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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信心和力量：非政府组织参和全球治理的历史使命
钟新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一、全球信任危机： 凸显普通大众面对全球化与技术变革的无助感
政府、企业、媒体、非政府组织是维持社会良性运行的主要机构和行为主体.当这些机构强大有力能够为公众提供安居乐业的工作和生活环境的时候,公众信任他们,对社会的良性运行有信心.但是,当公众经常感知到社会动荡不安、工作无保障、生活不稳定、看不到未来和希望的时候,公众会失去对这些机构的信任,对社会良性运行丧失信心.
2016年,世界再次发生超乎人们想象的剧变.英国公投脱欧、美国选出另类总统、民粹主义候选人在法国和德国受到追捧、恐怖袭击在世界各地包括原本远离世界中心的宁静之地此起彼伏地发生、叙利亚的战火仍然看不到熄灭的希望、难民危机还在蔓延……世界剧变的后果在全球舆情调查中凸显出来.
由Edelman Intelligence 公司实施的“埃尔德曼信任指数”（Edelman Trust Barometer ）连续6年对全球28个国家的普通大众和精英群体共3.3万人进行在线调查.2017年报告显示：政府、企业、媒体、非政府组织在2016年全面遭遇全球性的信任危机.在受调查的28个国家中,包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巴西、南非、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阿根廷、土耳其、波兰、马来西亚等发展中国家在内的20个国家的普通大众只有47%以下的人表示信任,占受调查国家的三分之二,而在2016年的报告中,不信任这些机构的国家数在一半左右；受过大学以上教育、高收入的精英群体对这些机构的信任度高于普通大众,印度、中国、印尼、阿联酋、新加坡、美国、加拿大、荷兰、意大利、墨西哥这10个国家的精英60%以上表示信任,而只有印度、印尼、中国这3个国家的普通大众60%以上表示信任；受调查者普遍认为社会运行体系失灵,在受调查的普通大众中,只有15%的人认为现有社会体系仍在发挥作用,53%的人认为不再发挥作用,32%的人表示不确定,包括精英群体和普通大众在内的四分之三的受访者同意现行社会体系偏向有钱有势的人,而对普通人不利,传统社会体系所推崇的公平、机会均等、共享价值观等基本社会理念不再天然存在；受调查者最担忧的是不断被侵蚀的社会价值观（占受调查者83%）、全球化（79%）、腐败（77%）、移民（72%）、技术变革节奏（68%）.报告认为,这种深度的信任危机缘起于2008年的经济大衰退,全球经济震荡如同海啸的第二波和第三波浪潮在今天还可以明显感到,全球化和技术变革加剧了人们对政府等机构的不信任,因为这些机构没能保护他们受到变革的冲击,尽管自由贸易带来更多买得起的产品、大量人口得以脱贫,但随着工厂转移到更低成本的市场,他们开始担忧失业；与此同时,技术变革带来的智能化、自动化（例如无人驾驶的卡车、不需要收银员的零售店已经成为现实）也在挤压低劳动技能人群的工作机会.报告认为,如果人们对社会运行体系的信任继续下滑,正在兴起的民粹主义运动将会造成难以想象的浩劫,复苏的民族主义和制造分裂的言辞将变成危险的政策.
“埃尔德曼信任指数”调查报告所揭示的信任危机背后的最大问题是普通大众面对全球化、技术变革冲击的无助感,面对与移民问题、经济危机、社会价值观紊乱等相关联的恐怖袭击的无助感,并且他们对政府、企业、媒体、非政府组织应对这些问题的能力缺乏信心,因此,寻求政治治理的变化在各国大选中有明显体现.全球公众的心态对全球政治生态造成了显著影响.对积极参与跨国事务的国际行为主体而言,帮助普通大众提高适应全球化和技术变革的能力可能是扭转信任危机、重塑全球信心的可行路径,也是国际行为主体参与全球治理肩负的历史使命.
二、专业能力与友好善意：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治理、重建信任的优势
2012-2017年连续6年的埃德尔曼信任指数调查报告显示,在同样面临信任危机的四大类机构中,非政府组织一直受到相对其他机构更高的信任.2017年报告显示,在中国,79%的精英受调查者属于“信任者”,62%的普通受调查者属于“信任者”,在28个国家中排名前三,各类机构在中国的受信任程度远高于大多数受调查国家.本文尝试分析进入中国30多年、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国际非政府组织赢得信任的原因,从而探讨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治理、重建信任和社会信心的可能路径.友好善意与专业能力是国际行为主体赢得国际公信力的主要来源.下面从这两方面分析.1．传播友好善意：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公益性与利他性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向国际组织以及国际非政府组织敞开了大门.中国领导人提出应该主动吸收外国资金、外国技术,甚至外国的管理经验,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补充.1979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批准了第一个援华方案.此后,中国逐步与世界粮食计划署（WFP）、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等开展合作.1984年,时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建议中国政府在接受国际组织援助的同时,也开放接受国际民间组织的援助.对外经济贸易部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相继成立,这两个机构成为国际非政府组织来华的重要协调和促进机构.据不完全统计,上世纪80年代进入中国的国际非政府组织超过30个,包括乐施会、福特基金会等.2007年的研究显示,至少有6000家国际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开展工作.
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治理的领域通常具有较强的公益性,是重要和亟待解决问题的领域.根据《中国发展简报》提供的174家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资料统计分析,国际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主要工作领域是教育、公共卫生、环保与动物保护、艾滋病、妇女/儿童 /老人、扶贫赈灾、社区建设、三农等领域.在这些公益领域,国际非政府组织在资金投入、治理理念探索、人才培养等诸方面贡献于中国的社会与经济发展.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0年,中国扶贫领域利用各类外资14亿美元,共实施110个外资扶贫项目,覆盖了国家中西部地区的20个省(市、自治区) 300多个县,使近2000万人口受益 .国际非政府组织在资金投入、理念引入、人才培养等方面提供的援助外交无疑是表达友好善意、赢得好感和信任的重要原因.此外,非政府组织的资金很多来自企业、来自广大的社会公众,是对公众善意的一种凝聚和传递.2．展现专业能力：非政府组织的两大核心理念增强治理效果
在长期参与治理的实践中,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治理理念与治理模式从“授人以鱼”向“授人以渔”转变,鼓励受援助人参与治理过程并致力于提升其参与能力的“参与式发展”模式以及特别鼓励女性参与治理过程并致力于培养其参与能力的“社会性别视角”下对女性充权、赋能的模式成为几乎所有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开展社区项目、倡导工作中最重要而有实效的两大核心理念.
从“授人以鱼”到“授人以渔”的“参与式发展”和“社会性别视角”是治理模式的转变,也是传播方式的转变.“授人以鱼”侧重单向传播,例如知识传授、实物赠予,而“授人以渔”注重双向互动、以体验式传播、同行对话等方法帮助受援者在做中学习知识、丰富相关经验,增强认同感,并通过长期项目润物细无声地培养意识、提升能力.“社会性别视角”的重要意义在于深度分析贫困的原因,尤其是社会贫困问题和家庭贫困问题中的女性因素,并以为女性充权赋能为解决之道,这是为了在传播过程中识别关键目标受众,并培养其所需要的能力.
乐施会在云南的一个扶贫项目是鼓励当地村民用亩产有望达到900公斤的马铃薯新品种替换亩产都在 600 公斤左右的几个传统品种.传统的项目实施方法是,项目人员购买优良品种分发给社区村民,然后派技术人员进村面对面培训,结果村民要么认为种子不好,煮来吃了,要么认为自己种了几辈子马铃薯比专家懂,认为专家不正确,依然还是使用传统的品种,技术推广的目标没有实现.乐施会“参与式发展”理念下的做法是,在向社区村民简要介绍新品种和种植技术后,组织村民到已经种植新品种的临近村镇实地考察,并与当地村民交流,这种实地考察的体验式传播以及与其他村民的“同行对话”大大提升了村民对新品种的信任和认同感.随后,由村民自筹种款、自行组织前往邻近村镇购买新品种,再由村民自己邀请邻近村镇的种植高手来进行技术培训,项目为村民补贴种子运费和种植高手进村的培训费.这种重在鼓励村民自治,并通过体验式传播、同行交流对话增强受援者对新技术的认知、认同以及适应和采纳能力堪称是国际非政府组织探索的新技术扶贫领域的创新扩散路径.
乐施会在云南丽江波多罗村的女性扶贫项目始于2002年,从帮助妇女们学会简单的记账、学会有计划地使用家里的钱开始,通过小额贷款项目培养妇女们良好的存款和还贷习惯,项目还支持成立了妇女小组,让妇女们聚在一起讨论自己想做的事,随后妇女小组发展成了夜校,借用村小学教室,请老师晚上来上课.妇女们在这里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学会了与来访者用简单的普通话交流,学会了土豆、中药材种植技术和病虫害防治技术.随着能力一步步提高,妇女们开始在村庄公共事务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也逐渐得到村里老人和男人们的尊重.这是帮助女性这个曾经被长期忽视的扶贫群体适应现代社会、培养生产技能和政治参与能力的有效模式.
总体看,非政府组织通常专注于某个主要的领域,力求解决某个主要的问题,并擅长从相关领域展开综合治理,以解决问题中的问题,从根源上寻找问题和解决方法,而项目成员与受援者长期近距离接触恐怕是政府、媒体、企业等其他机构难以做到的.为了提高项目实施的针对性,非政府组织注重倾听受援者以及其他方面的声音,并有能力从倾听中表达尊重、分析信息、识别问题,这也是专业性的一种体现.另一方面,非政府组织在各自领域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使其对上可以资政谏言,成为政府部门签约的咨询机构.
三、传播信心与力量：中国非政府组织“走出去”分享中国智慧
中国“走出去”工程首先是2000年前后企业的“走出去”,然后是2009年前后媒体高调开启新时代背景下的“走出去”工程.中国非政府组织的“走出去”刚刚起步,其所代表的中国力量还有待开发.值得期待的是,中国非政府组织已经具备了诸多走出去发展、表达中国善意,分享中国智慧、中国方案,重建世界信心的条件.中国非政府组织国际化发展的意愿.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政府倡导多元主体“走出去”向世界提供公共产品、参与全球治理,中国非政府组织也希望有所贡献,并逐渐具备“走出去”的意识和行动.中国扶贫基金会是先行者之一,早在2000年就开始实施母婴平安项目,致力于提高贫困母婴生命保障水平,2007年,该项目提出非洲贫困母婴援助计划,得到乐善行的积极响应和长期资助.目前,中国扶贫基金会在非洲还有援建苏丹妇幼保健系统示范项目、非洲之角饥荒救援项目等.国际化战略在2002年就进入了中国扶贫基金会的议程,最初致力于资金来源的国际化,在2004年提出建立国际化、人类文明驱动的民间组织,思考如何在国际化方面发挥更大作用；2006年至2008年,将国际化战略更加具体化,提出国际救灾领域走出国门等；2009年至2010年,提出在未来十年内完成从国内活动到国内、国际活动并重的转变.中国从受援国向援助国的转变.以2011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11—2020年) 》的颁布为标志,中国减贫成效获得全球瞩目,中国逐渐从受援国转变为援助国,中国政府积极搭建国际减贫与交流平台,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共享减贫经验,先后举办“中国—东盟社会发展与减贫论坛”“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中非减贫与发展会议”等,这为中国非政府组织总结分享中国减贫经验提供了平台,也营造了中国有能力走出去承担更多国际社会责任的舆论氛围.随着中国从“受援”转为“援助”,活跃在中国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也开始逐步调整工作方向,减少对中国的援助项目,回顾总结过去几十年在中国开展工作的经验,并通过各种方式分享给世界,包括与中国合作伙伴一起将援助的重心转向其他更需要援助的国家.企业海外社会责任意识增强与公民公益意识、自治意识增强.“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履行海外社会责任需要非政府组织的合作与支持,为中国非政府组织国际化发展提供了合作项目与资金来源,而中国广大公众在公民自治意识的影响下参与“众筹”的经验在不断增加,这些都为非政府组织“走出去”传播中国力量提供了可能的后盾.
（本文是2016年度中国外文局全国对外传播理论研究课题“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话语创新实践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5WWJA01）
刘源：《精准扶贫视野下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与中国减贫: 以乐施会为例》,《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6年10月第5期.
赖钰麟：《民间组织从事对外援助: 以中国扶贫基金会援助非洲为例》,《国际 论坛》 2013 年 1 月第1期.
http://www.edelman.com/global-results/.
责编：吴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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