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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乡村日常活动
打讲（闲聊）
外公在世时,我注意到一个事实,他对喜欢的老人最高评价就是, “这个老倌子好打讲（发‘港’音）”.外公因为要吃炒肉,而外婆坚持要吃炖肉,两人经常发生争吵,当外公以失败告终时,他常常气得绷着一张脸,不断地嘟囔： “这个阿婆子怎么这样不好打讲？”
外公在世时,是一个公认好打讲的老人.他认识的人很多,每次早晨起床,坐在阶基上乘凉时,总有冲里的老人跟他打招呼： “岳爹,你老人家好早啊！”外公照例会留他们歇歇,照例会留他们喝口茶,照例会与他们打打讲. “宋爹欸,我们都是黄土淹齐了脖子的人,你老人家凡事要看开点,不要打太多转身.没事就多坐一下,到了这个年纪,今天不晓得明天.”于是,外公要外婆去称肉,去买点瓜子,去打点酒,他要留宋爹吃午饭,两个老人准备好好打打讲.他们照例会讲到大集体那年,去华容贩鸭子；讲到那年发大水,鸭子全部死光,不但钱没赚到,反而欠下了一屁股烂账.外公对鸭子有着超乎常人的兴趣,他不但贩鸭子,还养鸭子,我小时候待在他身边,跟着放鸭子是我最喜欢的事.外公养鸭子极其有耐心,不但挖蚌壳、掏螺蛳给鸭子吃,到夏天怕鸭子上火,还要给它们煎凉茶.为了买鸭苗,他每年都会步行到华容或湖北监利一趟,而宋爹就是陪他最多的老伙计.可想而知,两位老人碰到一起后,有多少共同语言可以打讲.
与打讲对应的,还有一个词,扯谈.大屋场人爱扯谈,外婆很利索地将家里一切料理好后,告诉外公,要到冲里去敬神,但在路上碰到福奶奶,竟然跟福奶奶在树阴下扯了一个上午.亲人对外婆的整体评价相当高,但他们共同的不满,就是外婆知道得太多.他们总是坚持,要是外婆再糊涂一点,那方圆几百里,就没有老人可以和她相比.但外婆偏偏不能如他们的愿,她活得很通透,知道别人不知道的很多事情.外婆有很多好打讲的老人,她们坐在一起,围着吊壶,边喝茶边闲谈,很快就能消磨一天.她们的话题无非就是儿子、媳妇、孙子,不是东家媳妇的嫂子躲计划生育,没有生到儿子；就是西家的傻儿子,之所以蠢成了一坨泥,主要是因为爷爷在世时,做多了歹事,遭到了现世报应.聊完了别的村庄,就聊身边的人,彩妹子之所以如此厉害,一来就给喜奶奶一个下马威,主要来自娘家的教训.
使妈妈不解的是,外婆嫁到凤形村,村里的很多事情,从来役人告诉过外婆,但外婆对村庄发生的一切却了如指掌,甚至爸爸同事离婚的消息,她也知道前因后果和其中的关键细节.外婆捕捉信息的能力让我吃惊,她甚至知道大屋场最有名的彩妹子,其弟弟和古仑一个姑娘废婚的原因.我还注意到一个事实,当年大屋场没人打,也没人疯狂,大家在一起,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打讲、扯谈.而现在,只要有四个人,就肯定拼一桌,只要有两个人,聊的话题就和有关.我不知道引起这种变化的原因,是村庄闲人的减少还是公共的晒谷坪被分割的缘故.外婆一次次地感叹： “福奶奶又走了好多年了,三奶奶也去了好多年了,慧妈子快不行了,以后打讲的人越来越少,只怕阎王老子也快收我了.”
大屋场男人间的打讲,涉及的话题,比起外婆她们这群老婆婆,要宏大、深刻得多.我在武汉大学念硕士时,每个月都有讨论课,每次我的选题还没讲完,张老师就一锤定音,得出结论, “典型的湖南人”.他的根据是,我不论谈什么作家,不论谈哪个作家,总要扯到政治上面,总要扯到诸如启蒙的主题上.他根本没有料到,大屋场一个最没文化的男人,在打讲时候所谈论的话题,比我所讨论的选题,要深刻得多,启蒙话语成分多得多,当然也更宏大得多.隘口村人对宏大叙事的迷恋,一直使我迷惑不解,直到离开家乡外出念书,我对此才有更深的体会.我仔细回忆,在我童年所听到大人的扯谈中,十个主题至少有八个离不开国家大事,在八个关于国家大事的主题中,至少有百分之八十的内容与收复台湾、惩治贪官、改造社会有关.尽管大屋场的男人在扯谈到正有兴头时,总是被堂客们吆喝着回家吃饭,或是不得不配合阉猪的兰老倌,一起去抓猪栏里的猪崽,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身处卑微、心怀天下的胸怀,干完手头的活,几个人很快就能进入谈论国家大事的状态.大屋场的金贵,刚刚还因为欠了别人的牌账,吓得到处躲债,但看到大屋场的男人又挤在晒谷坪里打讲,还是忍不住抛头露面地加入进来,并及时更正了苏联专家上世纪60年代撤离中国的具体时间,附带补充了他所知道的内幕消息.
更令我惊讶的是,大屋场人对赚钱似乎天生没有太多兴趣,尽管隘口村的经济基础在周边数一数二,但他们的兴趣从来就没有仅仅被积累金钱所吸引.就算做生意,他们内心钦佩的项目也是与他们的财力、修养搭不上边的贩古董,在我看来,这种只有大学历史、考古专业的教授才有资格玩的门路,居然被我称为“彪八面”的表哥玩得团团转.他们骨子里的不切实际,也许和爱打讲、扯谈的习惯息息相关.我到广州念书后,目睹广东老板哪怕家财万贯,依然勤勤勉勉做小生意,两相对照,才发现大屋场人真的很懒,他们宁愿花时间在天南海北闲谈上,也不愿好好打理家里的几亩田.他们宁愿相信,只要有一人发了财,自己就一定能够跟着发财.当我回家告诉妈妈,不到外面去看,不知道外面的人有多勤劳时,妈妈显然没有明白我的意思,只是漫不经心地说了一句,“穷也是一世人,阔也是一世人,他们都看得开,懒惯了啊.”事实就是这样,如果大屋场人确实能从闲扯中获得快乐,如果他们的酸甜苦辣都能在打讲中付之一炬,我叉有什么理由强求他们一定要扎脚勒手、大汗淋漓地以深圳速度再建一个经济特区呢？如果他们在吃饱了饭后,始终坚持世上最有味、最过瘾的事就是扯谈,我为什么要自作多情,将大屋场人的懒散归结到他们爱扯谈的习惯上呢？我凭什么要区分大屋场晒谷坪上成群结队的扯谈,和北京、上海、广州那些高级酒店泡吧之间的区别？既然大屋场人能够以最小的成本享受到聊天的乐趣,我凭什么一定要对大屋场人爱扯谈的习惯不满呢？
事实上,我从内心深处羡慕他们,我羡慕大屋场人没有一点思想压力,就能呼噜呼噜睡个大觉,不像我,不是担心毕业论文,就是担心怎样发几篇核心期刊论文,以获得答辩资格.我羡慕他们每时每刻都有人陪着扯谈,不像我,无聊时候,只能困兽般地在寝室走来走去,拿起电话簿,却不知可以拨通谁的电话,而只得无奈放弃.尽管在他们眼里,我过得很好,一毕业工资就会高得用不完,但我知道我永远没有他们那份扯谈的闲心,我永远也不可能像他们一样,走在村庄的任何角落,都会碰到熟悉的、能说话的人.
做冷事（丧礼）
大屋场的公共娱乐,除了大年期间连续的老戏外,死人以后的正式丧礼,也承担了此功能.大屋场人将这一系列活动称作“做冷事”,相对“红白喜事”说法的笼统和不切实际, “冷事”的表述比起与之相应的“白喜事”,不但要严谨,而且透出更多对死者的悲悯.在大屋场人看来,一个人死了,不管他是活到喷嚏都没有打一个,自然而然地睡过去；还是遭受诸如被车撞死的灾难；或者因为受气想不通,选择了喝农药、上吊,都不应该被笼统地称为“白喜事”.在大屋场人看来,无论怎样的死法,人死了,就是一件使人伤心的事,好人死了,世上便少了一个好人；坏人死了,他毕竟到世上来了一趟,好歹也算抢过一块；怪器人死了,世间从此少了一个问主意的；傻子死了,难为他也是一世人；老人死了,熟悉的地方永远消失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孩子死了,可怜他仅仅到阳间打了一个转；自然死的,想起他的好处来,脔心肝肺都疼；自寻短见的,更让人揪心,谁知道他哪口气没转过来,谁知道他心里有多苦.大屋场人对死充满了一种理解的同情,对死充满了一份从容却不冷漠的体恤.四保生前,大家都喜欢逗他,但他死后,家家户户都买鞭炮,送他最后一程,几个老人和妇女,眼圈红红,为他伤心.相比增添人口、生孩子的欢欣,丧事的庄重,让大屋场人对“死”充满了敬畏.大屋场人每次打讲,提到“死人”被笼统称为“白喜事”就愤愤不平,唠叨不已.
做冷事的种类比较多.一般有三种：第一种,也是程序最简单的叫“招魂”,一般针对十四岁以下早天的孩子.对于被水淹死的幼童而言,这个环节不可缺少,大屋场人的一致看法是,如果不给孩子“招魂”,他就永远只能做水鬼,永远没有机会投胎做人,既然耽误了孩子的今生,来世一定要弥补.第二种叫“总七”,此种仪式比之招魂要复杂一些.两者明显的区别在于,招魂的时候,遗体不能过夜,哪怕太阳落山以后出事,也一定要连夜将人安葬,否则孩子就不能授胎,阎王就会将他留在身边,永世当小鬼.而“总七”时,遗体一定要在家里放一晚上.“总七”是一种简单的超度亡人仪式,要由专门的道士来完成,主要针对过世的青壮年.大屋场的背后,有一个专门负责给亡人“总七”的道士,平时他和常人没什么差别,喜欢吃肉、喝酒,经常红光满脸地出没于大屋场前面的公路上,但一做起法事,仿佛变了一个人,那些鬼鬼神神,好像都很听他的话.他穿一件长长的黑袍,坐在死者的旁边,念念有词,比起平日,多了几分威严.最后一种是“做道场”,这是最为复杂、当然也最有看头的丧礼仪式,年龄较大或者德高望众的人才会享受这种礼遇.道场根据主人家的财力,又分为两种,两天三夜的,被称为小道场；三天四夜的,被称为大道场.相对“招魂”和“总七”的花费,“做道场”的开销要大得多.因为请的是一些大和尚,而且请的人多,加上仪式的复杂和正式,所以对大屋场人而言,做道场的费用,往往是办丧事的主要开销.大屋场人目睹做道场的繁琐,明白此仪式纯粹是死人对活人的一种折磨,不过给和尚们提供一个营生的机会.老人会从经济的角度考虑,在世时总是对子孙、儿女说：“活着时对我好一点,死后总个七算了,不要做道场,活人难得跟着吃亏.”话是这么说,看到家底殷实的家庭,给老人做了三天四夜的大道场,一个个还是羡慕得心里难受.大屋场因此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凡老人过世,不管家里多么困难,乡亲们都会出钱,资助帮着将道场做好.
“有人故了.”最先得到消息时,大家自然要唏嘘、感叹一番,感叹完了,也就完了.每年总有人故去,每年总能听得一些意想不到但偏偏发生的事情；每年换季时候,总有几家响起号啕大哭的声音；村口的小径,总能看到披麻戴孝、跪着报丧的男人.大屋场人尽管执着认真地活,但他们活的同时,没有忘记人生的最后归宿,没有粗心到疏忽死神终究光顾的那天.他们目睹这种司空见惯的人生程序,少了几分情绪化的表现.对他们而言,死亡既然不可避免,那么不妨将道场的仪式,看作一场小小的节目.
不得不承认,相对看老戏,我更喜欢看做道场.我喜欢那种奇怪的音乐；喜欢大和尚穿着鲜艳的衣服,在堂屋中间神气地穿来穿去；喜欢做法事敲击木鱼时,不紧不慢的声音；喜欢主人在死者面前燃烧冥币时,缓缓升起的火光和烟灰.我更喜欢堂屋四周挂满描绘阴间图景的画片,那些画片色彩艳丽,人物造型逼真,阎王神气地坐在阎王殿里,脸上带着仿佛爸爸准备揍我们之前的威严.小鬼们则机灵可爱,喜欢在阎王面前要点小性子,尽管是鬼的浮世绘,却充满了人间的逻辑和温情.当然也有夸张而熟悉的画面,诸如鬼推磨、下油锅.令我奇怪的是,小小的我,置身阴间的感性氛围,没有半点害怕,居然能从中得到奇妙的享受.我现在回忆,最后一次看完整的道场,还不到十岁,但我却像历经一次完美的视觉、听觉、嗅觉盛宴,总是难以忘怀其中的兴奋和趣味.
做道场图的是热闹,如果真要将死人说成是白喜事,我想主要因为老人死后做道场所营构的氛围.我很小时候就朦朦胧胧地感到,只要哪家死了老人,大屋场人内心深处便升腾起一种羞于表达的快意,他们并非希望谁家死人．他们的快意,不过来自既成事实,既然死了人,既然人死不能复生,那也没有办法.在分担共同的悲伤时,真正使他们安慰的事是可以看做道场,可以围观主家,增加热闹的氛围.
做道场时,大屋场人有理由什么都不干.男人吃过晚饭,准时出现在法事地点,等着看和尚领着一家人,在堂屋内穿来穿去；女人收拾完毕,领着孩子,跟在男人屁股后面,去凑热闹；孩子们甚至作业都可以不做,老师检查起来,就说看道场去了,老师认定这个理由,竟然也不追究.女人看做道场,主要看女人们怎么哭泣.做道场的声音有几种,一种是和尚鼓捣的声音,一种是女人的哭声,一种便是看客的吵声.嘈杂声是主调,但因为嘈杂,所以也听不出什么门道,只能算是道场的一种背景音乐.和尚鼓捣的声音尽管特别,但毕竟太单调,旁人难以听懂其中的真实含义,在道场的合奏中,只能算是伴奏.只有女人的哭声,才是现场的主旋律,道场做得好不好,做得有没有味道,最关键的一条标准就是看女人哭得好不好、哭得够不够动人.大屋场的女人,道场时候哭起来,往往声情并茂、感情真挚,极富感染力.哭腔自发形成,千百年来,形成了一拖三叹的调子,哭词则千变万化、形象生动、指涉具体,哭的都是一些针头线脑的事, “我的姊妹呀,你死得很可怜啊,你狠心丢下我,我怎么过得下去啊.”夸张的抒情后,便开始历数死者的好处,什么时候给她送了一块豆腐,什么时候给了她一粒,什么时候给了她一颗咸梅子,什么时候又帮她照顾了半天细伢子.一旦进入氛围,无数的往事便成为女人现场创作的哭词,人越多,哭得越伤心,哭得越上劲.在悲伤中,她们因为被注意,于是悲伤伴随哭泣,也就有了表演的味道,仿佛旁人的围观是对她们哭泣的最好鼓励和奖赏.围观的女人看到别人哭泣,也会因为情绪的波动,陪着流泪,她们心甘情愿地沉浸到悲伤的氛围中,仿佛各种哭声,即便在一个无人知晓的角落,都与自己息息关联.我小时候看做道场,常常留意到这样的场景,屋里哭,屋外也站满了眼睛通红的女人,屋里的人伤心,屋外的女人也陪着流泪.
现在看来,哭丧就是一种综合艺术.相比别的表演形式,哭丧置身真实的氛围和场景,需要真正的感情投入,因而更具感染效果,也能够无形中熏陶旁人.尽管从客观效果而言,哭丧有表演成分,但从主观来看,这种艺术形式一旦付诸实践,其表演性因为感情的浓度,立即消匿无痕.在我眼里,大屋场女人女人味最足最温存正是哭丧的时候,其真实、率性、情感的丰沛和充盈,在哭丧时候得到了充分表现.一旦哭起来,她们完全不顾及个人形象,眼泪、鼻涕一大把,眼睛肿得像不小心挤烂了的草莓,嗓门沙哑得没有半点声音,哭丧完毕,人像大病了一场.我始终无法理解,无论多么笨拙的女人,一到哭丧,便口齿伶俐,文采斐然.
做道场的具体程序,我始终不太清楚.我童年阶段在道场现场关注的,主要是一些表面化的东西,换言之,凭一个孩子的审美观和理解力,我只关注到自己认为有趣的东西.大屋场的孩子,一到道场的热闹场合,就热衷鞭炮过后,去争抢几个哑炮.我不喜欢哑炮,却喜欢道场奇怪的氛围和感觉,迷恋描绘阴间的画片,喜欢木鱼的拙朴,就像娶亲时,喜欢看新娘差涩、矜持的表情.但我知道,做道场对主家而言,是非常折磨人的事情,对孝子来说,更是人生的一道难关.如果说,生孩子是女人一生中的鬼门关,大屋场男子在双亲去世时,面对道场做孝子的要求,其难度比起生孩子,也轻松不到哪里去.我外公去世后,几个舅舅连续跪了几天,膝盖肿得老高,血肉模糊,不知脱了几层皮.对大屋场的老人而言,养儿子的实际功用和尊严,就体现在过世以后,是否有人在棺材前下跪几天.没有后人的老人,最害怕的不是生时没人养,而是死后没人跪.
法事开始了,三天四夜的道场开始了.大屋场的气氛,在一种神秘、鬼祟的氛围中再一次活跃起来,人们变得兴奋,并且开始毫无理由地忙碌.女人变得不爱唠叨,男人变得更温存,孩子变得更懂事,婆婆也变得更宽容,不再有事没事便对媳妇挑三拣四,媳妇也变得孝敬起来,不再毫不示弱地反击婆婆的挑衅.这是一种奇妙的变化.大屋场的人,很少注意到这种变化,我凭着孩童的敏锐,对此却大为惊讶.但这种临时的变化,不会维持太久,法事完毕,该上山的人,被吹吹打打地送上山,安葬完后,大屋场便立即恢复了平时的粗野和散漫,再现了人间的烟火和生机.
我始终认为,大屋场人对道场的热衷,恰好显示其骨子里是多么渴望生活能有一些变化.女人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唠叨,厌倦了丈夫打骂孩子的生活,渴望能温文尔雅地过上几天.做道场对她们而言,更像是对情绪的一次周期性调整,借着别人的悲伤,她们毫无节制地挥洒内心的忧郁和悲伤,在人生的无常中,品尝着日子的独有滋味,做道场对她们来说,就像一次不定期的节日,一次释放心灵、舒缓压力的节日.对男人来说,做道场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自然的集会机会,晚上唱夜歌,更是那些念了点书、嗓门又好,还爱出风头男人的表现舞台.有人唱夜歌,不但主家高兴,大屋场的旁观者也高兴,不管怎么说,这种相比哭丧而言更具理性气质的语言艺术,能给大家带来感观上的愉悦.对老人而言,做道场更像是人生的一次预演,他们从大同小异的仪式中感受着死的从容和生的坦然,感受着活人对死亡的重视和虔诚,目睹迟早要来的人生结局,可以包裹在如此绚烂的仪式中,自然少了一份对人生的恐惧.唯有对孩子,做道场具有纯粹的娱乐功能,放纵的快乐来自父母暂时的疏忽.
我清楚记得,做道场时,我总喜欢在人群中穿来穿去.我害怕死者,但人多时候,也会麻着胆子,跑到死者身边去偷看几眼.我喜欢看鲜艳的寿被,喜欢寿被上面刺绣的金龙和凤凰,它们张扬灵动,将死的残酷衬托得明艳、绚丽.我还喜欢看死者穿的寿鞋,尽管寿鞋浸润阴气,但卡通味十足的式样,还是让死亡的沉重带有一份戏谑.
外婆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临睡之前,将她艳丽的寿被、精致的寿鞋,小心从她父亲装官帽的皮箱中拿出来,带着樟脑的气味,在我面前展示,然后心满意足地睡去,仿佛死亡是一次值得期待的节日,这让我从小对寿被、寿鞋充满了独特的鉴赏力.在我眼中,毫无诗情画意的大屋场人,对待死亡时,倒是充满了别样的耐心和情趣.我之所以一次次流连于道场的现场,迷恋各种对孩子而言没有多少乐趣的程序,主要是舍不得萁中奇奇怪怪的声音,舍不得真真假假的画面所营构的独特氛围,我目睹和尚领着一家人,在堂屋里穿来穿去,履行繁琐而单调的“打灯”仪式,目睹一家人披麻戴孝,跟着穿得鲜艳的和尚走个不停,我不知大屋场无比重视的道场仪式,是否真的能超度死者的亡灵.
道场做完了,大屋场热闹了很多天,终于随着木鱼声的消失,安静下来.对主家而言, “冷事”结束,人生必不可少的折磨终于停止,但失去亲人的悲伤,也许此时才真正弥散他们空落下来的心灵.我现在才意识到,做道场的劳累和繁琐,实际承担了另一种功能,肉体的长时间折磨,确实能替代失去亲人的精神痛苦.无论如何,失去朝夕相处的亲人,对大屋场人而言,是一件伤心的事情,这种悲伤无法掩饰,也无法短期内自然排遣.然而,只要道场的锣鼓响起,这种低落的情绪,马上便被一种程式化的喧嚣和来自体力上的劳累所冲淡.在做冷事的过程中,主家最大的感受就是劳累,无法承受的劳累,很多时候,有人甚至从开始到结束,从来就没有合过眼皮.我亲眼见过一个孝子,在给父亲跪丧时,竟然因为劳累,当场睡了过去,吓得主家以为碰上了什么邪气.对大屋场人而言,忧伤需要代价,忧伤需要以体力为基础,一旦体力不支,忧伤也只能变成一种奢望,
“冷事”结束的标志,是烧灵屋.灵屋是生者给死者用纸糊的房子.房子的外形结构颇像传说中的宫殿,表面看来金碧辉煌、鲜艳无比,房子里的摆设跟真的一模一样.阳间有什么东西,灵屋里面就有什么东西,越是活在世上艰难的人,越会得到生者特意准备的精致灵屋.我岁的时候,看到的灵屋,里面居然布置了彩电和冰箱.我不知大屋场现在是否与时俱进,是否给灵屋配备了电脑和空调、车库和小车.外婆八十岁后,关于她的后事交代最多的,就是灵屋的配置,她唯一的要求就是后人一定要给她一栋好的灵屋.尽管是纸糊的房子,却寄托了老人最美好的愿望.我到现在都难以接受,如此精致漂亮的房子,等到冷事一结束,和死者的衣服、用物一样,最后都避免不了化作一缕轻烟的命运.我一次次目睹颜色艳丽的灵屋,架在一堆毫无诗意的干柴上面,在亲人的哭诉声中,连同亡人阳间的物事,最后总在残酷的燃烧中化为灰烬,结束一切.大屋场人对死亡的理解,始终停留在“灰烬”层面,亡人用的钱,一定要化为灰烬；亡人住的房子,一定要化为灰烬；亡人要顺利进入阴间,无牵无挂地适应另一个世界,也要将他阳间享用的物品,尽力化为灰烬.大屋场人的死亡观中,始终浸润了通透和彻底.在他们看来,人来到世上,抢到一块,本就由轻如灰烬的神秘东西结合而成,人离开阳间后,当然应该以一种缥缈的方式远离尘世.
吵茶（闹洞房）
大屋场人的生活,从吵茶的那一刻开始.直到自己到了也能被别人吵茶的年龄,我才意识到,这个多少带点戏谑、邪气的仪式,在人一生中的重要意义.
细舅二十岁那年娶了舅妈,舅妈羞答答地嫁过来了.十九岁的舅妈,从进门的那一刻开始,就和娘家人一直在讨论当天的现实问题：如何在晚饭之前成功地藏起来,如何躲过对大屋场新娘来说,不可避免的一个难关——吵茶.对羞答答的舅妈而吉,对一个十九岁的少女而言,她无法想象细舅的伙伴们会怎样捉弄她.
我清楚记得舅妈那天不易觉察的忧郁,七岁的我,总是时时跑到细舅的新房,探头探脑地打听,舅妈是否找到了躲藏的办法,我甚至准备傻乎乎地告诉她,我知道一个可靠的柴垛,那个柴垛在文伯伯家的灶屋后面,每次和小伙伴捉迷藏,我只要藏在那儿,就从来没有闪失过.但舅妈怎么躲得过去呢？细舅的人缘这么好,舅妈怎么躲得过去呢？舅妈费尽心机,绞尽脑汁,丝毫也没有得逞.午饭刚刚过去,便有密探一直跟踪她,直到夜幕降临,舅妈还没有找到脱身的办法,我后悔没有早点告诉舅妈柴垛的秘密.事实证明,我决策的失误,给舅妈带来了极烦：新婚晚上,有史以来,她与细舅成为大屋场吵茶最凶的一对.
“吵茶”即闹洞房,今天,我不知这个风俗是否保留下来.至少在我待在外婆身边时,“吵茶”是大屋场冷事以外,最为隆重、也最为热闹的节目.对大屋场人而言,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时刻——结婚和死亡,对应的仪式即“吵茶”和“冷事”.某种意义上,这两者始终处于同一层面,都是走向某种新生,孕育新的生命,走向新的轮回.对大屋场人而言,一生中能够获得他者对自身的关注,也只有在这两个时刻,一个时刻可以感知,另一个时刻却永远隔离.年幼的我,自然分辨不出两者对于人生的不同意义,在我眼中,吵茶和做冷事一样,更多带来一种观赏的快感.我很早就留意到,一旦有年轻人结婚,大屋场的后生,就会潜滋暗长一种骚动,潜滋暗长一种精神.
酒席终于结束了,叫化子打着千篇一律的莲花落,满嘴荣华富贵、儿孙满堂,主家在庸俗、肉麻的夸赞中,送别赴宴的客人.所有的亲人,领受了同样的祝福和夸赞,在付出人情的代价后,一个个酒足饭饱、红光满面,他们打着饱嗝,剔着牙齿纷纷告退.只有那些蠢蠢欲动的年轻人,暗藏杀机,他们心怀鬼胎,躲在暗处,默默交流着最新的吵茶信息,暗中制造一个个新的恶作剧,诸如两个人咬一个苹果啦,两个人吃一粒豌豆啦,让新郎驮着新娘给客人点烟啦,让新郎跪搓衣板啦,让新郎喝凉水啦,更邪乎的时候,他们还要新人当众表演夫妻最隐蔽的事,要他们当众干一些让人难为情的事.闹到这种地步,就没了正经,没了规矩,当然也没了大小.趁着混乱,常常有胆大的后生,跑到新娘的身边,当着新郎的面乱摸一把,新郎恼不得,气不得,旁边有人帮衬着吆喝,逼着新郎对捉弄的后生讲好话.新娘早就羞得无地自容,但在这群借着酒力、满脸邪皮的男人堆里,除了乖乖配合,别无他法.
细舅的吵茶开始了.言语不多的细舅,在这个窘迫的时刻,手足无措.围观的后生,全然不顾细舅平时的厚道,一个个翻脸不认人似的耍着无赖,逼着细舅干一些让人尴尬的事情.舅妈羞得哭了,但哭了还是不放过.流着泪点烟,有故意捣乱的人,总是让烟点不上,来来回回十几根火柴,还是没有按规定完成动作.于是就有人在后面,用一根夸张的木棍,打细舅的屁股,打得细舅一声不吭．满头大汗.该取笑的取笑了,该玩乐的玩乐了,该折腾的也折腾了,一生中就此一次放肆,夜深人静了,吵茶也该结束了.新生活开始了,洞房花烛夜的疲惫、疼痛,相伴而来了.
一生只有这个时刻,从这个时刻开始,从这个晚上开始,人生的责任、苦楚便只能自己背.吵茶是年轻人的成人礼,大屋场的年轻人,在欢笑的吵茶声中,开始自己的新生活,无论痛苦与欢乐,不幸与美满,都在同一个起点进行.
直到长大成人,我才真正懂得了吵茶渗透的放肆和任性.
细舅在半年前死了.他平淡的一生,再次创造了一个奇迹.他的冷事,是大屋场最热闹、最体面的一次,他的花圈,足足将偌大的堂屋挤破.我在人群中,听着道场的奇怪乐声,看到不再滋润的舅妈,早已跨过十九岁的青涩,变得憔悴而沧桑.循着她的哭声,我猛然想起细舅的吵茶之夜,想起他二十岁那年的青涩和窘迫.
我泪眼一片模糊.
看戏
大屋场人爱看戏.
每到过年,初一到十五,整整半个月,铁定要请戏班子.因为唱的是花鼓戏,人员多,开销也很大.单是戏子就有好几桌,还有敲锣打鼓的、挑担子的、搭戏台的,每次都要将大屋场折腾一番.今天想来,大屋场真是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坦白说,上世纪80年代的大屋场,尽管经济状况比别的村庄要好点．但也说不上很有钱.奇怪的是,只要提到过年唱老戏,没有人不愿意出请戏子的份子钱,他们习惯了热闹,习惯了过年锣鼓喧天地吵上十来天.
在我印象中,每到过年就下雨下雪.正因为这样,看戏的情景,反而记得格外清晰.戏台用各家各户的门板搭成,台前悬挂着非常明亮的汽油灯.台子后部拉扯了一块又长又宽的幕布,戏子一般来自临湘,有时也请大屋场福奶奶外甥的戏班子.福奶奶的外甥叫杨剑,自小便在大屋场长大,长大后便一直在天井剧团演小生.从大年三十下午老戏开锣后,大屋场便进入春节状态,村里的老人、孩子和妇女,早早便开始占座位,有些甚至搬一个炭炉,全家人围合而坐,还有的披了一床小小的被子,所有人都穿着厚厚的棉袄,戏台下花花绿绿的一大片,南方的冬天极其寒冷,但寒风中,却是享受的脸.
我也爱看戏,跟着外婆,从小便迷恋花鼓戏,尤其喜欢打路台时的过门调子.打路台即唱戏之前的预备过程,原初的功能,用于驱鬼辟邪,后来就演变为一种惯例,专门用于渲染唱戏前的氛围.过门响起,锣啊,鼓啊,二胡啊,配合得天衣无缝,虽然程式化,但合起来的效果,欢乐祥和,百听不厌.遗憾的是,多年以后,我找遍了多地的音响店,找遍了很多花鼓戏带子,就是没有办法找回那一小段过门前奏,无缘重温曾经令我心驰神往的旋律.
外公生前也痴迷看戏,对此他有一句经典评价, “唱戏的是疯子,看戏的是哈性（蠢宝、傻瓜）”.至于唱戏的内容,我记得,在长达一周的看戏过程中,前面两天往往是一些约定俗成的传统曲目,诸如《五女拜寿》《刘海砍樵》《朱买臣卖柴》,大屋场年年唱戏,这些保留曲目年年上演.奇怪的是,尽管大屋场所有人对此部一清二楚,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动作、每一句唱词,甚至水袖的甩法、衣服的搭配、演员的化妆都烂熟于心,但他们还是乐意每年再观看这些曲目,以致大部分人都能看出戏台班子是否偷戏、漏戏.很明显,大屋场人看戏的兴趣,不在了解一个个熟悉的故事,他们迷恋既定的程序,以及程序所营构的氛围,喜欢全村男女老少过年期间,依靠戏台聚集一起.大屋场人最熟悉的曲目是《刘海砍樵》,这一曲目传播广,知名度高,是每年必看的保留节目.很长一段时间,我对大屋场男男女女都能唱上《刘海砍樵》中的一段感到迷惑不解,我记得四保都能唱上几句.直到现在,我才明白,在没有电视和音响的日子,花鼓戏的表演,更能长进他们的血肉和灵魂.
我坐在外婆身边,陪她一直看到深更半夜,大屋场人总是说, “看他们两爹孙,夜夜都要看到拆戏台子”.事实上,很多唱词我听不明白,有些程式化的动作,我也似懂非懂.比如,一个穿着青衣的老旦,将自己的头发放下来,露出女人独有的长辫子,然后在戏台上拼命地甩,我每次都误以为,这是戏子故意把头发解开给观众看,后来才明白,这种动作表示悲伤、无奈,暗示人生遇到了困境,诸如父母过世、仕途不顺、遭受冤屈而又求告无门.
在所有的角色中,我最喜爱看“三花”,即“丑角”.花鼓戏的三花,化妆很独特,头发扎成冲天炮,鼻子涂一点,两腮染得通红,裤管卷得一个高一个低,说话拿腔捏调,神态嬉皮笑脸.每次三花一出台,我都能明显感到戏台下面的骚动,气氛也随之一变.所有的孩子都爱看三花,所有大屋场人都喜欢三花,大屋场确实有很多三花似的人物,比如教会满舅杀猪的仁义,一看到他的小眼睛,还有挤眉弄眼的神态,便让人想起戏台上的三花.除了三花,我还喜欢“花旦”,尤其是小旦,我对女人的美,最初的启蒙就来自小旦的扮相.她们衣着艳丽,以粉红色居多,身段苗条、曼妙飘逸、性格活泼、青春勃发,经过装扮的小旦,在我眼里个个都赛过天仙.以我童年的审美标准,世上再也没有比小旦更美的女人.至于唱腔,也是婉转、明丽,伴着二胡,缓缓道来,就算台词听不懂,旋律的美感,也足以让我迷恋.在所有的剧目中,我真正喜欢的是悲剧,我喜欢小旦戚戚怨怨地在戏台上徐徐缓行,喜欢她们一招一式甩水袖的动作,喜欢她们慢慢唱上半天后,悲伤到极致,转过脸去,眼睛下面便有莹莹泪滴,于是,台下便也有了无数泪光点点的脸,老人的泪滴,女人的泪滴,孩子的泪滴.“这个女人好造孽啊！她做了京官的丈夫不认她,她真的好造孽啊！”等到小旦长长的曼舞停止,观众才收住唏嘘的声音.至今想起来,当时戏子的表演都非常投入,他们该流泪时流泪,该高兴时高兴,随着情绪的流转,在观众的陪伴下,在戏里认认真真地演绎另一种人生.台下的观众更加投入,戏子的遭遇仿佛自己的人生,戏子哭,他们跟着哭；戏子的灾难得到了解除,他们跟着高兴；哪个角色受了冤屈,他们恨不得跳上台去,揍那个“作恶”的演员.在唱大戏的那几天,大屋场成了一个天然的戏曲论坛,从表演、唱腔、服饰、选本、唱词、戏子等,他们说起来,个个都是戏曲专家.
那是怎样的一种情境呢？当大屋场的男女老少,部沉浸在一出戏中,忙碌的村庄在年关时节,真实地弥漫着浓厚的文化氛围,古典的乡村结构,在上世纪80年代,依然保有顽强的形式和生命力.而童年的我,却一直心藏秘密,在所有的戏子中,我曾经如此迷恋福奶奶的外甥,每次只要看到他在台上表演,看到外婆对他夸赞不已,我就会激动心慌,就会失落和惆怅.
今天,这一切都不会重现.
大屋场的晒谷坪没了,听满舅讲,福奶奶外甥的戏班子早就解散了,在电视、电影横行的时代,他们人不敷出,再也没人请他们唱戏. “放个电影多省事啊！一个人的伙食,又用不着搭戏台,幕布往树上一挂,一切就成了.”但大屋场的老人始终对老戏念念不忘,电视、电影怎样热闹,都不能让他们过瘾.更让我难受的是,福奶奶唱戏的外甥,再也不唱戏了,为了养活四个孩子,他贩卖过钢材、开过小店,还曾经在路边顺带卖过猪肉,我始终无法将他台上仪表堂堂的小生扮相和这些普通的职业联系起来,一听到外婆谈他的近况,我内心就隐隐钝痛.“他的戏,唱得几多好啊！真可惜了一个好角色.”大屋场的老人,直到今天还在叹息.
今天,我再一次惊奇地发现,看戏对大屋场人而言,具有更多的象征意味,比如那出百看不厌的《刘海砍樵》,对他们来讲,细节早就烂熟于心,但他们还是需要每年春节再集体地重温一遍,他们需要二胡、唢呐、锣鼓所打造的旋律和节奏,在特定的时间,再一次营构特定的气氛,他们需要耳边响起“肩钎担,望山岭,走过一程——”的腔调.还有《朱买臣卖柴》也是如此,尽管每句唱词都深入骨髓,但他们还是需要朱买臣卖柴的故事,借助过年的气氛,再一次潜入大屋场的人心角落,需要从朱买臣做官以后马前泼水的启示中,获得做人的基本底线.我懂事以后才发现,大屋场人的价值观念,多来自花鼓戏的熏染,在他们的道德观中,抛妻别子、见利忘义、贪恋荣华富贵的小人,成为被谴责的对象.我到现在才明白,大屋场人为什么可以容忍五玲在家里养野男人,为什么对偷情如此宽容、理解,在他们的道德逻辑中,冬瓜佬病了、傻了,五玲没有离他而去,并且始终伺候在身边,冬瓜佬失去了生存能力,五玲要活下来,自然只能依靠别的男人,这没有什么过分.大屋场人对道德的理解、把握,充满了来自生活的智慧,也给五玲留下了一条生存的缝隙.大屋场的老戏,经由过年的狂欢,像是一次强化而集中的道德过滤,在无形的熏染中,多年以来维系村庄的秩序和肌理.有意思的是,看戏的习俗,竟然影响了大屋场人的爱好和审美观,很多人潜意识里,总是一不小心,就将日常的生活和老戏扯上关联.那个总是欠一屁股牌账的鲁贵,竟然从花鼓戏的观摩中,悟出了如何拉得一手专业水准的二胡；丁奶奶的满女儿,一天到晚戴个假发,穿红戴绿,打扮得像个花旦；还有一个金灿,三十多岁了,总是戴一束戏子的长发,在大屋场晃来晃去.碰上这些怪人,村人从不指指点点,也不觉得惊奇.我还发现,大屋场的成年男人,不约而同地喜欢老旦所穿的玄色长衫.
戏如人生,人生如戏.
今天,我只能在陌生的城市,再一次回望儿时看戏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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