揭示“深的意义”,但亲历者却能由那些与艰辛、磨难交织在一起的欢欣说明生命的真实处境.另外,如果这种个体讲述的生命记忆与我们被定型的历史认知形成对比并凸显出“独特”的意味,令人“吃惊”的话,那这其实也意味着那种被特定的权力型构的线性历史缺乏将个人命运与社会历史“形成的犬牙交错的结构”纳入其中的弹性.“对于松塆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就是在这种说说唱唱的氛围中,学会了农事,了解了村史,习得了为人处世的经验,甚至开始了性启蒙.”太多作品依据理论叙述革命话语、政治意识、身份政治如何对乡民的观念世界和行为进行塑造,提供革命启蒙、政治启蒙的实践方式与运作机制,《松塆纪事》则经由对农妇自述的提炼,“看见”了“生活启蒙”的发生——作者摆脱流行的叙述之后,在乡村发现了生活和生命,或者说历史以“生命化”、“命运化”的方式敞开了.此外,作为乡村主体的个体的发声带来的“乡村发现”显示了另一种严正的意义——它恢复了日常生活的活力与能动性,乡村的日常不是精英话语下充满惰性与血污的蒙昧暗区,也不是为革命理性所宰制的抽象符号,日常生活未必充满了对我们所建构的意义进行损耗的危险,它本身也完全可能是“生产性”的.忽视这一点,我们对于松塆与乡土世界的理解恐怕就真的不是“历史化”的,甚至也是脱离了当下的现实语境的,是“非当代的”.
恢复“乡村”“乡民”“故乡”的历史主体地位,引入亲历者个体的声音、视角、叙述,对被理论话语高度宰制的叙述形成挑战或补充,这样,《松塆纪事》里的乡土史呈现的就是“复数的而不是线性的历史片段”,它同时又是个体生活史与生命史的展开.也正是不限于让“人物命运历史化”,将复杂的生活与丰富的生命经历归置于历史叙述的线性因果逻辑里,而是有意识地让历史“生命化”与“命运化”,因此流行的历史叙述里被遮蔽的暗域获得光照.如此,《松塆纪事》就具备了对被文学史命名和定义的“文学”“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知青文学”“底层文学”等各种写作潮流里内含的阐释惯性进行补正的意义,或者说,松塆的生活史与生命史胀破了惯常的叙述框架.
《松塆纪事》勾勒的是松塆由新中国成立到新世纪以后的变迁史,“当下”的时代面影与现实问题自然已经涵括在被叙述的“变迁”中,而对松塆“过去”的讲述,“当下”也始终在扮演着角色,实际上,所有对于“过去”的叙述都是对“现实”与“当下”的回应,“历史亦不再是关于过去而已,而是当下意识的一种建造和再建造”.对书写者来说,“回应当下”“与现实互动”的一种方式是借助非虚构式的历史追寻与现实记录打通自我与历史、个人与现实之间的通道,获得新的精神资源与介入现实的方法,在自我与历史、现实的连接中,发掘精神的生长性与增长点,甚至借由历史叙述来想象一种可能的稳健的社会规划与构想,使精神性追索、理念性的探讨与实践转化之间能够搭起一座渡桥.在我看来,不单是《松塆纪事》,今天流行的许多非虚构文学作品背后都不乏这样的“介入冲动”以及与现实进行互动的自觉意识,这或许也可以启发我们去理解,为什么写作者们放弃把那些搜集到的上佳素材用于虚构性叙事文体,而宁愿把信任交付给“非虚构”写作——真实性产生的力量、个体经验代入而引发的读者共鸣、揭示问题、发现问题、启发思考的“直观化”显然在“与现实形成互动”上颇具优势.无论是彰显“在中国现场”的还是沉潜入历史深处的非虚构写作对于“写真实”的写作伦理的恪守与对真实性的坚定追求,并不缺少对真实性向审美经验转化上可能释放的活力的期待,更内蕴着由真实性向认识价值升华的清晰诉求——后者特别受到写作者的重视,其在写作实践层面的落实从不少作品来看也优于前者.写作者们不满足于“立在现实人生边上”或站在历史赛道的场外,把“现实主义”发挥到极致来获得认识的深度,而是在非虚构的旗帜下,主动“进入”历史或与现实人生相交涉,使自身“在历史的状况之中”,在努力恢复言说对象的主体性的前提下,建构并强化自身的历史主体性,试图在自身与言说对象的交互中破除隔膜,敞开真实,提炼认识——认识价值虽然不等同于实践价值,却可以为后者提供有力的支撑.不少非虚构文学作品的书写者既依据特定的知识背景、文化视野书写认识对象,对对象展开反思,同时也反思作为历史主体的自身,探讨自身的主体性建构的更积极有效的途径.“提炼认识”的过程里这种“双向的反思”、对于知识者自身的有意反照与自审赋予了高品质的非虚构写作精神上的开放性,使非虚构写作的价值不止步于作为一种写作策略为既定的文体秩序松绑,或者作为一个有弹性的概念,为弥散性的文学写作腾出命名空间.上述种种,亦能见之于《松塆纪事》.作者着力于作品中提炼的认识价值,渗透在与主流宏大叙事、流行的理念表述相“陌生化”的对村庄“小历史”的细节勾勒中,更明显地体现为作品最后一部分作者以与朋友对话的方式展开的思考与叩问.他特意安排在最后的对话有了在表述事实中的“隐含认识”之外直接、集中、深入地进行认识、思考问题、探索出路的“升华”意味——迷恋理论无助于进入“中国现场”甚至会将问题虚无化,也难以给富有建设性的实践设想与行动规划提供可靠的认识前提,面对中国乡村的现实问题,不应单向度地向现代性的城市寻求可能的解决途径,还应该回到传统与历史之中,在传统与现代的关联中寻求更稳健的道路,寻求更为持久、富有文化凝聚力和粘合性、令传统与现代在合理的交融中焕发出生生不息之浑厚力量的方式重建我们的社会伦理、文化信仰、家族伦理.从这个意义上讲,乡村与城市二元对立的框架凸显了问题,然而也容易限定我们的视野和将思维模式化,超越这一框架,在一种整体的考量中使乡村与城市互补或许能使我们的现代化进程勃发一种更新的力量.当然,作品最后的对话中那些对于知识分子立场与普通乡民感受之差异的讨论、对于整体性视野的缺乏和对“理性”的预设性的警惕、对于评判历史运动的尺度排除简单化而力求在复杂化中逼近真相的思考,使得知识者同松塆、村妇农夫、打工者一样被对象化而经受质询.而作者显然没有将自己置身其外.尤其是作者在讲述松塆时,他个人与家族的故事作为了松塆故事一部分,这样,“我”不仅是观察者、讲述者,也是被讲述者.“我”与家族的生活变迁既提供了村庄变迁史的一个典型侧面,但更重要的是“我”的生命经验、文化经验也内在于村庄的生命之中.《松塆纪事》动人的地方正在于重寻故乡的历程也是重寻知识者“自我”的过程,也是希望通过重寻将生命与文化的根脉传递到在城市出生、与乡村隔膜的松塆后代的探索,如此关联,其积极意义不限于让家族代际间形成更紧密的文化纽带,还在于把乡村作为一种文化根脉,贯通其与城市之间的血气,从而打破空洞的乡村与失血的城市的对立.
卡佛欣赏低能见度的作品,借用“能见度”这个说法,优秀的“非虚构”写作几乎都在追求一种高能见度,不是把要紧处留给省略与暗示,而是把省略的补齐、把空白的填上,把幽闭的打开,把遗忘的打捞出来,把“剪辑错了的故事”重新续接,把暗示变为主动的介入与深的关切.《松塆纪事》正是具备高能见度的作品,展现出置身于“历史的内在状况”中,与时代共同行进的写作姿态.
（武汉大学人文社科青年学者发展计划 “区域文学研究与民族文化的传承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研究”项目阶段性成果.）
叶李,女,湖北武汉人,副教授,文学博士.现为武汉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室教师、湖北现代人文资源调查与研究中心成员、中国湖北省文艺理论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长江丛刊》（文学评论版）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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