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学批评方面毕业论文范文 跟文学圆桌谈:文学批评中政治和人性的悖论方面硕士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本论文为您写文学批评毕业论文范文和职称论文提供相关论文参考文献,可免费下载。

文学圆桌谈:文学批评中政治和人性的悖论

刘恪

彭星是个知青,为了逃避劳动找城里那个围棋高手下棋,在一个别具深意的小巷,思古街上找到铺面.这围棋高手叫:查淡(扯淡,南方语言的谐音).这里透着两个文化背景:一个海城知青,大城市的文化人,这个身份多少有些现代,由彭星来对决查淡,查淡是小巷人家,他们在一个文化的棋盘上厮杀——黑白对决.黑与白等于阴与阳,总体控制依旧在传统文化《易经》的局下进行.在传统文化的棋盘上对决现代的厮杀,有点意思.

查淡布置的空间颇有意味:旧楼,是有气息的环境.病态,脸色黄中带黑,病人在暗蒙蒙的环境里生存.棋搁在那儿不算文化,只有进入对决才带动人的争斗.

棋套,设套,入套.自愿与反抗.十盘.是一个满数.每天只下两盘,一连五天.查淡设套,彭星入套,但是一种绝对自愿.这样自然而然地布置了一个棋坛比赛的规矩.这里的立规矩也是一步一步地,如同下棋那盘上的规则一样,规矩是在二者中制定公平条件.

彭星十盘赢一盘就算彭星胜出,这个条件够优惠的.

可第二个条件就很怪了,要求对方让一子.但也有附着条件,倒贴十一目.这产生特殊的规则.

占黑占先,抢占的是天元.接下来便是搏杀与围空.棋盘上于产生一种搏杀之气.契约出让的一子是在任意的时候.意思是在关键处.这似乎是个撒手锏.也就是说彭星获得查淡的许多次让位.但彭星仅让一招,却是关键处的杀招.这就注定了彭星处于决胜处时,一定要输关键一招.彭星也挺逍遥,在这儿由查淡管吃管住.余下来便是彭星输得多与输得少的问题.

“棋是有灵魂的,棋是有力量的”.对这种单边主义的输,彭星便开始盘算大搏杀的之道.策略采取了很多,无论怎么算这都是必死的败局.插曲.一个查淡的老乡农人来了,彭星借此了解了查淡的历史与性情.彭星从公平视角讲这种立规矩就是不公平的.而查淡说:“为什么要按一种规则走呢?为什么不把下棋当作玩玩的呢?”这种不平等到了天天搏杀时,彭星又觉得已然成了一种习惯.忽然便失去了耐心.在最后一局时彭星其实有两种策略可以胜,一是分割成小局部,用一个个小局会让查淡忘了用大搏杀.二是大搏杀是.但它只能用一次,尽量逼他使用大搏杀,可以逼他最大限度使用权力.用完了再没有撒手锏便可以寻气杀死他.于是,彭星采用四分之三的地方败,这种败,隐含着他的人生屈辱,彭星用的是逃身的办法,在九比一比例状态下,彭星终于赢一局.

于是有一种新的说法;九局陪练,一局绝杀.

这个小说主旨在于从众多失败中寻找制胜之道.

这个小说中的彭星和查淡的对立、冲突、搏杀、输赢都是预订的,有一种必然性.棋作为一个物质象征显示出二者之间的一种不可调和的冲突.这里构成了“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詹姆逊:《批评理论和叙事阐释》,陈永国译,中国人民大学2004年版,第145页).这种绞杀争斗最后总是要由隐蔽的心理冲突转换到公开的拼杀形式.于是“彭星跳起来,顺手拿过坐过的小竹凳往查淡的头上挥去,小竹凳在查淡的头上弹跳一下……从发际流出一条鲜血,到眉毛处也仿佛凝定了”.这个文化符号开始极简单,知青彭星在一种无聊的环境里为了逃避劳动去找镇上的围棋高手查淡下棋.棋,仅是彭星的一种自我爱好,始初是作为调节人生的一种游戏,说白了彭星和查淡不过玩了五六天游戏.可是游戏玩着玩着性质发生变化.正如杰姆逊所说:“一切事物都是社会和历史的,确切地说,一切事物说到底都是政治的.”也是权力的.事件的性质是一层一层被揭示出来的.找棋——下棋(游戏)——搏杀()——冲突(生活)——胜负——结局(九与一)——打人.这个事件产生于几乎是半个世纪之前,下围棋而且是民间争斗,它顶多是我们传统生活的一个文化象征.但是,它有马基雅维利以来的规矩,有卢梭以来的契约精神,因而它又是一个极为现代版的政治冲突.在《棋语·杀》的版本中主体人物应该是彭星,这个人物极为有意思的一个行动过程是寻找政治殖民化的过程,通俗地说他是在寻找被权力化.最早动机是逃逸一种寂寞孤独和劳动,找一个人下棋.棋作为一种政治格局的假设,是诱导性的,他喜欢下棋,以棋为戏.当他找到查淡时,发现“定局”是要他放弃部分权力,正是这个权力放弃,又使他获得了多补贴11目.前者找棋是自己的作祟,后者两害相权取其轻,根本上卷入了权力的赌关系中.我们把古典权力与现代权力观念略加比较,古典权力是通过暴力、胁迫、征服等方式产生出一种权力交易,迫使另一类人交出自己的权力.这种的侵略权力是一种愚昧野蛮的形式.今天的权力是一种诱惑式的.是在关系生产中随时出现的,是你心甘情愿地去接受权力,服从权力.权力是渗透在历史、社会的一切机制中,呈现为一种心理的普遍趋向,不仅仅是运作的结果,还是被诱惑被训导的结果.例如,一种知识与规则的产生,特别是生物权力的产生,即权力以生命对象为形式,也就是说围绕着身体、生命而展开的一切权力活动.例如,限制和管理人口,还有生物技术调节人的身体能力,关注生命的过程,激发生命的能量.这就是说古典的屠杀征服是权力,今天的投资开发人的生命能力也是一种权力,促进生命的潜能也是一种权力,人们欢愉而主动地接受权力化,虽是殖民化的性质,但是合乎人们意愿的.可见今天的权力分散化、身体化,以更细微而又知识技术化的方式弥漫式的扩张,笼罩人们的意志.在中国八十年代以前表现视为意识形态的精神形式,而近半个世纪则是一种物质形式而浸漫入人们的生活形态.这种权力展现在中国是极为古怪的.按说古典权力使用暴力,征服更容易理解为物质形式.但中国却是一种精神力量推行权力.八十年代以后没人能拥护古典权力了.转而激发人们的物质热情,在物的异化与主动接受中看到权力对人们的奴役.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至今人们都不愿舍弃在体制内的铁饭碗了.彭星便是主动地接受这种权力的奴役化.矛盾仅在他设置了一个非常荒唐的年代背景.因为真正的权力化时代必须体制化展现为一系的法制规范,而不是个人的随意设置.彭星因为主动地讨来“下棋”,所以查淡便理直气壮地说,凡是找他下棋的人,在棋局上的规矩由他来设定.而且他的规则表面看起来是对别人有利的,政治在设立陷阱时也是冠冕堂皇的.这种棋局的失败是惨不忍睹的,说白了它也是权力带来的结果,但却是你自愿找来的一种失败.当然人的本性含有某种悖论,算你心甘情愿获取了你能要而又必须要的恶果.但你无法说,这种权力带来的伤害是由事物的表层透入到事物的深层.因而彭星不仅仅是丢了棋盘,而是伤害了他的心理.

这让我们发现了什么?古典权力是等级关系的,是单边的,有明显的暴力形式.今天权力的双边关系的非对称性更隐蔽、更分散,有一种表面的平衡掩盖了内在深刻的差异.这样权力就由事物的表面渗透到了内部,权力便进入日常生活与身体、心理的微观层面了.

最初彭星采用了一种犬儒主义.反正我是要输的,不把输赢作为一种结果,也就是说他超越了结局之上,注意这仅是游戏的表面,如果彭星永远甘心这种权力的制约产生的后果,那么在彭星与查淡之间的政治权力较量便没有丝毫意义.在屡屡挫败之中,彭星始终存在对权力的反抗,实际在棋局上永远是这种权力的力量在实践.一方面权力是为达到期望结果的能力,这便集中在查淡的压制和彭星的反抗上.另一方面是十盘棋的每一局中的较量上,查淡是十局必胜的实施,彭星的权力效果却是其中九局是训练,最后一局才是绝杀,在他来讲仍然是只下了一局棋.这就说明权力在实施的过程中.阿伦特便把权力定义为对立各方的观点和竞争的利益是在一种相互协调行动中完成的.因为政治的核心永远是在有矛盾的冲突到矛盾的解决的全过程中所实现的.为什么要把这个下棋的争强好胜视为一个政治文本呢?而且这个故事今天来说可谓遥远了.是发生在“文化革命”时期一个相对平稳的环境中的知青故事.我这里主要依据詹姆逊的意见:一方面他把文学作为一种社会象征性行为,另一方面他认为从政治视角的文本阐释“是作为一切阅读和一切阐释的绝对视域”(詹姆逊:《批评理论和叙事阐释》.陈永国译,中国人民大学2004年版,第143页),注意这个文本里并没有个人与公共关系的政治活动.相反作者有意隐藏了这些关系.把那场轰轰烈烈的阶级关系的对立刻意屏蔽.而安排的是一场文化对决.为什么呢?首先我们看这种刻意的隐藏其实是在刻意的彰显.人一定是生活在特别客体环境中,我们可以把那个特殊的历史环境叫做“文化大革命”,詹姆逊给了一个命名叫做新的终极客体.这个时期共存的人际关系是明显的敌对时刻,即造反派和保守派,那个时刻的矛盾已经成为政治、社会、历史生活的核心时刻.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支持了这个命题(表面上看来确实如此,社会按阶级成分类分为各种对立层次,这来自于上层社会的对立形势的蛊惑).这场“文化革命”彻底的颠覆人们的价值观,古典时代生活的世界观和一切话语习惯,日常生活空间也被一套革命话语所消解,取而代之的是新的社会主义公有价值体系,彻底取消了私人空间,人们的习惯,生活方式,习惯用语均是宏大的政治话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经不是一套口号,而是取代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一套生产方式.相对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我们明确有了一套全新社会主义的新的价值,这种对立冲突的阶级矛盾观念从那个时代,或者更早一些始于马克思在中国初期传播,都形成了一个社会与历史的“新传统”.我们生活在意识形态之中,我们的判断、行为、话语都带上了革命的话语特色,因为我们社会时代的人离不开政治评价标准.那么彭星和查淡只不过是政治生活的另一种象征形式,那么我们就可以很好地理解那一桌围棋术语不过就是改头换面的等级冲突的阶级术语.把一个政治革命的世事换成了“文化革命”的棋盘,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发生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文化革命”,可以把它视为社会历史的象征性行为,可以政治阐释.新的解释认为“文化革命”超越了历时和共时的对立,“非共时发展相对应的”.布洛赫有了一套文化社会生活中关于分期概念的新用法,清除线性阶段图式.这就有了第三个视域新构成的文本——构成了形式的意识形态.(共存于特定艺术过程和普遍社会构型之中的不同符号系统发生出来的明确信息所包含的限定矛盾——杰姆逊语)说明一下,文本阐释有三个视域:第一,是政治和历史的视域;第二是社会视域;第三才是意识形态视域.这表明了我们的历史环境虽然是历时性发生了变化,但意识形态依然支配着人们的社会行为与话语.所以政治阐释仍然是未来作为价值评估准则.

我再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政治阐释仍然是未来评估的一种必然模式.那就是新的社会革命中,先前封建的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都会以另一种方式在结构上与新社会保持共存,生产方式必将有这种延续的支配性.例如信息媒介的生产方式;信函——电报——电话——手机——视频.这个形势变化中,信息交流的本质不变.我们把生产方式变革视为政治变革的效果,这里纠结着物质形态和观念形态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人的生存形态不可能脱离特定的观念形态.社会的变革必然落实到生产方式作为主导动力的社会构型中最重要的变革方式.人作为生产方式的核心元素也必然体现在被一种观念支配.很显然看得出彭星所处的生活时代是一种公有经济支配时代,他在查淡家里享受的公共性的共产主义生活方式,管吃管住管玩乐.但看得出那是一种低级的生产方式.物质也处于相对贫乏时期.这种特定生产方式的政治态度,一方面是公开的激进的暴力式革命,一种在政治高压下的则是隐蔽的私人性的如同地下工作者一样.但他们的态度确实有鲜明的倾向性.值得注意的是人们的政治态度将使更加曲折隐晦的方式惯于社会的一切领域成为结构性关系.这就是阿尔都塞反对机械因果律的意识形态分析,提出了著名的表现性因果律,社会分成各种圈层结构层次之后,每个圈层之间却服从于表现性因果的影响,这种决定不由单一层面发生而是在它的层次之间相互影响的作用力.所有因素作为部分整体而表达整个整体,而结构性因果事件不是外在的机械的,不是外在于社会现象改变现象全貌,或形式和关系的本质,而是结构作为结构在其中作为内在效果之中的形式.简言之,结构存在于整体内部相互作用并包括它所产生的效果,表明它是一切效果影响的原因所在.这种政治观念的东西也变成了表现因果律的东西,决定着人们的事与物.这种政治理念不仅成为人与事件的起因,而且在一个圈层里相互影响,并构成了它的效果.今天政治在每个人的心灵与行为中都是一种表现因果律的存在.因此政治阐释才能揭示一切事物发展最根本的性质.围棋上发生的彭星与查淡的角斗也是如此.这个文本给我提供一个政治视域有一个偏差,好像政治解决的是一个权力争斗的问题.权力仅是政治的核心之一,政治的真正核心是解决冲突问题.政治的形式我们统一归结为:自由,平等,正义.既然把政治理解为相互协同的运作,政治仅是解决矛盾对立冲突的一种方法,政治实践是一种活动,在活动中以正义、平等、自由为准则,可见政治是解决问题,协调人民来统治,用林肯的话说:“由人民构成,由人民统治并对人民负责的政府.”所以雪莱说,政府是没有权力的.这就产生了核心特征:—,人民政治是平等的;二,人民共同参与是自由的;三,人民是按其公共利益平均分配,要维护正义.用大白话通俗地说;政治就是运用协作精神来调节人民的统治.这个象征性社会文本把查淡作为主权者一方对人民彭星制订了制度,使用权利统治了彭星,彭星作为反抗者,始终在反抗这样一种统治权.把查淡作为操盘手、权力的控制者合适吗?这个文化棋盘上存有的是两个自由民,意即人民的内部冲突.这种冲突不能是阶级对立的,所以这种政治冲突是一种幻想式,拘于某种观念的象征,隐晦地依附文本的细节中.因而我们有理由把它视为浪漫主义的东西.浪漫主义最古老的说辞起源于人们的感情因素,安·兰德明确提出;“浪漫主义是基于人具有意志力这条原则的艺术类别.”“这种意志力作用于生活的两个基本方面:意识和存在.即人的心理活动和人的存在活动,也即人格的形成和物质世界的行为过程.”(安·兰德:《浪漫主义宣言》,郑齐译,重庆出版社,2016年版,第107-108页)这表明储福金关于围棋世界的游戏与争斗是建构出来的艺术世界.这种基于理念的想象沿着两个方向运行,一是逆向的回返,消逝的都是美好的,维护我们传统的美丽,这就产生了德国的浪漫派.另一种是向前指向未来的,激进地创造未曾达到的美好,这就产生了法国式的浪漫派,法国大革命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这引导我们从基质上判断,关于围棋话语的人与事均是站在今天的某次回溯式想象.其本质也是浪漫主义.这也表明我们对文本的判断要基于一种书写理念的根基验证.

文本的政治视域的阐释还据于一种古老的观念传统.亚里士多德有一种非常明确的假定:“人本性是一种政治动物.”他从善恶判断讨论引出关于正义的论说,而正义乃是一个国家之中人与人的黏合剂.“争议从根本上说乃是规定社会生活中的一种秩序的本源.”而这种秩序的核心便是政治的.便是人民统治中秩序和位置的平衡,这才是政治,可见政治并不是外在于我们的一个社会结构,而是内在于人民之心的内在关系的秩序的结构.这种从政治的社会性考量的传统由亚氏缔造,布丹、孟德斯鸠、霍布斯、洛克发扬光大,孔德与斯宾塞作为现代政治社会学的传承延续到了圣西门、傅里叶、欧文、米尔、托克维尔,到了二十世纪蔚为大观,产生帕森斯、韦伯、米歇尔斯、贝尔、马尔库塞、阿尔都塞,包括马克思主义.李普塞特于1959年还写了一本《政治人》.这种政治推导据于这样一种命题:人性是政治的,而政治是社会性的.所以《政治人》的副题为:政治的社会基础.事实上一直以来政治社会学讨论的政治社会性,一直忽略政治中的人性.社会制度的前提必须是人性的.而政治又是反人性的.所以人性必须放置社会中来考量.人性的政治姑且叫政治,反人性的政治姑且称之为专制政治.通过上述分析,《棋语·杀》非常明确的是一个反人性的政治,我们从中看到的是专制政治特色,看到它的矛盾与脆弱,因而它必须被毁灭.有意思的是强大的专制政治却毁于一些不起眼的细节.众多的偶然性均可以造成强大的专制政治崩盘.从彭星把小竹凳砸向查淡的那一刻起,政治上的反抗终于导发了一种暴力的产生.因而文本的政治寓言性便昭然若揭了.

褚福金的《棋语·靠》2015年占据了全国各大选家的头题,已是热闹非常.它的魅力何在呢?

棋手张好行善于棋术:靠.纠缠.他这里倒交代了一个政治背景:“运动期间社会的政治气氛浓,人与人交往也随政治变化而波动,往往一言不合,连夫妻父子都会起矛盾.”

张好行的对手是北巷小王,但两个人是好朋友,一南一北对峙,却又相互交好,不离不弃.这与张好行的棋术相关,朋友也成了一种“靠”.棋语与看客的闲谈纠结在一起,成为一种民俗风,论政治上的风云人物林彪.设想棋局上的散淡议事居然惹了麻烦,这是张好行始料未及的,他根本不想介入政治,结果合了他棋术的含义“靠”——政治便是这种靠,政治就缠上他了,他靠自己的聪明躲过一劫.

业余张好行还会修收音机和自行车.这期间他认识了东岛的小颜,给她修收音机,听邓丽君的歌,这样他与小颜便成了人们议论的闲资,后来变成了张好行与小王谈论小颜随丈夫去新加坡的事了.张与颜是一种暧昧的情感“靠”.

张好行也就和杜纯玉结婚了,但他和小杜的性格似乎不一,纯玉单纯,是不靠的女人,意思是不缠人,但很愿意要一个孩子.张好行却不在意.有一次张好行带纯玉去堂兄家见到一个一岁的小孩,纯玉极喜欢,想收养.可张好行不想收养,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他强迫纯玉回了家.张好行与小王有时间便沉在棋里厮杀纠缠,谈到了人的宿命.因了纯玉的态度好行去堂兄家想带孩子.但孩子去了几十里路外的老家.他回老家,快到老家了,他坐的拖拉机出事了,颈骨断了,人死了.

两年后,北巷小王搬家,正好是张好行的忌日,小王想去看看那个女人,看看纯玉的哀伤.没想到女人眉眼全是笑意.她有了一个小孩,身边还有一个粗壮的男人.

小杜于是絮絮叨叨说小孩的生产、身体,紧紧地抱着小孩,圆睁着眼睛看着北巷小王.

政治本质上是制订维护和修改社会一般规则而进行的活动,因为我们处理的是人类事务,优势在国家范畴之内,可见政治就是处理人民统治着人民自身在社会中活动的秩序,使各种关系的对立冲突达到一种平衡.使社会生活中人的秩序井然有序.所以用协同有序的行动来定义政治核心是非常准确的.《棋语·靠》公然将背景的政治因素以话语方式来谈论,揭示人们在特定语境里政治活动的水平状态.张好行这个人物命名就是人性化的,好行,是一种德行,是一种善行.这种善行典型地体现了东方人的政治智慧接近于佛教逻辑.张好行不是造反派,又不是权力的保皇派,在二者尖锐对立中选择任何一方都不适合张好行的人性.这是二难.于是超出二难之上的张好行变成了一个逍遥派.凡事不关己而高高挂起.他达到政治生活里的自由派.可是政治不是一个人可以逃逸的,在政治生活中他洁身自好不参与议论刚好惹上麻烦.既然是政治生活就是我们不可摆脱的东西.“靠”表明事物在政治中运行,它会纠缠于你,这是一个象征性的,大到国家社会事务,小到人们情感关系它都要关涉你的.所以,好行在东岛上与小颜的关系就不是闲笔了,即人的情感行为在日常生活还有关乎它的各种议论,如同棋的“靠”另一个侧面.张好行又把日常生活中的这种政治行为衍释在棋盘上,成为一种人际关系中的政治策略;“靠”最本色的政治是基于人性向善的选择,因为要协同行动为一种和谐秩序.那么张好行便是一个本色的政治人.可见任何政治均产生于人性,人性在实际生活中处理问题.为什么在历史社会中绝大多数的政治都是非人性的,反人性的呢?这是因为荀子和马基雅维利发现在广大的人群存有人性之恶.在人性善形基础上产生的政治行为作为一种政治策略被人性的恶窃取了.人性把自己丑陋的德行扩大化,彰显为一种邪恶,反过来成为一种新的政治压制行为.我们可以这么说,基于人性善良的愿望产生的政治规范,反过来作为一种政治实践的行为.只要被人性恶窃取了就会变成一种政治灾难.专制社会的统治就是如此.

于是,极为重要的政治评论中就是要考察人性是如何被扭曲如何因了各种关系的纠缠变成一种非人性的东西.在政治事务中,首要的国家集体范围内的活动,文化大革命是一种国家行为.因此我们大多数人的机构都会处于活动之中,但我们要明辨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在其中的关系.其次在社会活动中人与人的联系都是公共的,这就涉及政治信仰中一个古老的准则,亚里士多德原则:善的生活.公共事务管理要导向人性之善,社会才是良性循环.再次社会生活中政治是解决人们的各种对立冲突,权力的、经济的、情感的,合乎人性化的手段是谈判、沟通、安抚.而不是诉诸暴力镇压而解决.根本的来自人性的道德启发、感悟、良心等.最后我们要按善行中的正义来处置我们的生存资源,分配我们已有的财产,在这一切相关关系中我们的目的是要平衡各种人际关系而不是激化矛盾.因此政治人最重要的宽恕、忍让、利他,真正达到和谐运作.于是张好行在文本中的一切行为我们都视作一种政治行为,当然张好行的一生都在践行达到善的政治行为,包括他妄要逃避政治冲突做一个逍遥派,合乎逻辑处理小颜的情感,有为妻子去找孩子,他行善来维护一种政治环境.“好行”便显得更意味深长.其实他本人发现了一种政治行为中最难的运作方式.这种最难不是公开的暴力行为,而是十分隐蔽的“阴行”“靠”,一种纠缠.文本最重要的意义便是揭示了这种出自中国最古老典籍的《周易》美学提出的黑白二道境界,“靠”是一种执着顽强的政治策略,中国政治因此而使多少人死于权力场.人在行为方式中冲动与本能,并把这些行为融入各种人际关系中,这就是政治行为.格雷厄姆·沃达斯说:“人生来就有的天性被政治家看作是固定不变的,而人降生在其中的环境则在迅速无限的改变.”(沃达斯:《政治中的人性》,朱曾义译.商务印书馆,1995版,第37页.)小王是一种视角,好行死于回家寻找孩子.好行一直坚持以善行解决生活中各种“靠”,是语境压迫着他.结果他死于一种偶然.其实又是一种必然,我的意思是说在我们今天的政治社会,张好行即使不死于这样一种“靠”的纠缠,他也会死于那样一种“靠”的纠缠.看来好行还是以一种信仰意义在维系公共关系,私人关系,但这是没完没了的.永无完结的.原因在社会,所以张好行必死无疑.

政治作为一种社会理性原则产生在人性基础上,这表明了善良人们的一切行为方式和语言心理都是政治的.都可以作为政治行为方式评估.这样表明政治准则中一定有普遍的人性原则.但是当今世界内的政治,我们姑且都只能看成一种政治实践.也就是说世界是在一种政治活动中.而政治活动是政治人的行为.人们总是根据自身利益行事的,利益的终极目的,达到他自身的满足.但是他没料到利益活动总是要伤害他人的,这就有了反人性的.小王视角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惊心动魄的东西.两年后张好行的忌日,作为朋友有一种不能排遣的哀伤,而再去看杜纯玉时,她却在温婉的笑声中,好行为她而死,她却没有任何人性的反省,多么残酷,多么反人性.日常生活的残酷丝毫不比国家政治让人惊骇.按理说,沃达斯说:“人的每一行为都是理智作用的结果,人凭借理智首先考虑他人期望的某个目的,然后再估计据以达到那个目的的手段.”张好行用人性践行了他的目的,纯玉有了一个孩子.他应该死而无悔.这应该没什么,可是让一个人善行达到了最大的悲剧效果,在一个最和他相关的人那儿却没有半点痕迹.那么人性在另一点上最大化:非人性.那么提供的效果则是令人震撼的.而小颜提供的结局则是让人遗憾的.于是,这么一个小小文本呈现出的悲剧特色足可以让所有人动容.于此“杀”与“靠”所表明的政治中的人性要么是温馨的,要么是残酷悲惨的.因此我们又极为便当地进入了文本廊道,看到了政治人性特殊的深度.

我本来是想借用两个小小文本说明批评中政治与人性的不可靠.换句话说,批评中的政治阐释并不是一种绝对视域,它提供的仅是一种可能性.没想到它却从另一个方向证明了政治阐释是一种绝对视域.接下来我还是要说明政治阐释仅仅提供了文本的一种可能性,并非绝对.

第一,并非所有的文艺创作都源于政治的冲动.不因政治生产的文本,就不可能全部还原为一种政治阐释.政治是一种行为模式,文艺是一种由构成到传播的审美过程.例如,我们可以从政治上抽象出市民、合法、权威、政策、政府、正义、平等、自由、保守、选举、市场、政党、权力等一系列概念,并由抽象观念衍生出多边关系的问题.每一个政治观念都是一个很宽范围的指涉,涉及事件问题,这都是一种抽象的概括,文本的构成是极为具体的.例如一口酒,一碗饭,一次打架,包括语言上的对抗,每一次行动和每一个话语都是具体行为的展示.但它并不能和每一个政治观念对等.我们言说的政治是一种理性,而文学文本是具体的语言和行动,在政治观念与事件上的不对应与人物上的不对号,我们就不能用抽象政治概念去逻辑地具体地去推演文学行为.文学文本是一个动态结构.让·莫里罗认为,必须把创作层次和接受层次以及中性层次区别分开,创作层次就是事物创造的层次,在某一特定时期指导创作领域和作者想法的规则层次,接受层次就是特定的听众接受次.中性层次就是事物彼此间的层次.在这三个层次之间并无必然的政治理念的关系联结,既然不是政治关系的决定也就不存在相互之间政治关系的揭示.

第二,文学作为一种社会象征性行为,也就是说并非直接指涉政治话语与政治行为.文学是一种象征,这种象征的本质是对文本的政治认知的换一个说法,具体事物的行为呈现为文学艺术形态.我们从文本中去找政治演示.那么在象征的文学与政治的行为之间的对应、模仿,是不可贴近到事物原样的.可见文本提供的是一种虚拟,一种想象,是象征界而不是真实界.可我们讨论政治视域,一定都是当下的社会现实里的政治活动,是问题性的,这不仅是一种政治阐释的虚拟的局限,甚至一切人文科学观念阐释都仅是一种想象的虚拟.人文主义也是把人类经验和理性作为真理的依据.以人性和文化价值作为世界观的基础,把合乎人性的普遍价值及客观事实作为真理抽象出一系列客观真理.例如人的理性光辉,从善的道德基础,为人类福祉的现代性技术,并抽象出真、善、美、自由、平等、正义、博爱、幸福、权力、美德、、责任、法律、理想、意志、财富、灵魂、知识、荣誉等一系列的抽象观念词用以表达人类的政治社会信仰.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将这些宏大的词汇用于对人类所有的文献和文本的一种人文主义批评的定位,进而也移植于文学艺术中对古往今来的经典文艺文本,也作为这种人文主义的评价.这种宏大叙事的批评我们今天还能把它们当成一种客观真理吗?并由此评定文学文本的价值地位吗?不能.因为一切文本都已经脱离客观真实界,它仅存在于一种艺术想象,一种似是而非的模仿,或者夸张的虚构.也因此而决定了文学艺术仅是一种模型,一种超出现实的想象的象征界.批评提供的是一种对虚拟文本的阐释模型,我们能真的把它作为一种现象界的事实和真理来颂扬吗?

第三,我们暂且把一切历史社会生活都视为文本,也可以从其中提炼某一个观念,把它作为过去与未来之间的事件,与命运作为一种象征.这可以理解为一种发生学的,包括文学与艺术也正是这样一种发生学.如果凝固为一个文本形式便有了新的界定了:即文本发生,文本传播理解.文本中介这三个层面,每个层面会受自身的特质左右.当代提供一个更新更重要的概念:中介性.任何文本,即指任何社会生活的各种普遍现象它们互不关联又相互影响,这就需要一个中介概念把它们组织起来,用更加现代的概括方式加以描述.而这个中介是打破事务分类与个性特定界限的,它仅起着组织结构概念作用.也就是说以棋运作活动都可以理解某种代码转换.中介成为一种分析手段与方法,这才成为阐释模式中最重要的东西.文学代码是一种象征性转换,但这种象征应该是多向多维的,不唯指政治的,而且是一种审美转换.在文本中政治也是一种代码,它也要完成一套语义语用的转换,但它是受价值功利和世界观支配的,一切政治代码的转换,它是矛盾、对立、冲突的运动.中介在文本中转换性质和形式均是不同的.不能把一切审美的文艺都作政治功利的模型阐释.我们再回头看詹姆逊那句话:“一切文学,不管多么虚弱,都必将渗透着我们称之为政治无意识的东西,一切文学都可以解作对群体命运的象征性思考.”是否太绝对化了呢?

文学批评论文范文结:

适合文学批评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相关本科毕业论文,相关文学批评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下载。

1、文学刊物投稿

2、文学杂志投稿

3、外国文学期刊

4、汉语言文学毕业论文

5、汉语言文学本科毕业论文

6、文学杂志排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