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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东宁要塞
中俄边陲上的黑龙江省东宁县,留下了1943年八路军战俘组成的“特种工人”的痕迹.这批起义的战俘,后来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一支秘密部队.
发起对关东军的最后一战
1943年,由于日军在东北地区多年空前的残酷“扫荡”,东北抗联主力退入苏联境内,改编为由周保中将军担任旅长的东北抗联教导旅.这支部队在1945年8月和苏军共同发起了对关东军的最后一战,并胜利归国.最早注意到东北抗联教导旅有一支秘密部队的,是多年从事东北抗战研究的作家安然.这位出身军旅的学者注意到一个问题：1945年8月,北上的八路军段苏权部和苏军配合作战,并在8月23日排除日军抵抗,共同攻占张家口.在两军的合影中,可以发现苏军中居然有一些黄种人的面孔.
八路军和苏联红军初次见面时,差点起了误会,苏军不相信这些服装五花八门的武装人员居然是八路,差点缴了他们的械.幸好有这些“黄面孔”帮助协调和翻译,双方才明白大家都是的人.他们就是东北抗联教导旅派出的人员.据苏联档案记载,在攻击日军驻蒙军的苏联后贝加尔集团军中,有100名东北抗联教导旅派出的尖兵人员.
但是,从东北抗联教导旅的公开资料中,却找不到他们的名单.他们到底是什么人？战后又去了哪里？在很长时间里这一直是个谜团.甚至有学者推测,是不是苏联将这100名擅长雪原作战的抗联精锐派到蒙古高原参战,导致他们因为不适应环境而全部牺牲了呢？
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真相慢慢浮出水面.苏联解体后,档案材料开始被披露,相关学者在其中找到了为后贝加尔集团军担任尖兵的那些中国人——冯庆智、刘润度、陈国仁、苏明武、王维田……而在撤入西伯利亚的抗联游击队中,却找不到这些名字.最初的研究者认为这或许是出于保密的原因.由于环境恶劣,东北抗联很多并肩作战的老战士也会对面不相识.按照纪律他们不能向战友泄露私人情况,彼此间是用“一号战士”“二号战士”来相互称呼的.
猜测这些不见经传的名字究竟是谁的话题随时间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然而,一份日本关东军宪兵队在战时记录的档案材料,让人们再次意外地见到了这些中国战士的名字.
1943年9月18日由关东军宪兵队发出的高第437号文件,揭示了一起湮没在历史中的壮举——一批在东宁被迫为日军修筑要塞工事的中国战俘,于1943年9月11日发动起义.最终,46名起义者中有32人成功脱险,突入苏联境内.这些人的名单中,便有冯庆智、王维田的名字,以及与陈国仁、苏明武颇为相似的“陈国人”“苏朋武”.
尽管日军通过几年的战斗,逐渐逼迫抗联北退入苏,但中国人的反抗从来没有停止.伪军和劳工中也不时出现起义的情况.中国人始终拒绝接受日伪统治,他们选择越境逃往苏联,寻找抗联的队伍.根据安然先生考证,为后贝加尔方面军担任向导的中国部队,并非出自东北抗联的老战士,而是由1940年后自伪满洲国陆续入苏的起义人员和爱国者组成.日军情报部门对原抗联干部通常建有专门档案,大力监控其动向,因此他们入境执行地下工作任务时危险较大.而这些新的抵抗者则更加熟悉伪满洲国的情况,又不太为敌人所注目.因此,中苏方面将其独立编组,专门入境进行秘密作战.在大反攻打响的时候,这批人员便被集体编入了对张家口方面进攻的部队,其中便包括从东宁起义的这批中国战俘.
日军档案记载的战俘
他们是一批宁死不屈而又求生极强的人.日军对于中国战俘的看管极为严酷,特别是在要塞修筑的过程中,完全将这些战俘当作消耗品来使用,致使无数中国战俘和劳工死于饥寒和有组织的屠杀.留存下来的照片中,依稀可辨被日军折磨致死的中国战俘,尸骸上布满被狼群撕咬的伤痕.而在每个日军要塞的附近,几乎都可以找到填满劳工遗骨的万人坑.那是日军在要塞工程完成后,为了保守秘密进行大屠杀的证据.那么,战俘们究竟是怎样逃脱日军魔爪的呢？
日军高第437号档案详细描述了这批中国人的经过.档案记录称,被日军570部队所使用的“特殊工人”于9月11日晚20时发动起义,袭杀日军哨兵,夺取日军宿舍并打开军械库,而后携带武器突围而去.日军随即封锁边境进行搜索.据日军报告,这次起义发生的地点为东宁县石门子碱厂沟,首谋者为一名被俘的八路军中尉,名叫陈恩,此时担任战俘工人队长.
赶到现场的日军增援部队发现还有一名宪兵和一名卫兵未死,根据他们和预先脱险的一名卫兵所提供的证词,日军宪兵队做出了调查结果.综合相关史料,当时的情形宛然在目.
作为与苏联远东军对峙的凭依,日军自1930年中期开始在中苏边境修筑连续的要塞工事.这些要塞工事的核心部分,通常由被俘的中国军人、从关内抓来的劳工等组成的“特种工人”完成.之所以作出如此选择,是由于日军认为他们与当地没有直接的联系,故此逃脱和泄密的可能性较小,而集中营式的管理,也使得工事完成后,灭口也较为容易.
绥芬河和东宁是旧东清铁路的东侧出口,与满洲里为该线的两个终点,均与苏联远东大铁路接轨.由于这一原因,这里成为日军在中国东北最重要的防御方向之一.根据日军设计,这里将建成一系列要塞工事拱卫的防御体系,这个体系直到日本战败还在不断增强之中.
1943年7月,又一批中国“特种工人”被送到这里,他们被在东宁县的小乌蛇沟河谷,在这里承担挖沙供给要塞施工的任务.看守他们的是隶属于关东军的满洲第570部队十余名日军,还有数名朝鲜监工和翻译.
这些战俘,均为在华北作战中被俘的八路军人员.他们的政治素养较高,不甘受日军奴役,在预感到未来悲惨结局之后暗中组织起来,决心起义反抗.日军在这批劳工中委任了两名队长进行管理,他们是原冀中八路军第十团第三连连长陈恩、献县地方政府助理员王伸.两人在劳工中威望较高,有战斗经验且意志坚定,成为的主要组织者.
在经过两个月的准备后,他们选择了9月11日这一天发动起义.选择这一天的原因是当天日军有一名高官到570部队视察,工事停工一天,这样时战俘们可以有较好的体力.而且他们推测,为了欢迎这名高官,日军会调一些看守人员到部队本部去,留在这里的兵力会相对较少.
由于准备充分,组织严密,如期发动.中国战俘们首先诱杀了位于营区前门的日军步哨,夺并打开通道,用暗藏的鹤嘴锄、棍棒等对日军营房发起攻击,俘获了包括警备司令若林一太郎在内的全部猝不及防的日军.这时,日军在后门的步哨发现情况不妙,躲过了战俘的袭击并用电话报告本部关于战俘的消息.面对赶来镇压的大量日军,战俘们一面用缴获的顽强抵抗,一面向中苏边境方向撤退.日军出动了包括关东军570、777、396、108等部队,关东军宪兵大肚川分队、石门子分队和东宁分队,以及附近的日本居留民报国农场预备役人员等数百兵力,封锁边境并对劳工进行搜捕.混战中,大部分战俘成功地突入苏联境内,只有少数人员因为跑错方向或在战斗中负伤而被日军俘获.这些再次被捕的战俘在经过残酷后全部被杀害.日军推测,这些战俘的是受到了苏联方面的策动.
或许由于此后政局风云变幻,信息不畅,笔者未在此后中苏双方的交流文献中见到关于这批战俘的记载.对于日本关东军而言,这是一件羞耻的事,因此同样讳莫如深,有关此次事件的档案和其他上百件中国劳工的档案一样,被深深地埋在了“机密”库藏之中.
时间进入21世纪,有人在吉林省档案馆发现了一批用麻袋装着的旧档案.这批既有水渍又有火焚痕迹的历史文件,竟然是伪满洲国崩溃时关东军所存档案的残件,十分珍贵.这样的档案保存下来很不容易.日本在战败之际,其各个部门都曾拼命摧毁档案材料.随美国军队进驻日本的记者称：“每个日本机关都充斥着焚烧纸张的浓烈气味.”
在伪满洲国的各个日伪机构也在做同样的事情.但因为时间仓促,有一批档案没有充分焚毁,也来不及进一步处理,就被仓促掩埋.在对日伪战犯进行审判的过程中,这批档案浮出水面,并被我国相关部门派员起出,存放在吉林省档案馆.而此后战乱频仍,人力不足,对这些残缺档案的解读直到本世纪初才付诸行动.所谓高第437号档案便是此时发现的.
应该说,这次堪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灿烂的一页.要知道,在整个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疯狂屠杀中,有记录可循的集体仅有一次,这次被欧洲多国电影人演绎为名片《逃离索比堡》的起义,只有一半的人活了下来.东宁要塞这批中国劳工的起义,不但有3/4的人员得以逃生,而且只是当年中国人无数次反抗中的一次代表.事实上,这起八路军战俘,是东宁要塞所记录的8起中最成功的一次.
最后一位幸存者
黑龙江抗战学者周艾民、陈云来等人对这份高第437号档案涉及的事件作了进一步调查,以期查出这些敢于在绝境中奋起反击的中国人到底如何做出了这一壮举,此后又魂归何处.这次调查,得到一个意外的结果.
日军档案中,对参加的每一个中国劳工都有带着籍贯、姓名和简历的记载,但大多数八路军被俘人员在面对敌人时都不肯提供真实的信息.他们或更改姓名,或留下假地址,造成日方的记载错误百出.周艾民发现了相当多的线索,如参加的“李砚由”“李久林”“苏朋武”,原名分别为李砚田、李秀杰、苏明武.而领导的八路军连长“陈恩”,真名为吕庆林,胜利后继续在解放军中工作,曾担任某基地大校司令员.1964年离开海军司令部原任职务,此后经历不详……
线索一根接着一根,可惜,参加起义的人员不是已经去世,便是失去了联系.紧张与失望伴随着找寻的人们,直到一个叫做张思问的老人出现.他是那次的最后一位幸存者,也是东北抗联教导旅中的一名八路军战士.他在采访中承认,自己便是日方档案中的“八路军十团第四连二等兵张世文”.陈恩在计划之时,寻找胆大而且有战斗经验的帮手,张思问当时便悄悄地向他坦白了自己八路军的身份,成为最早的参与者.在这次中,他不但是最后撤过界河的,而且亲身参加了对日军哨兵的袭击.令人惊奇的是,时隔60年之久,老人仍能清晰回忆当时的情景,而且与日方档案的记载丝丝入扣.
起义战俘口述往事
在周艾民等人采访张思问之后两年,笔者得以有机会和老人见面,向他详细了解这次的经过.那时的张思问老人已年过八旬,有着银白色的胡须,虽腿脚不便,但头脑依然清晰,只是一口牙齿早已掉光.
老人回忆,他是在1942年枣强一次作战中负伤,于养伤的时候被日军抓捕的.他们被押送到北京附近的门头沟,甄别后送往东北充当劳工.不过,就在前往东北的路上,他们已经策划了一次.当时,一名被俘的排长联络劳工们砸碎了一只饭碗,每人暗藏一片碎瓷,准备作为武器袭击日军哨兵而后脱逃.可惜,大概是因为有叛徒告密,排长和几名骨干在山海关被日军抓走,再也没有回来,还没有开始便失败了.不知道是不是出于对他们潜在反抗的报复,日军对车上的战俘十分残酷,几乎不给吃的,喝的也只给肮脏的臭水.有些战俘饥渴而死,有些喝了水的战俘患痢疾死在闷罐车里.日军把死去的战俘扔下火车,走走停停,最后到达了东宁,战俘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张思问因为强忍着没有喝脏水,又有强健的体魄,才活了下来.
老人说,那次的起因,是因为一位东北碾坊老板的提醒.日军曾让一批战俘背着豆子到这个碾坊磨豆子,其间那位好心的老板悄悄告诉战俘们,到这里干活的劳工最后都会被日军杀害,让他们赶紧跑.这个碾坊老板,后来也因此被日军杀害.
从那次起,陈恩和王伸两个八路军干部出身的战俘便开始找寻可以发展的对象,也聚拢了一些不甘就死的战俘,但对于怎样跑,跑到哪儿去,大家还很迷茫.是一次意外的机会让他们找准了后的逃跑方向.有一天,战俘被拉到一条河附近拌水泥,忽然山上跑来一只野鸡,一个日军开射击,打了两都没打中,野鸡飞到了河对岸,日军就不再开了.这时一个八路军战俘无意中问翻译,为什么不打了,结果那个翻译说漏了嘴,说对面是苏联的地方,不能开了.对面是苏联,战俘们马上有了目标——当年在部队里,受到的教育便是苏联是无产阶级的祖国嘛.他们继续串联,联络了大部分劳工,决心打死日本看守,越境逃到苏联去.
一般来说,越狱这样的行动,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是很难成功的,但八路军战俘这次,堪称精心策划的经典,最后真的成功了.张思问老人说到了几个中的细节.
首先,是他们预先除掉了和战俘们住在一起的伪翻译和暗藏在劳工中的汉奸——这两个人最坏,经常向日军报告战俘中的所谓不稳情况,导致多人被杀.战俘们采用的方法是前预先让骨干队员接近这两人,由陈恩大声问：“谁要洗澡？”在战俘们鼓噪回答之际,借杂音掩护用暗藏的钉头锤打死了这两个败类,为发动做好了准备.
开始时,首先要打死日军哨兵,但哨兵所在位置和战俘们走的通道之间还有屋架型铁丝网,根本打不到,怎么能让他凑过来呢？战俘们演了一场好戏——那个哨兵烟瘾大,一直在抽烟.一名战俘走在前方,悄悄将一个预先藏好的烟头丢在铁丝网边上,张思问经过时假装发现烟头,转向日军作乞求借火的手势.日军哨兵看到中国人捡到一个烟头居然如此欢喜,轻蔑而又带着几分戏弄地走过来,把手里的烟卷递给张思问,没想到学过武术的张思问猛然隔着铁丝网把他揪住,对其腿上一绊.后面的队员用预先藏好的厨刀猛地劈在这个日本兵的头上！几个人一起动手,杀掉这个哨兵后推开铁丝网,众人一拥而出.
接下来是消灭日军兵营中的人员.日军看守人员所在的兵营是一所大木房子,此时已经有日军惊觉,开始冲出门来.战俘们饱受折磨,无论体力还是武器都无法和日军相比.但他们早有准备,并不和日军格斗,只是所有人拼命往房子里挤,冒着被击伤之险硬生生将日军挤回去.当大量战俘塞满木房子的时候,日军都被挤在了墙边无法动弹,战俘们才开始对其刺杀……
张思问和其余8个人是最后一批到达界河的,他们带着缴获的,用一阵排子压住了追击的日军.如果再晚一点点,就被日军抓住了.
但张思问并不算最后一个脱险的.化名“李久林”的李秀杰跑散了,在草窠里趴了几个小时,天快亮的时候,一边躲避日军的搜捕一边向边境跑,终于冲了出来.而李砚田等人因为跑错了方向,天亮前没能过界,不幸被日军抓捕遇难.最后,46名参加起义的劳工计32人逃了出来.
这是中国人在绝望之际的一次拼死反抗,是人在绝境中争取生存的不屈搏斗.
令笔者没有想到的是,张思问老人讲到,他们进入苏联之后,并没有受到预期的欢迎.
张思问等人越境后,很快与苏联边防军相遇.按照预先的计划,他们放下缴获的武器,双手击掌走向对方,以示没有敌意.苏方人员随即将他们用汽车运送到附近的一个营地.在那里他们遇到了跑在前面的陈恩等人,双方相见,自有一番激动唏嘘.
此后,他们却受到了意想不到的严格审问.苏军人员还有一些中国面孔的军人反复让他们讲述自己的经历和经过.这其实是可以理解的,属于正常的反间谍措施.日方经常派遣间谍混入抗联内部甚至对苏联方面进行渗透,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但张思问对此却十分反感,认为这是对自己不信任的表现.几次提审之后,大约苏方也认为他所讲的都是事实,一天,一个老者来宣布他自由了.倔强的张思问却不肯走了,要苏联方面给他个说法,不然“你们干脆关我一辈子”.来人反复劝解,才缓和了气氛,他提出了两个方案让张思问选择——送到新疆回国（要等很长一段时间,因为苏联在战争之中,一时无法很快送他们走）,或者就地参加对日侦察工作.
经过一番思考,张思问选择了后者.于是,很快他便被安排到了乌苏里斯克附近一所三层的小楼房中,开始接受发电报等情报工作训练.张思问老人还能回忆出自己的教官是个华人,名叫“别佳”.
“别佳”,正是东北抗联教导旅的一名无线电教官的名字.张思问成为了周保中旅长所掌握的秘密情报部队中的一员.一年后,他被派往黑龙江省密山潜伏,从事地下侦察工作.在日伪统治下,经常有不堪忍受的中国人冒死越境,也有一些和张思问一样的逃亡劳工或战俘逃到苏联.他们中的很多人最终都成为东北抗联教导旅的成员,在对日作战中做出自己的贡献甚至奉献了生命.
这支特殊的部队,因为经常要执行入境秘密侦察任务,并不和东北抗联教导旅的主力一起驻扎在维亚茨克,但他们所做的工作,对此后的作战,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二战最后的战场
在东宁县太阳升村（原名小乌蛇沟村）,有一道被日军称为“夕阳丘”的山岭,夕阳丘的西侧是当年发生的战俘营,东侧是日军570部队司令部所在地.这里有一个山丘,名叫“胜山”,这便是苏军记录日本关东军最后一支成建制大部队放下武器的地方——1945年8月30日,在日本天皇已经宣布投降15天后,日本陆军少将鬼武五一才率领独混132旅团的残军走出胜■山要塞,向盟军投降.至此,围攻东宁要塞的战斗结束.至此,远东战役结束.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战落下帷幕.
原来,这批中国战俘起义的地点,便是二战战火熄灭的地方.如今绿意满山的峰峦,便是二战的最后战场.我们看到了那场人类最残酷的全面战争最终熄灭战火的地方,世界意义的和平时代就此来临.此情此地,令人百感交集.
那一天,我们拿来了酒,我们的祭奠是给所有牺牲在那场战争中的同胞们,也是给那些从不屈服、重新回到抗战行列中的老战士们.
愿战争远离这片沃土,愿中国人不屈的精神为我们永远记忆和传颂.
〔本刊责任编辑 袁小玲〕
〔原载《同舟共进》2017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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