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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于冯友兰的反刍
冯友兰先生晚年失明,在那种情况下,完全以口授的方式“吐”出其所学,继续完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他自己戏称为“反刍”.我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是很多年前在他家里听冯先生自己说的.他那时还有一些听力和视力,不过阅读已有困难,在我致问候时,他半自嘲地说,现在成“反刍动物”了,不再能进,只能把过去吃的一点点翻出来,慢慢咀嚼.
我回去琢磨这句话,忽然想：如果我现在双目失明,不能再阅读,肚里能有多少东西供反刍呢？不觉为之憬然、竦然,不胜惶然,因为我觉得真是腹中空空,真正属于自己的学问太少了.离开了那随时翻阅的大厚本书,大量的资料文件,烂熟于心,可以源源不断如蚕吐丝般地贡献出来的东西能有多少呢？
不久,因病动手术,在被推进手术室的过程中又胡思乱想,其中想到：如果我这次真的不起,有什么未竟的事业使我不能冥目,或需要别人继续完成呢？竟然想不出来！也就是说连在悼词中写上“赍志以没”的资格都没有.这本身就使我感到真的死不瞑目.也许由于这两件事的刺激,我在病愈后坚决发愤以读书著述为业.惜乎为时已晚,忝列学林,难有大成.不过至少总有想不完的问题,写不完的文稿,算是有未竟之业了.
于是想到先辈学人与今之不同.陈寅恪也是在长期失明的情况下成其力作的.当然他们都有助手,帮助查查资料,或读一些东西,但是这只能作为补充,主要还是靠原来的存货.
这种例子还有一些.当然不是说非要以失明来考验学问.例如钱锺书先生之博闻强记是尽人皆知的.与很多学问家不同,他没有藏书癖,万卷书不藏于家中书橱,而藏于心中.古今中外的文学,无论提到什么人,什么作品,乃至极生辟的典故,似乎都是他的“家珍”,随时从脑海中取出来,旁征博引,娓娓而谈,指点出处大多不差.这是一种什么境界？更重要的是他们所读之书触类旁通,提供灵感,化为妙语高见,否则就只是活字典,虽也难得,终是略逊一筹了.此大师之所以为大师,非常人所能及.
今之学者（包括我自己）,为了符合“学术规范”,注释、参考书目几与正文同等篇幅,似乎非如此不足以显示学识渊博.我决不是走到另一极端,反对学术规范.言必有据是严肃的学术著作最起码的要求,这是毋庸赘言的.只是寻章摘句与融会贯通之间,为写而读与读有心得而后写之间,厚积薄发与现买现卖之间,是大有区别的.昔之学者学而思,思而学,一朝豁然有所悟,行诸文字,成其著述.有的著作等身,有的思考了几十年才结晶为不多的供发表的文字,其学术价值自不能以量来衡量.
大学问家不是圣人、完人,与常人一样都有七情六欲.不可能要求所有平时嬉笑怒骂都字字珠玑,句句真理.然而,一个时期以来,有些大学者的名字被炒得火热,但不是讨论他们的学问和治学之道,却多是生活琐事,个人恩怨,查无实据的“公案”等等,简直把大学者当影星歌星来对待了.
至于挑拨离间,造谣生事,粗暴地侵犯隐私权,置亲属的感情与合法权利于不顾,更是为道德和法律所不容.既然有人无端受到公开伤害,当然有权公开澄清和辩护,这样炒起来也许正是肇始者所希望的？当然中国之大,趣味不高的好事者,靠捧或骂名人以谋私利者总是有的,问题在于这类东西为什么能得到这样广泛的传播？恐怕严肃的出版物和出版社在这类问题上需要三思、自重,知所选择,珍惜自己有限的资源和篇幅,并维护自己的品位.须知,对歌星明星生活中的是是非非感兴趣的有“追星族”,他们甚至可能连这些学者的名字都不知道；而关心这些学者的主要在知识界,据我所接触到的,大多对于这种做法感到无聊、厌烦甚至愤慨.
如果真对钱锺书有兴趣,为什么不花点力气好好研究研究代表钱先生博学神思的《管锥篇》呢？像冯友兰的煌煌七卷《中国哲学史新编》这样的著作,至今有没有第二部呢？多一些有志者把注意力放在学习、研究探讨这些著作上多好！报刊杂志多一些学术问题的讨论,哪怕是针锋相对的争论,也有助于繁荣学术.如果后来者能在前人的肩膀上更上一层楼,或拾遗补阙,或提出不同的见解,乃至另成体系,当然是学界之幸,而且进步之道理应是后来居上的.那一代学人处中西文化交汇的制高点,他们各有学术传承和治学之道,内容一定丰富多彩,各有特色,是本世纪中国学术界的一大笔财富.如果多挖掘一些这方面的材料发表出来,给有志于学的后辈以启迪,对扭转浮嚣的学风有所帮助,则功莫大焉.
晓旭荐自《文史知识》2018 年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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