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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绳是怎样成为学界大师的（续二）
（三）《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是胡绳为阐述和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出重要贡献的著作
胡绳三本“大书”,前两本（《从战争到五四运动》和《中国的七十年》）是历史书,《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则是理论书.前两本在众多史书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近代史和党史著作的佼佼者,一个重要因素是有理论支撑,揭示了历史发展的“所以然”；《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这本篇幅不是很大的论文集产生了轰动效应,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它有深厚的历史根基,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接了地气,令人信服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成为中国观察和改变中国命运的理论武器,社会主义为什么能在中国屹立不倒.在我们国家,像胡绳这样既是世界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又是国际知名的中国近代史学家和党史学家的人,可谓屈指可数.
1. 堪称奇迹的“胡绳现象”
1998 年1 月,胡绳在自己八十寿诞时作了一首《八十自寿铭》.铭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载.七十八十,粗知天命.二十一世纪,试窥门庭.九十无望,呜呼尚飨.”
根据这个自述,还有学界对胡绳在新时期发表的高质量文章的赞赏,我在2001 年10 月湖北襄樊（今襄阳）召开的“纪念胡绳同志逝世一周年座谈会”上,提出了“胡绳现象”这个说法,主要讲了三个内容：
第一,对胡绳的学术生涯作了概括.
胡绳的学术生涯大体分为三个阶段：从1932 年到1956 年是他才俊崭露、驰骋文坛、大器早成的时期；从1957 年到1977年,按照他个人的说法,是他的思想“和现行的潮流有所抵牾”,个人写作不是完全出自“内心深处的东西”,著述“几乎是个空白”的时期；从1978 年到2000 年是他学术活动焕发青春、与时俱进、旺神求真、奋追“班马”、成为理论大师的时期.“胡绳现象”是专就第三个时期而言的.
第二,对胡绳晚年学术成就作了评
价.粉碎“”后,胡绳受到他所在单位工作环境的影响,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没能紧跟时展,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工作会议上受到批评.然而,这次挨批的深刻教训成为他学术生涯一个新的历史起点.胡绳砥砺前行,由一度的思想落伍者一跃而引领“史论”（近代史、党史学界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学术20 年,在学术研究上作出了重要贡献.除《从战争到五四运动》和《中国七十年》外,他还发表了一系列有深度、有新意、有创见的理论文章,对中国社会主义的重要发展问题,对理论的许多根本性问题进行了阐发.这些文章大多收录在《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一书中.对于这本篇幅不大但质量很高的著作,我当时作了这样的评价：“这些文章具有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历史与现实息息相通的鲜明特点,将理论的研究和宣传推进到一个新水平,因而作出了独特的、为他人所难以替代的贡献.”
第三,对胡绳晚年的学术精神表示
了由衷敬佩.尽管已到古稀之年,胡绳却老骥伏枥、勤奋笔耕,而且与时俱进、开拓进取,不断地向一个又一个学术高峰攀登.特别是在20 世纪90 年代后期,他以八旬高龄且身患绝症之躯,在以顽强的毅力与疾病作斗争的同时,还继续苦思冥索,对一些有重大影响的党史和理论问题提出新见解.所以,我认为胡绳是员学者探索真理、追求卓越的典范.
胡绳手书《八十自寿铭》总而言之,“胡绳现象”指的是他在晚年不断与时俱进,解放思想,一往无前,老而弥坚,攀登高峰,不断创新,终于铸就最后20 多年学术新辉煌.这在当代中国理论界是个奇迹！这在中国学术史上也是个奇迹！
2.《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的若干新论和深论
《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在胡绳去世前一个多星期出版,他看到了样书,但没能目睹它面世的光彩.书中收录胡绳从1983 年到1999 年的11 篇文章,在这些文章中,胡绳以历史学家的深邃眼光和哲学家的辩证思维,立足于对中国国情的分析和对党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宏观地把握改革开放的发展趋势和世界经济社会发展态势,经过异常深入的研究,摒弃人们常见的空泛议论的理论宣传模式,对以理论为根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和制度,还有党在新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缜密阐发.它既将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寓于通俗易懂的文字表述之中,极有针对性地回答现实生活提出的重大疑难问题；同时又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认识提升到新的高度.胡绳提出的许多“很有影响、很有深度、很有新意”的观点,使这本书成为“中国社会科学最高水平的表现”.他在晚年这一系列文章中展现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学术创新风格和高度的理论自信,还有不断破除迷信、攀登学术高峰的精神状态,使我们后辈晚学不能不表示崇高敬意.
在《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一书中,胡绳的主要新论和深论有：（1）关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和特殊发展道路
胡绳将这样一个老题目作出了新味道,他的论述有以下几点新意：
第一,提出问题的切入点新.谈中国国情,这不是新题目,相关论述多如牛毛.但是胡绳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一文中提出这个问题的切入点比较特别.他讲中国国情特殊,却首先批评了“中国特殊论”,对于一般论者和读者来说,多少有点出其不意.这个“中国特殊论”不是别的,是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论不适合中国国情.胡绳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论述了中国的特殊国情,指出：“革命就是要把旧世界改造成新世界.但人们只凭头脑里设想一个新世界的方案,是不能实现这种改造的；必须从旧世界的实际出发,合乎客观世界发展规律地进行改造事业.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和一切空想社会主义的区别.对国情也是这样.”这段论述一下子就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普遍性原理同各个国家特殊国情的关系说明白了.
第二,分析问题的着力点新.特殊国情要求特殊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不能将其教条化.一般论者都会分析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意义,胡绳也讲这个结合,但他强调了这样两点：其一,只有结合好,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中国生根,也才能驳倒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合乎中国国情的论调.其二,正是由于在反对教条主义过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特殊国情的具体结合,找到了一条特殊的发展道路,并围绕它形成理论、路线、战略策略和方针政策,中国革命才取得了胜利.
第三,解惑释疑的观点新.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有许多特殊困难.有一种看法认为,先经过资本主义再建设社会主义可以减少许多困难.对此,胡绳指出：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包括国际条件）使中国没有成为、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即使经过资本主义再到社会主义是一条“近路”,中国也没有条件走这条路,何况这绝不是一条“近路”.他接着指出：近代中国遭受世界上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的蹂躏,没有能从封建主义转成资本主义社会,这是历史的不幸.“但是经过一百多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中国人民能够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这又是历史的幸运,尽管这条道路上有许多注定要遇到的特殊困难.”
第四,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角度新.一般学者也是从中国特殊国情出发展开分析,但往往是正面论述,没有总结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历史教训.胡绳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分析了我们党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发生曲折的原因.他指出：“不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而只凭一些‘公式’（这种‘公式’往往是片面地解释马克思主义而形成的）,如同不能正确地指导革命一样,也决不能正确地指导社会主义建设.”这些“公式”就是只根据社会主义制度的一般规律而设想出来的带有很大主观性的“纯洁的”“完美的”社会主义愿景,胡绳称之为“女神”.他说：“我们这里说的‘左’倾错误也供奉了一些‘女神’.”这使社会主义“丧失了它必须具有的唯物主义的基础”.他继续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纠正这些“左”倾错误,恢复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传统,坚决捍卫社会主义的唯物主义基础,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决中国问题,开始找到了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2）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这是胡绳晚年理论研究的一个重点课题,在《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几乎没有一篇文章不涉及这个问题.一般学者比较多地论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关系,胡绳则在此基础上,从总结历史经验出发,有针对性地论述了两者的继承关系,并且作了多维度比较.他着重论述了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走什么道路不能通过抽象地比较两种制度的优劣来决定,而是由具体历史条件决定的.对走什么道路作抽象的制度比较,往往是一般学者的习惯性思维.胡绳之所以比我们高出一筹,就在于他有独特的视角.他指出：人们在历史发展中尽管能发挥主动作用,“但是并不能任意地选择前进的道路,而只能在历史所已经准备下的现实条件的范围内进行某种选择”,“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所提供的一个必然的选择”.这样的分析使道路选择问题根植于国情土壤,接了地气,其立论也就有了新的制高点.
第二,中国没有经过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既“吃亏”又不“吃亏”.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没有经过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是“吃了亏”.对此,胡绳首先指出： 我们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遇到许多困难,产生许多失误,与“一穷二白”的底子有关,因为没有经过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如果这是‘吃亏’,那我们只能吃这个亏”,因为历史没有容许我们经过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随后,他又明确指出：即使中国有变成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可能,也绝不会变成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只能从极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做起.“这样看来,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境地,经过新主义而走向社会主义,并不是走了一条‘吃亏’的道路.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那倒是几倍、几十倍地艰难而曲折,并且是看不到前途的（或者是可以预计到有大规模流血斗争和革命的）漫长的道路.”
第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既有对立关系又有继承关系.胡绳认为,以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取代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以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取代资产阶级的私有制,这是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对立关系.但是,仅仅看到这种对立关系是不够的,无产阶级还必须把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继承下来,包括它实现的社会化大生产,否则不能达到消灭私有制的目的.“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社会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不仅是对立的关系,而且是继承的关系.不妨简单地说,在生产关系以及保护生产关系的国家政权方面,是对立的关系；在生产力方面,是继承的关系.”胡绳还说：我们国家在探索社会主义过程中的失误,就是片面强调前者,而忽视甚至拒绝承认后者,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用比万里长城更厚实的墙壁绝对隔开”.
第四,不发达国家能否越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在20 世纪90年代,这是理论界讨论的热点.马克思认为,俄国农村公社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也就是“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胡绳指出：马克思提出这个观点有一个应具备的前提,即东西方革命同时取得胜利.历史的发展没有实现这个前提条件,但是,这个思想为不发达国家走向社会主义指出了一条特殊的道路.中国等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可以说是这个思想的实践.同时,胡绳又认为,这只是讲了问题的一半.历史同样证明,可以逾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但不可能径直建设社会主义,中间必须经过一些过渡阶段.这些过渡阶段,是为了充分吸收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使现代生产力得到高度发展,否则就谈不到越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我们国家现在实行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路线和政策,就是为了解决这个过渡问题.
第五,特殊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并不比资本主义优越.有人提出：什么事都要问问是姓“资”还是姓“社”,这样提问题有必要吗？胡绳回答说：可以这样提问题,但是不能脱离具体实际来问.不能凡姓“资”的就不要,姓“社”的就要.他说：理论不能脱离实际,现实社会中的许多问题不能按照抽象的“社会主义优越性”标准作出判断.例如,如果宣布收回香港主权后就实行社会主义,恐怕在1997 年以前所有的资本家和他们的企业就都跑了,就会把香港变成一个“死港”；而保持那里的资本主义,就能继续繁荣稳定.“在这个特殊情况下,社会主义并不比资本主义优越.我以为在理论上只能这样解释.这就叫‘一国两制’.”“资本家在使香港成为世界贸易、金融、航运的中心这方面,的确有许多好的经验,我们应该学习.本来有些东西我们要向外国学习,现在中国版图内就有这么一块地方可以学习,好比是我们有了一个家庭教师,这有什么不好呢？”
第六,怎样看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胡绳指出：恩格斯逝世后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和震撼资本主义世界的严重经济危机的历史事实,一方面表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自己不能解决的根本矛盾的学说是站得住的；另一方面又表明,这座资产阶级社会的大厦并不是到处都很容易被冲塌.“对前一方面,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应当根据新的事实给以论证,后一方面尤其需要人们从实际出发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社会生产力的猛烈发展并没有加速资产阶级社会大厦的倒塌,倒是似乎为资产阶级统治者提供了修补这座大厦的材料.但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使大国的兴衰过程加速,使资本主义世界内部各种矛盾加剧.研究这些事实,并据以展望资本主义社会的前途,人们将能够给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库增添新的观点.”胡绳在这里直面的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一般学者很难回答清楚.他高屋建瓴地作了宏观性答复,同时又非常实事求是,以辩证唯物主义态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3）关于“左”倾错误与民粹主义
胡绳晚年在理论上研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时,涉及民粹主义；在党史中研究党走过的历史道路时,涉及屡犯的“左”倾错误.于是,他对这两者的关系产生了新的认识,这些新认识是对“左”倾错误理论根源的一个重要突破.他的新认识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问题上：
第一,指出民粹主义思想是由企图超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产生的,民粹派思想在中国有很大影响.胡绳指出：“表面上看起来,民粹主义者非常反对资本主义,热心于社会主义,但实际上他们的这种主张是行不通的、错误的.”由于中国革命主要在农村进行,大多数党员是农民出身,在这种特定环境下,党内容易产生实质上类似于俄国民粹主义的倾向.由此,胡绳提出：对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是用民粹主义思想来处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解决得好,中国革命就顺利；解决得不好,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
第二,论列从建党到革命胜利
时期党沾染的民粹主义倾向.先是在建党时期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论战中,陈独秀、李达的观点从大道理方面来看是站得住的,但与此同时,胡绳指出：“只是斥责资本主义的罪恶,声讨资本主义的落后性,借以论证中国应该立刻实行社会主义,那就实际上染上了民粹主义的色彩.”此后是李立三、王明的“左”倾路线.胡绳指出：“30 年代前期这种‘左’倾机会主义,人们很少讲它和民粹主义的关系.”“它的基本性质是类似于民粹主义的.因为它以为可以在经济很落后的情况下,即普遍存在着小农经济的情况下一下子将革命转到社会主义革命去.在党的七大联系着批评民粹主义时说,我们的同志对消灭资本主义急得很,在这方面是过急了.他所批评的这种急性病,是从30 年代遗留下来的.”
第三,认为由反对民粹主义
第一人到晚年急于消灭资本主义,沾染上了民粹主义思想.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最初由美国学者提出,中国学者长期没有回应.胡绳经过反复、深入的思考,认为应当给予一个说法.于是在纪念诞辰105 周年的理论研讨会上,他在题为《的新主义论再评价》的学术报告中讲了这个问题.他没有想到这个问题的提出,会在理论界和党史界引起不小争议.作为当事人之一,我认为这是正常现象.人人都有一个“观”,不能不引起碰撞.只要坚守1981 年《历史决议》对的评价,在这样一个宏观底线内对若干具体问题有不同看法,应当允许,可以通过“百家争鸣”求得共识.没有共识也无大碍,让历史去作结论.我个人是赞同胡绳观点的.他讲得在理,也很有分寸,既没有贬低的伟大功绩,也不损害的理论贡献.胡绳指出：一生最辉煌的时期之一,是20 世纪30 年代后期到1949 年革命胜利.这时的“不但没有丝毫染上民粹主义的思想,而且是坚决地反对民粹主义的.”“可以说,虽然过去我们党内有些同志表示反对民粹主义,但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坚定地、透彻地反对民粹主义,是我们党内的第一人.”他还罗列了反对民粹主义的一系列论述,说明他的新主义论就是在反对民粹主义的过程中提出、发展和成熟起来的.这就与美国学者对所持的否定态度完全区别开来.但是,正如《历史决议》所说,晚年的不少思想确实违背了他自己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包括他曾经批评过别人的“不要急于消灭资本主义”观点.这样,他也犯了“左”的急性病.胡绳分析了1958 年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指出：那时社会上有人民公社是进入共产主义的“金桥”的说法,虽然这是一部分基层干部的创造,但这种认识和那时的领导不无关系.可以说,领导思想失之毫厘,民粹主义的思想就在下面大为膨胀.“当农业生产力没有任何显著提高,国家的工业化正在发端的时候,认为从人民公社就能够进入共产主义,这是什么思想？只能说这种思想在实质上属于民粹主义的范畴,和马克思主义距离很远.”这里的论述是对历史的理论分析,没有违背《历史决议》对晚年错误的评论.
第四,强调改革开放后总结经验教训,坚持积极利用资本主义的政策,促进了社会主义事业迅猛发展.胡绳说：改革开放后经过拨乱反正,党认识到决不能不顾生产力发展水平而盲目追求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提高,否则只会对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起阻碍作用.“这条经验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要害.”他还指出：党采取了一系列“积极地利用资本主义,以促进社会主义发展的政策.如果按民粹主义的思路,这些政策是不可设想的”.“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在我国经济制度中为主体,以保证不致走向与民粹主义相反的另一极端,即走向资本主义社会,同时也有必要注意防止类似于民粹主义的偏向,即防止以为好像不需要再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地位,以比较落后的生产力,就可以进入社会主义的比较高级的阶段的倾向；防止急于消灭资本主义,而不知道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的必要性的倾向.”胡绳的这个总结是有的放矢的.他认真地思考了我们党和国家走过的历史道路,提出要警惕两方面的倾向,富有启迪性.
像胡绳这样不回避我们党所犯的“左”的错误,并且作出科学总结,真是太可贵了！恩格斯说过：“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从痛苦的经验中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能够得到飞速发展,成功地汲取过去犯错误的痛苦经验,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因.
（4）关于一生“两件大事”的个人认定和历史定评
怎样评价,自“”结束以来,一直是理论研究和社会关注的热点. 据说在1976 年6 月,即逝世前三个月,曾对他的一生作过回顾：我一生办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革命的胜利,取得了政权,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人甚少；另一件事是发动“”,对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怎样评价讲的这“两件大事”？就我所知,除胡绳在纪念100 周年诞辰时发表的《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演讲外,还没有其他学者对此进行深入探讨.也可以说,胡绳是从理论上评议这个问题的第一人.无论是提出这个问题还是评论这个问题,他都有一般人想不到的观察点和新思想.
第一,提出是找到革命道路和倡议建设道路的伟大领导人.我们党探索革命和建设道路的历史,许多人都熟悉.但胡绳论述这个问题的切入点不同寻常.他是从我们党与苏联的关系这一点来切入的,指出：“既尊重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而又不迷信苏联的主张和经验,并且和这种迷信进行坚决的斗争,所以他成为创造性地找到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并且领导这个革命取得胜利的伟大领导人.他又是首先倡议在社会主义建设上寻求具有中国特色的、自己的道路的伟大领导人.”
第二,比较全面地阐述了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复杂关系,说明是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伟大领导人.如何处理好这个关系,是检验我们党成熟程度的试金石.过去没有处理好,中国革命遭受挫折和失败；而从20 世纪30 年代中期开始,发生了巨大转变.之所以能够转变,胡绳认为,厥功甚伟.其一,遵义会议纠正“左”倾路线,扭转了局势,使之成为中国人独立自主地处理本国革命问题的划时代标志.其二,冲破对解释马克思主义最有权威的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束缚,提出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思想,找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并在抗战时期作了理论概括.其三,抗战胜利后,坚定不移地进行自卫战争,随后又毫不动摇地进行解放战争,拒绝“划江而治”的任何调停,坚决将革命进行到底,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胡绳说：如果中国革命不是走找到的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而是按外国的权威判定的天经地义来进行,抗日战争就不可能持久进行,1949 年的胜利也完全不能想象”.
第三,回顾《论十大关系》以来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说明是首先倡议在社会主义建设上寻求具有中国特色的、自己的道路的伟大领导人.一般学者对这段历史都能娓娓道来,但论述的高度和深度有限.胡绳则指出：认为,中国可以而且应当找出一条有别于苏联、符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在那时可以说是一种惊世骇俗的意见.那时和那时以后,苏联的领导人和理论界都把苏联的模式看成唯一可以设想的模式……反对社会主义的人把苏联模式的弊病,看成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弊病,赞成社会主义的人一般都以为,要搞社会主义就得照苏联的模式做.”这段话,只有像胡绳这样的亲历者并且是思想者才能写得出来.但是,主观上要找出这样一条道路,不等于客观上已经找到这条道路.同革命时期一样,党在探索过程中也经历了严重挫折和失败,没有能够达到应该达到的目的.胡绳指出：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中的缺点,曾试图加以纠正,但因为对错误的认识还不透彻,因而未能有效地纠正.对于“”,他已来不及总结,只能将这个任务交给后人.等领导人正是培养并且在思想指导下成长起来的,他们找到了正确的道路.因此,胡绳指出：“历史不能忘记他首创进行这种探索的伟大功绩.”
第四,不赞同认为如果按照苏联模
式建设社会主义可能不会犯“左”的错误的观点,指出那很可能使中国成为苏联的“卫星国”,结果变成苏东剧变多米诺骨牌效应中的一个.这个问题又是党史研究的一大难点,能够回答得好的也只有胡绳.他说：党在上个世纪决心不按照苏联模式走完全一样的路,结果出现了两个方面的情况：一是中苏两国间的矛盾逐渐激化,造成两国间关系破裂近30 年；二是从1957 年开始,中国发生了“大跃进”和“”的严重错误.那么,反思这段历史,当年冒大风险,花这么大的代价值不值得呢？胡绳不仅分析了相关历史,还提出了一个很有新意的反证.他说：如果那时不作出这样的决策,中国就会成为苏联的一个大“卫星国”,“最后,中国就会在80 年代末,不可避免地成为从莫斯科开始倒下的多米诺骨牌中的一个！”胡绳将党在20 世纪50 年代独立探索的决策,放在这样大的历史进程中分析,令人叹服.我们一般人没有这样的眼光和想象力.胡绳还指出：党在20 世纪50 年代到70 年代犯错误,尽管其发端是不照抄苏联模式,但发生那些错误的实质却是照搬了过去闹革命的群众斗争、阶级斗争经验,以为开展群众运动就能增进社会活力,使经济发展得更快.经过胡绳的分析,我们发现,20 年“左”的错误与抛弃苏联模式,这两件看似有因果关系的事,其实没有必然联系.一个极其棘手的难题就这样被化解了.
第五,对个人认定的“两件大事”作出新的界定.对于讲的“两件大事”,其实目前尚有一些争议,包括他何时讲的、对哪些人讲的等,具体细节也有待进一步考证.但正如胡绳所说,讲过这话,“恐怕是不离十吧”.基于这样的认定,胡绳对“两件大事”作了评述,讲了三层意思：其一,这样讲两件事,表明他那时对“”的看法已不那么绝对自信,但他的看法和历史的定评（即1981 年《历史决议》）有很大距离.《历史决议》的定评是：前一件事是改变中国悲惨、痛苦命运,造福千秋万代的伟大胜利；后一件事却是巨大的错误和巨大的失败.其二,把“”当作他一生中所做的“两件大事”中的一件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带有他个人极为浓重的印记.但是后人综观他的一生,不能同意把他的后半生概括为“”这个巨大的错误.其三,的前半生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很成功,后半生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却经历了许多曲折,并造成“”那样的严重错误,“但是历史不能忘记他首创进行这种探索的伟大功绩”.立足于上述分析,胡绳对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作了新的概括：第一件是领导党和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完成了革命的任务；第二件是“在以带有中国特色的方法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努力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没有能够亲眼看到这种探索开花结果,但在他的学生手里,能够抗拒任何风霜的花和果实已在中国的大地上繁茂地生长起来.”
（5）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及其与时俱进的发展
1994 年底,胡绳在等单位联合召开的理论研讨会上发表《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讲话,当即产生轰动效应.我也参加了那次研讨会,许多代表对我说：什么是最高水平？这就是当今我们国家的最高理论研究水平！大家为能亲耳聆听胡绳这篇讲话而感到鼓舞.这篇讲话讲的是个老题目,但讲出了一般人讲不出的新意和深度.在这篇讲话和相关文章中,胡绳提出了很有启发的这样几个观点：
第一,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实质内容.胡绳开宗明义地指出：说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当然不是说它的基本观点是不稳定的.这个亮相排除了对“发展的理论”的误读,使人感到大师出手不凡.胡绳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包括：“以人类对自然的科学认识和社会历史发展的经验为基础而得出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对当时在西方一些国家正在成熟起来的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的本质的全面的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在发展中必然要为社会主义社会所代替的理论,关于建立能够担当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工人阶级政党的学说等等.”这四大基本观点的概括相对于其他概括而言,档次更高,内容更全面.至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内容,胡绳指出：“社会主义不只是人们的一种美好理想,而是历史现实发展中必将起来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统治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制度将为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核心的精神实质的内容.”在明确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和实质内容的基础上,胡绳鲜明地提出应反对两种倾向：一方面,决不能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也不能陷入庸俗的、狭隘的经验主义.这个论断现在仍值得我们思考.
第二,马克思主义既是革命的科学又是建设的科学.一个时期内,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不但是革命的科学而且是建设的科学这个说法颇有非议,认为是一种割裂.胡绳以巧妙的表述维护了这个说法,同时又通过分析两者的异同,避免了将其割裂的印象.他首先指出两者的连续性：马克思主义在20 世纪从革命的科学发展为不但是革命的科学而且是建设的科学.就社会主义要建设区别于以往一切社会的崭新社会而言,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也是革命的科学.接着,他着重分析了两者的区别,认为有四大不同：一是任务不同,革命是如何推翻旧社会,建设是如何建立新社会.二是政党的责任不同.“在剥削阶级统治的国家中处于被压迫地位的政党,和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执政的政党,对于社会所负责任极为不同”.三是要求的环境不同.“革命是在社会动乱中发生,建设则要求社会安定”.四是研究和借鉴的历史经验不同.“建设新社会的科学必须依靠新的经验建立起来.”经过这样深入的比较,胡绳得出结论：“革命的任务在全世界远没有结束,革命的科学也需要创造性地发展”,但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不可推卸的一个重大责任,就是要总结本世纪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特别是失败的经验,用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
第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想有两个必须引起注意的历史现象.一是社会主义并不像马恩所设想的那样,首先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中诞生,而是在资本主义欠发达的国家,甚至是很不发达的国家诞生.二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一些国家建立起来后没能长期保持,“在苏联这样的重要国家中既唱了社会主义的凯歌,又为它奏了挽歌”.这两个历史现象我们都看到了,也能讲些一般性道理,但是很少提出引人深思的问题.胡绳则不一样,在思考前一个问题时,他提出了“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在20世纪60 年代,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激烈争论的焦点之一.胡绳曾经参与这场争论,所以此时提出这个问题,或许带有反思性.他说：按照两次世界大战经验作出的“或者战争引起革命,或者革命制止战争”的预言,至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并没有现实性.“也许由此可见,或者和平过渡,或者武装斗争,这种两分法是过于简单,历史也不会机械地重复已有的经验.”反思这样的问题,既需要理论素养,又需要理论胆识.恕我孤陋寡闻,在理论界能提出这样问题的学者还很少见.对于后一个问题,胡绳指出：社会主义事业在苏联和东欧国家中的瓦解,是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所遭遇到的最大失败.“这个失败证明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远没有成熟.在建设的领域内,马克思主义者需要摆脱妨碍人们实事求是的种种思想桎梏,总结已有经验,开创新的局面.所以这个失败很可能是先进的人们对于如何建设新世界的认识出现一个飞跃的契机.”这样的回答展现了胡绳的远见卓识.
第四,马克思主义应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展,在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制度没有被社会主义制度代替以前,它不会过时.这也是老话,但胡绳讲得很大气.他指出：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是100 年来人类社会的一个突出现象,使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达到前所未有的新水平.“新的认识并不是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世界观,而恰好是为这种世界观提供了更有力的论据.”脱离现代科学所取得的成就来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不可想象的”.将现代科学技术对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意义提到这样的高度,并作这样的表述,这只能出自大师级学者的手笔.对于马克思主义是否过时的问题,胡绳回答得斩钉截铁.他说：“马克思主义是会过时的.但在看得见的将来,它还不会过时.”“但我们并不是说,在社会历史的发展决定马克思主义已成为过时以前,它可以高枕无忧地绝对保证自己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最积极的思想而存在.”这个回答既坚定又辩证,缜密周延、滴水不漏.
第五,关于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各种思想流派,以及马克思主义成为国家统治思想后是否有危机.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但胡绳本领高强,直面问题而又没有“触雷”.他说：“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个学派,那是一个很高层次的学派”,“是最没有狭隘的宗派主义的学派,它能够并善于吸收其他一切有积极意义的思想”.他还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当今世界上推动历史发展的最先进的思想,但它决不认为除自己以外,一切都是落后的、反动的.在我们国家,它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或者说统治思想,但“不是惟我独尊,而要和一切有进步意义的思想和流派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对于马克思主义成为国家统治思想后是否有危机的问题,胡绳回答得也很全面、辩证.他说：马克思主义就其本质说,不会因为成为国家的统治思想而萎缩,但要能使它永远保持活力,保持它的指导思想地位,还要靠人们努力.“绝不能以为党处于执政党的地位,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保险了,绝对不可动摇了”.怎样免除这种危机呢？胡绳指出：一是“把指导国家工作的思想,和任何人都必须信奉的思想区别开来,可能是必要的.”“并不是每个人都是或都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做不到的,勉强去做,只能适得其反.”二是要认真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结果只是使儒家的学说成为僵死的教条.这是有历史先例的.”
（6）关于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的新主义理论和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立以来,各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贡献,这当中最突出的首先是列宁.而在俄国之后,对马克思主义作出最大贡献并一直坚持和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就是中国了.胡绳在《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一书中对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的新主义理论和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了很有新意和深度的阐述.
第一,从总体上总结了两代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发展.胡绳指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运用于中国具体历史条件,从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出发,总结中国革命实践中的独创性经验,提出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长期的实践证明,同志是富有创造精神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还指出：以为代表的中国人,“依据中国自己在建设事业中的成功和失败经验的总结,也参考外国的经验,逐步地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近十几年来面貌焕然一新,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世界风浪的震撼下屹立如山”.“实践证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建设学说在中国条件下的巨大发展.”这个概括很简明,抓住了中国两代领导核心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真谛.
第二,深刻论述了在反对民粹主义过程中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提出新主义理论.胡绳从三个向度阐明这个问题：其一,是我们党内明确提出反对民粹主义的第一人.胡绳引用的两段论述,将新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区别说得明明白白：“新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社会（旧、新、社会主义, 一概在内） 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只有经过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这就将我们同民粹主义区别开来”.这两段论述表明：新主义与民粹主义属于两个根本对立的理论体系；的新主义思想与民粹主义思想风马牛不相及.其二,新主义将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解决了经济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途径问题.胡绳说：此前一直讲,中国革命胜利后是“非资本主义前途”,但到底是什么样的社会,谁也说不清楚.新主义论的提出解决了这个问题.不仅如此,它实际上还成功地解决了老祖宗提出的逾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所必须经过的吸收资本主义积极成果的过渡阶段问题.怎么过渡？过渡阶段是什么？新主义论是第一个正确答案.其三,新主义不仅在客观上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而且还要自觉地充分利用资本主义.这是对新主义理论内涵的深度发掘.明确这一点,有利于欠发达国家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创造的资源和财富,为向社会主义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所以,的新主义理论,既是在反对民粹主义过程中创立的,同时又解决了民粹主义对发展资本主义的困惑和恐惧.这一“破”一“立”,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可以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了创造性发展.
第三,认为困扰几代中国人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在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后得到有效化解,不仅深化了对两者继承关系的认识,而且使社会主义的发展呈现出更加光明的前景,增强了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念.胡绳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破除了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种种错误观念,使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他认为,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20 多年的实践,再加上此前30 年正面和反面的经验,能够得出以下四个结论：一是为克服任何形式的民粹主义倾向,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总结历史的经验,邓勇敢地提出了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的观点.这是创造性的符合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二是社会主义的大厦只能在人类过去世代（也就是阶级社会,其中主要是资产阶级社会）积累的文化遗产基础上建筑起来.“敢于吸收资本主义中的有用的方法,并不表示社会主义的弱,而是表示它有强大的生命力.”三是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只能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之上,有关大生产的知识和本领可以从若干不同途径获得,但向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最为有效.由于“笼罩全社会的发达的市场经济及其一切机制,都是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成果”,没有理由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不能容纳市场经济.四是社会主义能够并且必须善于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自己.根据历史的教训,必须破除对“贫穷的公有制”的崇拜.“如果脱离生产力的发展而按照抽象的标准来追求‘先进’的公有制,以为靠这就能发展生产力,那只会走上错误的道路.”根据以上结论,胡绳指出：“打破对计划经济的迷信,打破对市场经济的禁忌,不但肯定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利用市场经济这种手段,而且肯定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把资本主义制度下积累起来的有利于社会化大生产,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进步的一切市场经济的经验,利用过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同志对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极重要的贡献.”在笔者看来,正是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有上述这样的重大变化,或者说思想解放,才能开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从历史的长远发展来看,社会主义制度只要坚持吸取以往社会的一切积极成果,并在社会生产力和社会文明各方面超过以往的发达国家,那么社会主义在将来获得更大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胡绳在世纪之交时指出：“人类世界如果以21、22、23 三个世纪大体上完成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程,这在人类历史年表上不算太慢.”这种乐观精神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很高的境界.
3. 学界对以《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为代表的胡绳理论著述的赞许2000 年11 月, 胡绳逝世.2003 年11 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怀念胡绳的《思慕集》一书,收录1998 年《胡绳全书》座谈会上的发言,以及追思胡绳的主要文章.这里将主要讲胡绳以《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为代表的理论著述的论述摘录若干,略窥学界对胡绳晚年理论贡献的赞许.
李瑞环在《胡绳全书》座谈会上评价胡绳说：在我国进入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之后,他写出的一系列论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文,提出了很有理论深度的见解.这种努力与时代需要相结合的治学精神,使胡绳的研究和写作能够随着时代的步伐而不断前进.
有的学者指出： 胡绳虽官阶不低, 但非政要.他以理论家、史学家名于时,他的学识是多方面的.他是善于从理论上思考问题的人,具有思想家的特征.在我们这里,做著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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