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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上海远东反战会议始末
1927年12月、1929年8月先后在比利时和德国召开的国际反帝国主义同盟大会上,宋庆龄被选为大会名誉主席.1929年至1933年爆发经济危机,为摆脱危机、寻找出路,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国家都把国民经济转上军事化轨道.面对甚嚣尘上的战争乌云,宋庆龄、高尔基、巴比塞、罗曼·罗兰、德莱塞等国际知名人士,于1932年5月成立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大会发起委员会”；３个月后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召开了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大会.这年年底,该委员会决定于次年秋召开“远东泛太平洋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大会”（即“远东反战大会”）,并派代表团重新调查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事件.
在商议远东反战大会召开地点时,有人提出“如果在有召开的可能,最好能在举行.但日本代表认为在当前形势下,在日本举行这样一次大会是绝对不可能的,他们要求能在上海举行”.最后这次远东反战会议定在上海召开.
(一)
宋庆龄和中国接到世界反战委员会通知后,均表示欢迎.1932年夏季,宋庆龄即为筹备召开远东反战会议开始奔波.转眼迎来了1933年.这年年初,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上海成立,同盟总部设在上海,于国内各重要城市设分会.宋庆龄为主席,蔡元培为副主席,杨铨任总干事.
此时,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组成的以法国著名作家巴比塞为首的反战代表团抵达上海,举行反战大会.鉴于当时的环境和形势,大会组织筹备工作虽由宋庆龄和中国共同参与,具体则由宋庆龄公开出面.其间由江苏省委与宋庆龄合作,由省委宣传部长冯雪峰主持实际工作.大会举行前,决定了两项议程：一、（8月）8日下午二时在南京路冠生园茶座召集各团体代表进行动员；二、征求文化界人士签名欢迎巴比塞代表团宣言.后者就是鲁迅等分别隶属“文总”“左联”“社联”“剧联”“影联”等团体的114人发表的《中国著作家欢迎巴比塞代表团启事》.说是“启事”,其实就是一份旗帜鲜明、立场坚定的反战、反侵略宣言.其间鲁迅还与茅盾、田汉联名发表《欢迎反战大会国际代表团的宣言》,宣言指出,中国民众只有自己努力,只有联合世界劳动者,才能够把中国从被瓜分的命运之中挽救出来.
中国于1933年6月18日发出《关于欢迎国际反帝非战大同盟代表团来华及反帝大会的筹备通知》（亦称召开反帝非战大会“紧急通知”）.它以文件向“各级党部”下达,并责成江苏省委完成欢迎国际代表和召开大会的任务.主要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冯雪峰领导、组织和执行,并且成立了专门机构,还出版特刊《反战新闻》《反战新闻》及时刊登了鲁迅、茅盾、田汉联名发表的宣言.
8月30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给国际反帝非战代表大会发了贺电,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而此前,中华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已经发出贺电.
可见远东反战会议不仅是一个政党或一个团体召集的会议,它竭诚欢迎一切愿意积极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团体都派代表与会.因此,对于在上海召开这样的大会而遭到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当局忌恨是必然的.他们明令不许国际代表上岸.
8月18日上午,当与会国际代表乘法国邮船“安特里本”号驶抵上海虹口港东畔招商局中栈码头时,码头上早已聚集着欢迎的人群和到处可见的横幅、红旗.第一个走上船迎接代表们的正是宋庆龄.代表们在下船乘车前往下榻的华懋饭店（今和平饭店）时,一路上受到各界民众的热烈欢迎.
此时,英、法、日各帝国主义极力勾结国民党阻碍和禁止反战大会的召开,他们逮捕和迫害大会代表及其支持者,如北平代表在进行公开选举时突然被抓；湖南、湖北、四川、安徽、河北、广东、广西等地代表都被当局或逮或阻,不能到会.上海处于“漩涡”中心,当然更无从幸免.史料记载,仅在8月18日至9月18日一个月中,上海就有近50名参加筹备反战大会的民众被捕.
中国情况如此,世界其他各国亦相类似.此次抵沪的世界反战委员会委员、英国代表马莱在抵沪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此次集会太平洋沿岸各国都有代表参加,德国也有两名代表,—人因病未能成行,另—人被当局侦知要参加反战大会而遭到拘捕.
在日本,也有许多同情反战会议的人士被捕下狱.为选举赴上海参加反战会议的代表,日本文艺家自由同盟上村进等80人在日谷公园东洋轩酒家开会,遭到阻挠.8月14本在上海还逮捕了日方反战代表崛江及其夫人.
为此,马莱在抵达上海的第二天,与同时抵沪的比利时代表马尔度赴日,旨在“冀彼邦能派代表莅会,共消世界风云”.但他们得到的“礼遇”却是：一开始“日本帝国主义拒绝（他们）登陆,并备受日本侦探式的新闻记者之包围与监视,马莱每一举动与言语,他们都以电话告知日当局”.马莱和马尔度当晚下榻在神户一家旅馆,日警对他们进行了“重点看护”,意在阻止日本工人代表与他们接触.为怕马莱他们生事,次日,日本政府即将他们遣返上海.
英国反战协会得知马莱他们此行日本的遭遇后,表示将向驻英日本大使提出.而日本则称此次会议系“会议”.对此,马莱声明,远东会议“实则并非共党会议,而为包括一切组织的会议,共产主义者包括在内”.
正是在舆论战呈胶着状的态势下,宋庆龄的话音响起在了世界反战论坛上：“上海反战大会并不是按照什么政党的路线组织的.它欢迎一切愿意协助阻止新的世界大屠杀、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人们出席.”为此,宋庆龄和国际代表向驻沪各国领事及国民党当局交涉开会地点,但均遭后者以涉嫌“”而“予以拒绝.”
(二)
就在世界反战大会遇阻挠和进行反阻挠的相持之际,迎来了1933年9月30日.
这一天,在沪东一幢不起眼的新建四层楼房里,有一对新人“结婚”“新郎官”叫周文,左翼作家；“新娘”叫郑育之.“新娘”的“嫁妆”是两只樟木箱,于前一天运到这里.装在这两只樟木箱里的当然不会是“新娘”的新嫁衣,而是供与会代表们充饥的面包.这是郑育之以开同学会名义分别从几家食品店购买的.
国民党当局和公共租界、法租界当局没有想到,这场精彩的“婚礼”居然就在他们眼皮子底下秘密地“隆重开幕”了.是的,这场秘密“婚礼”,正是世界反战大会.
原来,在当时与国民党当局及公共租界、法租界的几经较量中,日子在一天天过去,宋庆龄他们意识到时间不能再拖延下去了.前者的目的不是想阻挠反战会议召开吗,好,那就让你们“如愿”.于是将计就计宋庆龄他们故意在报上刊登“已接巴黎总部训令,代表决定本周离沪”,各界反战会放弃在沪开会的消息.与此同时,宋庆龄与江苏省委密切配合,作出缩小规模举行集会的周密安排.
有关这次会议的举行地点,曾有三种说法.一为冯雪峰在《关于国际反战大会》记载,在沪东大连湾路所租的一幢房子内.二是1933年10月5日《申报》所载：“曾在照空和尚家开秘密会.”第三见于《八旬老人黄霖谈半个世纪前的一次远东反战反法西斯会议》一文提到的系在“上海霍山路一栋楼里”.笔者在三个说法中,比较认同冯雪峰的回忆.因为《申报》记载时事有时为了抢新闻,往往将没有确认的事情刊登；而黄霖当年尽管担任上海沪中区委书记,江苏省委特任命他为反战大会的警备委员长,负责大会安全保卫工作,但事隔半个多世纪,晚年时的回忆难免有误；相对而言,冯雪峰一贯与文字打交道,下笔谨慎应该在黄霖和《申报》记者之上.
“新娘”郑育之是周文的妻子,当时负责开关后门.代表敲门时有暗号,先松三下,再紧三下,暗号对住了,郑便开门将代表迎进.会场外面还秘密安排放哨员,毕竟有这么多人进入,即使有“婚礼”作掩护,也难免招摇.为尽量少惹人注意,不少代表提前一两天午夜即开始陆续到达,晚上则席地而睡.
当时的行动是充满危险的.就以宋庆龄来说,她住的莫利哀路（今香山路）四周布有国民党密探和特务,出门必有人监视、盯梢.为此,地下党特地安排“地下交通”梁文若接应她,帮助她甩掉“尾巴”.等到她匆忙赶到会场,已经是30日凌晨了.
会场的“硬件”极其简陋,20年以后,宋庆龄回忆起这次世界反战会议情况时,还记忆犹新：“由于我们正处在严密的监视之下,我们就必须严守秘密.连我自己都不晓得举行会议的地点在哪里,直到一天早晨的黎明时候,我被带到上海工厂区的一幢阴暗凄凉的房子里.代表们只能一个一个地单独前往,甚至还有一部分人是在深夜时偷偷地到那里去的.当我到达时,每一个人,连外宾在内都坐在地板上,因为房子里唯一的家具是供秘书用的一张小桌子.”
当时冯雪峰感到较为棘手的是如何将下榻在华懋饭店的国际代表秘密送进会场.一来他们在华懋饭店的目标较大,容易引起他人注意；二来在婚礼上出现诸多外国人也会惹人怀疑.为此,他特地找了社会关系较多的夏衍.夏衍果然有办法,他马上想到了剧作家、明星电影公司编导洪深.洪深既是“左联”成员,又很讲义气、有胆量,加之还会英语,便于和外国代表直接交谈.之后洪深即动用了一辆车门漆着明星公司商标、专门接送电影明星的汽车,将马莱、古久里、马尔度等代表秘密送到国际反战会议会场.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和危境下,一个“世界会议”热烈、隆重、庄严地在上海召开了.大会总主席为马莱,执行主席宋庆龄；主席团成员除马莱、宋庆龄,还有古久里、马尔度、波比、苏区代表、东北代表等共九人；并推选、朱德、片山潜（日本）、罗曼·罗兰、吉德、巴比塞（法国）、德莱塞（美国）、高尔基、伏鲁希罗夫（苏联）、鲁迅等为大会名誉主席.马莱在会议上先作报告,叙述国际反帝反战情况,痛斥帝国主义、国民党法西斯镇压、屠杀人民和革命领袖,引起与会代表共鸣.
鲁迅后来也在致萧红、萧军的信中提到这次反战大会,“会是开成的,费了许多力,各种消息,报上都不肯登,所以在中国很少人知道.结果并不算坏,各代表回国以后都有报告,使世界上更明了中国的实情.”
远东反战会议的成功召开和圆满结束的消息,国民党当局和公共租界、法租界当局是通过发表在《大美晚报》上的报道知道的.接着《申报》《中国论坛》等报也详细刊登了此次会议召开情况、通电、宣言、决议等各项会议文件.看到组织得如此完备的一个“国际性”会议,居然在他们的百般阻挠下召开,真是气得干瞪眼,继而互相指责埋怨.
此次会议在秘密状态下的胜利召开,在国际上影响深远,在中国国内激起的反响同样强烈.世界通过此次会议对中国有了了解,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有了认识,从而增进了世界各界人士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理解,进而赢得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广泛同情和支持.
（摘自《档案春秋》陆其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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