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净与封闭类研究生毕业论文范文 跟纯净和封闭类毕业论文题目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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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净和封闭

陈世旭

今年春节前,天津作家肖克凡兄从微信发来一位著名作家关于改进文学评奖的一封公开信,“改进”的鹄的自然是希望评奖做到真正的公正公平.这位有勇气仗义执言的作家是我向来敬仰的名家之一,小说写得极好,在坊间是被公认的.国家大奖一再榜上无名,心有不平本是很可以理解的,但克凡兄的这个微信不知让我犯了哪根斜筋,我回复道:在一个道德沦丧的时代想要公正公平,其迂腐岂止可悲,简直可笑.

克凡兄没有正面回应我的无理,只说:作者的知识分子立场还是值得肯定的.

我更毛了:请慎用“知识分子立场”!不就是文人的那点小九九吗?

觉得意犹未尽,又说:中国作家太看重评奖了,所以佳作迭出;中国作家太看重评奖了,所以大师缺失.

克凡兄还真有涵养:是的,我会记得“慎用”,并且努力克服名利思想.

立刻就衬出了我的粗野.我意识到自己的过分.多年来,克凡兄享有文坛黑马的盛名,其长篇小说《机器》曾轰动一时,那一届的“茅奖”呼声甚高,却最终失之交臂,令人惋惜.相形之下,我压根儿没写出过、这辈子也肯定写不出一部真的可以叫做“长篇”的小说,早就死了那个心了.所以站着说话不腰疼.我于是缓了口气:我的话说得冲了,别介意.老弟因为离那奖近,所以感同身受;我因为写作失败,所以作壁上观.

年后,克凡兄又给我发来一则长文,是一篇介绍江西作家丁伯刚的文章.这篇文章的作者我没听说过,但文中介绍的丁伯刚我却是颇知道的,在江西的同行中,他是我最敬佩的一位.2011年,我在中国作协主办的《文艺报》开的《大白话》专栏里为他写了一则短文,题为《弱者,还是强者》: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天,有一位头发蓬乱、面色苍白、从很偏远的县城来的年轻的中学教师跟我说,他将和同伴去闯海南.关系路子是一点没有,钱只有仅可买车票的几文.他们做了最坏的打算:白天打零工,夜里睡海滩.他们从地摊上买了几本印制极劣、错讹百出的相书,预备或有可能,就摆摊算命,赚钱糊口.我只有默然,在心里为他们祝福.

他们一去杳若黄鹤.一年多后的一天,我忽然接到一本从那个偏远县城寄来的一册国内最著名的大型文学刊物.扉页上只有一句话和一个签名——那位中学教师的名字.

作品引了鲁迅《野草·墓碣文》中的一段话作的“题记”:“有一游魂,化为长蛇,口有毒牙,不以啮人,自啮其身,终以殒颠.”其中人生体验的惨痛,可想而知.很快我就在一张地方报纸上读到他就这部作品写的文章:

“……此次生病,实在是宣判了我这一生的死刑……我现在所能有的,一是贫穷,二是疾病,除此而外再无其他.回顾童年少年时的饥饿,长期营养不良造成的体质虚弱.读书时所有的,便是自卑、屈辱,和被外界的形形色色激起的强烈自尊,及自尊遭蹂躏后的痛苦.毕业后出来工作,又是极度的生活重担,为家庭为社会,让自己的青春时光都在沉重的负荷下度过.等到个人事业刚有点点转机,便又是疾病,和因身体的病残而来的对整个一生的绝望.”

于是,他“只好退守文学”.

那年夏天,正是我以为他在海南闯荡着、进取着的时候,他却“在海口市中心的大陆三角区,寄身于一个小饭摊上,闲时便无聊地翻一本《海明威传》”.“看着身前身后漩涡般的人流和车流,我深深感到这个世界不是属于我的.”“海明威是个硬汉,写了一大堆硬汉人物,讲了一大堆硬汉的话.我呢,正好相反,一个典型的软汉.”于是他决定返回故乡,回到那个偏远的县城,并且去写小说.写与海明威不同的“软汉”小说:“这是一种天命,我想我只能如此.阿Q说:‘我是虫至(豸),还不行(放)么?”’

谁能断定,这是软弱还是顽强?是消极还是积极?是怯懦还是抗争?评判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没有怀才不遇的愤世嫉俗,命乖运蹇者的怨天尤人,有的只是“退守”,将一种事业作为人生的支撑,从而将现实生活中的一切不幸承担下来.在那之后,他的写作一发不可收,不断地有够份量的作品在够份量的杂志发表出来.我当时在社团主持工作,按照例行的做法,多方筹措了经费,要给他开一个研讨会,以扩大他的社会影响.没想到被坚决拒绝了.他低声但毫不含糊地说,他所以写作,只是为了得到一种精神的满足,而他已经得到了,这就够了.其他一切都属多余.

我深为之震撼.看着他依旧蓬乱的头发、苍白的面色,我仍只有默然,这样的人,再乖蹇的命运也是压不垮的.这样的人,不是软汉,仍是硬汉.

《易传》有“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话——厚德的内涵中有两大属性,一个是“柔”,一个是“不争”.老子说:“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他又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老子赞美“柔”,赞美“不争”,是因为它们所代表的属性是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无法与之抗衡的.这不是弱者的哲学,而是强者的哲学.“厚德载物”因此又是华夏民族精神另一半重要内涵的表达.体现在个人身上,就成为另一种优异的品行.

文中推崇的这位作家便是丁伯刚,那个大型文学刊物是上海的《收获》.1989年那期《收获》打头的是丁伯刚的处女作中篇《天杀》.1991年,《收获》又发表丁伯刚第二部中篇《天问》.

克凡兄转来的那篇文章写道:“这年年底,从县到地区再到省里,都把本省有个作家在《收获》发表了两部作品,作为文化工作的成就来列举.

我不知道是不是“从县到地区再到省里”真的有人做过这样的“列举”.把一位作家个人的创作成就当作自己或部门“文化工作的成就来列举”似乎有点无耻,我不相信会有这样的无知无畏者.我所看到的省里的同行无不有一种莫名的兴奋.在一个文学像经济一样落寞的地方,有一个人得到异地大刊的认可,对大家的信心都是一种提振,毕竟,羡慕或嫉妒一个比自己有才华的人是人的一种天性.我那时刚进入省作协协助领导工作,我的公开观点是省里的刊物应该请国内一线的作家来撑门面,而省里的‘作家应该去冲击国内一线的刊物.这些话我是打心眼里说出来的.《收获》是一家门槛很高的刊物,我这样的写作不可能人他们的法眼.去年,在一个小地方的文学活动上与《收获》的编辑王继军同座,他出于编辑的习惯向我约稿,我自然知道那只是一种礼貌,于是也礼貌地给他发去了一个短篇小说《花·时间》.我知道《收获》不会用这样的作品,只是为了不拂对方的好意.结果不出预料,《花·时间》白花了他们的时间,随即就退稿了.因为这些,丁伯刚在我心里的份量之重是可以想象的.

在《收获》连着发了两部中篇的丁伯刚在那之后好像忽然人间蒸发了,再没有看到他公开发表的作品.他给我来过几封信,都是一些读书和思考的杂感.他看的书很多,想得也很深邃.我只能尽力理解,却自忖没有足够的水准与他对话.因为一直没有看到他的小说新作,我暗中有些为他着急.这段时间,江西陆续出现了一批新人新作,让后继乏力的我这一拨上一年代初期出道的作者看到了希望.丁伯刚本来是大家寄望最大的一个,却不知怎的没了声息.我很主观地觉得他需要一些激励,这就有了为他组织研讨会的动议.这之前我和同仁辛苦操办过江西作家傅太平、熊正良、李伯勇等好几位作家的创作研讨会,光熊正良的研讨会就一连开过三次.那时办会,所费不多,除了外地与会者的来往路费和最多一天住招待所的食宿费,没有红包一说:对本市与会者最大的诱惑就是通知上的“有午餐”.认真的研讨会,大伙聚一块,坦诚相见,说长道短,释疑解惑,即便作者本人无需从中获益,对别的同行也会有所启发.坦白说,我不是没有一点私心.那时的文坛异彩纷呈,可我大都看不懂,字都认得,就是怎么也闹不清隐藏在这些字后的作家的深意.对丁伯刚的小说,我也是雾里看花,似懂非懂,只知道这样的小说打死我也写不出,却说不出子午卯酉.我悟性很低,又懒于读书,国内好多作家当时的大作品我都是有机会见到本人当面讨教才好像有那么点明白的.

丁伯刚的拒绝,一面让我心生敬意,一面又很是遗憾.直到今日,看了克凡兄转来的那篇文章,我才知道如下的事实:

2004年,离丁伯刚发表第二部作品已经相隔14年了.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埋头在写,每年写一个中篇,已经写了14个了.且篇篇都好,质量不仅高而且很稳定.

消失了十多年的丁伯刚又在《收获》重现了.

《收获》主编李小林2007年说丁伯刚是中国目前写得最好的作家.

迄今为止,丁伯刚在《收获》已发表了七部中篇,加上在其他杂志发表的17部中篇,总共24部,长篇小说一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一部.

丁伯刚的作品,对社会变动给人带来的影响,对底层人的痛楚有着极其敏锐细腻深刻的感受.他描写当代底层小人物的心理和精神状态精确入微,让人感叹,他是怎么感受到这些的?

然而,不知为什么,丁伯刚的知名度很有限.对文学不感兴趣的人不知道丁伯刚姑且不论,文学爱好者里面也很少有人知道丁伯刚.最奇怪的是评论界,很少有人知道或者读过丁伯刚的小说.

所幸的是,在这文学边缘化的时代,丁伯刚还是有几个知音.他们积极刊发他的作品,不遗余力地为丁伯刚寻找出版商.至于丁伯刚本人,一切依然故我:

文学界评论界对丁伯刚的冷漠,他没感觉,或者根本没有意识到,但是别人对他的帮助,他却惶恐不安,觉得太不好意思了.丁伯刚一点没在意在文坛的冷遇,他只着急只焦虑自己的作品能否写得更好.丁伯刚热爱文学热爱写作的心情非常纯净,功名利禄的世俗影响在他身上丝毫看不到.如此纯净的热情,会驱使他毫不动摇的坚持下去.对于研讨会,丁伯刚的看法是:

觉得这是炒作.炒作在他看来是非常不好的事情,他拒绝出席,讨论会就没开成.我这才知道,丁伯刚当初的拒绝是因为不愿被“炒作”.我愣住了.

当一种社会信用崩溃,任何与名誉、利益相关的公共事件无论多么郑重其事,多么高级、庄严、辉煌,都有可能被视若蝇营狗苟的闹剧,让爱惜羽毛的正派人避之唯恐不及.

丁伯刚是绝望的.绝对的无望和不屑.为此他不惜付出被文坛“冷遇”的代价.

这绝望真是让人不寒而栗.想起他引用鲁迅《野草·墓碣文》的“有一游魂,化为长蛇,口有毒牙,不以啮人,自啮其身,终以殒颠”给中篇处女作《天杀》作的“题记”,仿佛是一句谶语.

我忽然意识到,与丁伯刚比起来,克凡兄年前发来的那封有关评奖的公开信的作者,人生态度是积极的,他内心的光芒一息尚存.一个人如果还能心有不平,还能愤怒,还能发声,那就证明他存着希望.而无论对于人生还是对于文学,存着希望总是必要的.我在给克凡兄的微信里表现的那种虚无,除了浅薄的戏谑和玩世不恭,别无意义.

离开可以为同行效力的工作岗位,客居异乡已近十年,作为一直对丁伯刚应有的影响抱着厚望的朋友,我真心愿意他不那么绝对化.文坛就是一个江湖.只要是人的游戏,从来就没有过绝对的纯洁和绝对的肮脏.江湖鸡飞狗跳,江湖也卧虎藏龙.尽管多年来的文学研讨和文学评奖不可避免地让些许我这样的平庸之辈浪得虚名,但一条条文坛好汉同时也由此脱颖而出.在那些没有被研讨、被评奖的作家中,谁也不能否认有被埋没的天才和天才之作,但如今活跃在文坛的风云人物有几个没有研讨和评奖的经历呢?如果写作真的“只是为了得到一种精神的满足”,那又何劳“知音”们“积极刊发”作品,“不遗余为”地“寻找出版商”呢?如果没有古人“藏诸名山传诸后世”的自负,如果还愿意将作品交付发表出版,那就大可不必拒绝作品的更广泛传播,大可不必拒绝拥有更多的读者.这并不等于追逐“功名利禄”.毕竟,主观上的追逐和客观上的得到完全是两码事.恬不知耻的贿赂巴结、拉帮结派、吹捧作秀固然可恶,过于自守的远离世俗、茕茕独处、不沾荤腥恐怕也不是办法.某种意义上,写作就是为了与世界对话,“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就是为了与更多的人一起来认识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并从中寻求活着的意义.作家可以洁身自好,可以“非常纯净”,但不必封闭自己,不必拒绝真诚的善意,以致隔绝了本应属于自己的更大的空间.

2016/2/16于岭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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