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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外来农民工的就业质量状况
张 凯
（1．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天津300071;2．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300387）
[摘 要]在前期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利用自行编制的就业质量指标体系,测量了天津、上海、广州等七大城市中的1 502名外来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测量结果表明．当前我国外来农民工的就业质量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方差分析显示,外来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在许多个人特征和就业特征上存在显著差异.
[关键词]就业质量；农民工；社会政策
[中图分类号] C913.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0166(2017)08-0070-07
doi:10.3969/j .issn .1003-0166.2017.08.013
当前,农民工已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主体,而外来农民工又在农民工中占有相当比例.据国家统计局报告,2015年末,我国农民工总数已达27 747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占60.8%.新世纪以来,农民工群体的权益保护及社会融入等问题越发得到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重视,学界对相关问题亦多有研究.在农民工就业后处境的研究方面,学界长期以来主要采用权利视角,但该视角的一个主要局限是难以全面把握农民工就业后处境,因为像“关系”等内容虽然对人的福祉有重要意义但却明显不属于权利范畴.
由于就业质量的概念内涵十分丰富,所以通过就业质量考察农民工就业后处境可以比权利视角更全面.就业质量是劳动者的基本需要在劳动过程中能够得到满足的程度,它包括6个初级维度和13个次级维度：人身安全维度可分为身体健全和劳动安全两个次级维度,“身体健全”考察在劳动过程中劳动者不受侵犯和暴力胁迫的程度,“劳动安全”考察劳动者的劳动环境安全无害且劳动者能够得到安全制度有效保障的程度：经济安全维度可分为劳动收入、社会保障和工作稳定三个次级维度,“劳动收入”考察劳动者通过劳动获得的报酬能够使劳动者维持不低于其所处社会普遍认可的最低限度体面生活的程度,“社会保障”考察劳动者能够参与法定社会保险及其他福利的程度,“工作稳定”考察劳动者当前的工作机会不易失去的程度：工作安排维度可分为工作时间和工作内容两个次级维度,“工作时间”考察劳动时间符合法律规定和劳动者意愿并具有一定弹性的程度,“工作内容”考察劳动者对本人劳动的自主程度：职业发展维度可分为技能培训和晋升机会两个次级维度.“技能培训”考察劳动者得到提升其劳动能力相关教育机会的多少,“晋升机会”考察劳动者实现职务晋升的机会以及在晋升机会面前得到公平对待的程度：社会对话维度可分为对话制度和对话行动两个次级维度,“对话制度”考察保障劳动者参与社会对话的相关制度的有效程度,“对话行动”考察劳动者参与社会对话的主动性程度：工作关系维度可分为人际关系和劳动关系两个次级维度,“人际关系”考察劳动者与其劳动过程中的利益相关自然人的关系和谐程度.“劳动关系”考察劳动者与资方关系的和谐程度.
关于农民工就业质量问题近年来也有一些研究成果带给人们有益的启示,但遗憾的是,既有研究在基本概念的明确性、测量方法的科学性以及调查样本的规模等方面还有较大的改进余地.有鉴于此,本文的主要任务是在前期理论研究和大样本数据的基础上,科学测量外来农民工群体的就业质量,并比较分析个人特征与就业特征不同的外来农民工在就业质量上的差异.
1 数据和样本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2013年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对策研究问卷调查”（以下简称“七城市调查”）.调查时间为2013年8月至10月,调查范围包括天津、上海、广州、武汉、成都、兰州、哈尔滨等七个城市,总样本量3 588个.根据本文主题,进一步缩小样本范围,将个案限定为16～64周岁（截至调查时点）、户籍为外地农业（相对于调查城市）、就业质量相关指标信息较为完备的全日制受雇就业者,得到的有效样本量1 502个.有效样本的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2 测量方法
在测量指标上,本文根据上述就业质量各次级维度的含义,通过在“七城市调查”问卷中选取相应问题建构就业质量测量指标体系.在权重设置上,一方面,采用德尔菲法设置各次级维度权重,即邀请15名劳动与社会保障领域的专家对就业质量各次级维度进行两轮独立打分（各次级维度赋值均为：很不重要等于1,较不重要-2,一般重要等于3,比较重要-4,很重要等于5),据此计算出各次级维度的权重；另一方面,主要采用等权法设置各维度内指标权重,但在个别指标上则根据相关研究或常识设置指标权重,见表2.
在信度方面,阿尔法系数是目前使用较广的信度指标.一般来说,该系数低于0.6说明信度太低不能接受,介于0.6～0.65之间不太好,介于0.65～0.7可勉强接受, 介于0.7～0.8比较好, 介于0.8～0.9非常好,大于0.9则需要考虑缩短量表长度冈.经过计算,本文编制的就业质量测量指标体系的阿尔法系数为0.87,说明信度非常好.在效度方面,本研究考察了全部有效样本的就业质量得分与其“未来一年主动离职可能性”的关联程度.分析显示,二者显著负相关(r等于-0.26,p<0.000 1),即个体就业质量得分越高、其未来一年内主动离职的可能性越低.该结果符合一般预期,可将其视为测量具有建构效度的一个证据.
3 测量结果及分析
3.1外来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整体情况
统计显示,外来农民工平均就业质量得分为61.18分,标准差为11.88分,中位数为60.69分,最低分为20.35分,最高分为93.30分.外来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得分分布情况如图1所示.由图1可见,外来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总体偏低,集中分布于40—79分的分数段,超过半数的外来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处于50—69分的分数段.
在就业质量各初级维度上,外来农民工在“人身安全”维度上的得分最高,其次是“经济安全”、“工作安排”和“工作关系”三个维度,得分最低的维度是“职业发展”和“社会对话”维度,仅稍高于30分,见图2.
3.2基于个人特征的外来农民工就业质量分析
个人特征包括人口特征和人力资本特征,人口特征包括性别和出生年代,人力资本特征包括健康状况、教育程度和职业资格或技术证书.
从性别看,女性外来农民工的平均就业质量(61.33)稍高于男性农民工(61.08).但方差分析显示二者差异并不显著(p等于0.686).尽管也有研究指出在农民工中存在收入上的性别不平等现象,但由于就业质量的内涵更为丰富,整体就业质量差异不显著并不意味着就业质量各维度差异不显著；因此,这一现象反而从侧面表明利用就业质量视角分析传统问题的必要性和创新性.
从出生年代看,可根据平均就业质量将农民工分为高分组和低分组：高分组是“90后”和“80后”农民工,平均就业质量在60分以上,明显高于其他年龄段；低分组则为“70后”“60后”和“50后”,他们的平均就业质量均在60分以下,见图3.方差分析显示,各同辈群体之间的差异显著(p<0.000 1).
健康状况根据调查对象自述情况,若被调查者报告患有“长期慢性病”“重症疾病”“职业病”或“身体残疾”中的任意一种或以上,将被处理为“非健康”组；若调查对象报告以上疾病皆无,将被处理为“健康”组.调查数据表明,在外来农民工中,自述健康者的平均就业质量为61.70分,而自述非健康者的平均就业质量为57.45分.方差分析显示,自述健康与非健康的外来农民工,在就业质量上差异十分显著(p<0.000 1).
从教育程度上看,明显表现出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外来农民工的平均就业质量也逐步提高的特点.小学及以下受教育程度与本科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外来农民工,在平均就业质量上的差距竟达到16.71分,见图4.方差分析表明,组间差异十分显著(p<0.000 1).
在职业资格或技术证书方面,有职业资格或技术证书的外来农民工,其平均就业质量为6521分,比无职业资格或技术证书的外来农民工高出近6分.方差分析显示,职业资格或技术证书对外来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有显著影响(p<0.000 1).
综上所述,个体特征不同的外来农民工,其就业质量具有差异.方差分析显示,出生年代、健康状况、教育程度、职业资格或技术证书等特征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是显著的,而性别的影响并不显著.
3.3基于就业特征的外来农民工就业质量分析
就业特征包括岗位性质、单位性质、单位规模、单位经营状况、行业等.
根据岗位性质,大体可将外来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分为三个档次：第一档次的平均就业质量处于66至70分区间,包括中高层管理人员(70.14)、办公室工作人员(67.64)和基层管理人员(66.76)；第二档次的平均就业质量在61至65分区间-包括销售人员(65.08)和专业技术人员(63.55)；第三档次的平均就业质量在56至60分区间,包括后勤服务人员(59.97)和生产工人(56.26),见图50方差分析显示,外来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在岗位性质上的分布有显著差异(p<0.000 1).
在单位性质方面,“外资与合资”单位的外来农民工平均就业质量最高(66.49),其次是“国有与集体”单位的外来农民工(63.07),“民营与个体”单位的外来农民工平均就业质量最低(59.76),见图6.方差分析显示,单位性质不同的外来农民工,就业质量存在显著差异(p<0.000 1).
在单位规模方面,呈现出随单位规模扩大、外来农民工的平均就业质量也逐步提高的特点,见图70方差分析显示,不同单位规模的外来农民工就业质量存在显著差异(p<0.000 1).
在单位经营状况方面,随着就业单位经营状况的改善,外来农民工的平均就业质量明显逐步提高,见图8.方差分析显示,单位经营状况不同,外来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存在显著差异(p<0.000 1).
在行业方面,方差分析显示,外来农民工所处行业不同,其就业质量也有显著差异(p<0.000 1).平均就业质量最高的是“现代服务业”(68.47),最低的是“建筑业”(56.36),二者差距超过10分,见图9.
综上所述,就业特征不同,外来农民工的就业质量也不同.方差分析显示,岗位性质、单位性质、单位规模、单位经营状况、所属行业等就业特征,对外来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均有显著影响.
4 小结
本文在前期理论研究的基础上,重点测量了外来农民工的就业质量.研究发现,从整体上看,外来农民工的就业质量不高,过半人员处于五、六十分的水平,从具体内容上看,外来农民工在职业发展与社会对话等方面的就业质量尚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在外来农民工内部,个人及就业特征不同,其就业质量也不同.从个人特征上看,新生代外来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显著高于其他年龄群体,健康者显著高于非健康者,教育程度越高平均就业质量越高,有职业资格或技术证书者显著高于无职业资格或技术证书者.从就业特征来看,外来农民工在岗位上体现出离生产一线越远、管理层级越高则就业质量越高的特点；在单位性质上,外资与合资企业中外来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最高,国有与集体企业次之,民营与个体企业最低；在单位规模和经营状况上,体现出单位规模越大、经营状况越好、外来农民工就业质量就越高的特点；在行业方面,外来农民工平均就业质量最低的行业是建筑业,而包括金融、信息、研发及咨询在内的现代服务业的从业人员平均就业质量最高.
以上发现说明,要提升外来农民工的就业质量,首先,应着力于补齐职业发展与社会对话这两个就业质量的“短板”；其次,要加大对外来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投资,尤其是在健康、教育以及职业技能等方面；最后,要特别关注那些在规模小、经营差、民营或个体性质的单位中工作以及在建筑业等行业中从业的外来农民工,重点提升他们的就业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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