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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晚年年谱》
曹树钧教授研究曹禺五十余年,依旧笔耕不辍.近日,曹教授又为我们带来了一本《曹禺晚年年谱》（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2016年版,以下简称《年谱》）.曹禺年谱是曹禺生平研究的基础工程.在这本《年谱》中,曹教授在翔实的史料基础上,系统地向我们展示了曹禺先生自1966年至1996年的人生轨迹.作为一部学术著作,它也给我们对曹禺研究带来更多的启示.
一、对于曹禺身份的认知
作为剧作家的曹禺先生,一直以来,人们往往惋惜他在晚年再也没能写出超越他在民国时期的剧作,这样痛苦也是曹禺晚年所常有的.《年谱》里记载了不少他与巴金往来的书信.其中,便显示了曹禺无法创作的痛苦.当然,学界在这方面也已经有了充分的论述.其实,曹禺晚年的身份,更多的应该是戏剧社会活动家、戏剧院团的管理者.而他在这两个方面的功绩,还有待我们更深入地展开探索.
曹禺先后担任了北京人艺的院长、戏剧学院的名誉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以及享有正部级待遇的文联主席.这些社会职务,使他在晚年更多地成为了一名戏剧社会活动家与戏剧院团的管理者.在这些身份之下,我们可以在《年谱》中看到,曹禺晚年遭遇了冗杂的各类会议及活动.这些浩繁的迎来送往、文山会海.无疑会极大地牵扯曹禺晚年原本就不济的精力,自然也无力从事剧本的创作了.
然而,作为戏剧社会活动家、院团管理者,曹禺的戏剧社会活动的功绩与戏剧管理的思想、理念还有待我们进行更为系统深入的探究.他晚年多次对北京人艺的发展、管理发表意见.在北京人艺建院四十周年之际,曹禺还系统总结了北京人艺的经验得失.在与领导人的座谈会上,曹禺曾为中戏的师生争取权益.同时,他也十分关心、帮助后辈的发展.比如他曾亲自为后任中戏戏文系主任张先写出国留学的推荐信.再如,他在听取王晓鹰想要在排演《雷雨》时删去鲁贵这一人物时,欣然表示同意,并表示如有批评意见,可以用已征得原作者的同意来做挡箭牌.
巴金在写给曹禺的信上就曾写道：你的存在就是力量.虽然,曹禺作为剧作家而言,他的晚年是不幸的.然而,作为戏剧社会活动家、院团管理者,他在晚年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更是值得我们深入地系统地研究的.
二、曹禺“心里未交出的宝贝”是什么
曹禺的晚年未能创作出超越他早年的剧作,这不仅是他个人的遗憾,也是中国现代戏剧史的遗憾.巴金在给曹禺的信中就曾提到：“你没有把你自己心里的宝贝拿出来.”曹禺没有拿出来的宝贝是什么？倘若曹禺晚年有时间、有精力能全身心地不被束缚地投入到创作生活中去,他剧作的成就可能会是怎么样？这也是值得从一些蛛丝马迹中去探寻的.
从曹禺在1949年后创作的剧作,尤其是《胆剑篇》与《王昭君》中的戏剧语言里,我们就能发现曹禺的戏剧语言已经在向诗化语言进行发展了.在“”后,曹禺也曾写过一些剧作的开头,因为没有生活、没有精力而未完成.曹禺也曾希望完成1949年前未完成的剧作《桥》.曹禺在与学者进行访谈时曾提及在民国时期,他曾试着用诗化的语言来写一部描写岳飞、秦桧、赵构的剧作《三人行》.在《年谱》中记载的一些书信往来中,也能看出曹禺诗化语言的功力.这些未完成的剧作手稿、草稿,倘若能为我们研究者所知,或许就能通过这些蛛丝马迹来描摹出晚年曹禺在戏剧创作上可能的样貌.
曹禺曾说自己最喜爱的外国剧作家就是莎士比亚,从目前的材料来看,我认为,如果曹禺的创作未受干扰,他晚年的剧作应该是往莎士比亚的方向发展.当然,曹禺也会有自己的特色与时代的特色.可惜的是历史经不起假设,但这样尝试性的描摹,无疑会对我们今天的剧作家们提供一些方向性的参考.
三、曹禺晚年身居的地位与曹禺研究的兴起
曹禺研究,自《雷雨》问世后就开始了.但真正逐步形成气候,应当是新时期以后.这也是曹禺社会地位逐步上升的时期.这就涉及到权力意志对于文艺的影响了,当曹禺身居全国文联主席、全国剧协主席的“高位”之后,即使他主观上并没有这样的意识,但他剧作的演出,作品的研究或多或少地会得到有关部门或明或暗的支持与帮助,相对地会获得更多的资源.曹禺身处的地位,为他作品的演出、推广、研究起到了多少推动的作用？这也是我们研究者值得深入探究的.
从曹禺晚年的境况、地位来看曹禺研究兴起背后的权力逻辑,也是曹禺研究史研究中一个值得观照的角度.并不是说,曹禺及其作品没有价值、不值得研究,而是说我们在对作家作品进行考察时,本着知人论世的角度,应当观察曹禺所置身的文艺体制对他以及他的作品研究所产生的影响.从这样一个新的角度或许会让我们对于曹禺会有一个更深刻的认知.
四、不失赤子之心的曹禺
在《年谱》中,我们可以看到曹禺晚年虽然身居高位,有时在一些场合里,不得不说一些场面上的话、违心的话,可随着年岁增长,他对于家事、国事都有着自己独立的思考与见解.而从他与巴金的书信往来中,更是可以看出他那颗拳拳赤子之心.
曹禺自己对于自己晚年未能在创作上有所作为而一直耿耿于怀.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好朋友如巴金、吴祖光的影响与帮助下,使他看清了一些问题.他深知权位耽误了他的创作,对于置身其中的文艺体制也有愈发清醒的认知.故而,暮年的他毅然在政协会议上敢于向领导人提出解散文联、剧协的建议.
对于自己出身成长的家庭,尤其是身为“军阀”的父亲,时过境迁,他也不在因意识形态而讳莫如深,终于将自己压抑在心头多年的真情吐露了出来.
这些难能可贵的真话,无疑将帮助我们更清晰地了解曹禺晚年的所思所想,也让我们能够看到他胸中那颗明亮的“通灵宝玉”.
然而,本人认为该书中尚有白璧微瑕之处,即在于,年谱的内容出处的标识还不完全.有些材料来自何处并不清晰明确.当然作者在书后附上了详尽的参考书目,但若能更为详尽地在页明出处的话,无疑会进一步地提升该著作的权威性.当然,我们也应理解曹树钧教授作为一位以纸笔写作的老前辈在学术写作中的不便之处.
总之,曹树钧教授用他求真务实的治学态度,向我们全面展示了一个复杂而又真实的曹禺晚年,为我们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相信也会激发研究者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深入到晚年曹禺的研究中去.听说下一步,曹教授将以专著的形式研究曹禺晚年的艺术世界,此书的问世将进一步地把曹禺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与深度,为广大的研究者与爱好者提供更多的思考角度与方法.祝愿曹禺研究会因此迈向新的高度与境界.
责任编辑 原旭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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