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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英语：这是斗争的需要
年逾花甲攻读英语
新中国成立之后,有了较好的学习条件和环境,又重新开始学习外语.十分有意思的是,上个世纪50 年代的中国与苏联友好,俄语是学校中的第一外语,而则选择了学英语.
年逾花甲的学英语,并不是从初级课本到中级课本这样循序渐进地“上课”,而是根据自己的特点,从实际出发,选择了一种独特的方法,一开始就把学习英语的重点放在了阅读政论文章和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上.那时只会说“Howare you（你好）？”“Goodmorning（早晨好）！”一类简单的问候语,熟悉的英语单词和短语也不多.于是,他先从阅读英文版《人民中国》、《北京周报》杂志,新华社的英文新闻稿和英文参考的新闻、通讯、时事评论和政论文章入手,由浅入深,分步进行.这种学英语的方法效率并不高,“吃力不讨好”,随读随忘,但坚持不懈,锲而不舍.
在的遗物中,有他外巡时专作装书之用、充当流动图书馆的樟木书箱.但有一种书一般不装进箱子,而是放在公文包里,这就是英语书,以便随时学习.据在新华社国际部工作的林克回忆：“上世纪50 年代到60 年代,学习英语的兴致很高,无论在哪里我总是要在公文包里带着他学习的英语材料.他善于挤时间学习,经常在刚刚起床后,饭前、饭后,游泳、登山、散步之后休息时,在开会或会见内外宾客之后或长时间紧张工作之后学习英语.在外地巡视期间,无论在火车上、轮船上、飞机上,他随时挤时间学英语.除了重要会议或生病,未曾中断.”
学英语离不开词典.身边经常放着两部字典,一部英汉字典,一部汉英字典,以备随时查阅.考虑到的工作繁重,为了节省他的时间,对他未学过的单词,林克常常会事先代他查好字典,但是往往还要亲自看看字典上的音标和注解.为了学习英语的需要,自1961年到1964 年,收集过各种辞典和工具书.可他都不甚满意,曾希望能出版一本好的汉英辞典.至今,在中南海的住地仍然保存着他生前用过的《世界汉英字典》和《英汉四用辞典》等辞书.
有一张广为流传的照片,后来被称作是他在“飞机上的工作照”,郭沫若还为之赋诗一首,而实际上这是在飞机上学英语的照片.林克回忆说：“那是1957 年春,南下视察工作.从照片上看,桌面上有两只对放的茶杯,两份对摆的文件,显然应有两个人,那是我正与主席学英语.两份‘文件’是《人民日报》文章《再论无产阶级的历史经验》的英译本.当时侯波同志来跟我打招呼,说是要为主席摄影,我便闪到了一边.拍照的那一天,是3 月19 日晨,从徐州飞往南京.”
专机上的工作人员都认为,读得最多的是英语,这可能与他乘坐飞机那几年正在学习英语有关；另外还有一个统一的看法,那就是他从不躺下休息.作为空军副参谋长的何廷一,从1956 年起负责的专机任务,历时3 年,他谈到了的一些习惯：“上飞机后,先在椅子上坐一会儿,然后躺在床上看书,有时先批阅文件,然后躺在床上学英语.那时已年过花甲,可学英语精力充沛,非常用功.”他还说：“在飞机上说话很少,全部精力集中在阅批文件或读书上.空中服务员小郭给主席送茶水,他也只瞅她一眼.在飞机上我曾劝过主席,飞机在飞行中,阳光一闪一闪的,对眼睛有影响,请主席看一会儿,闭眼休息一会儿,保护视力.瞅了我一眼,仍看他的书.”
曾为开专机的李恩恕也回忆说：“每次上飞机后,首先把书放到茶几上.他在飞机上常看外语书.有一次,视察回来,飞机已经着陆了.许多领导和群众在机场迎接.可是,左等右等不见走出飞机.机场上的人都很着急,不知机舱里发生了什么事.原来,正在聚精会神地学外语呢！”对此事的细节,被称为“红色空中小姐”的郭桂卿有更详尽的叙述.
从飞机起飞不久就开始学,直至飞机下滑、着陆、地面滑行,一直到停机坪停稳,他竟全然不知.机组人员不忍心去打搅他,坐在旁边,静静地等待着.半小时过去,仍旧紧锁双眉,嘴唇不出声地动着,边看边读.当地领导等在飞机下面,焦急地踱来踱去.见此情形,郭桂卿提醒道：“主席,我们已经落地了.”“嗯？落地啦？”转头看了看窗外,证实她的话是对的,才慢慢合上书,欠身站起来.“好啊,轰我走啊？”“不是我轰您呀,是下面首长都等着您啦！”郭桂卿明知道他只不过是开开玩笑,但还是迫不及待地解释了她的理由.也不接她的话茬,自顾自地继续说：“也不留我们吃饭,小郭真是小气.不留我们吃饭,我们就走吧！”
这就是,在飞机上也抓紧点滴时间,全神贯注地学习,以至达到了忘我的境界.有一次,气流不好,飞机摇晃颠簸,为了怕影响视力,郭桂卿就把书从手里“抢”了过去,可他笑了笑,不吭声,也不反抗,可当她一转身干别的事去了,他又拿了书读起来.对为什么喜欢在飞机上看书、学英语,自有理由.1958 年3 月,去成都开会,飞机在西安机场停留.见飞机上带了那么多书,大家恳切地请他多休息,注意身体.可却笑了笑,说：“在飞机上看书最好了.我从北京一上飞机就看到现在,一没有人给你打电话,二没有人给你送公文,三没有人找你请示汇报,在这上面看书最安静、最踏实.”当有人提到“飞机上发动机吵得厉害,汽油味也很难闻”时,说：“一看书就什么也不想了,要思考书上说些什么,所以我不呕吐,也不头昏.”
为什么学英语
在学生时代,学过英语,那是作为一门课程来学习,前后达五六年时间,可惜效果不佳,他对自己的英语成绩也始终不满意.踏入社会后,又开始自学英语.全国解放后,又怀着很大的热情重新开始学习英语.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笔者认为,学英语尤其是年逾花甲学英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斗争需要.马克思曾经说过：“外国语是人生斗争的一种武器.”学习英语同样也是为了革命工作和斗争的需要.早在学生时代,他就有了学习一门外语便于直接了解世界革命的打算.那时他读报纸、看地图,常常把各国的城市、港口、山岳、江河译成英语,既了解了时事,又熟悉了地理,还学习了英语,一举三得.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作为职业革命家的深深感到,一个革命者必须学好外语.
根据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一开始就把学习英语的重点放在阅读政论文章和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上.为进一步加深理解,常常用马列著作的英文版作教材,比如《哥达纲领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宣言》,一方面学了英语,另一方面也学了理论,用马列主义来指导革命工作,解决实际问题.在与吴旭君一起读英语时,要求她“多背点政治术语和单词”.在跟章含之学英语时,因英语教材以什么题材为主和她发生了争论.章含之坚持以文学题材为主,也有新闻、政治等内容.则主张以政治题材为主,“七分政治三分文学”.最后,对她说：“你可以告诉学校领导,再增加点政治题材,对学生将来工作有好处.”从这里可以看出,学英语,他首先是从政治角度,从革命工作需要出发的,不是为学习而学习,也不只是为了欣赏英文文学作品.有一次,在飞机上,当服务员问“,你这么大年纪了,为什么还要学英语？”时,毫不含糊地回答说：“这是斗争的需要啊！”
二是研究语言.曾明确地说过：“我学英语是为了研究语言,用英语同汉语来比较.”他对汉语的起源、语法、修辞都有深刻了解,常常喜欢把英语同汉语语法、修辞作比较,并提出问题进行讨论.他还曾经想学点日语,可后来由于工作实在太忙,未能如愿.他实际上想对各种语言进行比较性研究,从而发现规律性的东西.据章含之回忆,曾对英语组词规律发表评论说：“这个英语还蛮科学的.修正主义这个词从动词‘修正’来的,加上‘ist’就变人,修正主义者.这个很好记,比汉语有规律.”
1963 年《诗词》出版后,外国文书籍出版局立即组织翻译出版英译本.翌年1 月,应英译者的请求,对自己诗词中的一些词句,一一作了口头解释.在谈到“莫道君行早”时,说：“‘君’,指我自己,不是复数,要照单数译.”不过,由于英语与汉语的语系不同,也对英语的一词多义和变化万端而大伤脑筋.
三是积极休息.1959 年1 月,在接见巴西外宾时曾说：“学外文好,当作一种消遣,换换脑筋.”据警卫人员回忆说,有一段时间,每晚都要学习英语,背诵单词,让他休息时,他就风趣地说：“看书是用眼睛,现在是用嘴巴,这样可使两种神经交替休息嘛！”
林克回忆说：有时“看书、看文件看累了,会议开累了,接见外宾累了,就让我和他读英文,一读英文,脑子就钻到单词、句子里去了,其他别的不想了,也就得到了休息.有时他睡不着觉,也把我找来读一会儿,读着读着打起鼾来了.这是一种特殊的休息,也可说是式的休息.”
1955 年11 月,在杭州休息时,游兴很高,接连攀登了南高峰、北高峰、玉皇顶、莫干山等处.在攀登途中,他常要停下来略作歇息,这时往往就学习一会英语.在国内巡视工作期间,也会随时挤出时间学英语.1957 年3 月17 日至20 日,他先后在天津、济南、南京和上海的上千人干部大会上作报告,讲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当时工作很紧张,但在旅行途中,他仍以学习英语为乐趣.1960 年5 月6 日至10 日,他在郑州连续会见非洲12 国、拉丁美洲8 国等4批外宾后,多次用学英语作为休息.
四是挑战自我.的护士长吴旭君曾说：“主席酷爱读书是大家都知道的,主席读书的面也特别宽,为了能够读懂马列的一些原著,他还给自己提出了很高的挑战,那就是学习英语.”的确如此,1954 年下决心学英语时,面临着三大困难：年纪大,基础差,工作忙,但他知难而进.
无论是见到的外国人,还是身边工作人员,都有一个共同感觉：性格中最大的特点就是具有强烈的挑战意识.我国上世纪70 年代出版的英汉小词典,扉页上都印着这样一条语录：“为什么语言要学呢？因为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对此,有很多人不理解,觉得此话逻辑不通,难道“不好学”就一定要学吗？但对于而言,“不是随便可以学好”、“非下苦功不可”本身就是学习语言的理由,因为这是一种自我挑战.
1976 年元旦前夜,在书房里会见了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及其丈夫戴维,并与他们进行了寓意深刻的“跨午夜”谈话.朱莉把父亲的亲笔信交给,翻译唐闻生立刻将它翻译给他听.非常认真地听着尼克松的来信,高兴地说：“欢迎尼克松先生来中国.”他还从唐闻生手中拿过那封信,用英语“清楚而准确”地读出了信上方标明的日期：“December23,1975（1975 年12 月23 日）”.朱莉感到惊异,她后来回忆说：“的这个举动很有力地向我们说明,虽然他身体欠佳,但是这丝毫不使他的敏捷的思想受到影响.”
这两位美国年轻人注意到,他们面前这位82 岁的老人尽管已被疾病折磨得筋疲力尽,“斗争” 的话题却使他又“ 像青年人那样兴奋起来”,“他的头脑甚至比中国的年轻一辈更充满活力,更渴望斗争”.说：“我们这里有阶级斗争,class struggle ！”“八亿人口,不斗行吗？！”“class struggle”这两个英文单词,既反映了最后的英语水平,也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的一生.
（据《文史参考》）
学英语论文范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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