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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国乡村的韧性与其根源读黄树民的《林村的故事》
文／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张辉
编者按：乡村社会的重建,是社会各界越来越关注的话题.中国文明的复兴,离不开乡村的复兴.对乡村社会,学术界的研究不少,我们这里介绍的《林村的故事》,是海外华人学者对东南沿海汉族村社的研究,该书以村支书为线索,以讲故事的形式,讲述了乡村社会的复杂关系,很值得向从事相关工作的读者推荐.
《林村的故事：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
作者：黄树民
翻译：素兰纳日碧力戈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2002年3月
这是一本关于1949年后林村和林村人的民族志著作.全书以福建厦门农村党支部书记叶文德富于戏剧性的生命史为主轴,展现铺陈出一幅幅贯穿时空背景的社会文化变迁图像.作者黄树民长期在中国大陆及台湾的农村进行田野调查和研究.
黄树民,1945年生,祖籍广东,成长于台湾嘉义.国立台湾大学人类学系毕业后,赴美留学,取得密西根州立大学人类学系博士学位.现任教美国.出版有《农业的萎缩——台湾农村社区制度之变迁》（英文,1981年美国大学出版社出版）等著作及学术论文.目前从事研究地区包括台湾、福建及山东农村地区.
梳理一下海内外研究中国乡村的书籍,我们可以发现作者们有一个共同关注的话题：为什么历史上中国乡村具有这么强的韧性,去面对残虐帝王的政治统治和地方豪强劣绅的极端压榨？
不同学科,不同学者对这个命题,都给予了不同的答案.读黄树民先生的《林村的故事》,也可以看到他对这个永恒命题的洞察.
“家”
黄树民先生认为,历史上中国乡村社会的韧性,首先在于“家”的组织和观念.在《林村的故事》中,他这样写道：
“在传统农民世界中,家不仅是提供食物、舒适、保护及老年照顾等徒具物质和经济意义的房舍而已.更重要的是,家具有社会、意识形态和仪式上的意义.”
关于“家”,我们有必要做一个界定.这里的家,跟今天中国社会的家,还有区别,它是一个宗族,由核心家庭（所谓的小家）、联合家庭（所谓的大家,比如四世同堂的家庭）,以及家族构成.
正如黄树民先生概括的,家是中国农民眼中最宝贵的东西,他们为家拼搏奋斗、流血流汗,家又为他们提供物质享受和精神支持.传统中国观念中,没有家的人就是流浪汉,就是被社会抛弃的弃儿,几乎没有任何尊严和地位可言.
因为家的重要,所以,古代中国社会的家庭成员,都自觉把保护和维持家的幸福、稳定,乃至血脉的延续,视为人生的最重要目标之一.因此,古代农民面对苛政和压迫的时候往往选择沉默,往往用更加努力的拼搏而不是“揭竿而起”来反抗这些不公平,他们用极大的毅力与坚持来与生存困境作斗争.这种类似于“愚公移山”的精神,就被学者们称之为中国农民的韧性.
古代乡村社会,家的观念和组织,也造成了一些特有的文化现象.比如,饱受批评的是他们过于重视家,因而忽视超出家以外的社会团体.简单说,就是对公共事务毫无热心,面对灾难的时候只会负起对家的责任,国家和社会在他们心中的位置远远低于家.
中国农民的这种传统观念被批评为一种“重家而轻天下”的自私自利,也为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古代知识精英）所批判.近代以来,这种“家”的观念——已经被视作中国“旧”的一面——受到了最为严厉的批判,被视为唤醒中国民族主义、国民意识的主要障碍,理想的新社会,必然是在打碎这种家的观念和组织之后,才能实现.
鲁迅的小说《药》中就持这种观点.革命家为了反抗统治者的压迫而英勇牺牲,本应该受到人们的尊敬和怀念,但是当地“老实巴交”的农民却用“烈士的鲜血”做成血馒头来治疗小孩子的不治之症.占据中国大多数的中国农民被认为是“麻木和愚昧”,因为他们只关注自家的一亩三分地,这被认为是近代中国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阶级
黄树民先生分析,中国乡村社会韧性的根源,除了“家”的因素,还有阶级的因素.他认为,中国传统社会阶级弹性比较大,阶级矛盾并不突出,不同阶级之间的对立与固化,都不严重.
黄树民先生比较不同社会之后发现,中国传统社会具有良好的社会阶层流动性,印度那种明显的阶级对立和阶级固化的种姓制度并没有出现在广大的中国社会,整个社会对于社会流动呈现一种开放包容的态度,人们积极鼓励自己的子孙通过努力进取来实现阶层上升.这种社会中,人们有机会通过自我努力和家庭的支持来实现走进上层社会的“宏伟梦想”.
当然,古代中国,也并非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俗语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就是这种阶级偏见的明证.不过,应当指出,古代中国同时还有另一种相反的阶级观,也就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一类的观念.
古代中国阶级的易变与流动,生动地体现在这样一首歌谣里：
朝为田舍郎,
暮登天子堂.
将相本无种,
男儿当自强.
在古代中国,科举考试为这种阶级流动——从一边种地一边读书的农民到国家栋梁、天子近臣——提供了制度性保障.
事实上,在古代中国,只要这种社会上升通道依然开放,流通渠道依然存在,中国底层百姓就没有“揭竿而起”的动机.因为“如同儒家学者所言的,农民心中并没有反体制的念头”.
但这并不意味着古代的农民不会反抗.历史上,中国各王朝的末期,都有农民起义,而起义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就是社会正常秩序遭到毁坏,上升通道不畅,加之横征暴敛,以及大的自然灾害,致使原本安分守己的农民,走投无路,进而聚众起事.
仁政
黄树民先生还注意到第三个因素,就是中国传统的政治观念,尤其是“仁政”的观念的影响.儒家的这一政治理想,描述了一种理想的政治道德.随着这种观念的普及和深入人心,大量的从政者,把“仁政”付诸实践,而这必然有利于改善基层社会矛盾,使社会趋于稳定.
“仁政”并非空洞口号,作为“苛政”的对立面,它要求执政者体恤百姓,体察民情,降低赋税,减免徭役,制定有利于底层农民的政策.
从政治上层看,在仁政观念下,中国的政治体制形成了一个皇帝和大臣之间相互制约的平衡机制,这也有利于降低苛政发生的风险.
乡绅
黄树民先生对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稳定性的探讨,差不多就是上述几个方面.在此之外,笔者觉得,还有一个因素,不容忽视,那就是乡村精英阶层——乡绅所起的缓冲作用.
有研究者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官僚体系相对于整体社会来说占比微小,因此政府的社会控制并不会深入到社会底层的各个方面,这就是“皇权不下县”说法的由来.政府的行政力量无法深入乡村的底层,那县以下的基层社会如何管理？
根据费孝通先生的看法,中国基层社会的农民,主要是通过乡村士绅阶层来管理.乡村士绅,是中国政治体系在乡村的代理人,成了国家和农民沟通的一个桥梁.
在传统的中国阶层划分中,乡绅是一个颇为特殊的阶层,主要由科举及第未仕或落第士子、当地较有文化的中小地主、退休回乡或长期赋闲居乡养病的中小官吏、宗族元老等一批在乡村社会有影响的人物构成.他们近似于官而异于官,近似于民又在民之上.尽管他们中有些人曾经掌柄过有限的权印,极少数人可能升迁官衙,但从整体而言,他们始终处在封建社会的清议派和统治集团的在野派位置.他们获得的各种社会地位是封建统治结构在其乡村社会组织运作中的典型体现.乡绅阶层之下是中国的乡民阶层,他们处于这个社会层级体系中的最下层.乡绅阶层之上便是王权阶层,他们是社会特权阶层,处于社会层级体系的最上层.乡绅阶层是上下两个阶层的过渡带,起到一个沟通的作用.
反思
关于中国乡村社会韧性的问题,我们还应该看到问题的另一面.不能不说,这种韧性有的时候只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并不完全是社会现实.
我们今天说中国乡村具有韧性,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大都认为中国农民就像“橡皮”一样,无论施加怎样的外力,它都不会发生断裂或者反弹.这个形象,多少有建构的成分.事实上,中国乡村并不是那么地具有“韧性”,尤其是在当下.这一点,会日益成为乡村治理的难题.
这一点也是黄树民先生的《林村的故事》所忽略的.这本书,关注了中国乡村在1949年以后的发展历程,看到了乡村的韧性的一面,但忽略了在复杂的现代社会,乡村的韧性也有脆弱的一面,在经济社会急剧变迁的形势下,这种韧性,也在不同程度地失去.尽管这种变迁,并不能单纯说好,或者坏,但总归是使乡村社会更趋于复杂化,所以,相应的学术思考和社会管理,也需要面对这一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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