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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美学的中国语境从中国传统文化看中国生命美学

摘 要:中国文化,不同于其他任何文化,它至始至终,都贯穿着对于生命奥秘的追求.《山海经》等上古神话告诉我们,中国的神,就是生命的化身;《易经》提示的是,世界的底蕴是生命.《周易参同契》则从大易、黄老、炉火三个方面探索生命的奥秘;《》更复归生命,抓住灵验的机枢,经过辨证,把疾病治愈于未病.总之,中国文化始终从生命出发,与中国的生命美学的对于“生命”的追询保持着高度的一致.

关键词:中国文化;《易经》;《周易参同契》;《》;生命美学

笔者长期从事中国文化研究,对于生命美学,只是门外汉.

但笔者知道,中国文化,不同于其他任何文化,它自始至终,都贯穿着对于生命的追求,也都洋溢着生命美.

生命美,是中国人的信仰.中国人的生命美,同中国人的历史一样长久.自古以来,中国人的美学便与天(天然)、自然紧密关联着.同时,美学也离不开生育、生产、生活、生态,离不开生命.

讲到美学,笔者以为当然是人去审美,人是审美的主体.

而人在审美时,立足点有高低,视角有宽窄,宇宙有上下左右前后六合,每个方向,都能成为审美的方向.

人类最开始,是道法自然.继尔,人类历史的发展是,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失礼而后法.夫法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德、仁、义、礼、法,都是统治者编造出来约束被统治阶级者的.美的探讨者应该透过现象看本质,应该知道说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什么这么说.

谈论生命美,也必须正本清源,必须归根返元.

例如,从《山海经》等著作记载的古代神话,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在上古就有全然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生命美.这种生命美,是世界其他民族的神话中见不到的.因为中国文化中,没有救世主,只有天(天然),只有自然.人与天(天然)合,道法自然;法自然就是人无为,就是持天之机;而法自然的无为,可以无不为.

只需简单地举几个例子,就可以说明问题.

太阳神在其他所有民族的神话里,都有绝对权威,中国人嫌太阳太热,就去追太阳,要把太阳摘下来(夸父追日);或者干脆把太阳射下来(后羿射日);中国先民用的火,不是偷来的,而是坚韧不拔摩擦出来的(钻木取火);洪水来了,不是上方舟,而是自己挖河渠疏通(大禹治水);疾病流行,不求神迹,自己试药自己治(神农尝百草);天破了,自己炼石来补(女娲补天);在东海淹死了,化作一只鸟,叼石头把东海填平(精卫填海);一座山挡在门前,既不搬家也不挖隧道,直接把山背走(愚公移山);头被砍下了,他还不死,挥舞着斧子继续斗争(刑天);河出图,洛出书,我们都可以从自然得到启示,而形成完整的美学系统.

他们(夸父、后羿、燧人、大禹、神农、女娲、精卫、愚公)不是个人,而是民族的化身,是氏族(燧人氏、神农氏)的化身;中国人不需要神,他们自己就是神.

中国人的生命美,当然也不是个人的,而是民族的精神.

当然,民族的精神也还是源自民族的生命.

中国神话,就体现着中华先民的生命美,这种美,融化在中国世世代代的子孙的血液中灵魂里.在中国人眼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只有自然,只有天(天然),在中国人眼里,也只有生命.

本文旨在从《易经》《周易参同契》《》三本著作入手,探索生命美学的中国语境,从而为中国的生命美学在中国文化的层面寻觅立身之本.

一、《易经》与生命美学

大易,探索的是世界,更是世界的生命.

易,为“六艺”之首.它是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是处理现实问题的数学模型,它能够引导人们做出正确的研判,避免认识的误区和思维定式,正是这一点,它能够给予我们一种超越的感受,以及一种成功的愉悦.

笔者一生治易,1980 年,当周士一和笔者把莱布尼茨和白晋对易图二进制的惊叹以及与计算机的关联首次推介到国内后,曾经掀起过一波又一波的“周易”热,也引起了英国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先生的高度关注,并曾专门致信.

大易之美,在于它超越了疆域,超越了时间.当德国的大师在1700 年前后刚刚悟及二进制和加法器的时候,即便不考虑5000 年前伏羲画卦、3000 年前文王的64 卦象,那么,至少800 年前,陈摶老祖的六十四卦方图圆图,也已经完美地给出了胜出莱布尼茨二进制的数学方略.

但到今天,在笔者看来,它有点老子讲的“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因为这动鬼神、撼天地,可上九天揽月,能下深海捉鳖的精神武器,这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战略工具,这安邦治国平(均)天下的定海神针,成了平庸的糊口术,成了一种摆地摊的占卜术.超越时空的大易,没有华丽转身,反而跌到成为饮食男女的饭碗,而它本来是要恩泽天下、施惠苍生、造福人类的.

大易,可以从气、数、象、理的不同角度阐述,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大易不仅指《周易》一书.如果局限于《易经》经文以及孔子十翼,则想象空间有限,做为饭碗的易术价值明显,可是,作为思想审美的想象空间却不大.

例如气,孔子只讲到“精气为物,游魂为变”和“山泽通气”两句话,真正有美学价值的内容,要到《周易参同契》中去找.孔子讲“易有太极”,但更有意义的无极生太极的“无极”,却是老子讲的.

万物皆数.大易涉及诸多数学模型,如无极、太极、万物归一(就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二仪、三生万物、四象、五行、六气、七曜、八卦、九宫、十干、十二支、二十年一世、二十四节气、二十八宿、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三十六天罡、六十甲子、六十四卦、七十二侯、三百八十四爻,等等,无一不是大易的应用之术,无一不是数学模型.

但可惜《易经》经文和孔子十翼涉及的数学模型甚少.

而且即使涉及到数学摸型,也只是“术”,并没有什么哲学和美学意义.

孔子知道“象者像也”,但数与象的关系,却出自《》:

“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然其要一也.”(《阴阳离合论篇第六》) “天地阴阳者,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五运行大论篇第六十七》)

大易,不仅仅是《易经》经文与孔子的十翼,还是中华民族进入人类理想境地、世界大同的思想武器.

刘勰说,易惟谈天.这“天”字,无论从天然上讲,还是从天文上讲,都很有意义.比如,天地人三才是紧密相关的,五运六气且不去谈它,天文很可能可以准确预报地震.但目前它会受到西方思维模式的封杀.

大易,做为中国思维模式的美学价值,在于它的易理,在于它的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的易理,它的具体化就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全局观念,胸中有数,阴阳辨证,以及准备应对多种可能的预案.

仰观俯察,远取近取,只是观照,不动心思,取类比象,不自生、不自彰、不自见,不自是,不自以为大.是大易最完美的治学方法.

至简至易,是最高的审美.一阴一阳之谓道,是大易的精髓,让人类思维升华,凤凰涅槃,华丽转身.但它在《系辞》中,缺乏明确的指向性,在《易经》经文中,又被碎片化,远没有老子、孙子的美学意味浓厚.比如: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战不过奇正,而奇正之变不可胜数.

知常曰明,知和曰常,复命曰常.常有正常异常,恒常无常.

共性个性,普遍性特殊性,一般个别,绝对相对,是辩证法的核心.

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结合.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敌驻我扰,敌进我退.重在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而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万众一心,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因此,《周易》博大精深,永远闪耀着强盛的生命力,尽管在目前的中国,人们有一种“天下尽知美之为美”的感觉,但是它仍然还有没有被发掘出来的闪光宝藏,这就是:使我们避免认知错误,真正体现大易作为中国人的认知模式的思想美.比如:

区别形上与形下,远离认识局限性.

人的认识,庄子讲有三个局限性:拘于墟,笃于时,束于教.这些局限性死缠着我们,几乎是没人能够摆脱的.但大易轻而易举就将它们,可惜人们还没有认识到这的魅力.《周易·系辞》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就是说,人类面临两类问题,一是形而上的道,一是形而下的器.用现代的话讲,搞不清楚的、不能制造的、控制不了的,就是“道”;能制造的、能人工生产的、能管控的,就是“器”.也可以说,道就是达到目标的道路、途径(road)、方法(way);器就是行业知识、制造技术.

庄子提出的三个认知局限性,是人们把认知只局限于看得着摸得到能够掌控的“形而下”,《系辞》要求先形上,后形下,就使我们避免了这认识局限性.

我们把对道的认识方法称为慧,它是生物先天遗传,是潜意识、是洞察力、是灵感、是习惯,它的认知对象、审美对象,是对认识不了的、掌控不了的自然;我们把对器的认识方法称为智、称为学,即生产知识、制造技术的积累,也就是我们说的传承,它的认知对象、审美对象,是我们生产制造的器.慧,需要修行,每天去掉多余的东西,老子称“日损”;智,需要学习,每天都要增益其所不能,老子称“日益”.

道管着不明白的、不能控制的、没有主动权的东西,要用心确定目标寻找道路方法;器是生产岀来的、制造出来的、在我们控制之下的东西,可以以智,可以为学,可以制定标准操作程序,可以制定规章制度,可以精益求精.

面对人无法认识、无法控制、无法制造的自然,人应该怎么办?人只能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只能确定目标,然后找方法解决,而且这方法不是死的,需要见招拆招,法无定法.这样做了,我们就可以避免那认知的局限性,因为它由目标方法确定,不涉及另外的时间空间,它需要用心,不会受束于教.

只有能生产、能制造的,才能用“为学”来解决,也就是用学习、模仿、复制、提高、创新、精益求精的办法解决.在这里,我们不是要摆脱教育,而恰恰需要求助于教育.世界上这种能自己控制的情况,和不能控制的情况相比,是少之又少的.中国人就这样,始终法自然,大道至简,首先确定方向,确定目标,以不变应万变,用心寻找达到目标的最佳道路和方法.

道与器是有区别的,哲学和科学是有区别的,艺术和技术是有区别的,文化和知识是有区别的.

对于形而上的问题,对于不能预知下一步的问题,只能用心.牢牢把握大方向,把握目标,而不能像制造工业产品那样管理过程.人是活的,人心不可预知.管人永远是一管就死,一放就乱;永远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管人只能用心.正如成都武侯祠对联所说: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我们也可以说,道针对未知的东西,器处理的是已知的问题;道近乎哲学,器近乎科学.哲学,关注目标,从偶然中寻找必然;科学,关注精准,从无序中寻找有序.

人的真知只能来自真心和正性.心区别于脑.脑是科学的问题、战术问题,是形而下;心是哲学问题、战略问题,是形而上.真心就是观照,不动心思;真心(true perception)就是顿悟、直觉.我们也可以讲真心就是思想健康.正性,区别于感情.感情用事,永远是魔鬼;面对感情,我们需要定力.正确认识,第一来自观照、顿悟、直觉;第二来自良好的习惯.良好习惯是培养出来的.性相近,习相远.学而时习之.简单的模仿,反复多次重复,就成为习惯.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正性是人格问题.我们也可以把正性叫做人际关系健康,叫做人格魅力.

一切都告诉我们,要先“道”后“器”,先哲学后科学,先战略后战术,先艺术后技术,先政治后军事,先务虚后务实,先看路后迈步;从大处着眼,从细处着手;高瞻远瞩,脚踏实地.

哲学把问题归结为认识的主体和客体,是收敛的,科学则要把问题搞清楚,是发散的.老子讲得很明白,他用“学”代替“器”.他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这就是说,大道至简.认识的主体,必须不带一点成见,像镜子一尘不染,像照相机只是观照,才能不失真,才能客观,才能“无不为”.人不是镜子,不是相机.人有思想、有七情六欲,只有排除它们,“损之又损”,以至于没有一点人为的成分,才能正确地观照,正确地反映客观.

总之,在《易经》里,世界不是僵死的,也不是静止的,更不是支离破碎的,而是有生命的.重要的,也就是对于世界的生命的把握.生命美学也是一样,按照潘知常教授的看法,它需要透过“原生命”,去把握在背后隐现的“超生命”.因为,对于人来说,只有“超生命”才是真正的生命,也才是生命美学亟待去把握的生命.因此,大易与生命美学,两者无疑是一致的.

二、《周易参同契》与生命美学

人类对生命的探讨史,和人类的历史一样长.系统地研究生命,有理论有实践的最早著作,就是东汉魏伯阳写《周易参同契》,史称“万古丹经王”.

只要有人,就会讨论生命;人只要活着,就是会讨论健康,讨论长寿,讨论延年益寿,讨论驻颜,讨论返老还童.人们在达到温饱之后,求生求寿,活得健康,活得有质量,就成为普遍关注的问题.

当然,返老还童也并不是异想天开.人们之所以探讨返老还童,期望返老还童,是因为现实中有“齿落生旧所,老妪成姹女”(《周易参同契》语)的实例.

在动物界,蟹的蝥掉了,可以重生,蜥蜴的尾巴掉了,也可以重生.当然这些是低等的甲壳动物和两栖动物.生物进化,是部分官能进化与另外一些官能退化共生的.例如,盲人的视觉丧失了,他其他的某一感官可能会增强.

人类可以再生的,只剩下皮肤、头发.像白发重黑,脱发重生,我们可以称之为“复健”,但它毕竟不是蜥蜴那样的自然重生,而且不是人人可以做到的.

总的来看,人类至今没有把生命问题搞明白,也许永远也搞不明白.但人类从来没有放弃探讨生命问题,更有一些人,终生以自己身体做实验室,在自己身上做实验.二千二百年前的东汉,魏伯阳就把这些探讨生命美的先驱们的实验,归纳起来写成《周易参同契》.

《周易参同契》在历史上,被称作“万古丹经王”,在近代被称为世界第一部化学书,今天我们也可以称之为生命教科书.可惜,古人“参”与“叁”是不分的.严格地讲,它应该叫《周易三同契》,但千百年来,都写作参,而不是叁.我们也就尊重古人吧.

具体来看,《周易参同契》包括大易、黄老、炉火三个方面.它的根本旨归,则正如《周易·系辞》说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也就是说,仍旧是是围绕着人的“生命”展开的.

《周易参同契》说,“大易情性,各如其度;黄老用究,较而可御;炉火之事,真有所据.三道由一,俱出径路.”(84,这是章节号,下同)

《周易参同契》还进一步解释这三道说,“歌序大易,三圣遗言.察其旨趣,一统共论.务在顺理,宣耀精神.神化流通,四海和平.表以为历,万世可循.序以御政,行之不繁.引内养性,黄老自然.含德之厚,归根返元.近在我心,不离己身.抱一勿舍,可以长存.配以服食,雄雌设陈.挺除武都,八石弃捐.审用成物,世俗所珍.”(88)

简单地说,大易就是“表以为历”的知见学;黄老就是“引内养性”的人格管理学;炉火就是“归根返元”的健身术.《周易参同契》说“三道由一”.这三道就是大易、黄老、炉火.世界上的先贤大师,百虑一致,殊途同归,都讲这三点.全世界的文化是共通的,全世界对生命的思考也是共通的.

例如,我们所说的人的解放,就是生命美的普及.教育,就是解放人.而这解放就是大易、黄老、炉火.这三点,就是《参同契》的“参”.

“参”是“叁”“契”是“合”,参同契就是把大易、黄老、炉火三家,综合起来研究.《参同契》讲,“炫耀精神,一统共论”.生命现象,精神,分元精元神元气(炁)三家.元字,与玄字相通.周易、老子、庄子,在魏晋时期叫做三玄.《参同契》说“玄精渺难睹”,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而操作手法又需要保密,非其人不传,所以《参同契》全书都用比喻.比喻,自然就存在误解的问题.必须有人耳提面命,自己证验,否则就会走入歧途.

(一)大易

它的关键,是实现人的真心,是“不以智”(老子语),是忘我,也就是回到人的“出厂设置”,回归自然,归根返元,所谓敬天(天然),《周易参同契》称之为大易;老子称,“复命曰常,知常曰明”.这也就是“表以为历”的知见学.

修大易就是回到四岁前,甚至回到父母生我前,因为那时我们的思想是没有一点污染的,因为那时我们没有“束于教”(庄子语),是真正自由的.一旦我们形成了“我”的概念,有了“意识”,有了分别,我们就被束缚、被捆绑,思想就不自由了.

我们没有阅历时,例如四岁前,可以靠记忆力、灵感、直觉、洞察力,靠佛家所说第七识、第八识,在没有老师教语法、教词汇的情况下,只用生命的最初两年,学会说话,自己记忆,自己梳理,自己就学会一种语言——母语.但是有人教词汇、教语法,却十几年、几十年还学不好一门外语(这就是庄子讲的“束于教”).这就是为什么《圣经》的创世纪将意识(吃智慧果)称之为原罪,为什么老子说“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回到四岁前、回到父母生我前的一尘不染状态,才叫真正的思想解放.

解放就是归根反元.老子说,“复命曰常,知常曰明”.知见,就是见招拆招、法无定法,而不是人云亦云,不是盲从,不是前头乌龟爬烂路,后头乌龟照路爬.知见有立足点、视角的不同,有高度、广度、深度、层次的不同.而人却应该远见卓识.这就是所谓无极太极.

无极、太极,叫真心、明心,或者按老子说的,是“复命”“虚其心”,就是修心.修心,佛家有戒,叫出家人不打狂语,实事求是.释迦牟尼一生只讲“明心见性”,即只讲第六识、第七识.中国则有玄学,《易经》《老子》《庄子》是三玄.老子说“同谓之玄”,玄就是求同,即是说一即万物,万物即一,能得一则万事毕.玄就是第六识、第七识.这就是回到四岁前,回到父母生我前.

(二)黄老

这是人性的解放,人格的解放,实现人的天性,实现人格魅力.人的解放,不是把人变成非人,而是老子的“知和曰常,知常曰明”.这也就是“引内养性”的人格管理学,《周易参同契》称之为“黄老”.

黄老之术是最高的管理学.管理不是管别人,管理是管自己.人之初,性本善.人四岁时形成了“我”的概念,因此才堕落的.所以管理就是管自己.古人要从修身、放弃小我、约束自己开始,逐渐扩大眼界,为家、为邦、为国、为天下,所谓齐家、安邦、治国、平(均)天下.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自知”就是知道自己非常渺小,要自爱、自尊、自信,不能自彰、自私、自是、自以为大.

进而,和什么人在一起,你就是什么人.人应该有追求,一种脱离了自私自利的追求,一种脱离了低级趣味的追求,人应该在有各色人等的场合,能让所有人都感到舒服,个人心中应该装着全人类,而不是仅仅自己,他应该“和而不同”,应该有广阔的胸怀,容得了人,容得了多样性,人应该活出自己,同时应该活得健康,活得有质量,活得有品味,活得高尚.这样的人际关系,才是健康的人际关系.因此,黄老之术,就是管住自己,自己无为而调动别人的积极性、让别人有为、让别人舒服.易经说:厚德载物.德不厚,或者说德不配位,是什么事情都做不好的,是做什么事情都不可能成功的.徳就是做人.

(三)炉火

这意味着挑战生命极限,《周易参同契》称之为“炉火”,普通人又叫仙学,或神仙之术.开发人的潜能,要解决返老还童,“齿落生旧所,老妪成姹女”(《周易参同契》).这是生命科学,这是自上古以来,中国人关心的,也是每个中国人都可以修行的.这也就是“归根返元”的健身术.

炉火是挑战生命的极限.《周易参同契》的实修,就是要达到上述的“齿落生旧所,老妪成姹女”,也就是还老还童,延年益寿.这生命的实修,又叫神仙之术.神者寿命延伸,仙者返还到生命先前状态.实修当然童男童女最好.如果已经受风湿寒污染,瘀堵在体内,不先排风湿寒毒,怎样修都是没有用的.而挑战生命极限,先要修心、修性.,不修心只是枯坐;站桩,不修心只是枯站.修身,必须带上意念.不带意念的修身,只不过是活动活动胳膊腿.炼,是意随气行,气到意到.用,是以意领气,意到气到.意念错了,就会走火入魔.一切魔都是心魔.佛说“明心见性”、孔子说“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追求的都是一种生命美、一种生命的最高境界,都是挑战生命极限,完成生命的凤凰涅槃.

因此,《周易参同契》,按作者魏伯阳的说法,整整一本书只是“宣耀精神”,就是大易(思想健康)黄老(人际关系健康)炉火(身体健康)“三家归一”.

老子已经说过“道法自然”“道可道非常道”.《周易参同契》则进一步说,“玄精眇难睹,不可图画”.释迦牟尼将人比喻做恒河沙,说宇宙有三千大千世界.人太渺小,不可能认全整个自然.人所讲的世界,永远只是人心目中的世界,就像盲人摸到的象,永远不是全象.在自然面前,人永远是渺小的.人不可能弄明白自然,人也不可能弄明白生命.所以人要有自知之明.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所以,机会永远比能力重要.《黄帝阴符经》说,持天之机.《周易参同契》说,“圣人不虚生,上观显天符.天符有进退,屈伸以应时.”“寻度其源流,幽明本共居.窃为贤者谈,岂敢轻为书.若遂结舌喑,绝道获罪诛.写情著竹帛,又恐泄天符.”这符,就是机;天符,就是天机,也都意在对于生命的把握.

例如,如何把握病机?

首先,“耳目口三宝,闭塞勿发通”(《周易参同契》),口不言,眼内视,耳返听;用慧剑斩断心猿意马,达到一思不挂,没心、没肝、没肺,一切不动. 正如朱元育所说,“用沐浴之法,万缘尽空,一思不挂”.

其次,要看“符”,要.人健康与否,要;人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还要.这就是诊断,要找出正常异常.人心只能通过“符”来了解,这就是抓住“异动”.人感到痛,感到不适,说明是异常了,是不正常了,这时就需要“出奇兵”,这就叫“治未病”.真药治假病,真病没药医.能够治好的,都不是真病,只不过是阴阳失衡,只不过是瘀堵不通.不可药救的,才叫真病.痛、不适,就是“符”.找到符,找到开关(灵枢)痛与不适,就可以迎刃而解.修行,也要看“天符”.药物易知,火候难掌,火候不到不成丹.掌握了火候,见招拆招,法无定法,才能大功告成.

而这一切,在古代《周易参同契》的研修者那里,借助现代量子科学的说法,则是用比喻来表达.张紫阳《悟真篇》说:“异名同出少人知,两者玄玄是要机.”又说:“金公本是东家子,送在西邻寄体生.认得唤来归舍养,配将姹女结亲情.”这“金公”和“姹女”,就是比喻.因此,没有师傅耳提面命,当面指导,《周易参同契》就很难读懂.这是因为,形而下的,是可以通过语言学会的;形而上的,却是教不会的,是要靠修炼炼出来的.这正是生命的神奇.《周易参同契》就来自对于这“生命的神奇”的揭秘,犹如生命美学也来自对于人类的“生命的神奇“的揭秘.二者殊途而同归.

三、《》与生命美学

我们至今仍然没有弄明白生命,也许永远都弄不明白生命.幸而,《》用“数“给我们指出了方向和道路.它说,“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然其要一也.”(《阴阳离合论篇第六》)“天地阴阳者,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五运行大论篇第六十七》)

《内经》给我们指出来的方向和道路是,当万之大、不可胜数的时候,我们就不以数,而推以象.我们中国人就是观象/ 看相,就是比类取象,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就是辨证.尽管不可胜“数”,然而其要一也,事不同而理同而已.庄子说:“就其同者视之,则万物皆一.”《内经》也说:“智者察同,愚者察异.”据此,我们中国人更说,治病如治乱,治军如治气,治国如治身,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生命,我们不懂,因此只能见招拆招,把生命玩转,就像小小孩玩电脑,不需要明白,也不可能明白,只要会玩就行.

病,是无穷的;证,是有限的.辨病,大数据库做到252比特也不够用.如果用辨证,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纲,心肝脾肺肾五藏,就没有那么复杂了.八纲辨证只辨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四次,再加一次五脏辨证,就可以得到唯一解了.而且新老医生不会有出入.任何病都有症状.症解决了,病也就解决了.身体不适,就那么几个症状.辨症(证)也不难.所谓“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

例如,《》只有13 方,张仲景《伤寒论》《金匮要略》发展到将近三百方,到明《普济方》就发展成六万多方.到了六万,就成了繁琐哲学,人们已经无所适从了.我们由简至繁,但多起来之后,人们就会不得要领,有经验和没有经验成了一样.到这时,我们又要由繁返约,要化简,要梳理,要复命,要归根返元,要归零,要空杯,要回归“常”.

其实,这就是回归到生命本身,因此,我们一开始就不用“日益”的“智/ 学”,而用“日损”的“道”.这就是中医的辨证方法.中医的“辨”用“刀”,去掉多余的东西.不是哲学的“辩证”,用“言”,打嘴仗,总是去争论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种永远也讲不清的问题.

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生命学,至少有二千多年了.其结晶,就是《》.

《》说:“上古之人,皆度百岁而去.”度百岁而去,是强调的要回到自然而然的生命.动物的平均寿命,是成年期的七倍.人如果二十岁成年,则正常寿命应该是140岁.不到这个年龄,都是夭折.可是,世界上没有哪种动物比人更容易生病.其实,人不该有病,有病都是人自己找的.简单讲,不生气就不生病.当然,人也有比动物强的地方,那就可以把防病治病的经验,传承下去.

《》就是最早的防病治病记录.具体而言,就是回到简而又简的生命本身.

《》为我们提供的方法,就是“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在还未成病的时候,刚有点不适的时候,我们就自己调理;在亚健康状态,就让它复健;在未生病时就预防.

生命和疾病,没有人能够搞清楚.不但我们搞不清楚,专家也搞不清楚.如果他们能搞清楚,他们就可以造人了;如果他们能搞清楚,世界上就没有疾病了.

而处理谁也搞不明白的问题,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先哲学后医学,先艺术(健康艺术)后技术(医术);就是用心,而不是用知识;就是见招拆招,法无定法.总之,就是回到生命.

现代医学的专家们,研究的是身体、器官、细胞,而我们要认识、要处理的,却是生命.两者本非一物,硬把它混淆起来,只能草菅人命.此即当今常讲的,治好了器官,却治死了病人.病,我们搞不清楚,但我们可以感知到我们身体的不适,感知到我们身体的冷热,酸胀,痛疼,麻木.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治我们不明白的病?我们知道我们的不适,我们知道我们为数不多的证,我们为什么不调整我们能感知其是否存在的证/ 症?我们自己把证调整过来,不就行了吗?

按照《》,所有证,都有机、都有枢,抓住机会、机缘、机因,打开机枢,证,会自然化解.因此,一旦我们感觉到不适,我们需要及时找到开关,把它们调为正常.所以,它不是我们人类之功,而是自然之功.我们只不过是盗自然之功.庄子把自然、天然定义为“天”.他说:“何为天?何为人?牛马四足,是为天(天然);穿牛鼻,络马首,是为人.”我们也可以说,这是“盗天之机”(《黄帝阴符经》),我们自己是一无所知的.但可以持天之机,借天之力.当然,我们不敢偷天之功,以为己力.

其实,因为生命是“活生生”的,因此,我们并不懂什么病、我们也并不明白什么病,但老天(天然)会告诉我们,所有证,痛、酸、肿、胀、瘀、滞、痘、痈、疽、瘤,等等,都有开关;打开开关,证自然迎刃而解.所以,从生命的角度来看,应该说,病是身体自己治好的,不是大夫治好的.

这正是《》所要告诉我们的,而且,黄帝奠定的治未病,养生、仙学,也正是生命科学.本来,你哪怕把天下医书都读尽了,却仍然没有把生命搞明白,没有把疾病搞明白.《》没有讲明白生命和疾病是什么,但它讲明白了怎样去弄清楚生命和疾病是什么.

《》的一半是《素问》,是黄帝与歧伯彼此问对医学基本元素.《》的另一半是《灵枢》,灵验的机枢,又叫针经.

《素问》注重病机,有病机十九条.如何把握病机?要看“符”,要.人健康与否,要;人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还要.这就是诊断,要找出正常异常.人感到痛,感到不适,说明是异常了,是不正常了,这时就需要“出奇兵”,这就叫“治未病”.真药治假病,真病没药医.能够治好的,都不是真病,只不过是阴阳失衡,只不过是瘀堵不通.不可药救的,才叫真病.

所以,调症治病,则在持机.这个机,就是机关、机枢.针经叫《灵枢》.什么意思?灵验的机枢,灵验的开关. 医生治病,只不过是持天之机,抓住了机会,找到了灵验的机枢(灵枢),打开了开关.机在哪里?开关在哪里?《内经》说,“上守机者,知守气也”“机之动,不离其空”,或叫不离其穴、窝、虚.“虚者,皆机关之室,真气之所过”.其次,就是“溜不能过于机关大节者也”,也就是近心端的大骨节之边沿.这是位置.

《内经》还讲到开关的特点.《灵枢·经筋》中说“以痛为腧”,张介宾云:“但按其俞穴之处,必痛而解,即其所也.”《灵枢·癫狂》云:“以手按之,立快者是.”这就是说,开关(机枢、反射区、反射点、阿是穴、原始点、有效点)本不痛,但在身体不舒服时,它会变得一碰就非常痛.把它揉按好了,瘀堵疏散了,身体不适,也就调整好了.

《内经》还讲到了寻找方法.书中说:“阴之与阳也,异名同类,上下相会”“上下左右,无有恒常”“用针之理,必知形气之所在,左右上下,阴阳表里,血气多少,行之逆顺,出入之合,谋伐有过”“以上调下,以左调右,有余不足,补泻于荥输”.左右上下,阴阳所在,上下同法,循上及下,何必守经.“病在上者,下取之;病在下者,高取之.病在头者,取之足;病在足者,取之咽”“病在上,取之下,刺府腧也”“故善用针者,从阴引阳,从阳引阴,以右治左,以左治右,以我知彼,以表知里,以观过与不及之理,见微得过,用之不殆”“夫邪客大络者,左注右,右注左,上下左右与经相干,而布于四末”“邪客于经,左盛则右病,右盛则左病,亦有移易者,左痛未已而右脉先病”,故“以右应左,以左应右”“左取右,右取左”“左刺右,右刺左”.

经络穴位,过去从解剖上找不到存在的根据.今天有人说,它是布满全身的细胞间质,是输送能量和排出废物的通道.找不到它们的原因,是因为解剖时,它们中流动的流体都排光了.这些流体一旦瘀堵,就在于会表现为突起的包块或条索.通过按揉,疏散了瘀堵,疼痛就会消失,身体也就复健了.

因此,我们才常说,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不通的时候,不但在痛的地方可以找到突起的“包”或突起的条索,通常会称作拘筋.揉按这些异常的突起的结节和条索,直到它们消失,疼痛就会消失.同时,在身体的其他部位,还会存在反射区和反射点,这些反射区和反射点,不能主动表现疼痛,不过,一但触及,即表现为刺痛、锐痛或钝痛.这些部位也会找到突起的硬块或条索.同样,把这些突起的硬块或条索揉按掉,它们对应的身体部位的主动疼痛也会消失.观察发现,反射区/ 点离病灶越远,效果越好.这就是手反射区和脚反射区,治疗效果好的原因.

生命不能像机器一样拆御,我们只能望闻问切,从相/象上推断.

人是全息的.辨症是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方法;是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方法.所谓“八纲辨症定性,五脏辨症定位”.例如,《》认为,病由六邪引起:风、火、寒、暑、湿、燥.风、湿、寒三阴邪,引起慢性病;暑、燥、火三阳邪,引起急性病,或疾病急性发作.《内经》也说,风为百病之先.人很容易受风.

所以,亚健康通常是慢性病的前奏.而通常只要将六邪之阴邪排出,只要排出风、湿、寒三毒(三阴邪),亚健康或慢性病就会得到改善.风湿寒毒,可以停留在皮肤、腠理、五藏六府.风湿寒毒,可以用汗法排出.细胞之间的风湿寒毒,普通汗法就可以排出,比如运动、桑拿等.排出细胞内的风湿寒毒,这些简单的普通汗法就不管用了.   

所以,在论及人为什么生病的时候,中医往往会把病因分为内因、外因、不内外因.外因是病毒、细菌、微生物感染,不内外因是天灾、人祸、事故.内因则是机体不能正常运转,而这主要是气、血、痰、湿、废物、毒素等瘀阻造成的.那么,最容易堵在哪里?身体内的毒素就像河里的沙子一样,会淤堵在有坑、有窝、拐弯的地方,身体的瘀堵,常常发生在穴、空、窝、关节、骨沿、终端.

而且,瘀堵、病灶、开关,不是一个东西.我们从日常的管道分析知道,开关在瘀堵之上,病灶在瘀堵之下.如果瘀堵在穴位、体窝、关节、骨沿,那么开关就在瘀堵的近心端(去路,比如动脉)或远心端(回路,比如静脉),以及指令终端.这就是说,枢机、机关、开关通常在经络上,在远心端的耳上、手上、脚上,也在瘀堵处的近心端(去路)或远心端(回路).

同时,身体的“窝”和“穴”一样重要.“窝”和“穴”常常是我们身体内脏的“反射区”.反射区,是打开体能、冲刷和疏通瘀堵的“开关”. 一旦异常和不适,就要按摩开关(在开关处针灸、拔罐、刮痧、放血等,效果一样).我们通常感觉不到“开关”的存在,不像我们的肌肉,会感到酸痛;不像我们的关节,会感到不舒服;不像我们的项背,会感到僵板;不像我们的眼睛,会感到疲劳.我们身体的“开关”,往往是没有感觉的,但我们在刺激它的时候,它会酸、麻、胀,会特别疼痛.按摩刺激时才疼痛的“窝”和“穴”,是给身体一个信号、一个“命令”,让身体自己运用自愈的“体内大药”,自己调节,自己治愈,自己修复.开关也可以叫原始疼痛点.原始疼痛点,就是说它造成疼痛,但它本身不一定疼痛;触碰到它,它才表现出特别疼痛;打开它,就可以疏通疏通瘀堵,解决病灶处的不适和疼痛.原始是指它是发病“病机”,也是调理的机枢.

总之,人的生命是全息的.因此,中国文化更注重观察,比类取象,举一反三,认为事不同而理同.不注重假设,不注重形式逻辑.我们研究的是生命,但现代医学把活生生的人碎片化,变成了器官,结果医生治好了器官,却治死了人.既然人是不能分割的,所以中国人的认知办法,就是比类取象,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为什么我们能够通过面相()、手相(手反射区)诊断?因为人是全息的,每个细胞都带着全身的信息,每个细胞的基因、DNA 都是相同的.因此,西医辨病,是发散的;中医辨证,是收敛的.辨病,是碎片化.辨证,是整体观念.事不同而理同,就其同者视之,则万物归一.智者察同,愚者察异.

四、结语

从上面三个方面,不难看出,在中国人眼中,普天之下,宇宙、人类永远探究不完、研究不透.生命,人类永远也探究不完,研究不透.《》说:“请言神,神乎神,耳不闻,目明心开而志先,慧然独悟,口弗能言,俱视独见,适若昏,昭然独明,若风吹云,故曰神.” 这就是人类的生命.你找不到她,但默然回首,她却就在灯火阑珊处.

因此,在中国人看来,世界不应该是僵死的、静止的、支离破碎的;身体不应该是僵死的、静止的、支离破碎的;至于身体的疾病,当然也不应该是僵死的、静止的、支离破碎的.因为,在这一切的背后,都潜在着活生生的生命.

在笔者看来,这一切也正是中国的生命美学的现实语境.

美在于生命,美也源于生命,美更为了生命!而美学所孜孜以求的,当然也就必须是生命,也只能是生命.因此,生命美学的诞生,无疑是必然的,也无疑是符合中国文化的传统的.作者简介:潘启明,周易研究名家,中山大学南方学院教授.曾任湘潭师范学院(现湖南科技大学)外语学院主任,著作有:《周易参同契新探》(与周士一合著,1981,湖南人民出版社)、《周易参同契通析》(1990,上海翻译出版社)、《周易参同契解读》(2004,光明日报出版社),等.

编辑:宋国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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