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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突围记
大国之间的制造业之争,意味着中国制造真正的考验到来.成本、劳工、技术、营商环境……多重制约之下,谁能成功突围？
老唐打开了楼道里的灯.在这位制鞋厂协理上楼之前,晚班的工人们已经摸黑上了楼,没有人想到去开灯.身后跟着记者,老唐有些不好意思,嘟囔了一句：“要记得开灯啊.”从生产线出来已至晚饭时间,走到工厂门口,他又一拍大腿：“不好,我忘了关办公楼的灯.”
制造业以精细化管理为本,其背后是收入与成本之间微薄的差距.即便精细到一盏灯,老唐说,2016年工厂每生产一双鞋,会亏损3美元.这家为众多世界知名运动品牌代工的台资工厂,最高峰的时候有6000名员工,现在只剩下了1900名.两年前,老唐辅佐的第三代老板决定在越南新建一个制鞋厂.
“那么,为什么不干脆把整个工厂都搬到东南亚去？”记者问.
“虽然东南亚国家在人工成本上有优势,但中国的工人素质、政府的办事效率比它们高多了.”老唐回答.
这家上个世纪80年代末由台湾迁徙来广东的制鞋厂,是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一个缩影.身处要素成本上升的环境中,工厂在面对买家时,因为行业产能过剩失去议价能力,同样它们也在面临东南亚等国家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诱惑.
和很多企业一样,这家制鞋厂并没有像外界宣称的那样彻底跑路,而是将低端产品、劳动力最密集的生产线设在了东南亚,将高端产品、偏自动化的生产线留在中国.
中国制造正在从中低端走向中高端,从劳动力密集型走向技术密集型,这个过程有些痛苦,但并不绝望.至少在现在,中国还没到被制造业抛弃的时刻.
税费—不能承受之重？
“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临近春节前的一个星期,记者在深圳见到了.谈到税的问题,他言辞拘谨.但就在一年前,李还是税负问题上的“犀利哥”.他曾在2016年的全国上提出,过重的税费将进一步降低我国制造业本就微薄的利润,使其在全球经济放缓的背景下,出现诸如企业内生投资动力不足等问题,对制造业在未来的结构调整、转型工作造成阻碍.
在制造业税负问题上,是第一个“捅破窗户纸”的知名企业家.而且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提出了具体建议的企业家.“将制造业的增值税税率由17%降低至12%,取消企业附加税,包括城建税和教育附加税”,这是的具体建议.
很可惜,的建议只是在2016年初激起了一点小水花.直到当年年末,制造企业负担问题才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在接受采访时指出,“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负比美国高35%.”娃哈哈董事长宗庆后又在电视上公开表示,娃哈哈需要缴纳的附加税费有500多种.
这些企业家的吐槽,显然与2016年国家税务总局大减税的基调有所背离.据国家发改委统计口径,2016年企业减负总额超过1万亿,根据国家财政部统计口径,2016年企业减税总额超过5000亿.此次大减税主要是通过制度改革进行的,即将原直接税种营业税改为流转税种增值税.当然,制造企业原先便按照增值税纳税,针对这类企业的减税,主要通过增加进项税抵扣项目来进行.
谈及减税的效果,确认服务性费用被纳入到增值税的抵扣范围内,确实可以为企业减少一些税费负担,“不过,这项措施对于服务型企业来说,减税的效果更好,对于制造业企业来说就没那么大.”说.
制造业作为国家经济的重要支柱,为何没有在此次大减税中受到特别的照顾？针对这个问题,说：“相信国家出台一个政策会有综合考虑,我们眼下提意见,但国家相关部门再检讨和调整也要有个过程.”
在中美制造的拉锯战中,税收正在成为一个难以绕过的焦点.
2017年1月2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兑现”了他的承诺,表示新政府将大规模减税和放松监管,并对生产外迁的企业征收高额边境税,特朗普的“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是否奏效还不得而知.但原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许善达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表示,2016年7月份的政治局会议已经定调要“降低”宏观税负,这个方向本来也是确定的,不过特朗普的政策会增加资本和美国市场的吸引力,增加企业的投资压力,对中国也形成了挑战,所以落实降低宏观税负的紧迫性又增强了.
另外,记者还了解到,虽然制度改革上倾向于减税,但实际操作上会有一些调整.以北新建材为例,2016年该公司在前三季度净利润同比上涨25%的情况下,整年税负同比涨幅达到50%.主要原因是,北新建材主要以工业废料为原材料,以往可享受的循环经济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力度较大,但2016年相关政策收紧了.
在安永税务及商务咨询服务合伙人诸斌看来,税收的竞争并非高低的问题.因为即便美国降到15%的所得税,也仅仅是邦税,如果加上州税的话,肯定不会低于20%,中国针对某些企业,比如高科技企业的法定所得税率就是15%,而一些地方对某些制造企业的税收也是这个水平,所以这方面并不高.
硅宝科技前董事长王跃林认为,现在企业缴纳的社保确实比较高.目前,企业为每个职工缴纳五险一金的费用已经相当于工资的40%.虽然社保费用体现在会计记账上为员工福利,但由于五险一金的缴纳具有强制性,天津财经大学财税专家李炜光认为它等同于国外的劳务税.
根据世行的统计口径,总税率的分子由企业税、劳动力税费、其他税费三部分组成.2016年所有国家（地区）平均总税率为40. 6%,而中国总税率为68%,位列世界第12.但财政部前部长、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楼继伟则认为,比较各国税负,应以宏观税负为准,即总收入与名义GDP的比值,按此数据,中国的税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许善达告诉记者,未来会优先降低社保比例,人社部在十三五规划中提出了降低社保缴税率的目标.如今已经有城市开始进行“五险一金”变“四险一金”的试推.在许善达看来,“未来的社保缺口,可以由国有资本划归社保来解决.”
新劳工
新生代工人对自我个性的追求,让制造业企业,尤其是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企业感到很困惑,尽管没有哪个工厂打算把工人变成《摩登时代》里的查理,但一旦人进了工厂,简单重复劳动的流水线,本身就营造了一个消磨人个性的环境.
王跃林认为,比流水线工人更难管理的,是工厂里职能部门的员工,在他的另一家公司——广州吉必盛科技实业有限公司中,最短在职时间记录是2个小时,小伙子刚办完入职手续,在办公桌前坐了一小会便收拾东西走了.王跃林问他原因,他说不喜欢这份工作.“他甚至还没有了解这份工作.”王跃林觉得很无奈.
陈姣在一家模具工厂从事商务工作,见记者的当天她刚刚提交了辞职信.她告诉记者,自己讨厌灰色的厂服和一成不变的生活.的确,像陈姣这样的职能部门员工,比流水线的工人有更宽泛的职业选择,比起工厂,她们更向往写字楼里衣着光鲜的白领生活.
对于制造业企业来说,现在需要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人员的流失.一扇大门将工厂内外隔绝成两个世界,尽管每天还会有人排队想进到门里去,但从绝对数量上来说,更多的人想从门里走出去.国内的物质生活越丰富,人们能够选择的生活越多；产业结构越完整,人们能够选择的工作也更多.
此外,在过去数年中,劳动力成本也处于线性上升的状态.以富士康为例,自2009年至2015年,富士康深圳园区一线职工基本薪资从900元上涨到了2450元,涨幅达到172.2%.自2011年至2015年,富士康郑州园区、成都园区一线职工基本薪资从1200元增长至2100元,增幅达75%.
越来越贵的人工成本,越来越难留住的工人,让几乎每个企业都在考虑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一些企业甚至会有具体的目标.稳健医疗董事长李建全要求生产线的劳动效率每年必须提高5%以上.近期,稳健医疗向西门子采购了MES系统,目的是实现生产信息化管理.李建全做过测算,尽管MES系统的不菲,但大概一年多就可以收回成本.
在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合伙人兼董事总经理周园看来,劳动力成本上升是不可逆的.“德国、美国制造业回归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认为未来的自动化可以弥补本国人力成本上的劣势.”但中国在机器取代人工方面不一定处于弱势.BCG的研究数据显示,2015年世界前五的“机器换人”制造业大国为中、美、德、日、韩.而且,针对不同的行业,机器取代人工是有一个理想比例的,一旦突破边界,效用就会递减.“比如一些精细手工的东西,人工还是优于机器的.”周园表示.
因此对于中国来说,不应该继续去挖掘人口的成本红利,而应该提前转向人口的创新红利.许小年就曾在公开演讲中指出,对于中国制造业来说,劳动力成本上升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的技术水平不能够适应新的形势.“中国的制造业现状,大致是处于2.0的阶段——自动化的阶段.有些企业连2.0都没有做到,谈什么4.07”
新工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工会的基本职责是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每个企事业单位都需要按职工工资的2%拨交工会经费.但事实土很多小规模企业并未成立工会组织,它们的工会经费通过地税上缴；大规模企业一般会在地方总工会的要求和指导下成立企业的工会组织,但大多数只承担“吹拉弹唱”和发放劳保用品的功能.
此前亦有媒体报道,富士康的工会也流于形式.“我们的工会,是真正有钱有权的工会.”富士康工会副主席杨嵩元辩解道,截至2016年9月,富士康在大员工数为98.8万,工会会员数达到93.7万,庞大的规模让富士康工会掌握了大量资金,同时也具有很强的话语权.在“90后”员工越来越多的情况下,还需要充分考虑员工的个人感受,让他们有受尊重的感觉.”杨嵩元表示.
首先需要维护的当然还是员工的收入权益,随着物价水平的提升,工人的工资不涨不行.但涨多少,怎么涨,才能让劳方和资方都满意？2008年开始,富士康工会组织代表团,与资方开展集体协商,先后签订了7份集体合同,从保险福利等基本条款的不定期协商,到约定工资增长幅度的定期协商.
受制于规模和名声,富士康严格执行与每个员工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缴纳五险一金,限制工作时长,富士康工人实际到手工资并没有很强的市场竞争力.因此,这种集体协商的工资涨幅机制,虽然不能实现实质上的高薪,但会给员工带来比较好的心理感受.有时候,形式和内容一样重要,尤其是对那些更在乎自我感受的“90后”员工而言.
当然,由于富士康工会人员的薪酬福利由企业发放,难免还是会让人心存疑虑,工会在履行职能时,屁股能否完全坐在劳动方的板凳上？这个问题,杨嵩元自己也思考过.他的结论是,如果中国仍然要维持制造业大国的地位,工会便不能完全照搬西方那一套,动辄组织罢工.中国特色的工会还是应该尽量缓和劳资关系,既维护职工权益,又照顾资方利益,“我们的工资增长机制有兜底条款,如果当年企业没有盈利,工资是可以不涨的.”杨嵩元说.
未来的三重考验
“为什么每双鞋亏3美元还要接订单？”记者问老唐.
“为了让企业能正常运转下去.”老唐回答,一个创立接近30年的工厂,简直“想死也死不起”.这里有很多工龄十年以上的员工,一旦关闭工厂,企业要一次性赔付大笔补偿金.所以,老唐的流水线必须一直转下去.过去几个月,大量美国订单被转移到其他东南亚国家.对于老唐来说,这时候哪怕亏钱的订单也得接了.
告诉记者,由于人力成本因素,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东南亚国家转移正在发生. 而更令人担心的是掌握了先进技术的欧美发达国家,也在陆续推出工业复兴计划.中国建材董事长宋志平告诉记者,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土地非常便宜,现在当地已经聚集了一批中国企业.
但认为,至少目前,中国工业仍然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因为中国政府的办事效率、基础设施建设的优势都很突出.另外,王跃林认为,中国制造最难被超越的优势,是工业体系的完成.以硅行业为例,从最上游的硅矿,到最下游的硅酮密封胶、纳米硅添加剂,在中国都可以找到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条.
为应对更加复杂的国际竞争局势,中国已经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发展纲要,从政府近期对制造业的态度上来看,未来也一定会在政策上有所倾斜.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仅就国内而言,中国制造还面临多重考验.
第一重竞争来自于各梯次产业之间,除了人才更喜欢互联网、金融等企业,在吸引资本方面,制造业在与其他产业的竞争中也处于劣势.
另一重考验来源于产业本身,过剩的产能、无序的竞争都在影响行业和企业发展.宋志平与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曾经有过一场对话.王健林说：“你们建材企业真不错,这些年房价翻了好多倍,但水泥没怎么涨价.”
“不是没涨价,比起20年前,每吨水泥的还降了100元.”宋志平苦笑.
尽管中国建材己成为全球水泥老大,但在这个充分竞争的行业里,它仍然没有定价权.同样,作为中国建材的控股子公司,北新建材在中国石膏板市场上拥有50%的市场份额,但它仍然要与作坊式的企业进行战,后者受制于资金、技术实力,往往只能通过压缩成本,甚至是假冒伪劣来赚钱.北新建材集团董事长王兵认为,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前提,就是要创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让假冒伪劣者难以生存,让优质企业得以发展.
最后一个不容乐观的考验来自于税费改革.王立在2015年开办了第二家工厂,原因是之前的企业年产值已经超过5000万元以上,按照规定,应该纳入重点税源监控名单.在计算之后,王立决定把企业“由大变小”,由此消失在政府的关注视线里.
在诸斌看来,对税收最敏感的是那些中小企业.对不同类型的企业要有不同的税率设定,“现在税率上对小微企业有一个特殊的考量,那么针对中小型企业也可以依次做出相关的调整,另外则是那些大型的、运营比较稳定的.”诸斌指出,这样分层次的进行税率调整,也会更有针对性.
2015年,国务院发布《中国制造2025》,部署全面推进实施制造强国战略,但距离这个目标中国制造还需要跨越很多道关隘,这同时也考验着监管层在制定政策方面的艺术,如何在淘汰落后产能的同时给企业减负,如何创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支持好企业发展,如何在引领全球化的同时将高端制造业留在中国.（资料来源：《中国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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