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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中国革命夫妻的故事：飘零苏联25年

在西去莫斯科的列车上相识

任岳,1903 年出生于湖南长沙望城县清港镇一户农民家庭.1921 年8 月与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人一起赴苏联学习.这是中国派往苏联的第一批留学生.到达莫斯科后,任岳进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简称“东方大学”) 学习.1923 年4 月,经陈延年、任弼时介绍,任岳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转为中国正式党员.

1924 年任岳等人毕业回国参加大革命,先后在安源煤矿从事工运,任矿党委组织部长、衡州地委组织部长.1926 年3 月被党派往广州国民革命部,担任以鲍罗廷为首的苏联顾问的秘书兼翻译,后参加了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为保存革命力量,决定将一批有革命斗争经验的党员干部秘密送往苏联学习.这其中就有任岳.这次任岳到苏联学习是第二次了.在开往莫斯科的列车上,还有100 多名被党派到莫斯科去学习的党员干部.其中,就有王一.

王一是湖北省荆门县人,1908 年5 月出生在一户贫苦人家.1926 年,北伐浪潮风起云涌之际,王一只身独闯武汉参加革命,1927 年3 月,由向警予介绍加入中国.

在西去莫斯科的十几天的行程中,任岳像大哥哥一样照顾王一,到莫斯科后,任岳更是给了王一更多的帮助.经过共同的理想追求和革命事业的牵引,两人从相识、相知到相爱,在中山大学结为伉俪.

1930 年1 月,漫天大雪.任岳、王一等被分配到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边疆斯列金斯克州一个金矿场,担任工人指导员.那里的工人大多是黑龙江南岸越境而来的中国破产农民和城镇苦力劳工.

任岳、王一等白天和矿工们一起劳动,晚上深入工人家庭与他们同吃同住.他们对矿工们开展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采取灵活多样的方法,组织工人学习政治和文化,提高他们对生活的信心和生产积极性,同时在这群矿工中积极培养出了一批工人干部.

1931 年10 月,王一在伊尔库茨克生下了女儿,取名任晶晔,同时也取了个俄文名字,意思是“十月”,以寄托他们的理想.

夫妻俩—起参加了苏联卫国战争

1935 年5 月,已转为苏联公民和联共党员的任岳、王一夫妇等25 人,被联共派往新疆去做军阀盛世才的工作.那时,任岳被任命为新疆省管理处副处长.

盛世才把处牢牢抓在手里,大权独揽,一切国内外的情报都要向他汇报.任岳除了向盛世才汇报工作外,还要秘密向苏联领事馆汇报,时间一久,他的行动引起了盛世才的怀疑.为了监视任岳的行动,盛世才在苏联领事馆对面开了一家小卖部,特务们随时监视处与苏联领事馆的一切活动.不久,有人诬告任岳企图谋杀盛世才,盛撤了任岳的职,把他送回莫斯科受审.

在新疆女子学校工作的王一,也因此受到牵连,一同被送往莫斯科.在长达8 个月的秘密审查中,查来查去,实在查不出有什么重大问题和错误,历经困难和艰险的他们,于1937 年8 月再次返回伊尔库茨克地区工作.

在那里,夫妻俩参加了伟大的苏联卫国战争.战时,伊尔库茨克是苏联的大后方,王一放下幼小的孩子,全力投入抢救伤病员的工作.她每天早出晚归,中途步行通过长达2 公里的贝加尔湖大桥.冬天,桥上北风呼啸,几乎能把她推下去.住院的苏军伤病员称王一为“东方的喀秋莎”.

新中国成立后,任岳夫妻立即向莫斯科提出回国的申请,有关部门说他们已经是苏联公民,不能直接找中国大使馆联系,必须听候批复.1952 年,经苏共和协商,在苏联学习、工作长达25 年之久的任岳、王一夫妇等一批同志,终于回到了日夜思恋的祖国.

回国后,任岳夫妇见到了已是组织部副部长的帅孟奇等人,当年的老同学、老战友萧劲光、帅孟奇亲切而热情地迎接他们.任岳被分配到任副主任.王一被分配到卫生部北京医院工作.他们满怀报国之志,决心为阔别数十年的祖国尽绵薄之力.

不幸的是,任岳终因积劳成疾,猝发心肌梗死,于1954 年5 月去世,年仅51 岁.王一在北京医院当医师兼耳鼻喉科主任.后来,王一以深厚的医学知识和精湛技术成为一名核防护医学专家,为祖国的国防建设和医疗卫生事业作出了贡献,于1982 年离休.

女儿的风雨人生

出生于苏联伊尔库茨克的女儿任晶晔,在那里上完了小学、中学,于1954 年大学毕业.刚好这时组织上派王一护送一名副部长去苏联治病,任务完成后,王一把女儿也带回国内,按当时的政策保留了双重国籍.

任晶晔在大学学的是地图测绘专业,回国后先分配在军事测绘总局工作,一年后调到国家测绘总局研究所,并以来自苏联工程师的身份,负责“典型地貌样图集”项目的研究编制.

在工作中,任晶晔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不懂中文.1955 年1 月,组织上将她送到北京大学学习中文.当时,正好印尼秘密派遣一批青年党员到中国来培养,在北京大学单独编成一个班,学习中文和政治.从苏联归来的任晶晔也插到了这个班上学习.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共同的学习中,正值青春年华的任晶晔和同班的印尼员苏巴尔曼互相产生了爱慕之情.

对于任晶晔和苏巴尔曼之间的婚恋,母亲王一开始是不同意的,因为他们老两口在异国他乡奔波了大半辈子,吃尽了苦头.如果女儿再和外国人结婚,岂不是又要远走高飞,不仅母女难相见,而且在人生的道路上还会发生什么事也难以预测.后来由于女儿的主意已定,女婿又是员,人品也不错,她也就同意了.

1959 年,任晶晔和苏巴尔曼结婚,先后生育两个孩子,一女一男,全家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1965 年苏巴尔曼研究生毕业后,一家四口准备回印尼去.

苏巴尔曼已经十多年没有回国了,所以,他乘飞机先回印尼做些准备.没想到这年9 月,印尼发生了“九三O”事件,苏哈托攫取了印尼开国总统苏加诺的权力,登上总统宝座,推行强权政治,杀害了大批员、进步人士和无以数计的华侨华人.任晶晔的丈夫苏巴尔曼也遭到杀害.

“”开始后,因任晶晔的双重国籍,成了“苏修”之嫌,就连已经牺牲的丈夫苏巴尔曼的真实身份也受到怀疑.任晶晔被赶出北京,发配到武汉测绘学院.母亲王一也被送到湖北沙洋干校蹲牛棚.两地相距并不很远,但她们却互不知情.

任晶晔不堪迫害,带着两个孩子于1971 年回到伊尔库茨克大学任教.“”后,任晶晔常奔波于伊尔库茨克——北京两地之间,回国探望年老的母亲,一住就是3 个月,期满后又匆匆赶回伊尔库茨克.然后再申请,再回国,一次又一次无穷期.

2001 年11 月11 日,王一在北京逝世,享年93 岁.11 年后,任晶晔与年长她一岁的广西中医学院药理学教授赵一登记结婚.这个革命家庭的故事至此终于迎来了一个美好的结局.

( 据《钟山风雨》)

——／附录／——

苏联“红色大学”培养中国革命中坚力量

在上世纪20 年代之前,中国的进步青年出东洋、走西欧、远赴美利坚,学习先进科学技术和救国思想.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将共产主义传到中国之后,一大批中国进步青年转而拥进苏联当年的东方大学、中山大学等学府,在那里探寻中国前进的方向,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坚力量.

东方大学由共产国际于1921 年创办,专门为东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以及苏联中亚各民族培训干部.在莫斯科市中心的俄罗斯社会政治历史国家档案馆里,有一份东方大学的珍贵档案.这是刘少奇等中国留学生1921 年8 月1 日的入学登记表,名单中有刘少奇、任弼时、罗亦龙、萧劲光等人,他们都是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介绍的,先后分三批陆续来到莫斯科.

东方大学除了接收从中国国内派出的留学生之外,还接收了先期赴法国、德国、比利时等西欧国家勤工俭学的进步青年.1923 年,旅欧支部派送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等12 人进入东方大学学习.档案资料显示,到1925 年年中,从各个渠道派到东方大学学习的中国学生达到112 人.

1928 年,东方大学中国班转入中山大学,至此,东方大学已不再有中国学生学习.中山大学成立于1925 年10 月.孙中山先生在1925 年去世后,苏联政府为继续实行援助中国革命的政策,决定在莫斯科兴办以孙中山名字命名的大学,招收来自中国的进步青年,为中国革命培养干部.

中山大学是上世纪20 年代国共两党在海外留学人员最为集中的红色大学,也是为国共两党锻造了大量优秀人才的熔炉.中山大学第一期学生中,就有陈绍禹( 王明)、张闻天、王稼祥、秦邦宪( 博古)、杨尚昆、伍修权、乌兰夫、廖承志、蒋经国等,以及从西欧国家转赴苏联的勤工俭学学生,如朱德、、王若飞、聂荣臻、李富春等.

中山大学从1925 年成立,到1928 年改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至1930 年停办,共办了四期、接收约1200 名学生,其中包括1928 年东方大学中国班转入的100 多人.

(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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