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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赵树理和《锻炼锻炼》的通信
赵 勇
董大中
（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 北京 100875；山西作家协会 山西 太原 140100）
〔中图分类号〕I207.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35（2018）-126-07
DOI：10.13399/j.cnki.zgwxyj.2018.04.017
2016年11月至2017年4月,当我又一次面对赵树理并琢磨其中的相关问题时,曾向八十多岁高龄的赵树理研究专家董大中先生请益.通过电子邮件,他每次对我提出的问题都认真回复,其中涉及的一些史料、分析和判断我觉得很有意思,亦可为赵树理研究提供一些旁证.现征得董大中先生同意,把这组通信公之于世.
董老师好！
9月晋城赵树理会议以来,我又重读了《赵树理全集》中的小说文章,其中有个地方不太理解,不知您是否知道.
第四卷中收有《给长治地委××的信》,这个隐去的名字是谁？是当时的地委书记吗？王谦当过地委书记,但百度了一下,他在1956年3月就开始当山西省委副书记了.而赵树理这封信是8月写的.
读陈为人先生的《插错“搭子”的一张牌：重新解读赵树理》,看到他引了王谦的一个说法：“马烽和赵树理不一样.马烽是为党而写农民；赵树理是为农民而写农民.所以当党和农民利益一致的时候,他们俩人似乎没有什么差别.而当党和农民利益不一致时,马烽是站在党的一边,而赵树理是站在农民的一边.”但他没有提供原始出处,您知道王谦是在哪里说的吗？
9月开会,看到您精神矍铄,不减当年,非常高兴.天冷了,请您保重.
祝：好！
后学赵勇敬上
2016年11月5日
赵勇兄：
《给长治地委××的信》,××是赵军.陈为人书我未看到,他引王谦的话我不知道出处,也没有听说过,我不太相信王谦会说这样的话.话本身是对的.马烽是紧跟的,而赵树理常常根据自己的意见写.我早在八十年代前半期定稿的《赵树理评传》中就说过,赵树理最大的矛盾是“为人民”和“为政治”的冲突.当两者一致时,他心情舒畅,写出的作品调子也明快,《三里湾》就是这样.而当两者发生冲突时,他就偏向“为人民”一边,这样就成了“顶风文学”,有些“问题小说”也是这样来的.赵树理把“为人民”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而马,则把“为政治”看得十分重要,为了政治,他可以不管实际情况如何,所以有些作品是不耐读的.原来《评传》中有一节,节的题目就是《“为人民”和“为政治”的冲突》,出版社跟我商量删去了.书出来以后,我恢复了这一节,但一直没有再出版的机会.后来我在别的文章或发言中多次说过这个意思.最主要的一次,是在北京通县一带开的农民文学讨论会还是解放区文学研究会召开的会议,我忘了,文章的题目就是“至高无上”那句话.十多年前一丁的《赵树理外传》出版,我和占平到长治参加座谈会,又说了这个问题,并着重谈了“赵树理方向”和“赵树理的方向”两个概念.但后来他们给我加了一段意思,是我根本没有说过的,我非常生气.要让我说那样的话,也该把校样给我看一遍,但没有.我后来状告长治赵研会,这才是主要原因,是不能说出的原因.
我很好.
老董
2016年11月6日
董老师：
谢谢您解释.您当年赠送我的《赵树理评传》就在我手边,最近因为琢磨着写篇关于赵树理的文章,又开始翻阅您的这本评传和《赵树理年谱》,很受益.“为人民”和“为政治”的冲突出书时被拿掉太可惜了,因为我觉得这个观点非常重要.应该和现任赵研会会长赵魁元先生说说,让他纳入到赵树理系列的出版计划中,再版一下,这样最好.
我看陈为人的书,发现他引用的东西非常多,但绝大部分都无出处,是否可信不好说.而且我还发现其中有张冠李戴的引用文字.但此书似乎影响还不小.
状告长治赵研会的事情我一无所知.以后见面您可以给我讲一讲.
祝：好！
赵勇敬上
2016年11月6日
赵勇兄：
不要向赵魁元说什么,我有关赵树理的著作,赵魁元都知道.要出,也不是《评传》一本,《年谱》更需要.有人不断向我要《年谱》,但我手边一本也没有,而新发现的材料也有不少,需要补进去.这次编《文集》,以鲁迅研究和现当代文学批评为主,赵树理研究只收了一本,是《论考》.在我,赵树理研究早已结束,而且也不想再提起.提起赵树理研究,只能感到痛心.一共七本书,二百万字,出过四本.能出即出,不能出,也就算了,我不在乎.我的心思早已转到其他方面.
说到1956年那封信（昨天忘了说,赵军是当时长治地委书记）,几年前,我给田澍中的书作序,在通信中建议他把这封信的最后一段“把人不当人”这句话好好发挥一下,突出其重要性.九十年代初我有个想法,是把“五四”以来新文学中的人性意识好好研究一下,写一本很好的专著,我自己因为有别的更重要的题目（那时,主要是想解决如何看待胡适的“全盘西化”论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以为已经比较好地解决了,就是写了一本《文化圈层论》,是我《人类三部曲》之一,几年前在台湾出版）,没有把它列入计划,记得向朋友推荐过,但没有人写.记得当时翻查了一下,说过“把人不当人”这样意思的话的人,有三个,第一个是鲁迅,鲁迅1925年春天写的几篇文章,谈细腰蜂就有这个意思,郭沫若可能也说过,但出处何在,此刻想不起来.再一个便是赵树理,而其出处就在这封信里,这也可见这封信的重要.在四十年代出现的解放区作家中,也只有赵树理有这个意识,其他人不会有.我敬重赵树理,这是主要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为人民”高于“为政治”.我那时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为了人的自由幸福和尊严——谈赵树理创作的总主题》,约有三千字,收在《论考》里.我把此文当作我有关赵树理的文章中比较重要的一篇,就因为说到了赵树理心灵深处.现在顺便谈及,也是希望以后有人把“人性意识”问题好好研究一下,写成一本大书.
顺便祝好！
老董
2016年11月7日
董老师：
这两天因上课、讲座等事情忙乱,没有及时回复.
您是赵树理研究的开拓者,在赵树理的资料搜集、整理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如果有可能,我觉得还是要找机会把赵树理研究方面的成果出版或修订再版.您说的《论考》一书是这次赵魁元他们集中推出的那套丛书中的一本吗？我怎么没见到？
我最近在重读赵树理这封信时,也注意到了“没有把群众当成‘人’来看待”这句话,此说确实很重要,体现了赵树理的为民请命,为民作主的思想.我也会认真琢磨一下这句话的.
我在重新思考赵树理时,发现他在文学作品内外是不一样的.在文学作品中,他还是“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的践行者,而在文学作品之外,他则体现了对农民深切的关爱之心,无论是给赵军写信,还是后来给邵荃麟和陈伯达汇报或上书,都是在为农民说话.其中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1956年至59年,他反复向上反映农民饿肚子和吃不饱的问题,但58年《“锻炼锻炼”》塑造出来的“吃不饱”形象,却是一个落后农民的典型.也就是说,李宝珠本身并不存在“吃不饱”问题.一方面是现实世界的普遍吃不饱,另一方面却是这一现象进入作品中转辙改道式的处理,这种不对位现象或者是“裂痕”很有趣,我觉得也反映出了赵树理在文学内与外之间的矛盾.
祝：好！
赵勇敬上
2016年11月10日
赵勇兄：
《论考》全名是《赵树理论考》,是《赵树理研究文集》中卷,三本书一起出版.这本书这次编入《文集》,除了《自序》最后一句对原出版社表示感谢删去以外,一个字也没有改,全依照原样（是否删去一篇,我记不起来,如果是删去,乃是因为同时收在另一本里,重复了）.这本书以考证为主.大部分写于八十年代,时间过了三十年,当年所考证的事项,没有一件被证伪.
您对《“锻炼锻炼”》还需要从多方面去体会.1980年或81年我为广东《当代文学》创刊号写《赵树理和他的〈锻炼锻炼〉》时,就高度称赞了这篇小说,说它把所有“问题”都摆出来了.写李宝珠,是正话反说,表面是批评这个人,实际上说的是一种现实情况.不然,你如何理解《十里店》的主题？9月份在晋城开会,书法展中有我一副四扇屏,是十首诗,不知道您看过没有.从写《评传》到写这十首诗,我一直说,赵树理前期最好的作品是《李有才板话》（《评传》中有一个表,对三篇小说做了比较,是打了分数的）,它写了太行山上那一群不识字的农民意识的高扬,后期最好的小说是《“锻炼锻炼”》,它婉转地表现了许多表面上看不到的内容,是当时中国农村存在问题的全景扫描.赵树理说到问题小说时,这两篇小说好像都当作例子说到了.这一点,我此刻不能完全肯定,需要查一下赵的原作.赵树理1956年信中所说“把人不当人”,最集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对这两个落后人物形象的描绘.我评王之元的《三里湾新传》（书名记不确切）文章初稿,说高小四等人对这两个人物实行的是法西斯,后来觉得不妥,正式稿中改为“诱人入罪”.张文君没有征得我的同意,就把初稿发表了.那以后,我的境遇变得非常不好,我百思不得其解,以为是这句话惹了麻烦,这是状告张文君的表面理由,没有说的理由是上次信所说.我十首诗中,这两篇各有一首.《十里店》也有一首,最后一句是“道路斗争变哭穷”,就是说,他本来是要表现当时农村所谓的两条路线斗争的,结果成了“哭穷”,东方妈不是连半根红萝卜（？）也没有么？“哭穷”便是“吃不饱”的发展.这是我的理解,不知妥否？
老董
11月11日
董老师：
还是忙乱,刚去沧州讲了次课回来,现在回复您.
我找出了当年出版的《赵树理论考》,最近又在翻阅,也重点读了您书中《赵树理和他的〈“锻炼锻炼”〉》《为了人的自由、幸福和尊严》等文章,很受益.后一文您写道：“‘小腿疼’‘吃不饱’是被挖苦、讽刺的两个外号,但那却是一种无法抹掉的现实.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本来应该是人生的最大幸福（这好像是哪位导师的话的大意）,但对争先农业社的妇女说,却像被赶入‘劳改队’一样在受难.社主任王聚海是小说中头号被否定的人物,人们把争先社存在的一切问题都归罪于他那‘和事不表理’的工作方法,但是真正有人性的干部却是这个人.这篇小说是一锅粥,它煮了太多的东西.也由于是一锅粥,你已经分辨不出哪是红豆哪是豇豆.也许这正是作者的一种叙述策略,它用一个顺应当时政治的故事包裹了他那一时期对农村生活的几乎全部感受.”这段论述非常好,我尤其认同您所谓的“一锅粥”的看法.
我查了一下,所谓“正话反说”,似乎是陈思和先生首先提出来的,随后一些论者也有所跟进.但这种正话反说、反话正说或许在小说中的其他地方是可以成立的,而在“吃不饱”那里,即他所批评教育的对象与现实生活中的“吃不饱”之间是否还可以成立,我还是有些怀疑.也许我还要再细读一下这篇作品才有发言权.
四扇屏的书法当时未注意到,不知会议主办者挂在哪里,很遗憾.
祝：好！
赵勇敬上
2016年11月14日
赵勇：
现把我十首诗传去.
他人论赵树理的文章,我读得很少.陈思和有关赵树理的文章我只读过一篇,是九十年代.我好像在《赵树理研究通讯》上转载过.
老董
11月15日
题赵树理十首
李金山几次打电话,赵树理诞生110周年的日子快到了,他们要举行书法展览,命我写一幅字.大约十多天前吟了几句,昨今两天连催几次,并说他要来取.于是下午停止修改《走向大同》,凑成十首,以打油名之,称“打油十斤”.文如下：
沁水作墨又作魂,农民活在小说中.两千多年开新篇,鲁茅之后是赵公.
先生功在大众化,文学走进百姓家.打入天桥号令出,跟着千军和万马.
文坛崛起称三篇,我给《板话》打百分.长官而今用豆选,之风满山村.
不是迷信不是淫,只缘婚姻难称心.仙姑苦闷要排遣,赵翁却当作风论.
刚刚写出就挨批,从兹世无新版本.我来说句公道话,《邪不压正》是精品.
后期佳构数《锻炼》,问题摆出一大片.整风整社又整人,阿娘当作罪犯看.
不忘声中写阶级,《十里店》死《万象》生,紧跟慢跟跟不上,道路斗争变哭穷.
我爱先生打卦歌,语出自然不雕琢.文艺政治结缘后,读来总觉太做作.
出身农家不忘家,抓起电话问邻人.北京下雨心生喜,故乡旱情去几分.
庐山会后遭厄运,万言长信被右倾.将军曾经题罕见,而今偶然相呼应.
丙申打油十斤庆赵公诞辰
董大中
2016年8月31日
董老师：
“打油十斤”已拜读.这些诗很形象地描绘了赵树理的一生,且对他重要的节点,重要的作品都有评论,非常好！
陈思和先生《民间的浮沉》是1994年发表的.
我昨晚又读一遍《“锻炼锻炼”》,所谓“正话反说”云云,赵树理使用了怎样的叙述策略等等,也正在琢磨中.有了新想法再向您汇报.
您写作繁忙,就不必再回复了.非常感谢您这几封邮件的解答.
祝：好！
赵勇敬上
2016年11月15日
董老师好！
去年冬天我曾向您请教过《“锻炼锻炼”》的问题,之后我又反复读此小说,并琢磨赵树理写作的历史语境及相关问题,随后我写了篇文章：《〈“锻炼锻炼”〉：从解读之争到阐释之变——赵树理短篇名作再思考》.
拙文把《“锻炼锻炼”》放到两次阐释之中,既想描述这种阐释所发生的变化,也想呈现第二次阐释时所存在的一些问题.所以在第二部分的论述中,我既强调了陈思和与您思考的关联并肯定其解读成就,又不大同意你们的阐释（尤其不大同意陈思和先生的观点,因他的观点已进入教材,所以影响很大）.而第三部分则是谈我对此小说的一点理解.
因为赵树理诞辰110周年,从去年秋天开始,我又一次进入到赵树理的阅读之中,到目前为止,已写出了三篇文章.一篇是《在文学场域内外——赵树理三重身份的认同、撕裂与缝合》,最近完成的是《讲故事的人,或形式的政治——本雅明视角下的赵树理》.关于《“锻炼锻炼”》一文,是这组文章的第二篇.
本来早就想发给您关于《“锻炼锻炼”》的文章,请您指教,但我一是写出之后忙于写第三篇,想着这篇随后再琢磨一下,二是我也拿不准我的这种理解是否有点道理.最近忽然想起可以让我父亲读读此文,我再听听他的感受.所以前几日我给他邮寄了这篇小说,今天又与他打电话聊,此前没给他提供什么暗示,只是让他读小说,等等.而聊的结果发现,他对此小说的感觉与我的判断基本一致.
我父亲1938年出生,高小文化程度,应该正是赵树理当年预想的那种农民读者.而他又处在晋东南的文化氛围中,对当年的情况也比较熟悉.这是我提交他阅读的基本理由.当然,他的阅读与判断并不具有权威性,但多少让我有了一点底气.
所以,现在我把这篇文章发给您,您若有时间就翻一翻,看看我的思考有无问题,并请您指正.
祝：好！
后学赵勇敬上
2017年4月9日
赵勇兄：
十日上午给你寄上《文集》,回来看到电邮,近日才拜读了大作.这是一篇很有分量的文章.你把对《“锻炼锻炼”》的解读分作三个阶段,是比较精当的,各个阶段确实不一样.主要决定于时代背景——政治气候,特别是前两个阶段.对大作本身我没有话要说,只说几个有关的问题.
1981年初,马烽收到一封紧急电报,是一篇有关赵树理《“锻炼锻炼”》的文章,在他们创办的《当代文学》创刊号发表.发电报的人是黄伟宗,在广东一个大学教书.可能是受到欧阳山的指导,电报中说到欧阳山,或是转述欧阳山的话.马烽收到电报后,立即来找我,要我完成这个任务.在那之前,我已经完成了对这篇小说的基本认识,所以写得比较快,大约两三天就写出来了,很快给黄先生寄去.后来跟黄先生经常联系,黄先生也成了我在广东的一位好朋友.黄先生后来著有《创作方法史》《创作方法论》以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史》（此书约有60万字）等大著.
说“已经完成了对这篇小说的基本认识”,那可真是一个极其痛苦的过程,思想上蜕了一层皮.七十年代后期的政治气氛,不是今天的人能够想象的.就在给赵树理举办骨灰安放仪式时,还流传着总设计师有关赵树理的指示：只给他平反,不可以宣传.当时虽然已有回忆性文章发表,但真正的评论还很少,人们把握不住该如何评价.特别是几篇曾经引起很大争议的作品,主要是《“锻炼锻炼”》和《邪不压正》以及1958年以后的作品,即后来说的“顶风文学”作品.我自己在对这几篇作品的认识上,也是翻来覆去拿不定主意,主要是想给这几篇作品“留个尾巴”,即指出它们在政治上还存在一些问题.就在解读这篇小说过程中,我反复思考,决定冒一个极大的政治风险,不仅不“留尾巴”,而且给它以最高的评价,把它跟前期的《李有才板话》说成赵树理一生创作的两个高峰.
大约六年以前,杨占平找我,要我拿出一本书,编入他和赵魁元编的一个赵树理研究丛书里.我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写了一本小册子,介绍我的赵树理研究经过和体会,书名为《为存在作证》.但此后占平没有再说起,我也没有交卷,所以这本书稿一直放在手边,是我七本有关赵树理研究著作中未出版过的三本著作里的一本.这多年赵研会编一种内部刊物《中国赵树理研究》,每年出四期,可能你会看到的,我的文章大部分来自这本书.大约第二篇或第三篇就是谈那个痛苦过程的,题目是《颇费斟酌的两部作品》,是否发表过,我记不清楚了.我把它附在这封信之后.
说到第二阶段,我和陈思和的观点有些相近,应该是碰上的,不一定你影响我或我影响你.我那篇文章是1981年写的,但观点此前早已形成,从附上的文章看,大约1979年到1980年期间是形成阶段,最迟在1980年,所以当黄伟宗要稿子的时候,我没有费太大的劲就写出来了,并且很快交出了卷.虽然是冒着很大风险,但由于这是学术问题,不是政治问题,所以顾虑并不是很大.
陈思和的文章发表,我及时读到了,并且在我办的刊物上转载,记不清是《批评家》还是九十年代中国赵树理研究会成立以后所办的内部通讯上.我对他人文章的观点一向不大注意,尤其不会仔细读.我写评传性质的著作,写前,从不读他人同类著作,要读,也只关注其史料内容,绝不看论述部分,我只写出自己的看法.有时写完之后,才看别人的论,以做比较.最近几年写一本胡适评传,前几天刚刚写完,读已出版的几本评传,到论的段落就跳过,只看史的部分.因为我觉得我在写作过程中,自己新的想法层出不穷,许多想法都是别人没有说到的,不需要去看别人.对《“锻炼锻炼”》,后边的说法有些“发展”,也是笔意赶到那儿自然说出来,跟他人观点没有关系.因为写同一个问题,总觉得不能前后用同样的文字,需要变一变,由于文字和语气不同,所以看起来像是“发展”,其实没有大的不同.
这里说一件事.记不清时间,总有十多年了吧.王之元的《三里湾新传》（？）出版,我写了一篇文章,顺便说到《“锻炼锻炼”》,其中有句话是高小四等人在那个村子实行的是“法西斯统治”.是初稿,还没有定下来.我把初稿发给之元,可能他马上传给张文君,张文君就在长治《赵树理研究》上刊登出来了.我把稿子传给之元之后,反复想这个句子该如何表达,这样写语气既重,又不能恰切地说明他的做法的实质,就想到“诱人入罪”这个词,于是我把那段话做了修改.这篇稿子定下来后,我交给《太原日报》,在那里发表了.过了几天,看到长治《赵树理研究》上有我的文章.几年之前,2001年,省文联有个人编造故事向领导告我的黑状,原因是我和省委宣传部温幸副部长主编的《山西文学十五年》没有提到他新出版的作品和他的名字,他质问我时态度不好,我在《山西日报》发表文章说了这件事.当时的宣传部长（贵晋东南人）,收到密告信后,不分析,不调查研究,不分青红皂白,就相信了那个说法,于是对我采取了极其错误的做法,并且影响到赵树理研究会,使我无法干下去,从2003年起,赵树理研究会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原因在这里.我百思不得其解,不知道部长为什么那样待我.我反复检查过去所写的东西,检查来检查去,以为是这个“法西斯统治”带来的灾难.我后来状告长治赵树理研究会,这是没有说出来的主要原因（因为过了诉讼期）,当时提出来的原因是表面原因.2011年初,省文联那个人在长治《赵树理研究》上发表文章,“揭发”我的问题,我才恍然大悟,才知道那位部长打压我是他相信了那个黑帖子.那个黑帖子所说我的事,如在期间担任山西省革委大批判写作小组组长,写了十多篇批判赵树理的文章,以及几次抄赵树理家,把抄家结果写成了《赵树理年谱》等,都是编造出来的,连千分之一的影子都没有,可是那位宣传部长竟然信以为真.我写信给那位部长,希望他能认识到错误,可那时候那位部长已经成了上一级的副部长,正在等着上升呢,哪能接受我的批评？不用说,他后来的明升暗降跟我有关.至于他因经济问题而被关,那是后来的事,跟我无关.
这是说,如果我在文章中用过“诱人入罪”这个词,陈思和也用过,那是两人不约而同地使用了这个成语,不是哪一个人影响了哪一个人.
我在附上的文章中说过,在对赵树理这两篇作品的解读中,我不仅没有留下尾巴,而且给予很高评价,特别是《“锻炼锻炼”》,三十年后回想起来,感到很不容易.其他所有的“论”,所有的“考证”,当年写作时都是一锤定音,事实证明是准确的.所以这次编《文集》,收入《赵树理论考》,我一个字也没有改.七十年代末所做的评价,经过将近四十年的时间检验,它们都站立起来了.
上次通信中我说到《评传》中所写赵树理的一个矛盾,是为政治和为人民的矛盾.跟你通信后我校对《文集》,看到《文集》中就有这个说法,而且是两个矛盾,另一个矛盾是有丰富的生活积累,却走着狭窄的路子.是在哪一篇文章里,此刻想不起来.有一点可以肯定,不在第五卷,很可能在《三闲居文谈》或者《“山药蛋”这一派》里.
最后,我有一个建议：把赵树理这篇小说作为一个个案,从阐释学的角度对小说及其解读历史做深入研究,最后编成一本书,同时收入有关文章,这也是建国以来中国新文学发展的一个侧影.赵魁元当能够设法让这么一本书出版吧.
祝好！《文集》收到,请告.
董大中
2017年4月13日
董老师好！
先感谢您写来长邮件及文章,昨天我就仔细读了,很受益,对您相关观点形成的语境也有了一个完整的了解.我再琢磨下我那篇文章,一些表达也会进一步斟酌,做些修改.
您的《文集》还没收到,收到我会告诉您的,先感谢.
因为一会儿要出行,先匆匆答复如上.
祝：好！
赵勇敬上
2017年4月14日
（责任编辑：周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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