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相关论文怎么撰写 与社交媒体私力救济对个体间关系的负面效应与方面硕士毕业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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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私力救济对个体间关系的负面效应与

【摘 要】随着社交媒体平台发展壮大,对其体现的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的管理较为欠缺,这对个体之间的信任关系带来负面影响.一些私力救济方式,也容易冲击社会信任结构,因此需要探讨用公力救济路径来修复私力救济所造成的社会信任结构“创伤”.

【关键词】社交媒体;私力救济;公力救济

随着社交媒体平台发展壮大,社交媒体的管理制度主要体现在国家与个体之间的关系,平台与个体之间的关系,对于个体与个体之间关系的管理较为欠缺,这对个体间的信任结构容易产生负面影响.网民通过、道德绑架、人肉搜索等私力救济方式,虽然在情感上让网民得到满足,但对个体间的信任结构造成消极影响,容易引发社会信任危机.因此我们需要探讨用公力救济路径来修复私力救济所造成的社会信任结构“创伤”.

一、互联网环境下个体关系管理缺失

移动端技术的快速发展对网络社会日常化起到促进作用,网络关系逐渐与现实关系融合,用户也更倾向于网络关系的构建.但是由于个体间关系的管理缺失,导致网络人际交往出现障碍,从而影响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交往.

(一)“移动互联网+社交”日常化

移动端技术蓬勃发展,使移动互联网成为主流,这不仅促进了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而且也让互联网社交模式成为社会化行为.互联网线上社交不仅能够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中用户的关系结构,而且这种将线下的社交圈搬到线上的关系构建行为促使移动互联网社交日常化.虽然国内的社交网络发展已有十余年,社交产品更新换代,社交网络格局也不断革新,可是社交网络侵蚀用户的日常生活是不可逆转的现实.当线上社交和线下社交出现不断交融时,网络的社会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代替现实日常生活中的社会关系.

(二)个体间关系管理“零介入”

虽然移动互联网社交已经成为新常态,但我国互联网管理机构对于个体间关系管理现处于“零介入”状态.互联网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它不仅是一种信息传播技术和工具,而且普泛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用户通过互联网社交媒体平台建构社交关系,而互联网也在不断放大人际交往中的信任危机.可见,信任心理不再仅存在于传统的人际交往之中,在互联网个体之间的关系建构中也同样存在.用户在建构关系的过程中,对个体的信任程度决定了其交往互动的成本.“‘我信任’意味着通过简化、搁置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以降低人际交往和社会互动的成本;削减因感知风险而带来的惴惴不安.”但是当个体间的信任机制被打破时,就会导致信任危机,从而使现实生活中个体间的交往互动成本也随之增加.

二、私力救济对个体间关系负面效应的产生

由于社交媒体话语的高自由度与开放度让网络谣言、诈骗等虚假信息的传播更为高效,但是由于其参与度高,其自净功能让对虚假信息判别也更为敏锐.在事件被判定为网络欺诈行为后,私力救济所带来的舆论影响力随之逐渐扩大,对社会和谐发展却起到负面效应.由于私力救济对事件的过分消费,也可能会导致个体间不再互相信任,情感变得更为理性,社会交往成本提升,从而冲击社会信任结构,产生信任危机.

(一)网络自净功能促使私力救济介入

社交媒体对于用户而言是一个有较高自由度和话语权的舆论场域,“自净”功能伴随事件传播发展始终.例如“罗一笑事件”,11 月25 日,自媒体人罗尔的《罗一笑,你给我站住》刷爆“朋友圈”,此文每转发一次就有公司为罗尔捐款一元,这一行为将微信的功能转换为募捐功能.在27 日,深圳小铜人旗下公众号P2P 观察转发罗尔文章《耶稣,别让我做你的敌人》并开通功能.直到30 日,募捐总额已超200 万元.当此次网络救助事件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传播5 天之久时,就在30 日上午,“罗一笑事件”迅速卷入舆论漩涡.原因是深圳一名医生在“朋友圈”里披露罗尔文中所写的医药开销数目存在虚报行为,随之网友开始罗尔名下财产.当事件被大量“知情人士”进行和揭露时,网民的情绪从最初同情开始变为愤恨,他们认为自己的同情心被利用.同时部分网民选择社交媒体平台进行情感上的宣泄.由于受到舆情热点的影响,大量的私力救济开始介入事件,最后由于舆情连锁效应被不断放大,更多以营销、牟利、吸引流量为目的的营销公众号介入事件的炒作,各种博眼球标题出现在社交媒体上,甚至在“朋友圈”中刷屏.主要观点批评罗尔借女儿炒作没有人性,厉声谴责此欺诈行为.由此可见,由于互联网自净功能揭露事件虚假面目,促使私力救济介入,让事件产生负面舆情效应.

(二)私力救济侵蚀网民信任结构

中国传统社会流动性小,费孝通认为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主要以“熟人圈子”为主,其信任模式主要是人伦信任;但是在互联网社会中,其信任来源主要是两方面,一是现实社会中的朋友,也就是强关系,另一方面由于相同兴趣和爱好从而构建的关系,也就是弱关系.这其中弱关系的信任结构更为脆弱,当其中某一个环节出现纰漏,就会对其信任结构造成影响.例如“罗一笑事件”中,当其父在求助文中没有如实汇报医药费使用情况和自己财产状况被披露的情况下,导致此救助行为被彻底推翻,人们不再关注事件的核心,而是将注意力转移至欺诈行为上.一时间网络中大量的自媒体开始围观事件,在对事件展开讨论的同时也是对事件本身一种消费行为,吸引眼球,博取流量,提升自身的舆论影响力.虽然大量的自媒体人将罗尔的欺诈行为推上舆论高峰,但是对社交媒体的信任结构也造成很大影响.有网友表示自己被欺骗,并在未来遇到类似求助信息时会提高警惕,不再盲目相信.这种消极情绪的传播容易引发社交媒体用户的信任危机,网民的价值观被颠覆,从而动摇网民的信任结构.

(三)信任危机提升社交互动成本

在互联网中类似的“诈捐”事件数不胜数,从“网游男冒充知乎女神诈捐15 万元”,到“天津爆炸事故后网络诈捐”,再到“罗一笑事件”,一件件过度消费网民信任的欺诈行为不仅伤害了网民,同时其行为影响了互联网社会信任结构,虽然其恶劣行为被揭发,可是容易引发互联网信任危机.大量虚假信息在网络中传播,并且网民深受其害,甚至多次被骗.其后果就是网民对社会产生质疑,其人际交往和社会互动的成本随之增加,提升因感知风险而带来的惴惴不安感,从而影响现实生活中的社会关系建构.不仅如此,还会对未来一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在寻求帮助的过程中增添难度.所以,虽然私力救济可以对互联网不良行为进行披露,可是在过度消费这些事件后,对社会和谐和大众的信任结构都会造成负面影响.在“罗一笑事件”之后,网友@纤月夜表示“这种骗捐的太多了,都已经麻木了,所以看到类似的事件基本都不会捐款”,还有网友@黑泽茉莉认为“透支了善意,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无人肯帮助怎么办?”可见当欺诈事件具有公共性,并成为这类事件的典型时,私力救济的过度消费只会带来信任危机,从而提升社会交往成本,此时对于网络信任结构的修复就需要借用外力.

三、借用外力修复社会信任结构

在私力救济介入事件,冲击了社会信任结构后,此时社会需要借用外力对其进行修复,让社会交往不仅仅只有理性情感,人与人的交往更应该建立在信任基础之上,简化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交往过程.

(一)公力救济及时介入

当网络诈捐或者欺诈事件通过私力救济造成一定的不良社会影响的时候,公力救济需要及时介入,修复社会信任结构,避免造成信任危机.“罗一笑事件”在通过私力救济引发互联网轩然大波后,深圳市民政局在当日及时介入调查,通过协商决定将两公众号所获资助善款原路径退还给网友.其实对于这类网络欺诈行为,社交媒体平台是无法辨别其信息内容真假,通常都是通过网络在传播过程中网民自行和披露等自净行为进行.可是如果只是一味地没有相关管理部门介入进行强制性的管理,将会影响未来的网络救助和慈善事业的发展.所以当这类网络诈捐行为一旦被披露时,网络不仅需要私力救济对事件进行讨论,而且还需要公力救济介入调查,维护网民的利益,避免造成信任危机.

(二)网民树立底线伦理观

在网络社会中,人们的交往都非真实信息交往,所以很多时候人们认为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可以把现实生活中的道德伦理限制抛开.这也是网络欺诈、虚假信息和谣言屡屡不绝的主要原因,这样没有道德底线的人际交往不利于网络环境的健康发展.而对于网络社会,我们更需要树立网民的底线伦理,避免网络环境被污化.如果将现实生活中的底线伦理搬至网络社会,那么对于网络社会中存在的混乱和无序状态将会起到很好的缓解作用.当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建立在道德伦理之上,与现实生活中的道德伦理约束无差异时,这样一个在基本的社会契约之下进行的网络社交行为,不仅有利于网络环境的健康发展,而且对现实生活中的社会交往也起到正面效应,对社会的信任结构起到维护作用.

(三)加强网络管理制度建设

网络谣言、诈捐、欺诈等行为的出现,归根结底还是缺乏一个完整的管理体系,虽然在网络传播过程中,在网络负面舆情爆发前,对于信息管理,仅仅只是通过敏感文字进行过滤,但是信息的真假并没有相关的管理机构进行核实.同时,在信息传播过程中,网络的自净行为虽然有辟谣和披露功能,但是私力救济行为对事件的过度消费不利于公众的信任结构的构建.当事件引发网络的大量讨论时,此时公力救济的介入也只是起到亡羊补牢的作用.所以,对于网络信息的管理应该在负面舆情爆发前就有相关的机构和条例对其信息进行核实和监管,避免不利于社会和谐的声音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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