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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圆桌谈：我们的生活质量问题读张中民短篇小说《城市蚂蚁》《大声哭泣》《还乡记》
伟大的小说家狄更斯在《双城记》开头说：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种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这段充满辩证气息的话成了经典,也经常被用来评述我们所处的时代.毫无疑问,用好与坏这样一对相对模糊的标准来评述一个时代的话,永远都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答案：显然不可能让所有人都认同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不过,倘若说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中华民族由贫弱向富强转型的伟大时期,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的确,自清朝末年中国从一个东方帝国沦为西方列强的猎物,被侵略、殖民以来,今天的中国经历了将近两百年的屈辱、沉沦之后,终于在世界上又重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以一个被全球认可的大国形象出现在了世界舞台上.显然,我们这代人是有幸的,我们有幸看到了中华崛起的过程,看到了中国是如何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威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国家的.
的确,从经济发展的角度,从国家发展的角度,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飞速发展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富强的中国,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大时代的来临.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从一个贫弱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过程,显然离不开广大中国民众的勤劳、努力——正是广大中国人在任劳任怨努力发展自己小家庭的过程中,才带来了中国经济的崛起.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中国人也付出了代价,比如当下的留守儿童问题,显然就是很多家庭为了改善经济条件而付出的代价.当时代聚焦于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的时候,我们自己必须清楚,在我们追求发展、富裕的道路上,我们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
张中民的这几篇小说聚焦的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缺失——我们情感生活的匮乏.从小说表现对象来看,张中民的这几篇小说表现了不同阶层的人群：《大声哭泣》讲述的是一个乡村中贫困且因为自身缺陷而备受歧视的哑巴的痛苦生活；《城市蚂蚁》讲述的是一个从乡下进城打工,并且在城市成功安家的一个底层的打工者的生活的压抑和沉重；《还乡记》则描述了一个老板在大年二十九这一天的生活.虽然看上去,《还乡记》中的老板和《城市蚂蚁》中的打工者以及．《大声哭泣》中备受歧视的哑巴之间似乎没有任何的共同点,不过,在这几篇小说中,张中民却非常有说服力地呈现出,这些看似阶层不同,生活状态不同的人,都是情感匮乏的人.
《大声哭泣》中的主人公哑巴林显然是最值得同情的人,因为天生缺陷,他在任何地方都是不受欢迎的,不被尊重的.在村子里,人们拿他的生理缺陷开玩笑,故意戏弄他.在家里,他的哥哥和弟弟也都歧视他,甚至故意欺负他.这样,在人的世界里面得不到情感慰藉的主人公只能从自己养的牛那里获得情感的安慰——只有牛不会欺负他,而且对他的付出会表示感恩.不过,这个可怜的人的最后一点可怜的精神慰藉最终也没有得到保留,小说最后,贫穷的家庭为了给他的弟弟娶媳妇把他的牛给卖了.《城市蚂蚁》中的周宇生活状况要比哑巴林好一些,作为一个乡村进城的打工者,其实他已经算是足够幸运——在打工的过程中,被打工服务的对象看中,娶了一个还很漂亮的城市姑娘.但是小说呈现出来的是周宇的疲劳,为了能够给妻子孩子更好的生活,为了能让孩子喝更好的进口奶粉,为了能在城市买上房子,周宇每天早上两点半就起床,开始一天的打工.小说描述了周宇一天的工作,早上两点半起床去送报纸,上午1 1点左右完成送报纸的工作后,他接着去做下一份——给一家快餐店送午餐,一直干到下午两点钟左右.之后,在下午三点钟,他还要去派发广告.这就是周宇的一天.小说中的周宇和自己的妻子也没有太多的情感的交流,妻子对周宇只有要求：给孩子买最好的奶粉,在城市买自己的房子……《还乡记》中的刘宁虽然也出身于乡下,但是他成功考上了大学,还被分配到国家机关工作,而且后来还自己开了公司,成了开着宝马车的老板,所以,从表象看,他的生活问题,应该和周宇、哑巴林们是不同的.可是,小说通过对刘宁一天生活的描写,也呈现出了他的问题.他上午开车到了乡下老家——他母亲一个人住在老家,原本刘宁是想把年货给母亲放下就走的,但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他母亲坚决不让他离开,虽然在这个过程中他接了很多电话,也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小说最后点明,母亲只是想和儿子过一个团圆年.小说中的刘宁显然不存在哑巴林、周宇那样为生计操劳或者被人歧视的问题,他甚至有很多看上去关系亲密的人：他的妻子、女儿,他的情人,他的老上级,等等.不过,饶有意味的是,当刘宁疲于奔命地处理他身边的种种关系的时候,在小说最后却突然发现了自己缺乏和母亲的感情交流.
显然,张中民的这几篇小说切中了我们这个经济突飞猛进的大时代的痛点,提醒我们注意：在我们埋头挣钱的时候,在我们努力要改变自己的贫困状态的时候,在我们努力满足自己的各种的时候,我们是否关注到了自己的情感.显然,从发展的角度来讲,当下的中国人的确处于一个伟大的时代中,几乎所有的人,只要努力,只要愿意付出,都能在不同程度上改善自己的生活.当然,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中,一股新意识形态崛起了.王晓明曾经对这个“新意识形态”做过较为详尽的分析.他指出,社会的精神舞台上不会出现真空,在旧的思想系统退场之后,一定会有新的填补,那么,在1990年代以后,一种新的思想开始登场了, “它借助1 980年代社会对现代化的憧憬和懵懂,宣称中国已经重新开始了现代化的大步跃进,大家都不必再哭丧着脸,应该欢呼雀跃才对；它又逢迎公众摆脱物质贫困的普遍,说除了眼前的物质利益,其他一切都是空虚,是文化人的胡诌,都不妨‘去他妈的’；它全力为‘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鸣锣开道,吆喝说这就是进步,就是发展,一切都很合理,没有什么可怀疑的……”这种所谓的“新意识形态”是如何形成的显然已经很难考证,不过,它却正在迎合并塑造着这个时代的群体和公共想象,它影响着这个时代的人对时代的认知,对价值的认定.正是在这种“新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大众产生中产阶级的幻觉,追踪时尚,放手消费；正是在这种“新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对物质的追逐,对的追逐成了堂而皇之的价值和理由.这种“新意识形态”也把成功给狭义化了.在当下这个语境中,成功只意味着占有更多的财富、拥有更高的地位和更大的权力,甚至是占有更多的女人.成功只是占有,它和精神追求无关,也和情感无关.
毋庸置疑,这个“新意识形态”给大众带来的新的关于成功的定义,促使大众一个个都变成了挣钱的机器,的机器.在生活中,每一个人都在努力,但是努力的指向却都是攫取到更多的金钱,满足自己更多的,却没有关注到自己的情感需求.在这样的状况下,个体的生活质量显然也就是可疑的了.2015年《羊城晚报》所报道的女白领给陌生人发晚安短信的消息其实也正说明了这个时代人精神情感的饥渴当然,我们可以说,这所有人的苦闷,情感的压抑和饥渴其实都是物质生活匮乏的结果,是大家急于改善自己生活的结果.但是,问题显然并不这么简单.正如张中民小说所表现的,如果说哑巴林、周宇的确是为生计所迫的话（其实周宇也还是有驱使的因素,比如作为底层打工者,他却坚持要给孩子吃国外进口的昂贵的奶粉）,那么,《还乡记》中的刘宁已经完成了自身的财富积累,他完全可以生活得更有质量,可以关心自己的情感.但是,他却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了的捕捉上.小说中,在母亲的强留下,刘宁留宿在了老家.经常不回老家,和母亲几乎很少交流的他,在这个晚上,却不停地用手机微信和自己的情人联系（小说显示,他和情人之间也只是而没有爱）,这个细节非常典型,应该和作者创作这篇小说的动机有关.从这个细节中,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在这个时代．．我们很多人已经不会爱了,已经不懂得如何安放自己的情感,不知道自己的情感应该如何处理了,错误地把对的捕捉当作了情感的把握本身.当我们错把的实现当作自己精神的满足、情感的满足的时候,我们的生活质量显然就乏善可陈了,因为毫无疑问,的满足只能是一时的,随之而来的,将是更为深广的与痛苦.张中民用他的小说告诉我们,在这个时代,懂得爱,学会爱,呵护我们的情感已经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
作为一个小说家,张中民能够敏锐捕捉时代的精神困境,并通过形象的叙事将之表现出来,这显然是难能可贵的.小说家很重要的职责之一就是发现时代、社会的乖谬之处,并将之表现出来,由此来看,作为一个小说家的张中民显然是称职的.
希望今后能看到他更多更好的优秀作品！
理论家谱系：
刘宏志,男,河南延津人,文学博士,郑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河南省作家协会理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文化研究,小说理论研究,以及河南地域作家研究,出版有《墨白小说研究》《河南文学史·当代卷》《城市现代性的另一种表述》等专著、合著多种,在《光明日报》《南方文坛》等报刊发表论文7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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