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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革命经历和民族舞编导工作
陈冲 口述 朱宗珂 整理
陈冲,原名马祖让.1930年10月生于河北保定.1947年参加革命,1948年进入解放区,在西柏坡受组织安排在组织部工作.1965年编导了大型民族舞剧《凉山巨变》,受到朱德委员长、乌兰夫副总理和罗瑞卿总参谋长的褒奖.2009年荣获中国舞蹈艺术“卓越贡献舞蹈家”称号.编辑多部舞蹈著作,参与编审的《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被列为“十大集成”之一.
排演进步歌曲遭通缉
我是一名87岁的离休人员,离休前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我每当想起在解放前参加学生运动并被通缉,就此进入解放区参加革命工作的往事,心情仍然激动不已.
在保定读完小学和初中后,我来到设在北平的河北省立北平高级中学（简称冀高）求学.
当时的冀高比较注重传统教育,学习和生活氛围比较沉闷.我的姐姐马祖珍当时在北京大学医学系学习,并且加入了地下党组织.在姐姐的影响下,我逐渐了解到当时的中国有一个先进的党为老百姓谋福利,并领导人民同专制黑暗的国民党当局进行斗争.
在姐姐的鼓励下,我学会了怎么组织进步学生,并成立了冀高的一个进步社团“跋涉”.我们通过搞文化活动做掩护,用进步的歌舞来影响同学们.
1948年4月17日是冀高的校庆日,学校举办了师生联欢会.我们“跋涉”社团排演的节目是《生产大合唱》（作曲家冼星海的四大合唱作品之一）.这首歌曲是当时解放区的进步歌曲.国民党当局对这些进步革命歌曲特别紧张,《生产大合唱》无疑也在禁演之列.在当时下决心演出这部来自延安的《生产大合唱》,我们“跋涉”社团是冒了很大风险,也是充满了斗争勇气的.
国民党“三青团”的人认为“跋涉”社团成员是替做宣传的,于是在冀高校庆当日,“三青团”来了很多人,先扯掉舞台上的红花,然后拿着垒球棒乱砸舞台上的演出设备.当时我们的社团成员正在后台化妆,见此状况,我们在几名同学的掩护下跑到宿舍.“三青团”的打手们随后找了过来,一间一间宿舍地叫“马祖让,马祖让出来”,最后找到了我.我还没来得及说话,一个领头一拳把我打晕了.在倒地的瞬间我听到有人喊,“这就是为宣传的榜样”.他们看我晕倒了,就把我先丢到这里,去找别人.这时有好心同学把我扶起来,其中一个告诉我：“三青团”的人给警备司令部打电话了,要抓人,你赶紧跑.当时学校门口架着机关,在两三个同学的掩护下,我来到厕所旁的矮墙头,踩着一个同学的肩膀跳到墙外的酱园子,在酱园子里的人的指点下,我跑出大门,跳上一辆人力三轮车,来到一个关系要好的同学家藏了起来.
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我同学才回到家.他说幸亏我跑了,学校里所有进步同学都被抓进礼堂写检讨书,写完也不让走.警备部当场抓走了几个人.他说我住在他这里也不是办法,警备部正在通缉我.于是,我去北大找到我姐姐马祖珍,她把我藏在北大的一个地方.下午她和几个地下党员回来,告诉我说：“你们冀高的事情上报纸了,《世界日报》已经登了,说有八名逃跑,而你马祖让名列第一位.他们混淆视听,把这件事情故意说成是互殴,说你们互有受伤.”姐姐建议我改名字,其中一个地下党员对我说：“你要继续斩断封建的枷锁,努力向前冲,干脆就叫陈冲吧！”于是从那天起,我改名为陈冲.
姐姐说,警备部查找通缉的进步人士,基本都会来北大、清华找.北大也不是久留之地,先安排我去黄村林业学校我父亲那躲着,后面会及时安排我去解放区.
过了一天多,姐姐跟天津的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当时有三个人需要去解放区,组织上给我们找了辆胶皮大马车,先去天津,然后按他们接头同志给的路线,从天津经过一天一夜来到沧州.当时为防止别人盘问,我把学生服装换成了当地农民的服装,并剃了光头.到沧州后,等了两三天,然后我们坐大马车到了德州,最后到达河北正定.当时所有国统区的学生投奔解放区都要在正定的华北联合大学（简称华北联大,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进行政治学习和政治审查.
进入组织部工作
在华北联合大学,正常的政治学习和政治审查大都需要半年时间,而由于我是国民党当局公开通缉的“”,组织上很快找我谈话,让我进入组织部工作.我当时有些懵,我问同我谈话的同志,到组织部是不是要去延安.他告诉我说,早就不在延安了,现在在石家庄郊区.于是我接受了这项新的工作任务,坐了一天的马车来到西柏坡.在西柏坡党的招待所住了一晚,第二天来到东柏坡,也就是当时组织部所
在地.
组织部当时有两个处：一个秘书处,一个干部处.在这里工作的同志都是团级以上干部.当时我被安排到干部处,每天的工作主要是抄写、填卡片、为团级以上干部建立档案.
每天的工作是忙碌而充实的,过了一段时间,北平解放.各单位分别坐卡车来到北平.组织上要求所有机关工作人员摘掉胸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牌子,挂上“劳动大学”的牌子.来到北平后,我先随机关在香山待了一段时间,后来进城.我们单位就此搬到西单商场旁边的一个大院里办公.
排演《红旗腰鼓》,
随二野文工团进军大西南
在组织部工作时,我还不到20岁,觉得整天的抄写工作有些枯燥.一天,第二野战军的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张际春来组织部汇报工作.他住在组织部招待所,于是我问他二野有没有文工团体.当时张政委说,二野有文工团.我说我对部队文艺工作有兴趣,不知道二野是否还要人,请求他把我带走.张政委说,在组织部工作多好啊！再说你要跟我走的话,要你们组织部放人才行.
那时党校恰好有十几名毕业生分到我们组织部.我提出想到军队工作的请求后,领导很快同意了.于是我随着张政委来到武汉.
到武汉后,张政委安排我到文工团.文工团的同志看我是从组织部来的,就让我做他们的指导员.我说我来部队就是想参加基层文艺工作的.
当时几个野战军区都成立了舞蹈队,我被任命为二野文工团三队分队长,也就是舞蹈队长.舞蹈队的成员大都是南京军政干校的学生.
在从武汉进军大西南途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时我们二野部队到了宜昌,我们决定演出自己创作的节目《红旗腰鼓》庆祝.演出效果很好,现场人山人海,受到宜昌人民的欢迎.
我军大部队继续沿长江水路进军,长江右岸是解放军,左岸是国民党.我们一边打,他们一边跑,就这样打到了重庆.大家在朝天门休整了一天,第二天一早开始入城,我们舞蹈队准备好《红旗腰鼓》,走在部队的最前面.一开始城里人比较少,后来听到腰鼓还有镲的声音,观看的人越来越多.四川人在此之前没有见过腰鼓秧歌,特别喜欢.这一次,我们表演的《红旗腰鼓》被评为进军西南三等功、文艺二等奖.
西南采风,编导舞剧《凉山巨变》
我们文工团三队队长朱东林很有眼光,说我们要有反映民族精神、民族变化和西南地区特色的舞蹈.他要求我们到昆明到少数民族地区去,学习民族舞蹈,用舞蹈记载天翻地覆的变化.
重庆到昆明的路不好走,土匪盘踞.于是军队派大卡车送我们去,长班在前面开路,机班在后面掩护.军队给我们舞蹈队也发了崭新的和整箱的,以防土匪来袭.
这一段路走了50多天.到昆明后,又很快到了更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接触到彝族、哈尼族、傣族、藏族、侗族、瑶族等同胞.我们看到很多少数民族过着原始社会刀耕火种的生活,他们发自内心地欢迎和拥护新社会.
少数民族喜欢唱歌跳舞.他们经常在月光很亮的夜晚,生起篝火开始跳舞.我们看到他们表演的跳脚舞、烟盒舞、藏族骑兵队舞、哈尼跳弦舞等各种特色舞蹈,有的是即兴创作,有的是一首曲子一个舞蹈,不重复.我们跟当地老艺人学习他们的舞蹈,学得很用功,取得一定成效.
回重庆时恰逢五一,我们举办了西南少数民族舞蹈红5月公演,把文工团采风学习的成绩向首长和西南军民汇报.记得当时我们演出的地点在重庆大剧场,贺龙带来的西北战斗剧社（战斗文工团的前身）也进行了演出.当时刘伯承、贺龙、陈赓、李达、陈锡联等首长都看了我们的演出,现场掌声如雷,取得很好的效果.
又过了一段时间,大军区准备撤销,所以各文工团进京组成了总政治部文工团.我进京比较早,报到的时候,总政治部文工团只有四五个人,由我担任教研组长.工作一段时间后,大军区没有撤销,西南军区又让我们回去,于是我带着舞蹈队的同志回到成都,顺便把在北京学习的荷花舞、采茶舞也带了回去.
刚回到成都,就有一个重要的接待表演任务.贺龙当时任西南军区司令员,他亲自接待陪同来访客人.我们演出了当时全国盛行的荷花舞、采茶舞,贺老总看完却发了火,说不要跳全国流行的舞蹈,因为这些都是学别人的,要跳自己创作的舞蹈,这样才有西南的民族特色.
没过多久,我们又奉调进入空政歌舞团,我在歌舞团继续做编导和教研组长.紧接着我又被调到成立不久的民族歌舞团.当时大凉山刚和平解放,彝族同胞从奴隶社会解放出来,分得了土地.民族歌舞团领导觉得我对西南地区比较了解,对民族舞蹈也比较熟悉,于是派我去采风.
我了解到,解放前的大凉山地区属于奴隶社会,那里的奴隶特别贫苦,没有人身自由,任由土司打骂买卖.当时红军要过大凉山边境,小叶丹（彝族果基部落首领）对红军比较友好,通过彝汉结盟,让红军过了凉山.一些彝族的穷苦人也参加了红军,其中一人后来做了解放军的一名团长.根据这一采风情况,我编导了舞剧《凉山巨变》,里面穿插了这一人物形象.
剧情是这样的.1935年,四川大凉山彝族正处于野蛮的奴隶社会.阿虞要卖掉安家娃子（即由主子配婚成家的奴隶）木基,适逢红军长征路过凉山,木基趁此逃脱,投奔了红军.阿虞大怒,将其父扔下山涧,将其母顶替出卖,只剩下他的小妹阿果,做了锅庄娃子（家奴）.汉根铁匠（被奴隶主抢来的汉族奴隶）给予了阿果和另一个孤儿克达以亲人般的关爱.23年后（1958年）,木基已成为解放军的一名团长,进驻凉山,领导改革,解放奴隶.阿虞表面拥护,暗中将阿果等奴隶投入地牢,并藏匿,准备叛乱.阿果在地牢中率众奴隶写下血书,揭露阿虞的阴谋,智勇的克达将血书送给解放军.改革大会上,在老铁匠的协助下,木基搬出搜查来的奴隶主隐藏的、刑具,严斥阿虞,令其改弦更张,释放奴隶.事后,阿虞锁绑阿果等奴隶至深山,挑起叛乱.在解放军的帮助下,老铁匠、克达等组成第一支奴隶武装——凉山彝族自卫队,在深山老林中经过激烈战斗,平息了叛乱.阿果与木基兄妹团圆,凉山奴隶解放了,他们“一步登天”,立即成立农业互助组,成为社会主义凉山的主人.这种社会的“巨变”,被史学家称为“历史的飞跃”.
1965年4月9日,《凉山巨变》在北京民族宫礼堂首演,乌兰夫副总理、罗瑞卿总参谋长等观看了演出.演出结束后,罗瑞卿总参谋长接见了演职人员并合影留念.5月,受全国人大常委会邀请,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演出了这部舞剧,朱德委员长等出席观看了演出.6月,罗瑞卿总参谋长指示驻京的陆、海、空机关和部队观摩该舞剧,当作“民族团结教育课”.10月,该舞剧作为祝贺西藏自治区成立的代表团主要节目赴藏演出.藏族同胞看到剧中奴隶的遭遇时深有感触,潸然泪下.
1974年,我离开舞蹈编导岗位,调入人民音乐出版社,走上舞蹈作品编辑之路.那时我对编辑工作一无所知,在社里领导和同事们手把手的帮助下,我在几个月后就编辑出版了舞蹈书.后来,在副总编辑潘奇的支持和帮助下,我被委以重任,编辑了两套前所未有的舞蹈丛书——《舞蹈知识丛书》和《民族传统舞蹈选丛书》.这些实践经验,为我后来担任国家艺术科学规划重点项目——《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副主编兼总编辑部主任工作提供了支持和保证,也为我后来的编辑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编辑 王雪）
整理者：陈冲外甥,中咨院
民族文化公益研究所所长
民族舞论文范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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