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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外交和文化交流:海外中国文化中心 趋势

近年来,孔子学院的成绩带来了全球热议与国内关注.在此背景下,海外中国文化中心的自我推介也不再羞羞答答.2015年,北京电视台拍摄了八集电视专题片《窗口》,分别从六个方面展示了长期默默无闻的海外中国文化中心的全貌①.电视台据此剪辑出三集系列片,成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国家品牌计划”②.海外中国文化中心的全球布局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

一、海外中国文化中心走向前台

自2015年以来,随着学术关注③与调查研究的开展 ④,海外中国文化中心的能见度逐渐显现.在关注文化中心时,人们往往会用孔子学院来作比较,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这两个机构虽然一个侧重教育,一个偏重文艺;一个由教育部组织,一个由领衔,但都志在面向全球传播中华文化,并且都在海外产生了一定的传播影响.

不过,孔子学院与文化中心的差异也是明显的.主要体现在:孔子学院发展迅猛,后来居上;而文化中心先发后至,近年来才开始引起注意.孔子学院以教育(特别是语言)推广为目标,采取深入校园的中外合作方式;文化中心以文艺交流为重点,更多地采用外交渠道,色彩较浓.

更进一步看,孔子学院在造成全球轰动、巨大效应的同时,也招致较强烈的海外舆论反弹,其办学动机、合作方式及某些中国式的行事方法甚至导致对中国“软权力(英文Soft power的通行含义)”乃至“中国威胁论”的质疑.而文化中心的创办方式与国际通行的公众外交模式(设置代表国家的准机构推广民族文化)一致,建立在文化交流及对等合作的基础上,较具合法性.且多年来文化中心进展缓慢,不温不火,倒没有引起过多的批评;但其缺点是在他国民众中影响力微弱.孔子学院的合作渠道和财政来源更加多元,不够稳定;而文化中心的建设与发展来源于、受制于国家计划的导向,财政来源有保障,但国家支持的力度随着国际关系和国家政策的变化不断调整,致使文化中心的布点及运作不够均衡.

由于文化中心与孔子学院的反差过于明显,特别是国家政策积极鼓励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近几年,文化中心的建设也轰轰烈烈,明显加快了速度.过去,从1988年到2011年的20多年时间里,仅成立了9家海外中国文化中心,每年至多一两个,大多数年份无一设立;但从2012年开始,五年之内,文化中心在全球新增了21个,最多一年(2014)有6个,2015、2016年各有5个.2016年,中国还与拉脱维亚、摩洛哥、以色列、埃塞俄比亚、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巴林、秘鲁、约旦、葡萄牙、智利等11国签署了互设文化中心的政府间文件.公开的“十三五”计划则是2020年在全球建成50个中心⑤.2017年12月的数据显示,已建成的文化中心为34个,其中非洲5个(毛里求斯、贝宁、开罗、尼日利亚、坦桑尼亚),欧洲12个(巴黎、马耳他、柏林、莫斯科、马德里、哥本哈根、布鲁塞尔、雅典、海牙、明斯克、斯德哥尔摩、索菲亚),亚洲13个(首尔、、乌拉巴托、曼谷、老挝、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尼泊尔、新加坡、金边、特拉维夫、河内、仰光),美洲1个(墨西哥),大洋洲3个(悉尼、新西兰、斐济)⑥.

在国家政策的引导和自上而下的推动下,文化中心今后一段时期内的发展速度大约不会慢.这可能也是好事.像在经济领域一样,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传统模式在文化传播领域也产生了迅速发展的效应,可以有效地培养各个层面的对外交流及传播能力.不过,海外中国文化中心近年来的积极进取虽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其基础是否扎实,步履是否稳健,能否取得预期效果,还有待观察.

二、文化交流的经验

观察近两年来中国文化中心的表现,很直观的感受就是加大了顶层布局,整合了下属单位的资源,近年来出现了若干统一品牌的固定项目,如每年的“欢乐春节”、中秋时节的“天涯共此时”和“非遗文化周”等活动.顶层策划有利于质量的把控,也有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在推动海外各地文化中心发展的过程中,相对成熟的建设经验和运作模式已经形成.从层面说,除了开发品牌项目,也形成了与各省市区合作的模式.在合作过程中,文化中心提供的平台为国内从事对外文化交流的人员提供了一个个中外交流的机会,使各个层面(包括各省对外交流人员、各项目的参与人员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都能更直观地体验公众外交.同时,培育出一些适合对外交流的项目和品牌,对国内各地的文化发展也是促进.

而分布各地的文化中心也都在探索符合所在国特点的日常运营模式,除基本的展览、培训、讲座、演出活动之外,根据自身的策划能力与当地机构和社团建立了不同程度的合作关系,开发出一些文化项目,丰富了中心日常的运营内容.如悉尼文化中心与文化资源较弱的南澳大利亚州首府阿德莱德艺术节中心等机构建立起合作关系后,取得中心扩大影响、本地扩大市场的双赢效果.新加坡文化中心利用自身硬件优势(一栋独立的10层建筑,有专门的剧场、报告厅),为很多高规格的双边文化活动提供场地,也树立了自身的文化形象.对那些直接参与文化中心运营的外交人员而言,中心的活动也是一种历练,使他们在传统外交活动之外更深入地与所在国的民众进行更细微的接触沟通,了解国外公众对中国的看法及对中华文化的需求,成为公众外交领域的多面手.

从研究与观察中可以得知,海外中国文化中心的交流经验和传播优势是:首先,基于中外文化交流的共同需求及对等合作的双方意向,与各国在双边协定的基础上建立文化关系,体现了推广本民族文化的合法性.

其次,由统筹安排,挑选能够代表国家水准和多民族特色的高品质文化艺术,培养所在国民众对中国的尊重与情谊,可以树立良好的中国形象.

此外,在文化中心的活动中不乏华人的身影.出于天然的亲情,基于语言的优势,华人既是海外传播最直接的接受对象,也是中华文化有效的扩散媒介.而随着中国地位的提升,越来越多的非华裔本地人加入到文化中心的活动中.例如专题片《窗口·海外中国文化中心》中坚持担任法律翻译的韩国志愿者、在泰国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的哥伦比亚一家人,都是很好的例子.以文会友,不断扩散“朋友圈”,应该是文化中心可以期待的愿景.

三、公众外交的角色

特朗普的外孙女因为在特朗普访华时秀了一把汉语诗文背诵、汉语歌曲演唱,促进了特朗普的对华外交.海外中国文化中心从事的,也是以文化交流为形式的公众外交.例如,2013年8月,在中日关系敏感时期,日本中国文化中心开办的“理解·友谊·平和——池田大作与中国展”强调了中日友好历史主流,缓解了两国民众之间的紧张气氛.2015年9月,泰国朱拉蓬公主在文化中心举办的“中泰一家亲”音乐会上弹古筝,在泰国掀起了古筝热和中国热.这些文化交流活动,对中国的公众外交产生了正效应.

按照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如英国文化协会、法语联盟、德国歌德学院等准机构的经验,文化中心所从事的文艺表演、文化推广和海外语言教育等活动,实际上是一种国家支持、文化出面的公众外交.公众外交首先是外交,有国家目标和国际关系的考量;其次,这种外交不是通过外交官及其正式或者秘密的渠道进行的,而是借助公开的文化平台、以公众为对象甚至以公众为使者进行的传播活动.因此,海外文化中心的定位应该出于双重的考虑,一个是中国/使领馆某种程度的身份;另一个是公众外交活动尽可能广泛的民间性.

从对海外文化中心负责人的访谈中⑦可以得知,文化中心对自身的外交身份和交流的“高级文化”特征都有比较明确的意识.外交身份意味着,中心的文化活动要代表中国形象,展示正宗的中国文化,注重政治形象和文化品质.它有特定的目标指向,亦即国家形象.品质是文化中心的特征,它力求鹤立鸡群、卓尔不凡.在这一方面,文化中心很慎重,有时略显矜持.

但作为文化交流,特别是亲民的、友善的与公众“结交朋友”的活动,文化中心的架子又不能端得过高,官气不能过重.如悉尼文化中心举办的当代艺术月便将中国艺术融入了当代世界文化的潮流.如何使文艺表演更加现代化,更加贴近所在国家及其人民的现实生活,是文化中心面临的挑战.

四、文化中心的定位及策略

海外中国文化中心是一个公众外交的平台,它所从事的,是与所在国民众进行文化交流的活动.这应该成为文化中心明确的角色定位.

首先,就形象问题而言.中国文化中心在海外代表着中国文化,无疑,高品质的文化是中心区别于一般文化交流活动、特别是商业性大众表演市场的重要标志.同时,中心应既积极、又审慎地参与到各种涉及思想、价值观的文化讨论与中国话语的构建与宣传中,以树立正面积极的中国形象.不过,中心虽涉国际关系与外交,但不应造成威胁感,文化交流的柔性最为关键.

就操作模式而言,文化中心大多依靠国内演出机构和海外社团组织的文化活动来充实海外传播,它作为平台组织者的角色大大超过具体的实施者.因此,选择高文化品质和有社会关怀及公益心的合作对象十分关键.一方面,发挥国内外合作方的文化优势,尽可能开掘经济资源;另一方面,也应警惕并抑制商业性机构的营利冲动.可以两条腿走路:一方面,文化中心推广的活动应能起到标杆的作用,引导海外其他文化活动朝着有利于中国形象建构与中外关系改善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发挥商业机构的积极性,追求市场的合作共赢.现当代商业性的、市场化的演出有些可能不那么精致,但它们是中国当代文化现实的重要部分,需要国外受众了解;同时,商业演出特别注意迎合市场需求,很有观众缘,也具有较为广泛的影响力,可以施加引导,为公众外交的大目标做贡献.

就组织工作而言,新加坡中国文化中心的经验是设立执行理事会,由中新双方有影响力的人士参与,除了业务合作之外,还负责中心活动的财务审计.据其网站公布的信息,2017年前5个月中国文化中心共举办活动87场次,受众超过52,000人次.就传播效果的验证而言,可以邀请研究人员参与大众文化需求的调研,参与文化活动的策划与传播效果的衡量,设计并收集受众的反馈信息.传播效果不能自说自话.

文化中心的基本受众有几种类型:1)为了巩固与祖籍国的文化联系而参与活动的华裔或有华人血统的人士;2)出于实际工作需要,希望获取更多知识和技能的学者或与中国有商务往来的人士;3)中国文化的其他爱好者.这些常规参与者虽然动机不同,但能在中华文化推广的过程中发挥一定的基础作用,应创造条件,帮助他们在所在群体中起桥梁作用,文化中心还应该充分利用新媒介渠道如网站,加强与公众的互动.网站及新媒体的其他运用方式不应止于消息的发布,而应该“活”起来、活下去.

与高校或研究机构合作的讲座或论坛会吸引一些学者或专业人士参加,而专业人士往往是有话语权和社会影响力的意见领袖,广泛的选题、高质量的演讲和自由的讨论是吸引他们的关键.对那些看到广告乘兴而来的参与者,只有真正精彩而对路的活动才能维持他们的注意力,因此,文化活动必须具有竞争性,必须投入精力,持续努力.

每个国家的情况都不同.同一个国家的不同群体对中国文化的认知水平也都不一样.要将中国文化有效地传播到全世界,外外有别、一例一策是必要的.为中国文化中心的发展计,速度的快与慢,规模的大与小都不是问题,坚实稳健的发展才是问题.一时的轰轰烈烈并不难,难在效果的持之以恒.这是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应该追求的目标.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创新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项目编号:14ZDA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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