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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声喧哗中的繁荣和现代性的焦虑对五年来文学理论的印象式扫描
近五年来,相对于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文化领域呈现蓬勃跃发之势,文艺越来越成为文艺发展的能动性力量,不断助推文化强国战略的深入实施.文艺创作大丰收,文艺批评兴盛,文艺理论建设更是取得长足发展,甚至呈现出爆发式扩张,各种理论话语、理论主张悉数登场,但在众语喧哗的背后亦有着理论原创的苍白和体系追逐的焦虑.扫描五年来的文艺理论发展,一言以蔽之,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发展正以其理论自觉性的姿态,走在增强文化自信的途中,可谓喧嚣中的繁荣与发展中的焦虑并存.所谓繁荣是指文论研究领域的多元化发展并呈现某种理论话语体系建构的自觉,所谓焦虑是指中国文艺理论在现代性追求中存在某种“强制阐释”“民族主义心态”以及文论话语体系建构中的浮躁.
一、文艺理论在众声喧哗中的繁荣
五年作为一个时段,放在历史的长河几乎是不可捕捉的一瞬间,但这五年之于中国又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时间概念,它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启,指向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未来,因而其意义非同凡响,甚至有着划时代的标志性意味.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民族驶入了伟大民族复兴的快车道,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彰显出时代的新气象.作为从事文艺理论及文艺批评的研究者,我们都是从历史走来,深刻感知着时代的脉搏,以亲历者、参与者,某些话题的主要探讨者的姿态,来回顾这五年文艺理论的发展,自然有着切肤的感受.诗文评是中国传统文论的特点,也是中国文学感知世界、洞察现实的一种文化方式,对理论发展回看式的印象扫描,固然有着种种缺陷和挂一漏万之可能,但它依然有着某种管中窥豹的真实性、启示性.总体上说,当代文论在众声喧哗中呈现繁荣之态,理论发展取得很大成就,这些成就不单纯是成果数量的增多和理论观点的众语喧哗,而是呈现出一些根本性的变化.以下诸多话题是近年来文学理论的热点和学术增长点,值得我们进一步好好品味和总结提炼.“文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当代构建”、“中国传统文论的创新转化”、“中西文论的交流互鉴”、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文化诗学、世界文学、人民性、文化间性、审美乌托邦、大众文化研究、视觉文化与媒介文化、消费美学、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经济（市场）、艺术生产理论、文艺评价标准和文艺学研究范式等研究成果较丰,但喧嚣背后却暴露出原创性与突破性的理论观点和理论主张的匮乏.具体来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虽然发表了大量文章,然而迄今并没有真正提出属于我们自己原创的理论观点,不仅未能匹配于文化强国建设实际,还未能在文论界占据事实上的主导地位.虽然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但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日渐式微,“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却蒸蒸日上是文论界不争的事实.无论是理论的“场外征用”、理论移植抑或理论旅行,都必须真正经由重新语境化与中国现实和中国文化相结合,才能成为有效的中国理论.原本有着极强“现实”针对性的“西马”文论,因在中国缺乏理论生成性的现实,对我们更多的只是借鉴价值,而不能本末倒置,学术资源不等于思想资源.近年来,在有关研究部门和一些学者的努力下,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指导地位和话语权问题开始受到文论界的重视,研究力量和成果开始增强,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美学）学派已成为一些学者的学术追求.相对于文艺实践的日新月异,以及对时代变化特别是数字化技术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如火如荼,文学理论尽管也风生水起大谈越界与扩容,不断增强阅读生活、解读现实的能力,热烈拥抱文化研究,但相比火热的文艺现实依然显得有些迟滞和敏感性不足.尤其是面对新媒体文艺的探索实验、艺术园区及其文艺景观的现实境遇、文艺生态的健全等问题,缺乏有效性阐释能力、对话能力和理论提升能力.面对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要深刻理解这个时代及其深刻变化,做出积极的理论反思与美学建构.
另一可喜的变化是,相对于前些年文论界对中国古典文论的有意无意地忽视,使之长期处于失语或独语状态,近年来研究状况大为改观.特别是两办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后,学界包括文论界非常重视传统文化资源的发掘与当代文论的创新发展、重构文学经典等话题,成为文论界研讨的一个重点话题,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党校文史部以及很多大学都举办过专门的学术研讨会,在这方面已取得一些重要成果,如张岂之主编的《中华文化的底气》（中华书局2017年7月版）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增强文化自信中的重要性做了深刻阐发.
作为文论研究领域的主干部分,由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泛化,中国传统古代文论失声,导致当代西方文论在中国一枝独大,一度是我国文艺理论发展的基本事实,这一状况正在悄然改变.所谓“悄然”背后仍然有着现实力量的推动,但它无疑切近了时代的主轴和脉搏,而有着理论学术逻辑的自然而然,也是一种中国文论自觉的追求.主要显现于近年来对西方文论研究中存在的“强制阐释论”的探讨、“中西文论关键词的撰写”、“世界文学与民族文学的论争”等话题,这些论证构成了近年来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在这些话题热烈争议背后,有着中国当代文论发展的焦虑,“世界文学”探讨的用意是“民族文学”的用心,依然关乎中国文学及其理论的国际话语权问题.与此相关联,关于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建构的探究,既直接显现了当代文论研究的某种自觉,也彰显出一些理论研究者的焦虑心态——刻意地去追求所谓的“中国做派”“中国风格”,而缺乏文明互鉴的世界眼光和文化开放的胸襟.对中国文艺现实而言,在2014年总书记发表文艺座谈会讲话以来,文艺风气大为转变,文艺创作扎根现实走进人民,文艺家深入生活、反映人民心声的能力不断增强,涌现出一批“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精品之作.相应地文学理论也开始反思“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理论批评愈加关注文艺现实、关注人民的文艺,探讨“人民文艺”的美学叙事,反思西方文论的“强制阐释论”,强调文论有效性的界域、语境意识和反思批判维度,探讨以“人民性”价值取向来建构当代文论话语体系成为当前文艺理论发展的一个热点.因而,对总书记关于文艺发展问题的系列讲话的理论阐释,以及与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关联性研究,探讨文艺的功用、批评标准以及文艺精品问题等,成为文论界关注的热点话题,并在经典文献的重新解读中敞开了新的问题域.
二、文艺理论体系建构中的现代性焦虑
总体上来讲,尽管文艺理论研究中各种理论观点众语喧哗,但基于“中国经验”的理论原创性思想依然不足,从中国文艺现实到中国美学精神的提炼与升华尚有较大理论空间,其间的思想落差难以支撑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建构及其时代使命担当.究其意味,主要是在文艺理论学术体系建构中,某种程度上思维的陈旧和创新意识并存.这种境遇的错落与杂糅似乎正在为理论突破蕴蓄力量,但亟须在理论的喧嚣中警惕浮躁和焦虑的心态,需要强化文化自信.就时代的风云机会而言,中华民族正处于伟大复兴的拐点时刻,正越来越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它向全球展示了一个蓬勃发展、充满活力和锐气的新兴大国气象.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接连承办APEC会议、G20峰会、“一带一路”峰会、金砖国家会议、夏季达沃斯论坛等世界政治经济大会；在人文价值研究方面,世界美学大会、世界艺术史大会、世界历史大会,还有2018年将在中国举办的世界哲学大会等,这些大会相继在中国举办；另外,不少中国作家如莫言、刘慈欣、曹文轩等,相继获得国际文学大奖,在全球自然科学技术指数方面也是世界领先,等等,这些都表征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和国际话语权的提高.同时,中国仍处在现代化进程中,是一个迈向现代化的发展中大国,一个正在崛起中的世界大国.总书记在“7·26”重要讲话中强调,“全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这警示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要对中国文艺现实和文论发展有深刻理解.文化如何体现“大国担当”？中国文化包括中国文论需要为中国的文明崛起提供文化力量的支撑,要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提供文化价值的润泽,要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民心相通提供价值共享的理念,要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精神的助力,这才是中国文化包括中国文论的使命担当.这种担当需要中国文论扎根中国大地,深刻理解中国文化底蕴,在学理中浸润中华美学精神,更要坚持现代性立场和中西文明互鉴视野,这样才能锤炼中国文艺理论话语体系.总书记指出,“要推出具有独创性的研究成果,就要从我国实际出发,坚持实践的观点、历史的观点、辩证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在实践中认识真理、检验真理、发展真理.”①这启示我们,必须立足中国经验、中国方法和中国实际,才能生成中国的文艺理论,中国理论同样要有世界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回望这五年来的当代文论发展,基于时代高度,讲好中国学术的故事,增强中国当代文论自信,依然是中国文艺理论研究者的使命和前驱的动力,在文艺理论的现代性追求中,焦虑感慢慢地就会远去,成为当代学人日渐拉长的背影.
三、文艺理论发展需要深刻把握“当代性”
回望五年来的文艺理论发展历程,它不是单纯地走过这不平凡的五年,而是在历史的脉搏中把握了“当代性”,展现了诸多面向未来的可能性,一种决定性的东西浮出历史的地平线,可能性永远高于现实性.呼之欲出的“文艺思想”,就是这种决定性的力量,它深刻地影响了时代文艺的发展,有效推动了当代文艺理论的自觉,增强了中国文艺理论话语体系建构的自信.对此,需要我们以更强的自觉性深刻理解这五年的“时代意义”.五年是一个很短的时段,但这五年不单纯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是一种“当代性价值”的凸显,这意味着一个决定性的力量开启了新时代的肇端,它重构了人民的历史主体性地位,在历史的境遇中这个时代正在改变,在激励着我们在“不忘初心”中信心满满地走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途中.
作为一个当代人,必须理解置身其中的时代,在时代的氤氲中深刻把握“当代性”.当下之“当前”不单是线性时间的过去延续和未来的开启,它更有着涌现着的现在时间刻度的意味,即“当代性”之生成.所谓当代性（contemprary）不仅指我们的知识范式和思想体系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痕迹,其思考无一不是对这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的回应,还意味着对当下时代的超越,有一种指向未来的意味.阿甘本曾在《什么是当代？》中明确指出：“当代性就是一种与自己时代的独特关系,这种关系既依附于时代,又与其保持距离.更准确地说,与当前时代的关系,正是通过与之脱节,与之发生时代错位,而依附于这个时代.那些与这个时代完全保持一致,在各个方面都完全循规蹈矩的人,并不是当代人,这正是因为他们并不打算看清时代,他们没有能力牢牢把握住他们所看到的东西.”②洞悉现在前瞻未来,才是真正的“当代性”,这五年的文艺理论发展就显现了“当代性”意味.只有站在历史的高度,以一种历史性来把握“当代性”意义,才能明白它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这就是一道新的历史视阈敞开在理论研究者面前.它之于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世界与中国的关系,一种新的世界史观,一种世界历史进程的“中国时刻”的开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既赓续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创造了世界史的中国时刻,因而中国的现代化不是回归过去的“辉煌”,而是在现代性的“世界共在”中创新创造发展,其意义不惟当下,也是未来的.
创新是时代的主旋律,是当前新闻舆论资讯中的高频词,是新发展理念的第一关键词.创新是近年来文艺理论研讨会的一个主题词,它吸引着文艺理论研究者的目光,激发了文艺理论话语体系建构的冲动和.文学理论的生命力就在于创新,所谓“创新性发展”有两条途径：“一种是间接性地通过传承来创新；另一种是通过建构新的观念、理论和实践的直接创新.”③对于中国文艺理论学术体系建构而言,既要基于中国经验传承优秀传统,为那些有生命力的观念、范畴注入新的内容和精神,更要在历史与现实、中国与世界的融汇中形成具有中国精神、中国价值的新的标识性概念与话语体系.因此,创新不可盲目,一定要有根和魂,要有清晰的目标指向.在我看来,文明型崛起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我们的诉求,它同样需要中国文论的理论担当,需要中国文论基于“中国经验”的理论阐释和话语体系建构,需要中国文论与外国文论的平等对话——各美其美、美美与共,需要中国当代文论的自信.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④,总书记的这个要求是当代文论话语体系建构的指南.在当下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文艺理论发展要把握好“变”与“不变”和“转变”之间的关系.所谓“变”是指要俯身倾听时代的声音,敏感于时代的变化,凸显问题导向；“不变”是指坚守艺术的本体,守护艺术的核心价值及其人文导向；“转变”是指理论建构的视角、路径和研究范式不能僵化.在洞察时代文艺问题基础上,文艺理论研究范式的转换旨在形成一种大文化视野和融通性思维,既要走出所谓文艺自足性的圈子,又要在大文化视野中坚守艺术的本体论价值.在理论建构上要打通国家话语（政策话语）、市场话语（大众话语）与精英话语（学者话语）之间的藩篱,在超越狭隘的文艺理论框架的跨文化视阈中,以三个回归（艺术本体、生活现实、中国文化立场）为指向,切合时代变化,才能建构回应时代问题有效参与文化现实的文论研究的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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