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龟的空间象征与文化原型

摘要：文章透过对龟的空间形态研究,理解文化大传统前代万物原型激发人对宇宙空间神话与现实的“模式同构”,其隐喻的宇宙空间二元观念与人的生命空间平衡在精神与物质间,神话思维被建筑空间和建筑仪式稳定性地延续在有文字记载以来的文化小传统中.而史前对龟的集体无意识神圣信仰和认知在历史变迁过程中被变形置换解读为新的文本,这些文本不仅承载着华夏的文明基因,在当代社会仍然具有引导社会风习承载精神文明的价值.以龟形城市原型、神话文本、龟的文化图像及其功能指向的变迁,辅以宗教思维等多重证据探索龟与人的生存生命空间之间的神圣信仰和吉祥等民俗的社会性价值.从而理解建筑神话原型在历史变迁过程中的表述和重现,说明当下科技昌明语境中空间对于原型基因的活态传承,对于社会审美的理想化导引,对于生命道德思维载体的本土性空间价值再生的意义,重新塑造原型动力与美学精神的当代话语的传播.

关键词：龟空间；原型；宇宙空间；观物类比

中图分类号：C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40(2017)11-0155-06

华夏文化大传统神话思维中拥有众多被现代科学认定是虚幻和想象的思维,只因古史口传的层累记述,留给今人探索的迷图.中国文化历史与任何国家皆不尽同,当科学技术基因仿生渗透到考古和民俗口传时,人们却深感上古神话与生存状态中的物质结构发生着内在联系,原始思维潜隐着有机的活态载体.而现代人借助机械和技术求证自身,缺乏空前绝后的与自然世界的类比,当看到史前遗址绘画或者物质品像时,竟会产生怀疑与批判,或者认为是仿造和伪作.文化大传统时代（叶舒宪语：无文字记载的文明时期）较为文明的区域,是因为持有“模式同构”类比转换思维,在生存中处处比拟摹仿.经千古流传类比比拟而成“原始拜物教”,它们承载在口传神话和地下遗产中.华夏神话思维作为“文化文本”,直接记录文明的印记.早期最为经典的活动都离不开“空间”,显然存在“宇宙”空间认知.空间是外来词,生命体同样是空间,神话表述都围绕空间进行,中国的“天地”就是空间的代称.人们要战胜这个天,就必须获得幻化“天”的本领,“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摹拟天的行为被记载进神话.而在动物中最能够拟天的是“龟”,龟的形象与人们意识中的天地空间相符.与龙凤概念不同的是,“龟”真实存在,“龟”的行为及生命表征被人们善加利用,升格为文化信仰的一部分,成为古史文明的载体之一.

一、龟的神圣地位解谜

往古之时洪水滔天,世界各民族的神话描述了对洪水的恐惧和象征.龟作为水陆两栖之物,自然被圣化.《淮南子》卷五一《览冥训》记载：“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下兼覆,地不周载,火烂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此处歌颂“龟”与民为善作为承天支柱的显圣形态,由此确立“四间一柱”的建筑空间原型,开始“间”的礼仪.《礼记·乐记》日：“礼者,天地之序也.”四柱一间定格出东西南北的方位秩序,构成与四方.“‘间’即是‘礼’的一种重要的外在实践形式”.[1]同时,造物与精神的结合也经由神话明示,女娲补天寓意龟的奉献精神,隐喻先民不畏死亡,舍己献身的英雄主义精神以及对真理和光明永无止境的追求.

《论语》中孔子云：“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凤鸟自天,河图自地,隐喻着祥瑞借助“凤鸟”与“图”显圣的节令规律.《洛阳记》记载：“禹时有神龟于洛水,负文列于背以授禹,文即治水文也.”龟以背之图符提示大禹治水良策,两则神话描述龟在文字起源中扮演的圣位.史前文字在生存变迁中逐步产生,但要让人们结束对于“结绳记事”“刻画符号”的习惯,还需要图像的中转过渡,借人们心目中神圣的龟引来河图“天书”,说明天意不可违背.更何况“结绳记事”这种原始的记事记日方法,发展到一定阶段终归要由复杂的方式代替.有学者研究,河图中的圆圈即是对结绳‘结’的摹写,又是后来文字产生的先导.[2]也有学者认为“河图、洛书,是原始的历书,用锥在巨龟骨板或龟背上刻符号以表示月日、这种‘历书’比之结神计数、计日,当然远为具体显豁,具有明显的优越性.”[3]这都在说明,龟背负着文字和月历创造的神话,隐喻“观物类比”的思维.龟背的纹理几何有序,龟腹甲纹理“亚”字形对称排列,不难排除大传统前代之人从其纹理中构建文化符号.汉·孔安国《传》云：“河图,八卦.伏羲氏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文以画八卦,谓之河图,及典、谟,皆历代传宝之.”汉·郑玄（康成）说：“《春秋纬》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龙图发,洛龟书感’.河图表明一种天降的祥瑞之兆.中国较早地根据气候节令解决了定居,四季等寒来暑往的规律,对农耕作物的生长具有决定性作用,河图暗喻的历法是先民仰察宇宙规律的智慧.同时又意味着对水治理疏导的成功,神话语言记载农耕文化的生存基因.”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指出：中国文明起源和国家起源,“从文献与考古结合考察,洪水与治水传说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中原地区的文明起源要从洪水到治水谈起.”[4]

中国人的宇宙空间观念是将“天地人”作为三界分层的,在中国的神话谱系中,龟（玄武）地位是四分天下,玄武神身兼水神、海神和冥王（死神）多职.其水陆两栖功能暗示生命复原,视为“永生”之神象.饶宗颐先生指出：龟在《山海经》有记载玄龟二事,在古代天文学中,把龟安置在北方,作为“水”的象征,又与蛇结合,称为“玄武”.饶宗颐先生又指出：龟为水母.[5]华夏民族地理环境决定对水的崇拜较其他民族更甚,人们想象出超人的水神、水伯、水母、龙王等等.水神“集于天地而产于万物,产于金石而集诸生,故日水神”（《管子·水地》）；水伯：“朝阳之谷,神日天吴,是为水伯”（《山海经·海外东经》）；水母：“玄武步兮水母,与吾期兮南荣”（王褒《九怀思忠》）.由于水神有着超人的智慧和力量,当人们遇到难以决断的争执纠纷时,就求诸水神,让水神裁判.从屈原投江、端午粽米祭祀,后世演变为对于人性道德的处罚,都见水（河）神的传延.

文化大传统前代的先民拥有天地物像变异并幻化多元起死回生的能力,“死而复生”是文化人类学阐释的重要话题,汤因比将其视作文明生长过程中的“退隐与复出”.[6]《史记·夏本记正义》：“鲧之羽化,化为黄熊……鳖三足日熊.”禹治水,得龟相助.《楚辞·天问》“鸱龟曳衔,鲧何听焉？”“鳌戴山扦,何以安之？”王逸注：“鳌,大龟也.击手日扦.”《左传·昭公七年》日：“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人于羽渊,实为夏郊,三代祀之.”“熊”古音同“龟”,龟为水中甲介类的共称.鲧死三年不化而复生.屈原在《天问》中有关于鲧在羽山的传说：“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绝？伯禹腹鲧,天何以变化？”腹部生大禹,继续治水救民,华夏先民的创始精神就表现在顽强的“退隐与复出”中.链接大禹治水的记载,《太平广记》“禹治洪水,通冁辕山,化为熊.谓涂山氏日：‘欲饷,闻鼓声乃来.’禹跳石,误中鼓,涂山氏往,见禹方坐熊,惭而去.至嵩高山下,化为石,方生启.禹日：‘归我子！’石破北方而启生.”将这些神话串在一起,意味着三代复生,为夏之“夏启”而埋下伏笔.鲧死后生命三载孕育“禹”,“禹”三过家门不入而得“启”.由此可见国立与治水的成功,决定禹系代表的国家正统性和华夏精神.“传天下于益,而势重在启也”《韩非子·外储说右下》.神话口传人物只有为民的生存而搏,才得以获得权力和国家,这是中国的“天道”论.

二、龟形象征在城市营造中

中国对龟的神圣认知体现在空间营造中,古籍文献记载：“神龟之象,上圆法天,下方法地”.《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不死之丘的形象,“玄丘”“圆丘”源于龟的形体,所谓灵龟“盘衍象山”.由于龟的形态如人的躺卧形,与人的相似是灵异和神圣的本体,人们最早摹拟龟形空间在筑墓中,隐含转世.《山海经：海外西经》云：“穷山在其北,不敢西射,畏轩辕之丘”；《山海经·西次三经》云：“西四百八十里,日轩辕之丘”；《山海经·西次三经》云：“西南四百里,日昆仑之丘”.晋郭璞注云：轩辕之丘,因黄帝（号轩辕氏）曾居此丘,娶西陵氏女嫘祖,故名.西王母居于昆仑之丘,古昆仑山又正是天下中心地方,盖都广之野,似乎天地正中孕育生命的再生延续.西王母、女娲、伏羲、共工等皆为人面蛇身之态,隐喻母神本体的思维崇拜,映射到空间中则表现一种生命的互补能力.

文化大传统前代人们不仅希望住在龟形的建筑中,更祈愿城市获得如同龟甲般坚硬的防御体系.弗雷泽在《金枝》中解释“同类相生”的原理被应用在中国人的空间信仰中,“中国人相信一个城市的命运深受该城廓形状的影响,他们必须根据与该城市非常相似的那种东西的特点来对城廓加以适当改造.”[7]腹甲呈现“亚”形神圣符号,龟背穹窿而有星象,龟由此获得崇高地位.“龟有天、地、人之象,龟长寿、加上龟有坚甲保护,可免受敌人侵害,中国古代城池、村寨及建筑,多有以龟为营造意匠的.”[8]“四灵”天之神灵,而此四类动物中仅龟是真实存在的生物.《三辅黄图》（不晚于南北朝）卷三：“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灵,以正四方,王者制官阙殿阁取法焉.”[9]龟型空间呼应着地理空间,使龟的形态被植入进宇宙大型空间规划中,龟既然能够补天,也就无所不能.龟成就人们精神的寄托,人们祈愿建造龟形墓穴而葬于其中得永生转世.龟又与“归”同义,建造龟城获得生命的永固吉祥,造龟山而长生不老,甚至水上建造龟船以保安康.

近年城市不断被新的“洪水”所恐慌,先有北京城的水涝,后有广州城的水患,水的威力使得人们将目光投向千年前之龟城,中国至今保留的“龟城”,有400年前建于明代甘肃景泰县的永泰龟城（如图1所示）,江西赣州龟形城、湖北武汉龟蛇二山、云南昆明和成都,山西平遥城的城市造型都与龟有关.这些古城中最引人深思的是江西赣州龟形城下的水系统——福寿沟,这也是赣州城获得“浮城”的来历,赣州城南为龟首城北为龟尾,应和中国地理的坐北朝南为尊的结构.福寿沟排水系统建造于宋代,砖拱结构.众所周知,中国的砖拱智慧发端在黄泉之下的建筑中,黄泉下是一个“复制的生活环境可以被当作宇宙模型的内在特征而加以呈现,而宇宙模型也可以被设想为死者灵魂的“宇宙之寓所”.[10]这种结构显然与龟的通灵水陆有关,一方面是礼仪心理暗示,另一方面是实际象征结构的智慧.平面形态的龟形与线性穿插的地下排水道,有如“龟蛇相交,产生帝王之气”必将造福百姓,“龟”主福寿,“蛇”主神通,“龟蛇相交”的理念就在于龟蛇互为灵动,永保城廓风调雨顺,让人们慨叹千年前江西人的智慧.也就不难理解江西为什么出现众多风水堪舆大师,诸如北京紫禁城是由明代风水大师廖均卿和建筑大师蒯祥等人合力营造,成就中国不朽的建筑遗产.

龟形城市规划还是文化大传统前代人渴望长寿的一种祭祀崇拜,龟与人关系密切,其生命之久长被人们看作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再生连续.目前仍流传的客家方言中,龟、久、旧三个音相近,人们常称“龟寿”.龟的前后肢加起来九爪,九也是“久”,加上龟的五个方位指向,龟代表九五之尊和民俗中“天长地久”等丰富的含意.《周易·系辞下》记载伏羲：“王天下……观鸟兽之文……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周易》依据的是“观物取象”,激发后世产生“形胜”的规划布局概念.体现了文化大传统前代人们“思维机制内对有形有限之物的穿透能力和对永恒无限之物的直觉体悟.”[11]这八卦形同龟背图案,如《尸子》说：“伏羲始画八卦,列八节而化天下.”[12]推演八卦的功能,不仅表现各类事物的联系,更可谓城廓村落道路的规划.缪朴曾在《建筑师》发表“传统的本质：中国传统建筑的13个特点”文章,[13]归纳中国的建筑“带故事形式”的“微型宇宙”.中国古代城市四面八方层层围合,透过实际地理中心强调国家中心,如同汉字“国”.叶舒宪先生亦曾精辟论述“国”与“圆”隐喻的华夏国家象征：“作为攻击性武器的戈,作为防御性建筑的城池——四方形的外城墙屏障之内,还套着较小的方形内城.”“代表外城的方框内新加上一个代表被守卫之宝物的‘玉’.”[14]方形城池守护国之尊宝,维护国家的统辖,无论这个尊宝是象征的“玉玺”、还是“天子”,也同样绕不开对民众的重视,因“人人皆可尧舜”.中国传统建筑适当而意象地摹拟宇宙空间,建筑除了自身携带的口传神话、民俗信仰故事外,更透过形态比例组合空间构筑宇宙空间的故事链.包纳人与地形、地貌、山川、湖泊之间的和谐认知,阐发社稷、宗族、乡野之间的社会性伦理认同.因此国家如同放大的家庭,家庭如同国的微观,最终家国同构、形思类象.

当代一些龟城正在风化销蚀中,传统中国依龟形建造的铜墙铁壁军事要塞,无论如何也是抵挡不住人为的环境肆掠.建于明代万历年间有着灵气地脉的甘肃永泰龟城,曾经平川沃野、山林茂密、千军万马呼之既出.然而20世纪60年始的古迹自我摧残,犹如信仰精神的颠覆,这个明代古堡的命运只能同中国众多隽永的遗址被消失在当下的繁华中.

三、龟的信仰及动态化演变

由对龟的形态依附发展到物理空间,体现华夏宇宙中心的经验.华夏建筑的“神圣空间”尽管与实际的宇宙空间并非同质,但是这种非同质延续了原始的空间经验,即确立一个中心,通过城廓中心构成国家中心,再以中心建筑构筑宫殿和宗族中心,“中国人把世界看作是一个中国位于的长方形；在其四周分别是四海、四圣山和四蛮族.中国的城市被建成为一种正方形,每一边有三扇城门,宫殿位于城正中恰与极星相对应.从这个中心,中国那无所不能的皇帝就能统驭整个的宇宙了.”[15]“这种绝对实在与四周广袤苍穹的非实在性是互相对立的.”最终成为定向的心理中心（如图2所示神圣的九城）.这种“神圣空间的仪式定向具有某种宇宙起源论的价值,因为人类据此构建一处神圣空间的那种宗教仪式在它能够再现诸神的创造之功——即宇宙的祈愿.”[15]

当文字尚在朦胧期,龟的多能还展现在大传统前代人的凡俗生存世界中,殷墟甲骨卜辞的研究表明,殷商就有以“龟甲占卜”问事的习惯,占卜仪式显然同祖灵观念、冥间观念、国家神权政治相关.《书经·周书·召诰》中记载：“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则经营.”说明在古代,作邑筑城都要占卜.在后来的堪舆学中,术数模式都源于《周易》的八卦方位说.

以龟占卜的作用正如前文所述,首先是摹拟人的平面形态,人们认为龟具有人所无法抵达的先知先觉.龟拥有双重铠甲,坚硬而又“中轴”六边重合图案的龟背甲和“亚”字形对称纹理的腹甲,使得龟能够超乎想象的负重（如图3所示对称的龟甲纹）.明李时珍《本草纲目·介部》载：“山龟之大者,人立背上,可负而行”.龟长久的寿命让人幻想其“灵与魂”之间的交换,从而给人“逃避死亡”的意愿提供追求.汉代墓葬开始用石龟、铜龟支棺床的,沿用现代龟成为人新居的“定床位”之物.龟的形态又是形同宇宙天地空间,从而构成空间的三重穿越,“宇宙天空”到“建筑穹顶”到“龟背形态”的神奇巧合；“地表地面”到“建筑台基”到“龟形腹甲”之间的概念组合.“龟甲有天地之象,代表时间的总体及空间的全幅.龟有圆拱形的背甲和宽平的腹甲,用来占卜的兽骨选用龟甲,与古代中国人认为天形圆拱、地形方平,所谓天圆地方类似龟体有关.”[16]安徽含山凌家滩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出土有通体精磨的玉龟,其背甲和腹甲中间夹一件玉板,上有表示天圆地方观念的图形,与占卜和八卦有关.玉龟放置在死者胸部,这个人生前应当是专司巫卜的人员（如图4所示）.

后世人们见到更多的龟的形态是驮碑,这里龟仍然“在人们自身认知的世界中生活”,碑的顶部被造型为穹窿形,底部建有“础脚”或“须弥座”,代表水陆灵形的龟协助人们保持与“天”“神”的联系通道,这或许是宗庙祭祀建筑的记载、补充或前奏,传演到民间转换为祖灵牌坊的形式.龟与驮负的碑带有宗教的仪式象征,更为意义的延伸.随着龙逐渐的至尊地位,至元代龟成为对人的辱骂之物,明代为了重新强调龟的地位,而派生出龙之九子之赑屃（bixi）.透过人们观念中的神性思维,将生存语境中超越人的能力的动植物赋予超能.木的生长性超越为“建木神话”,沟通人神空间的“天梯”；桥与霓虹之间的“鹊桥故事”,联系人仙之间的“月梁”；熊的冬眠春醒如死而复生而成为“图腾”；鴞的夜明日昏成为日月之间的传递“神鸟”.由此可见“神话”本身隐藏着某种天然事实,或者说文明变迁的集体记忆.正如王小盾先生所言：“只有现实地影响了族群命运的事件、物品、制度、习惯和社会现象,才能进入神话.”[17]神话是告诫人们如何生存,《论语·述而篇第七》；“子不语怪、力、乱、神”.但孔子的智慧是抓住神话中的核心部分—一仪式化、神圣化,并演化为凡俗生存中的仁和礼.

除此之外古代人因对龟神灵的忠信,龟被雕刻在印钮上,龟也被端刻于青铜器之上.淮南子中即云：“龟纽之玺,贤者以为佩”.《史记·龟策列传》说：“龟者,天下之宝也.”从行龟卜,设龟官,掌龟印,佩龟袋,照龟镜,甚至戴龟帽,取龟名等等.《史记》记载：“虞夏之币为龟贝”,市场流通的龟贝即龟骨片与金玉等价；汉武帝时代钱币上也铸有龟图案.帝王将相金玉印章称为“龟印”,东汉卫宏著《汉旧仪》载：“银印皆龟钮”.

马王堆一号汉墓帛画下部是冥间世界的水地,以“禺强”（又名玄冥,是北海之神,使灵龟,践两蛇）顶托大地,帛画将两蛇改为两鲸鱼.上述可见上古人对于龟的认知建立在由模拟自身而走向的神圣依附之上,而且这种观念在当代社会仍然产生影响,现代社会新“三大件”之一的小汽车被戏称为“乌龟壳”,众多形形色色的拱形结构——“薄壳建筑”无一不是仿龟壳的最佳力学实践,历史虽经变迁,但千古的观念思维仍然贮存在人的记忆中.

四、龟的神秘二元指向

龟本身的色彩原型具有二元属性,龟背和腹甲恰对应玄黄两色,千字文“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易经“龙战与野、其血玄黄”.表达的都是天地之色的隐喻,而乌龟身体不仅是具有空间直觉,其色彩也应承上古宇宙玄黄.由此可以从龟的玄冥地位中,观察到大传统前代对于色彩的象征.《抱朴子》：“千岁灵龟,五色具焉,如玉如石.”实际上任何物质都只有在一定条件中才能激活,譬如色彩遇见光而斑斓.上古思维天地玄黄,《易经》里说“天玄而地黄”,人们认为龟有玄黄之义,因为龟自身的色彩类似玄黄,其通三界的地位被赋予多语义的“神”性.玄和冥二字皆有黑暗的语义.《吕氏春秋·孟冬纪》：“水神玄冥.高诱注：玄冥,官也.少昊氏之子曰循,有玄冥师,死祀为水神.”“循”《说文》指“行顺”,屈原《离骚》：“鲧嫜直以亡身兮,终然夭乎羽之野.”“鲧直”有行顺、正直的意思.因此“玄冥起源于上古时代的理水之官.由于他治水而死,所以被后人尊为水神.”[18]《山海经》昆仑原指黑色的墓丘,又在西边隅,日落之地称为“虚”,被众多神话设想为太阳和所有生命的归宿,幽都和众帝的居处,代表死亡,色彩象征为玄,因此也有将龟指向黑水的崇拜.东边的蓬莱原指旭日之山,取象于龟背鸱鴞（太阳鸟）的形象,因而代表生命的再生,色彩象征为黄,可见玄黄中隐喻生命的再生和归宿.

龟也同时具有方位与生命的二元属性.商楚之时龟常与鸱组合,《楚辞·天问》中的鸱龟神话“鸱龟曳衔,鲧何听焉”；河南新郑曾出土《鸩鸟玄武图》和《鲧与鸱龟图》画像砖；汉甘泉官遗址也有类似瓦当记载：“月纹瓦当”和“鸩鸟龟蛇瓦当”；郑州汉画像砖中的鸱龟白虎图,所描写的都是鸱龟相曳而运日的形象（如图6所示）.龟的冥神性格,是跨越死亡和生命交替的代表.文献记载殷商开始,龟卜便同祖灵观念、冥间观念结合起来,使龟具有了作为冥神、地神、北方之神和祖灵象征的身份.据传,上古殷族以鸱鴞（玄鸟）作为图腾象征,鸱鴞的主要特征是在夜间活动,古人视鸱鴞为“三足乌”和西方之鸟.鸱和龟的这些身份使古人把鸱鴞设想为夜间的太阳、把龟设想为在黑夜中运载太阳的神使,认为它们共同承担了将太阳送返东方的使命.

《天问》：“鸱龟曳衔,鲧何听焉”一语,表明在楚宗庙壁画上有鸱龟运日的细节.鸱在红山文化和商代青铜器中有出土,似乎为商以前的氏族图腾,“玄鸟生商”玄鸟即为三足乌（太阳鸟）,鸱龟纠葛在一起显然有其圣因.在长沙马王堆的汉墓帛画（图）中描绘了完整的“天神、祖先、冥间”三个场景,帛画下部的“水界”（羽渊）左右各有一对鸱龟,鸱由龟背负着“曳衔”.楚是被商由黄河流域驱逐南迁的,楚墓和楚文学的描绘代表当时的思维.由此龟背负金乌见出鸱龟均为太阳的使者,日落地下、月亮升起在天庭的景象,正是夜晚的太阳或者说是冥间的太阳.龟的神性二元,一方面代表太阳神,另一方面代表地神.商被周灭时,其图腾被反义描绘为凶狠邪恶的鸟.在传统建筑中,龟和蛇组合的玄武担当着瓦当的作用,是为四神之一,后世对龟的神圣解读因社会认知而地位迁移.

从龟代表黄帝的图腾开始到指示大禹治水、河图洛书,皆因其隐喻的宇宙空间属性.其自身的原型经过聚集幻化延伸而成为可供人们交流的象征族群符号,可以说这种原型已经扎根在人们内心成为惯例性的联想.龟某种意义代表人类自身,人类将自身无法企及的目标转换到某种神灵的替身上,正如泰勒所言：“世界各民族最高级的神都是人类自身的反映.”[19]正因为神灵的作用有效地平衡了人的精神与物质,噱昧的崇拜转化为文明的信仰.而一个社会排除法律或者军队的纪律行为,依赖的就是精神与伦理的自觉,显然后者为自发的扩散行为,也就是社会性伦理.在社会性伦理的表述问题上,华夏中国显示出最为独特的智慧,神圣原型与国家社稷与个体品性之间的串联,一种“程式化”的解读.

当下对于中国文明尽管有各种话语并存,但是文明的表述和重现依赖层累地深挖隐藏在“传统”中本真神话原型的意义,它不应被禁锢或者喧嚣在“开发”中或停滞在过去的时间里,历史的传承在于形成对当代多元选择中的驾驭和冲破局限.神话隐喻的仪式性行为,本质上可以成就当代社会性伦理的创造,成为对日常凡俗生存状态的良知导引.在当代先进技术和先进文化使得人们反思,科技昌明之下,人类的心灵仍然需要慰籍.宗教神圣习惯伴随的精神安在,纯粹经由物质疏导显然掩盖不了精神层面的诉求.龟的空间外表和灵性指向,延续在人们的生存造物中,成为心灵的救赎和慰籍,建筑转译的空间视觉和精神依附,显然使得空间实在具备公共媒介的传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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