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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不能忘记》和郭沫若文学思想

【摘　要】《总是不能忘记》是郭沫若所作的一篇纪念鲁迅的文章,原载于1941年10月19日《新蜀报》的副刊《蜀道》.文中郭沫若对于鲁迅的评价极高,有“鲁迅之前无鲁迅,鲁迅之后有无数鲁迅”的赞叹,郭沫若在此文中也对研究鲁迅提出了重要的方法和建议.通过对这篇文章以及郭沫若其他相关文论作品的分析,可以对郭沫若文学思想的探究有所增益.

【关键词】郭沫若；佚文；《总是不能忘记》；文学观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1007-0125(2018)21-0203-02

一、《总是不能忘记》——鲁迅逝世前后的郭沫若

在鲁迅去世之前,郭沫若与鲁迅就“两个口号”论争产生了针锋相对的辩论.如郭沫若在《蒐苗的检阅》一文中与鲁迅的观点存在剧烈矛盾,在《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中,郭沫若更化名杜荃,直接攻击鲁迅,称其为“不得志的Fascist”,鲁迅也曾直指创造社是一伙“才子+流氓”,说郭沫若“一副‘创造’脸”.因此在这一论争时期,郭沫若虽与鲁迅同样站在左翼文学的立场上,但他们之间的关系可谓针锋相对.但是在鲁迅去世以后,郭沫若的态度就变得“专一”了,他不但肯定了鲁迅在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启蒙方面的重要地位,而且一方面客观地表现他与鲁迅曾存在论争（如在《创造十年》中加注,说明此文与鲁迅相抵触的历史背景）,另一方面又不再旗帜鲜明地说明自己与鲁迅存在的矛盾（如不再提及《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这显然是与鲁迅去世之后,国内文化界对于鲁迅的总体态度有关,也与党内对于鲁迅的充分肯定有关.但是通过郭沫若对于鲁迅态度的复杂性与可能存在的变化,可以看出郭沫若本人对于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看法及其变化,以及他针对“文学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属于自己的理解.结合郭沫若的其他文论性的文章,我们不难发现,他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曾发生过转变,其中也体现出他对于整个现代文学看法的转变.

首先,早期特别是五四时期（或者说“《女神时期》”）的郭沫若,并未提倡文学工具论.这一时期在郭沫若的文学观念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浪漫主义,郭沫若亦因《女神》的浪漫主义文学观,走在了新文学发轫时期的最前列.郭沫若在《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创作的态度》中谈到过艺术的功利性问题时的意见是：一个作家纯以功利主义为前提创作……他的艺术绝不会有永远的生命.但是处在后期创造社时期的郭沫若,尤其是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可以说是积极地倡导文学的现实作用,将文学的定义扩展为革命的现实手段.他较早地开始倡导马克思的文艺思想,虽然在批评中表现出过“左”的倾向.[[]]

郭沫若和创造社过分地夸大文艺的现实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是不符合实际的,创造社甚至认为“一般的文学家大多数是反革命派”,才有了后来对于鲁迅的错误批判.尽管郭沫若很快纠正了错误的看法,但是“文学工具论”一直是主导郭沫若进行文学批评的重要思想,其中最重要的是强调文学和艺术对于革命,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作用.他自身的创作也证明了这一点：其早期的创作多是在狂热的浪漫主义中表达自己的反封建立场,在左联成立之后,郭沫若的创作为现实斗争服务的意味更加强烈.受其此阶段文学思想影响的,当然也包括郭沫若自己对于鲁迅的态度.他对于鲁迅的认识与变化,不但表明了他思想认识的发展和深化,也反映了中国革命的深入发展,反映了一般革命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和革命认识由浅而深的变化过程.[[]]这也代表着郭沫若对于整个“革命文学”认知的进一步深化.

郭沫若的文学立场完全转变为“在精神上彻底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艺”之后,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态度发生了重要变化：提倡革命的文学,而不是文学的革命,这也符合现代文学进入第二个十年以后的总体趋势.《总是不能忘记》等纪念鲁迅的文章,体现了郭沫若对于中国现代文学认识的一个否定之否定的上升过程,也表现出了郭沫若自身文学评论观念的完善和发展.

二、《总是不能忘记》之后的郭沫若文学观

我们认为,如果以《总是不能忘记》这篇文章为界,即可发现郭沫若的文学观念发展的复杂性.一方面,郭沫若仍然坚持文学的艺术功用,但是同时,又非常容易在文学的现实功能上走向极端,尤其是在革命对文学提出更严格的要求时,郭沫若总是要求文学在其基础作用上的更大化甚至是过激的最大化.《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即是如此,而之后与其形成“重合”关系的《斥反动文艺》,则是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逐渐走向时,郭沫若对于当时文学提出的新看法.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当时处于新主义革命的关键阶段,在社会大环境的要求下,文学应该发挥起重要的思想领导的作用,但是郭沫若以严厉的语言斥责了“红黄蓝白黑”五色作家,在有失偏颇的同时,再一次出现了将文学作用单一化的倾向.郭沫若也忽视了所谓“五色文学”的先进性和艺术性,因为他的文学评论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有着深远的影响,也间接造成了解放战争以后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一定程度上的迷失.他所倡导的文学的革命色彩在《斥反动文艺》这篇文章中,甚至达到了近乎于无理指责的程度,这也是我们无法忽略的.

这个时期郭沫若文学批评中所体现出的错误因素,与《总是不能忘记》发表以前的对鲁迅的错误批评也出现的一定程度的“重合”,郭沫若“左”的错误再一次出现,且又发展的更加严重.解放后郭沫若甚至提出“我高兴做个‘标语人’,‘口号人’而不必一定要做诗人.”可以说郭沫若的偏激错误在之后并没有得到足够的改正.而且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领导者之一,这种错误与整个中国文学走向了一个偏激的阶段不无关系,这与创造社后期所有成员对于鲁迅的错误批判又出现了重合的情况.

就其本身的创作来看,在《总是不能忘记》这篇文章以后,郭沫若的作品大多是与民族危亡和抗战救国的内容相关.但是在其文字的革命性的背后,郭沫若的浪漫主义气质并没有在其中消失.尤其是他的戏剧作品,包括《屈原》（1942）《孔雀胆》（1943）和《南冠草》（1944）等重要的剧作,都是在这个阶段创作完成并出版发行的.艺术性和现实革命性在这个时期的郭沫若身上都有一定程度地体现,因此上述的作品都显示出“在选取题材、提炼主题、刻画人物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多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其中的浪漫主义特质是与其早期创作重合的,或者说是从其早期创作中继承而来的,却又被现实的政治因素所削弱,因此与“女神”时期的郭沫若创作既有重合的地方,又表现出很大的区别.我们可以说,郭沫若的这种集艺术性和现实需要为一体的文艺创作是该时期革命文学创作的标杆.即使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十七年文学中,郭沫若的浪漫主义文学气质仍然没有消失,特别是他的历史剧创作,以《蔡文姬》为代表的一系列剧作,其中的文学性和艺术性仍然能让这些作品在中国的历史剧创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他的文学批评并没有完全贯彻他的创作立场,反而出现了一定的片面性.

然而与戏剧创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总是不能忘记》文章之后的诗歌创作,特别是解放战争胜利之后“十七年文学”之中的诗歌创作,又成为了郭沫若文学创作现实功利性走向极端的一个最好印证,部分诗歌中浪漫主义的艺术特质几乎消失,取而代之的则是完完全全的“口号化”和“标语化”的内容,这些诗歌创作有时甚至会背离真实的现实环境,以郭沫若的身份、地位和影响,对当时的冒进情绪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因此我们不妨将《总是不能忘记》发表以后的这个时期称作是郭沫若的“总体矛盾时期”,这一时期与“《女神》时期”一样,郭沫若都在文学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却在总体的创作和批判上深陷自我矛盾的斗争之中.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总是不能忘记》这篇文章可以看作是郭沫若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立场的一个重要节点,在这篇文章之前,郭沫若经历了由反对文学的功利性到文艺创作上的过分“左”的倾向再到纠正自己的“左”的立场的发展.在这篇文章之后,则是浪漫主义的继续发展与文学现实功利性走向极端的一个过程.

三、《总是不能忘记》与郭沫若学术思想

与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有所类似,其提倡的学术研究方法也明显地区分为两个阶段,在《总是不能忘记》这篇文章当中,相较于怀念鲁迅,更重要的是郭沫若提出了对待和研究鲁迅,乃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正确态度.“我很希望对于鲁迅确有研究的人,出来多多写些文章……或许是一个较好的办法.平时毫无研究,偏偏成为纪念文写作专家,死者有知,鲁迅也会蹙额的罢.”这才是这篇纪念鲁迅的文章之中真正的价值所在.纪念鲁迅先生或者是任何一位文学大家,首先都要充分了解其作品和文风,因为学术研究是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之上的,郭沫若的治学态度在很早以前就给为学界敲响了一个警钟.郭沫若在其他的著作中也多次提出这个问题,在《蜥蜴的残梦》中,他认为做学问的人,“一定要虚心,要把别人的著作先作适量的体会,从全面来了解别人,然后才能进行批判.不懂就不要假充内行.”在《科学的春天》中说：“科学是讲求实际的,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来不得半点虚假,需要付出辛苦的劳动.”

与上一部分所表现的一样,在《总是不能忘记》之后,郭沫若的学术研究却并没有按照“既异想天开,又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创造观”继续前进,又一次陷入了自我的矛盾斗争之中.一方面在“创造”的研究方法上逐渐走向了偏激,同样的,这种倾向表现得最为明显的也是在十七年文学期间,郭沫若的研究已经慢慢背离了自己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原则.1958年前（下接第207页）后,郭沫若先生亲眼见证了大跃进的壮观场面,作为科研工作领导人的郭沫若,自然也受到了浮夸突进风气的影响,科学毕竟不是文学创作,是不太需要充满浪漫主义的“幻想”的.但是这一时期的郭沫若又说：“我们要把敢说敢做的作风和实事求是的精神结合起来,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大胆创造,在大胆创造的基础上实事求是.”紧接着,郭沫若又多次发表了相同的言论,此时的郭沫若,“把‘实事求是’这一过去主要在学术、科学等研究领域提倡的学风,推而广之用到了青年的学习、作家的创作,乃至做人的一般原则上”,在当时狂热冒进思想盛行,而且渗透到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的背景下,郭沫若在更具方法论的意义上强调和提倡“实事求是”的态度,是极为必要也是难能可贵的.[[]]

四、结语

因而郭沫若自《总是不能忘记》发表之后,尤其是在建国以后的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之中,都会因为自身的文人气质和现实需要的冲突,不可避免地陷入自身的矛盾之中,自身原有的艺术性和越来越强的现实功利性的对立甚至是被其逐渐削弱也是后世对于郭沫若评价产生分歧的原因.我们认为研究郭沫若对于现代文学创作的贡献以及其对于文化的态度时,都应该充分了解当时的现实基础,对于郭沫若后期创作和批评中所表现出的过于偏激的地方,也要从当时社会的总体状况出发,不应该片面地将问题归结于郭沫若个人.同时,对于郭沫若所做出的重要贡献,也不能仅仅从他的自身来分析,同样要注意他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对他的影响,以及他的成果对于社会,尤其是文学发展的重要反作用,这才是对待郭沫若研究的正确态度.

此外,郭沫若留给我们最重要的成果不仅仅是他对于中国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开创性贡献,我们应该再次强调他留给后人在治学上的积极和认真的态度.实事求是才是进行科学研究的基础,只有做到对于研究对象的充分了解,才有可能取得进一步的研究成果,才是对研究对象的充分尊重和肯定.如果对于研究的对象都不做充分的了解和认识的话,最终的成果也只会浮于表面.

参考文献：

[1]陈鸣树.郭沫若的文学批评论[J].郭沫若研究第二辑,1986,(00):3.

[2]张恩和.简论郭沫若的鲁迅观[J].郭沫若研究第三辑,1987,(00):170.

[3]黄淳浩.现代文学研究需要注意版本—从郭沫若《文艺论集》版本说起[J].人文杂志,1986,(2):127.

[4]杨胜宽.郭沫若与实事求是精神—反思新中国郭沫若思想系列之一[J].郭沫若学刊,2001,(01):59.

文学思想论文范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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