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类有关论文怎么写 跟从北京出土的几件邢窑长颈瓶说起相关论文范文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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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出土的几件邢窑长颈瓶说起

一、北京出土的几件邢窑长颈瓶

2012 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通州区次渠的考古发掘中,清理了一座墓室为长方形的砖室墓.根据墓葬的形制和出土的“开元通宝”铜钱,可以判定其为唐代早期墓葬.该墓葬已遭受严重破坏,但是仅存的三件长颈瓷瓶(编号分别为1号、2 号、3 号)基本完整,是邢窑生产的典型器物,在北京地区并不多见.

这三件长颈瓶均为喇叭状侈口,方唇,细长颈,深腹外鼓,饼状假圈足略内凹.造型匀称、美观.素面,无纹饰.外表施釉不及底,有明显的流釉、积釉和开片现象.灰色胎,胎土内夹杂少量细砂颗粒,胎质较为坚实.器身主要施釉处有白色化妆土.1 号瓷瓶口径6.8、最大腹径13.8、底径8.3、通高24.4 厘米(图1 ?图3).2 号瓷瓶口径6.3、最大腹径14、底径7.6、通高22.7 厘米(图4 ?图6).3 号瓷瓶口径6.3、最大腹径11.2、底径7.1、通高24.2 厘米(图7 ?图9).根据肩、腹部形态的差别和釉色的不同,可将这三件长颈瓷瓶分为两型,即1 号和2 号瓷瓶为A 型,圆肩,瓷瓶的最大腹径偏于上部,施黄釉,局部出现釉面脱落;3 号瓷瓶为B 型,溜肩,瓷瓶的最大腹径偏于下部,施白釉.

除次渠唐墓之外,北京其它的唐墓中也出土过形制相近的长颈瓶.通州区潞城镇召里村发掘的一座唐墓中出土一件黄釉瓶,现藏于通州区博物馆,保存完整,口径6.5、腹径14.4、底径8.5、通高22.5 厘米.①房山区天开村东发掘的一座唐墓中出土一件黄釉瓶,口径7.2、最大腹径14.4、底径7.2、通高22.4 厘米②(图10).此外,在房山区前后朱各庄村发掘的一座唐墓中出土一件形制相似的灰陶瓶,平底,口径7、最大腹径16.8、底径9.1、通高24.7 厘米.③琉璃河镇发掘的一座唐墓中出土的三彩瓶,口部已残,通体施黄、绿、绛三色釉,底径6.4、残高20.4 厘米.④从目前北京地区出土的长颈瓶来看,主要为陶(包括三彩)、瓷两类,集中发现于墓葬之中,其空间分布仅限于北京的东部和西南部——即通州区和房山区.而在长颈瓷瓶中,A 型黄釉瓶的数量多于B 型白釉瓶.

从全国范围的考古发现来看,这种形制的长颈瓶在北京以外的其他一些地区也有出土,主要出自墓葬和塔基地宫中,并且不局限于陶、瓷器类,还有相当数量的金属器皿,是公元6 ~ 10 世纪颇具特色的器物类型.

二、邢窑窑址出土的长颈瓶

除了墓葬和塔基地宫之外,长颈瓷瓶还集中发现于邢窑窑址之中,这至少为瓷瓶的产地提供了关键的证据.

20 世纪80 年代,内丘县文物保管所对河北省邢台市内丘县及周边的邢窑窑址进行了调查,并将采集的器物大致分为五期.⑤其中,相当于北朝的第一期和相当于隋代的第二期,均有长颈瓷瓶;而从相当于初唐的第三期开始,已不见长颈瓷瓶.

1988 年至1991 年,邢窑考古队于分别对内丘和临城的瓷窑遗址进行了调查与试掘.⑥依据所获资料,把邢窑由创烧到衰落大致分为六期.第一期,以邢台西坚固遗址为代表,大体年代约当北朝后期,没有发现长颈瓷瓶.第二期,以内丘城关为代表,年代约相当于隋代,出土了白釉长颈瓶.第三期,以内丘城关为代表,年代约相当于唐代早期,出土了黑釉长颈瓶.第四期,以祁村为代表,时代相当于中唐,从这一时期开始,窑址中不再出现长颈瓷瓶.

1997 年,河北省邢台市文物管理处在邢台市桥东区顺德路发掘了三座灰坑,出土了隋代瓷片标本3 万余片,其中完整和复原的器物300 余件,包括白釉长颈瓶6 件、黑釉长颈瓶5 件和黄釉长颈瓶1件.⑦

2012 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主持在内丘县城西关村南部对邢窑进行第四次发掘,北齐至唐代的遗物中均发现有长颈瓷瓶.⑧

从这几次考古调查和发掘的整体状况分析,邢窑窑址出土的长颈瓷瓶从北朝一直延续到唐朝,产品的种类以黄釉和白釉居多,这与墓葬和塔基地宫中出土长颈瓷瓶的情况基本吻合.

陶(包括三彩)长颈瓶的产地尚不容易判定,但是长颈瓷瓶,综合墓葬、塔基和窑址的考古发现,根据其形制、胎质、釉色等特点进行对比和分析,可以判定应是邢窑烧造的产品.

三、长颈瓶用途和形制源流

从器物形制特点和演变发展来看,在南北朝之前,我国很少有这种喇叭状侈口、细长颈并结合圆鼓腹的瓶形器.根据学者们的研究,这类器物可定名为净瓶或宝瓶,其用途和形制的渊源,应是受到印度佛教和相关艺术的影响而产生的.唐代高僧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记载:“凡水分净触,瓶有二枚.净者咸用瓦瓷,触者任兼铜铁.净拟非时饮用,触乃便利所须.净则净手方持,必须安著净处.触乃触手随执,可于触处置之.唯斯净瓶及新净器所盛之水,非时合饮.余器盛者,名为时水.中前受饮,即是无愆.若于午后,饮便有过.”文中提及,净瓶用瓦瓷制造,即应指陶、瓷器而言.在印度早期的佛教美术中,净瓶作为持物主要出现在婆罗门行者、梵天与弥勒手中;后来,净瓶较多地出现在观音手中.在我国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佛教造像和壁画之中,净瓶是较为常见的一种图像.如河南安阳隋张盛墓中出土的一件僧俑,左手提一件长颈瓶,便是很明显的例证.⑨

总体而言,这种净瓶是佛教西来的产物,属于佛教用具和法器,是佛教艺术中的标志性图像.随着佛教在我国本土化,这种器物在用途上也随之世俗化、生活化和多样化.陕西出土唐淮安靖王李寿墓石椁上的雕刻中,就有侍女手持长颈瓶的形象.⑩唐昭陵长乐公主墓甬道部分第一、二石门间的东侧壁画中,有一个侍女,双手捧一长颈瓶,瓶内插一枝荷花和一枚莲蓬.山西太原南郊发掘的一座唐墓中出土一件三彩女俑,头梳双髻,身穿袒胸窄袖襦衣,右手握一长颈瓶.根据墓葬中图像的组合和上述器物的组合关系来看,很可能已发展为日常的酒器、水器之类以及专门的明器.

目前,陶、瓷和金属长颈瓶在我国均出现于北朝时期,主要延续使用至唐代,以后则逐渐消失,有很强的共时性.在北朝时期,出土的灰陶、瓷和金属长颈瓶的数量大体相当;而到了隋和唐初,三彩和瓷长颈瓶的数量明显增多,超过灰陶和金属长颈瓶,这应当与长颈瓶的影响力增强、邢窑生产扩大等因素有关.关于陶、瓷和金属长颈瓶三者的关系,目前学界多倾向于前两者的形制源自于后者,是陶瓷器借鉴、模仿金属器.不过,从上述出土长颈瓶纪年墓的具体情况而言,考虑到墓葬的迁葬时间,结合文献的记载,并联系长颈瓶源自域外,就陶、瓷和金属长颈瓶在我国境域的产生而言,尚缺乏明确的时间上的先后逻辑证据,因此很有可能不存在早晚的关系.这种长颈瓶,以后基本不见,作为佛教用具“净瓶”,很有可能被军持所替代;而作为酒、水器,则很有可能演变为玉壶春瓶.

这种长颈瓶,无论陶、瓷还是金属器,在北朝时期主要出现在北方以河北南部、河南洛阳、山西寿阳为核心的区域.到了隋唐时期,随着大一统局势的稳定,佛教文化的影响增强,瓷器生产的规模扩大,长颈瓶的流布更为广泛,南方主要是湖南、湖北、江苏等地,北方则扩展至北京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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