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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分思想的兴起与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战国时期天子失权,王纲解纽,诸侯漫无统纪,起而互相兼并,以至战争频仍、民不聊生.《史记·周本纪》概括当时的情形说：“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可以说,政治动荡、社会失序、正义荡然正是那场“整体性危机”的真实写照.世事的混乱激发了思想家们的思考,置身乱局的他们“渴望秩序与和谐,由此而形成了一种秩序情结的文化心理现象”.斯塔夫里阿诺斯对于这一点看得清楚,说得明白：“混乱和改革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思想家,迫使他们重新评估自己民族的传统思想,或将其抛弃,或使之适应过渡时期的需要.”(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那么,彼时的思想家们提出了怎样的思想方案来匡复社会秩序,匡扶社会正义呢？德治、礼治、法治,不一而足,各种各样的思想主张碰撞争鸣,可谓盛况空前.其实归根到底就是一个“分”(f&egre;n,意为“职分”)字,都是以“分”(f&egre;n)的确立和实现为旨归的,都期望明确厘清社会成员的职分和持守,并要求所有人都一体遵行,从而实现社会的有序和谐,也就是“分(fēn)而有分(f&egre;n),共致和谐”.关于这一点,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评价荀子思想时曾经说：“荀子所说的分有时候称为辨,不仅限于分工,已经是由分工而分职而定分.”这确实是十分精到的评价.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普遍主张通过礼法规范明确厘定社会成员的职分和持守,并希望通过唤起人内在的自觉心和借由外在的制度保障使人人都能恪守自己的社会规定性,既不逾越,也不缺位,这样就可以做到各归其位,各尽其责,各守其分,各勤其事,各得其宜.如此,社会也就可以实现有序和谐了.

二、战国早期至战国中期“分”思想的发展

早在春秋时期,“分”思想就已经显露端倪,但是当时“分”这个概念并未被普遍地讨论,“分”的思想也尚处于隐而不彰的状态.到了战国早期至中期,随着社会乱局不断趋于严重,“分”这个概念及其所包含的思想内容终于被思想家们系统地阐发出来了.

墨子认为上至王公大人和士君子,下至庶民百姓都有自己的“分”,各尽其分是社会和谐运转的关键.《墨子·非乐上》指出：王公大人的“分”就是听狱治政,治理国家,士君子的“分”则是尽心竭力,协助君王进行社会管理,农夫的“分”乃是早出晚归,专力于农耕生产,妇人的“分”则是早起晚睡,专心于纺纱织布.墨子认为所有的人都完成了自己的分事,各种社会事务就没有遗缺了,社会就能够良性运转起来,国家就能安定.需要注意的是,墨子主张的是“均分”,他所期望的社会是有“区分”但却无“区别”的社会,认为“分”是个人对国家社会应尽的职责.

〖JP+1〗《黄帝四经》则认为每个人各归其位、各守其分乃是杜绝纷争,实现国家大治的关键：“臣君当立(位)胃(谓)之静,贤不宵(肖)当立(位)胃(谓)之正,……静则安,正(则)治.”(《黄帝四经·四度》)也就是说,君王和臣吏各安其位,国家就会政治稳定,贤能的人和平庸的人分别得到恰当的任用,国家的治理就会顺畅.总体来说,《黄帝四经》明确强调通过“正名修刑”来厘定社会成员的职分,其思想理路可以概括为“道→法→分”.

商鞅探求“使民之道”,认为“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则治”(《商君书·修权》).亦即颁行明确的法律来倡明社会成员的职分,而不要用君王的恣意来随意破坏法律的实施,这样国家才能治理良好.而且,他认为职分明确还有助于激发民众的积极性,即“功分明,则民尽力”(《商君书·错法》),强调的都是定分的重要性.商鞅“分”思想的特色在于强调“以法定分”,而且《商君书》还专设《定分》篇,强调通过各级官吏来倡明“分”的内容：“圣人必为法令置官也,置吏也,为天下师,所以定名分也.”(《商君书·定分》)

《尸子》对于“分”同样很关注.《尸子·分》有曰：“爱得分曰仁,施得分曰义,虑得分曰智,动得分曰适,言得分曰信,皆得其分,而后为成人.”也就是说,人的言行举止都符合“分”的要求,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从国家政治层面来说,尸子认为“君臣、父子、上下、长幼、贵贱、亲疏,皆得其分,曰治”(《尸子·分》),也就是说,社会成员“皆得分”才能实现社会生活的有序和国家的良好治理.而且,尸子认为“分”的厘清会有助于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社会效率：“夫使众者,诏作则迟,分地则速,是何也？无所逃其罪也.”(《尸子·发蒙》)

《慎子·威德》有曰：“古者工不兼事,士不兼官.工不兼事则事省,事省则易胜；士不兼官则职寡,职寡则易守.”这里的“工不兼事,士不兼官”也就是各司其职,各守其分,每个人都尽职尽责地完成本职工作,互不侵越.“工不兼事”则“易胜”,“士不兼官”则“易守”,也就是说职分清楚明确,才能够高质量地完成本职工作.《慎子·知忠》篇也指出,君王治理国家最重要的是“忠不得过职,而职不得过官”,也就是清晰地厘定各级官吏的职分,使其各司其职,忠于职守,这样就可以使国家事务和顺,达到最理想的治理.

孟子继承孔子学思,其“分”思想也隐而不发,比较含蓄.《孟子·尽心上》曰：“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分定故也.”这是孟子唯一一次明确在“职分”意义上使用“分”.不过《孟子·滕文公上》中的一句话表明他已经接受了当时甚为流行的“分”思想：“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在这里,孟子类比说明了一个道理,即厘定人己界限,明确职分,社会自然可以治理良好,所以他主张人尽其分,即“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孟子·告子下》)

总起来说,在战国早期至战国中期这一时段,先秦诸子在“职分”意义上使用“分”已经比较普遍,此时“分”思想已经初步成型.

三、战国末期“分”思想的勃兴

到了战国末期,“分”思想得到了最宏富的阐发.

荀子对“分”思想进行了前所未有的体系性阐发,这在先秦时期是独树一帜的.他一方面提出“明分使群”(《荀子·富国》),认为社会和谐有赖于社会成员角色的合理划分和职分的良好持守,另一方面又提出“明分达治”(《荀子·君道》),认为明定职分是实现国家良好治理的必由之路,所以“无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荀子·富国》)荀子认为要实现国家大治,就必须使臣吏百姓“敬分安制”,各谨其事,将“明分”提升为攸关社稷兴衰的根本治世方略.实际上荀子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把“分”提炼、发挥成为一个型构其思想体系的关键概念,并进一步体系性地阐发了“分”的思想.《荀子·王霸》篇中的一段话最好地阐释了他的理想：“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建国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摠方而议,则天子共己而已矣.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礼法之大分也.”荀子所期望的是建立一个人人自觉守分的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对于仁、义、礼、法的申言都是以“分”为鹄的的,“分”这个范畴是荀子政治法律哲学思想最后的落脚点.

受荀子“分”思想的影响,其后的《韩非子》在“职分”意义上使用“分”十次,专设《制分》篇阐述“分”的思想.韩非从人性恶的预设和预期出发,主张“审名以定位,明分以辩类”(《韩非子·扬权》),即制定法律来明定人的职分.他还从国家治理的角度论述了“分”的意义,认为“不明分,不责诚,而以躬亲位下,且为‘下走’‘睡卧’,与夫‘揜弊’‘微服’”(《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也就是说,君王不通过明确各级臣吏的职分来督促其尽心竭力地工作,反而亲自处理具体事务,是无法实现国家良好治理的.

《吕氏春秋》在“职分”意义上使用“分”十八次,且专设《审分》《分职》等篇,其“分”思想也是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立论的：“正名审分,是治之辔已.……故人主不可以不审名分也.不审名分,是恶壅而愈塞也.”(《吕氏春秋·审分览》)这里的“名”实际上就是法度,制定法度,勘定职分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否则国家治理就会误入歧途.所以,“凡人主必审分,然后治可以至”,而“不分其职,……乱莫大焉”(《吕氏春秋·审分览》),所以正名审分是君王治理国家的根本方略.《吕氏春秋·季春纪·圜道》还以“五音调均”类比阐述了“分”的思想：“今五音之无不应也,其分审也.宫、徵、商、羽、角,各处其处,音皆调均,不可以相违,此所以无不受也.贤主之立官有似於此.百官各处其职、治其事以待主,主无不安矣；以此治国,国无不利矣；以此备患,患无由至矣.”亦即五音调均,各处其处,才能演奏出美妙的音乐,贤能的君王也应该效仿这一点来“立官”,使各类人才各安其位,各显其能,则“国无不利矣”.

在战国时期,“分”已经不再是一个普通语词,它已经成为思想家们立论言说的一个重要概念,被赋予了清晰、明确、稳定的特定思想内涵,成为彼时各派思想主张的共同落脚点.

四、余论

2011年10月,《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肯地指出我国当下“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一些社会成员人生观、价值观扭曲”,明确强调要“引导人民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在全社会形成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其实,“人生观、价值观扭曲”反映的正是一些社会成员主观上对于自己“分”的失觉；“道德失范、诚信缺失”所反映的则是恪守本分在现实行为上的失守；《决定》同时提出要引导人民“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也就是要求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要建立起对于自己“分”的强烈自觉,积极担当,扮演好自己的社会角色,尽到自己的本分,从而实现社会和谐.

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一中全会上讲话时都一致提出要“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这可以说是对以“分而有分,共致和谐”为思想旨归的中国古代“分”思想的当代阐释.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在于,她永远像一盏明灯,照亮着我们前进的道路,为我们解决新问题提供值得借鉴的思想方案.在当下塑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法治国家的时代背景下,以“各尽其分,共致和谐”为旨归的中国古代“分”思想理应有着更为鲜明的时代意义.

说明：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5FFX002）、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15CWHJ01）、山东省高等学校人文社科研究项目（2015JG04）和德州学院横向项目（311455）的阶段研究成果.

(作者：山东省德州市德州学院政法学院副教授,邮编253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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