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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后的中国

文/王泠一

在当代中国的时间坐标上,2017年一开始,就迎来了两个重要的节点:发表南方谈话25周年,以及去世20周年.如果给今天的中国评选唯一一个关键词,毫无疑问是“改革”.改革,已经成为中国的气质,也必然继续塑造中国的命运.而这一切,都始于

1 9 9 7年2月20日,迷恋北国风光的我,正坐在从古都北京去另一个古都大同的火车上,当时的路途需要8个多小时.那天刚出北京城不久,列车广播就中断了潮州乐曲,播放了“敬爱的小平同志于2月19日逝世”的消息.不久,我所在的列车车厢成了大家自发缅怀他老人家的“心灵奠堂”.

20年过去,我还能清晰地记得祭奠的话题有:农村的生活越来越好,外出打工收入虽高但受“歧视”;都是一个孩子,教育质量受到普遍关注,好学校总是不够;太难买,探亲路上耗时也太长了;眼看香港就要回归祖国了,他老人家却无缘一见;城市企业改革要搞股份制了,不知能否还解放思想继续推进;等等.

还有述说老人家典故的,如他与安徽的“傻子瓜子”(即允许农村能人凭本事合法致富),提出“计算机从娃娃抓起”,乘坐“新干线”等.

当时,我回首看到窗外瓦蓝瓦蓝的天空下,八达岭素裹挺拔……如今,一晃已是2017年的初春,就让我采访或是回眸一番有着同样心路历程的人们吧.

在推行“河长制”的金山朱泾镇

如今,中国决不能走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其实,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小平同志就己密切关注环境问题,把环境保护作为我国的基本国策,提出要严格立法、动员群众共同改善生态环境,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环境保护思想.

如小平同志较早地看到了工业“三废” (废气、废水、废渣)对环境的严重污染,及由此带来的对人民群众生活的危害,提出要下大力气解决这个问题.1978年9月,小平同志在听取大庆30万吨乙烯会战工程指挥部汇报时,针对油、气、化工污染严重的状况,就特别强调:一定要把“三废”问题处理好.而且在工业“三废”问题中,小平同志尤其注重对废水的治理.早在1973年10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小平同志陪同时任加拿大总理皮埃尔·埃利奥特·特鲁多夫妇一行到桂林参观访问,他就发现桂林的水环境已遭到污染.1978年10月,他果断指示:“桂林漓江的水污染得很厉害,要下决心把它治理好.造成水污染的工厂要关掉.”

而在工业化进程中城乡统筹治水的道路上,专业人士、上海市水务局(兼海洋局)办公室主任阮仁良博士已经奋斗了四分之一个世纪.阮仁良是科班出身的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曾经师从我国著名水资源治理权威、华东师范大学的陈吉余教授.经年累月观察上海及周边地区水务的阮仁良总是好学不辍的样子,著有《平原河网地区水资源调度改善水质的理论与实践》等行业专著.

小平同志离开的那一年,他已经是上海市水务系统某处的副处长,当时才31岁.阮仁良是从广播中得知这一消息的,他的第一感觉还不是感谢“理论中的治水思维”,而是“深深地遗憾小平同志无法看到香港的回归”.小平同志离开之后,上海经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高速增长,当时每年还要领先全国平均增幅2到3个百分点.

从水资源保护和环境负荷等专业角度,阮仁良在随后的工作中就感受到了当时一些社会上还不敏感的压力.让他高兴的是:2008年即北京举办奥运会的那一年,环境保护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阮仁良还告诉我,2010年上海世博会之后,公众对于环境保护和水资源保护的热情逐年在加强;于是,去年上海推出“河长制”自然得到了广泛的群体响应.受他的感染,我也开始关注“河长制”了,并就此下基层调研.

我选择了金山老县城朱泾镇作为上海推行“河长制”的基层考察区域.之所以选择金山的朱泾,也是因为小平离开那年的上半年,我去当时的金山县人事局做主题为“香港回归”的形势报告,地点就在老县城朱泾的县政府礼堂.记得绿化很好、瓜果飘香;不仅行道树郁郁葱葱,而且天蓝水清、白云飘飘.我报告完毕后,还参加了和当地干部的互动讨论,大意是要加快引进港资、积极布局工业项目.金山确实是抓住了机遇,工业产值迅速增长,1997年10月15日就完成了撤县建区工作;区级行政中心也就从老县城朱泾搬到了如今石化地区的金山新城.

前进中总会因为曾经的认知不足而付出一些代价,就像不是所有的牺牲都能够带来胜利.好在觉醒者的勇气是大无畏的,也有媒体记者告诉我:金山是上海郊区率先呼应和践行河长制的.20年过去,我如今所见的经济繁荣的老县城朱泾镇,历史风貌魅力犹存,行道树还是那样郁郁葱葱,农民画生机盎然,谷物丰敦民风淳朴.而落实河长制、实现河“长治”,也成为了当地新的民风.

在那全国文明的大茫村

在这次考察中,我遇到了一条“斜界泾”河的两位河长韩亚弟和陈悠然,为何安排两位河长呢?

“70后”的韩亚弟和“80后”的陈悠然,在担任河长同时的职务分别是朱泾镇的党委副书记和镇妇联主席.在韩亚弟的介绍之下,我才知道金山为了彻底扭转河流、水网治理的被动局面,实行的是与干部工作绩效考核挂钩的“河长制”.镇长为朱泾镇总河长,村主任为各村总河长.由镇、村二级领导干部担任“河长”,对所负责河道的水生态、水环境持续改善和断面水质达标负领导责任,牵头组织所管河道环境治理、截污纳管、违建清拆、岸线整治和长效管理等具体工作方案的制定、论证和实施,强化横向协调、落实长效管理,促使河道水质持续改善,实现河道生态治理各项目标.韩亚弟本人是“斜界泾”河的二级河长,主要负责镇上治水工作的落实;陈悠然则是此河的河长,主要协调流域所在地大茫村.

陈悠然很有感触,她出生于金山漕泾镇的阮巷老街,本科求学于华师大教育信息技术专业,2000年毕业后就一直在家乡金山工作,先后经历过团委、宣传和妇联等多个岗位.她目睹过一些短视行为,也明白农村生产习惯转变的不易.但她现在是一个两岁男孩的母亲,更希望自己的孩子及其小伙伴能够生活在清清河水之畔.关于呵护河流、整治岸上生产布局和改善农村生活方式,陈悠然带我去走访了大茫村的老书记钟孝铭.

细雨中诗意盎然的大茫村是金山和朱泾的骄傲,2010年就已经是远近闻名的全国文明村了.村总支书记钟孝铭和村长沈建明一起接待了我,他俩都是土生土长的大茫村人.老书记钟孝铭已经61岁了,这个年龄在农村应该是享受天伦之乐、孙儿绕膝怡情的安逸时光,为什么还要拼搏在“三农”以及治水第一线呢?

老书记说,还是为了家乡的村容村貌变得更好、乡亲们能够找到与环境友好的致富门道;他认为“农村不能持续富裕、环境不能永续优美”,都是不符合小平同志理论要求和发展愿望的.说到1997年2月20日那天,当年在镇上建筑公司打拼的钟孝铭正在过马路,农村的拉线广播播出了大家不愿意听到的消息;一时间钟孝铭停住了,马路上的车辆停住了,原野上的风也仿佛停住了……钟孝铭的收入当时已经明显小康了,但随即萌发了为乡亲们做事的念头,就一直干到了今天.

如今,5. 66平方公里的大茫村依然很本色:稻浪滚滚,小河清清,白墙黛瓦人家,村在绿中,绿在水中,水在景中,景在村中,恬静怡人.对此,钟孝铭说:关键是调整产业结构不走老路,淘汰了容易产生对环境不友好的村级工业,着力培育农业品牌.全村有5300亩农田,百分之百流转到村里,由村民委员会代表让本村的22位种粮大户来承包用地;近年来,村里建起12个专业合作社,引进优良品牌,打造“精品农业”,种植西甜瓜、果树、蔬菜等,以此来增加和巩固乡亲们的收入;下一步则谋划休闲农业.

而关于水质,我实地观察过的“斜界泾”河其实还很不错;一位在河边生活了7C多年的张老伯就告诉我,现在还在灌溉农田经济作物,也随时能钓到自然生长的鱼虾.但钟孝铭却说,他小时候能够在河中游泳,河水煮沸了就能喝,要彻底治理好还需进一步努力.如在岸边不宜种植容易产生废弃物的农作物,应改种桃树、梨树等环境友好型的果树.而果树花开、结果之时,就是休闲、观光农业收获之际.等再过两三年,“斜界泾”河彻底清澈如初,他就可以把工作交给如今的大学生村官徐吉等人,自己也就可以和夫人一起怡情桃园了.

在天平社区的梧桐树下

改革开放的伟业是从农村开始破土的,所以村里的人们对小平同志的感情真挚而淳朴.那么,城里的人们如何呢?缅怀之情更是非同寻常的深厚而热烈.在温饱之上,城里的人们有很多理由感谢小平同志.如:知青回城、恢复高考、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实行津贴和奖金制、逐渐取消副食品票证制,等等.最长远的就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并把教育摆到了施政的突出位置,就是在政府公共财力紧张的客观前提下,一方面努力提高教师地位,另一方面动员社会力量支持教育.

已居家当外公的老教育工作者王纪远,最怀念小平同志的“三个面向” ——即“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是他老人家在1983年9月为北京景山学校的题词,随后“三个面向”在全国范围得到了热烈讨论和深入贯彻,此后教师社会地位逐渐上升.1985年,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建立教师节的议案,会议决定将每年的9月10日定为教师节.1985年9月10日,是中国第一个教师节,全社会尊师重教氛围渐浓.

而谈到伟人的离去,正在上海交大给青年教职工轮训主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当时还尚未定义为“理论”)的骨干教师王纪远,也是从广播中得知消息的.只是王纪远的内心比较平静,因为理论已确立、方向已明确、领导层也已经实现了平稳交班.不久,王纪远从交大干部交流到徐汇区工作,先后担任过徐汇教育党工委书记、天平社区党工委书记等要职,直面基础教育发展课题.

关于如今越来越焦虑的社会教育情绪和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在今年市“”上给孩子减负的大声疾呼,王纪远认为这是中国基础教育的世纪性难题,也是关系民族未来的大问题,其实质是社会问题;需要从评价导向、价值观念和管理、法规等方面多管齐下加以疏导,需要教师、家长、学校和社会等层面协调、互动.王纪远还告诉我:上海徐汇区天平社区名校众多,也向来注重素质教育的社会化氛围培育,经常吸引社会各界和校长们深入交流和思辨.社区的有识之士也经常集聚在广元路上、梧桐树下的社区文化中心,探讨素质教育的真谛.

在谈老的陕西南路寓所里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他们感恩小平同志,而科学家们也一样感恩于他.在几乎所有的中国科学家眼里,理论中极为闪光的一个著名论断就是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小平同志也一直谦称自己是科学家的朋友和后勤部长.载入改革开放史册的很多经典,都和“第一生产力”有着密切关联.如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这是党动员全党、全国人民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大会,是标志着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春天来临的空前盛会.小平同志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

1992年初,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并发表重要谈话时,再次强调: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得多快啊!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得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高科技领域,中国也要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搞科技,越高越好,越新越好.”

1992年6月6日,应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先生的邀请,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著名科学家谈家桢等人访台,这是大陆学者首次组团访问台湾.这年,我25岁;第一次获得参与省部级课题研究的资格.当时,上海市政府下达的课题任务是“亚洲四小龙人力资源开发模式研究及其对上海的启迪”.所谓“亚洲四小龙”本身也是小平同志的高度概括,指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这四个依靠科技进步和产业替代获得高速发展的经济优等生,世界银行的具体表述则是“亚洲新兴工业化发展地区”,当时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明显优于上海.而在资料掌握方面,我对台湾几乎是一片空白.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为了填补空白,我居然直接去请教谈家桢先生.谈老在他的陕西南路寓所里兴致勃勃地接待了我一个多小时,他开门见山地说“如果不是小平同志的开放政策,我还是去不了台湾,见不到早年在美国留学时的老朋友”.接着,他和我介绍了一番其重点考察的台湾新竹科技园区运作状况,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产学研一体化”的概念.

同时谈老还和我说起的新干线,并告诉我“小平同志和科学家座谈时就说确实快、有催人跑的感觉”.1999年3月,我也去日本坐了回新干线;回沪后就盼望哪年京沪线也能有此速度.终于在2011年6月30日,1318公里的京沪高铁正式通车,单程只需5个小时.而第二天,中国迎来了自己90周年华诞!

白驹过隙,日月穿梭,如今,一代伟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小平同志离开我们已经整整20年了,很多肺腑之言想深情述说.

而我最想说的话就是:小平您好!今日的中国如您所愿!(资料来源: 《新民周刊》、《环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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