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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绳是怎样成为学界大师的（中）
党的两代核心领导的又一枝笔,
确立了胡绳成为我们党内为数不多的
学识渊博的大师地位
在我们党内,从新中国成立直至20世纪末的半个世纪内,长期参与的文字工作,起草重要文件和重要讲话的“大秀才”不少.但是,成为党的两代核心领导的“一枝笔”者,第一是胡乔木,第二就数胡绳了.
对于“秀才”参与为党服务的文字工作怎么看？在学界和社会上都有誉有毁,见仁见智.胡绳本人谈到自己的成长经历时实际上涉及这个问题了.他说：“我一生基本上没离开政治,当然也为此犯过错误,甚至于也为此受过迫害,但是我觉得不后悔.”这里,既是指他个人的文章和著作,也包括他参与的“集体写文章”.这个“集体写文章”,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参与为党服务的文字工作.由于从新中国成立直至20世纪末的半个世纪内,党和国家的发展经历过一段曲折和挫折,他个人参与的为党服务的文字工作也不可能不打上历史烙印,甚至为此付出一定代价.如他所坦言,“作为一个党员,而且处在党刊主编的地位,我不得不跟这个风”.但是,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重性,都需要作辩证的理性分析.其一,这使他不像在革命胜利以前那样几乎是写作的专业户,个人写的东西少了；其二,在历史发生曲折的年代,思想上陷入困惑,写的东西包括参与为党服务的文字工作,在“相当程度上为了适应某种潮流”,因而鲜有历史价值.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胡绳由于参与为党服务的文字工作的时间比较早也比较长,即使其间经历过一段曲折,但对他个人的成长和发展也不是没有任何裨益的.仅就增长政治智慧和理论思维能力来说,对于深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强化宏观思维、战略思维,锻造文字功力等,都会有所受益.胡绳能够成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与他长期参与的文字工作,充任起草重要文件和重要讲话的“大秀才”,特别是党的两代核心领导的“一枝笔”,是绝对分不开的.
龚育之在悼念胡绳的纪念文章中讲到,希望胡绳把他几十年间经历的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和事件,作一番回忆和总结,提供一个“胡绳说法”,既包括一些史料,也包括一些看法.从《胡绳全书》和其他回忆材料看,就胡绳参与为党服务的文字工作而言,实际上是提供了若干史料和看法的.下面,就胡绳在半个世纪为党服务的文字工作,以及怎样确立他成为大师的理论家地位情况,就我所知,作点介绍.
（一）从新中国成立到“”前,胡绳参与领导的重要活动
新中国成立后,胡绳就走上了党和国家思想门的领导岗位,而且逐步地走向核心部门.他先后担任过《学习》杂志社主编、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和《红旗》杂志社副总编辑.按照现在的话说,这都是的重要智库.在这些部门工作,无疑会参与为服务的重要文字工作和相关活动.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至60年代中期的十多年间,胡绳参与了许多重要政治文件和理论文献的起草和修改,参加了和党召集的一些重要学术理论问题的讨论.其中最重要的有：1954年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1956年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和八大决议,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政治报告,1959年底至1960年春讨论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读书活动和周恩来的读书活动,1960年和1961年中苏两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争论,1961年主持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1962年七千人大会的政治报告,1965年在杭州的哲学谈话,1966年春的“二月提纲”等.尽管有的文献和活动具有很大历史局限,耗费的心血不能不付诸东流；但没有或较少受到“左”的思想影响的那些文献和活动,为研究、阐释和普及思想,向干部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仍然具有重要历史价值.
1.关于党的八大政治报告和八大
决议
1955年10月党的七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后,党着手筹备八大.政治局决定刘少奇作政治报告.从1956年1月上旬始,胡绳就参与了起草政治报告的准备工作.他回忆道：1956年初,刘少奇找各部（财经、工业、文教）逐一汇报,每次均通知我列席旁听.刘还说了意见,让我执笔写《人民日报》的社论,讲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进步与落后的矛盾.我写了这个社论,发表了.经过一段时间调研后,1956年6月初,参加陈伯达牵头为政治报告起草作准备的专题研究.7月初,正式投入刘少奇政治报告起草工作.从这时起,几乎每天都在起草、讨论和修改稿子,经常推倒重写.逐章逐节乃至逐段地起草,反复讨论和修改.有了比较完整的稿子,就交给政治局讨论,这样的会都参加.到7月下旬,刘少奇召去.“他的设计变了,这几天来的工作似将全部作废”.此后,写作班子到北戴河去起草、讨论和修改稿子.8月10日,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八大政治报告初稿,大体上认可了,写作班子回北京继续修改.八大预备会开始后,还召集刘少奇、陆定一、王稼祥、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谈政治报告修改问题.直至9月15日大会正式开幕后,当晚深夜到次日凌晨3点,政治报告才最后定稿.
1956年9月17日,胡绳又参与八大政治报告决议起草.他回忆道：在集体起草决议时,我曾根据胡乔木的意见写了政治决议第一段的初稿.9月23日,胡乔木重写决议草案,经过修改,于24日晚提交各代表团讨论时,约见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谈政治报告决议草案问题.9月26日,大会主席团会议原则通过政治报告决议（修正草案）.次日,全体大会在完成选举、通过决议后闭幕.
党的八大是党的历史上召开得非常成功的一次会议.八大决议在总体上是很好的,只是对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表述,在大会结束后提出了不同意见.对于国内主要矛盾怎么认识,几十年来一直是党史研究的热点.胡绳晚年谈了他的看法.1999年7月初,他在解放军301医院住院治疗,将我们党史研究室几个领导找去谈“八大悬案”,主要是八大决议的主要矛盾.他澄清和明确了这样几个问题.一是八大决议关于主要矛盾的提法不是刘少奇提出的,在政治报告里没有讲这个问题,将决议中讲的这个问题说是刘少奇的主张不对.起草政治报告时没有说要搞政治决议案,最初是我们几个人分头写的,23号乔木亲自动手重写,接连几个晚上集中讨论修改,根本没有时间去请示,也没有听说或者刘少奇主张写什么.决议提出一个当前主要矛盾,回想起来可能是胡乔木提的,我们参加起草的人都赞成这个说法,也代表党内一般看法.二是反对主要矛盾的提法,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决议对主要矛盾讲了三句话,关键是第三句：“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主要反对的就是这个提法,说：这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什么叫先进？先进的社会制度就是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说社会制度先进,生产力落后,这不行.的意思是,这里无所谓先进落后,只有适合不适合.在这个问题上,有马克思主义的敏感,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学说为根据提出质疑的.不承认抽象地讲什么先进落后,他反对这样一个说法是有道理的.三是1981年的历史决议不能简单地说是重申1956年八大决议的说法.胡绳认为,1956年的决议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这个前提下讲主要矛盾.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写历史决议,显然不是从社会主义已经建成这个前提出发的,而是讲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到底是什么.这怎么能够照抄八大的决议呢？如果将历史决议和八大决议从文字上比较,首先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说法没有了,当时乔木也觉得不大妥当；也不再讲建立工业国的要求和落后的农业国现实之间的矛盾了,因为工业国、农业国这个概念本来就不准确.最后剩下的就是,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和当前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历史决议转述了这个论点.但仅剩的这一点也改成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里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变化是,只用“社会生产”概念,而不是“生产力”.四是不能说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始终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胡绳说：我国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一直贯穿到最后,能够说就是这样一个主要矛盾吗？恐怕不妥当.不能把这个主要矛盾说得太绝对了.这个说法有点像用经济学解释社会主义社会是匮乏经济,缺东西,供不应求,那就始终是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但实际上现在好像又不那么匮乏了,已经发生了通货膨胀.我们现在怎么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呢？我今天只是提出问题,说不出一个结
论来.
胡绳对八大决议主要矛盾的分析和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如何表述的思考,比我们一般人想得深多了,质疑也早多了.
2.关于与、周恩来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胡绳经常随领导人到外地考察,或者参加一些重要学术理论问题的讨论.1959年12月上旬至1960年3月上旬,他先是陪同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社会主义部分,随后又到周恩来读书小组传达在读书时的谈话,并参加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如何调整和发展的研讨.很难得的是,他在晚年写了篇《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有关回忆》,还有对采访这段历史的记者、学者的谈话.这对于了解当年等领导人读书的情况是很重要的历史资料.
第一,等领导人集中读书的背景和具体情况.这要追溯到1958年.那时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掀起的“共产风”严重地破坏了国民经济,搞乱了人们的思想.为了帮助各级干部更多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理论,建议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再就是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在那一年冬天的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上说：我们这些人,包括我在内,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是什么东西,过去是不管它的.现在我们真正搞起来了,全国也议论纷纷.斯大林的书要看一下,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社会主义部分也要看.为了我们的事业和当前的工作来研究政治经济学,“比平素我们离开实际专门看书要好得多”,“在目前研究这个问题,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1959年冬天,党再次强调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先是这年11月,刘少奇到海南岛和广东省委负责同志组成读书小组学习这本书.随后,从1959年12月10日到1960年2月9日,组织了读书小组,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广州读这本书.胡绳就是参加这个读书小组的.胡绳回忆说：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参加了,还有陈伯达、田家英、邓力群等人.那时真是一节一节地读,大家坐在一起,由一个人读原书,一般由田家英读,有时也由我来读.读一段,大家就议论一下,主要是发议论,他也要求大家发言.时间安排在每天下午,一般读得不多,边读边议十页左右.除星期天休息或者开会、有别的事外,从未间断,包括他的生日那天都坚持读书.这本书大部分是在杭州读的,最后几十页是在广州读完的.胡绳还说：在跟人谈话时,非常不高兴人家当面记他的话.否则,非挨骂不可.但我们都想把他讲的内容记下来,于是想了一个办法,由邓力群坐在边角上记,我们几个人同谈,主要是听讲,我们插点话.后来力群把记录整理成读政治经济学的谈话要点.
1960年1月,胡绳在上海列席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经济工作期间,还在小组会上传达过随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情况.2月14日至3月2日,又到广东从化参加周恩来主持的读书会.参加这个学习组的,有李富春、陶铸、宋任穷、王鹤寿、吕正操、陈正人、吴芝圃、许涤新、薛暮桥等.他去了后,也成为小组正式成员.胡绳说：根据周总理要求,在会上传达读政治经济学的谈话讲了5次,共14小时.开会期间,他把这个谈话记录整理成稿用了15天时间,累计达5万多字.回北京后,还在外交部、中组部、军委总政、全国妇联等单位作了扼要传达.周恩来回到北京后,致信：“送上胡绳同志在我们学习时作辅导用的笔记二本,请阅.这里头的话,都是主席在阅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讲的,现在用笔记形式写出.我们已告诉参加学习的同志,只能在省、市委书记处和各部、委党组中学习使用,不下传.”胡绳的这个整理稿,后来流传很广,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陈伯达追查,实际针对周总理.
第二,谈话提出的正确和比较正确的思想观点.在一个多月读书期间,发表了许多正确和比较正确的思想观点.胡绳说：把这本书看作是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的总结.当时建设社会主义获得一定成绩的只有苏联一个国家,所以重视它的经验.但是,对待苏联的经验是采取分析研究态度的.他说：我们要破除各种各样的迷信,其中包括对苏联经验的迷信.他特别注意根据中国的情况,“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读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因此,他对照中国的实践,提出了许多问题,有不少是正确的,比如要重视农业和轻工业.说：苏联不重视农业,农业没搞好；苏联轻工业、消费品工业没搞好,这是很大的缺点.还认为,社会主义还有商品交换,不应该也不可能废除商品交换,还应该重视价值规律.这些看法都正确.但胡绳强调：“不能把他当时的意见看作是他已做出了最后的结论,实际上是他根据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进行的一种思考,是他进行探索过程中的思想的浪花.”这意思是说,的思想有反复,没有将这些思想浪花变成实践.
胡绳还认为,在当时的许多谈话中都非常重视理论和实践的创新,要求既遵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必须有新的创造.“任何国家的,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新的创造不容易,这要充分了解认识客观事物的规律,而只有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才能找出客观规律.强调,人认识规律有一个过程,先锋队也不例外,先锋人物也不例外.“要认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必须进行实践”,而且必须经过胜利和失败的比较,反复实践,认真研究,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认识合乎规律.“只看见胜利,没有看见失败,要认识规律是不行的.”胡绳说：“在1958、1959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还只能说是有初步经验的时候,当时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不可能不受过去许多传统观念的束缚.在那种情况下,当时的人们,包括这样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可能完全掌握中国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但是那时能够提出要通过实践,而且必须通过胜利和失败的实践的比较鉴别,特别是要注意失败的经验,努力探索中国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打破一切迷信,我想这样的精神是非常可贵的、非常伟大的.”
第三,对待的谈话要持科学分析态度.当年的谈话,既有正确和比较正确的思想观点,也不可避免地受历史的和认识的局限,有些不正确的看法.比如,对于价值规律的作用,一方面作了充分肯定,另一方面又不将其视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不认为是经济建设必须遵守的客观规律.他在谈话中说：我们搞“大跃进”,就不是根据价值规律的要求来搞的,而是根据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根据我国扩大再生产的需要来搞的.如果单从价值规律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大跃进”,就必然得出“得不偿失”的结论,就必然把去年大办钢铁当成无效劳动、土钢质量低、国家补贴多、经济效果差,等等.从局部、短期看,大办钢铁好像是吃了亏,但是从整体、长远看,这是非常值得的.胡绳认为,这个观点已被历史否定了.1981年的决议对这段历史已经作了结论.胡绳在晚年讲到这篇谈话时说,“大跃进”过后,主席思想在某些方面比较混乱,还想废除八级工资制.胡绳担心有些人以后会用错误的理论（谈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的看法,有不少是错误的）,否定的理论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他认为,应当像肯定那些正确的思想一样,也明确那些不正确的理论观点,以使我们党再不重犯历史的错误,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健康发展.
3.关于1962年七千人大会（扩大的工作会议）
胡绳自始至终参加了七千人大会政治报告的起草和修改.他回忆说：在1961年11月10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刘少奇宣布：建议明年的工作会议扩大些,让我准备一个代表政治局向工作会议的报告.主要内容是总结三年“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加强集中统一,改进党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这个报告由少奇同志主持起草,小平同志协助.少奇同志当场指定起草报告由陈伯达牵头,吴冷西、田家英和我参加.这个报告的正式启动,是在1962年元旦以后.胡绳说,我们从1月2日开始起草和讨论稿子,到6日已形成书面报告第一稿.紧接着不断修改,少奇、小平同志都亲自参加.1月10日,说,报告稿子很长,他还没有看完,不要等他看完,也不等政治局通过,索性现在就发给已经到京参加大会的所有同志征求意见.同时组织一个起草委员会,根据大家意见再加修改,然后提交政治局通过后正式作报告.扩大的工作会议在主持下,于1962年1月11日召开.少奇同志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书面报告草案发给大会征求意见.经过起草委员会根据各小组提出的意见,从1月17日起经过一周的反复讨论,才完成修改任务.
胡绳回忆这段历史澄清了三个重要史实,也提出了他个人对七千人大会评价的看法.
第一个史实是,不少党史本子写这段历史都说,刘少奇代表提出书面报告草稿未经政治局讨论.1998年我们编修的《中国历史》中卷（后改称为第二卷）稿也是这么写的.原文说：七千人大会前一阶段是讨论和修改刘少奇代表提出的书面报告草稿.这个草稿未经政治局讨论,即提议直接印发大会进行讨论,征求修改意见.经过与会者反复讨论和修改,最后形成《在扩大的工作会议上的报告》的定稿,作为大会的正式文件.胡绳审阅稿子时在“未经政治局”下划线并旁批：这个草稿是经过政治局成员（至少是多数成员）加上政治局头头们组成“起草委员会”详细讨论修改的,因此不好说“未经政治局讨论”,但的确未经政治局正式决定.他讲：这么写,不完全符合实际,应作一定修正.大会在2月7号结束后,这个报告还在断断续续地做文字润色,直到2月21号定稿.这时,已不在北京了,少奇等同志又在准备召开西楼会议.这个书面报告稿最后未经政治局作出正式决定,这是确实的.对胡绳讲的情况,我的理解是：那时还没有形成严格的规章程序,报告作了,会完了,又忙于别的事,政治局就没再专门开会讨论这个定稿的报告.
第二个史实是,胡绳审阅中卷稿讲七千人大会的另一段话,也表示了不同意见.那一段话是这样写的：有的人认为报告草稿对形势估计过于严重,讲缺点过多,也不同意说工作中的错误是造成困难的主要原因.这样,修改后的报告在一些问题上就不能不有所妥协.胡绳旁批：似乎并不是经过大会讨论作的“妥协”,而是在大会开幕前经过起草委员会讨论,就有所妥协.当时刘邓（刘少奇、）主持下起草的稿子,送主席,主席嘱直接交已经到会的七千人,同时开起草委员会,经过几天讨论,修改稿再送七千人大会的.胡绳是起草报告的亲历者,中卷稿讲得不周全.他在这两处的批改,就使刘少奇书面报告提交大会的情况更加符合历史实际了.
第三个史实是,关于陈伯达在会上的表态.这也是对我们中卷稿写法的批语.原稿写得很简单,只一句话带过：陈伯达在报告起草委员会会议上也有与林彪类似的言论.胡绳旁批道：陈伯达的话不知有无记录.我记得他最主要的话是：“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怎样向学习,是否学好了,而不是问有什么错误.”这样的话才更和林彪的相近.后来正式出版的《中国历史》第二卷尽管没有再具体讲陈伯达的表态了,但胡绳在审改中卷稿时提供的这个史实对于深入研究这段历史还是有价值的.
关于对七千人大会的评价.胡绳审阅中卷稿没有涉及这个问题.他说,送来的稿子我都看了,包括这一章,在稿子上批了些意见,但总的看来,此稿分寸是大体适当的.他在另外的谈话中说过,对七千人大会的评价要适度,当时有气,不要讲得太高.
4.关于主持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
教科书
胡绳是学哲学出身,不到20岁已出版过两本哲学著作,以后又发表过不少哲学文章.新中国成立后,他不仅是中国新哲学会成立的发起人之一,还是中国科学院成立哲学研究所的筹备委员.那时他经常被邀请到北大、清华和党校（最初是马列学院,后来叫直属高级党校）去讲哲学课.1955年政治研究室成立后,他分管哲学组,组织编写哲学教科书,并有一个关于构建哲学体系的新想法.1957年3月参加北大召开的哲学史问题讨论会,针对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他作了发言,发表在《人民日报》,被看到了,认为这是一篇讲道理的文章,不是狠批,有点讨论的口气.1960年中苏两党争论开始后,强调要编写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理论小组（胡绳是其成员）组织党校和北京、上海、武汉等地高校编写了六本哲学教科书.是年4月,他与陈伯达、康生到党校参加哲学教科书编者会,决定六本书最后定为一本,即“陆定一”.意思是说六本书各有特点,把各自的优点集中起来编一本,算是“陆定一”吧（“陆”和“六”,在南方人都读“陆”音）.1961年1月下旬,书记处开会,专门讨论此事,决定由理论小组承担这一任务.指定由胡绳负责统编哲学教科书,胡绳顿觉任务沉重.这年夏天,理论小组作出调整,教科书由他和艾思奇共同主持编写.他认为自己不熟悉教学,要艾思奇多拿主意、物色作者.新组成的教科书编写组成员以高级党校教师为主.他和艾思奇自始至终参加编写工作,并拟出了写作大纲.这年夏天在北京形成一个初步的稿子后,于7月前往北戴河集体修改定稿.参加者为胡绳、艾思奇等六人.他们集体读改,由胡绳主持定稿,整整半个月完成统改工作,回北京后交人民出版社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书名于11月出版.
胡绳主持编写这本哲学教科书充分展现了他的学术品格.
第一,既求实又创新.他对编书原则提出了四条意见,一是教科书应具有相对稳定性,在较长时期内不必作很大的修改.在解释哲学原理时,着重说明经典著作中已经有了定论的,或是在理论界经过讨论大体取得一致意见的问题；尽量避免把一些学术争论写进教科书中来.二是力求比较准确、简练地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般原理,并论述主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三是应该明确教科书的对象,写的这本书应该适应它的对象.四是在编写过程中应贯彻学术上百家争鸣的原则,各种不同意见都可发表,最后尽量形成统一的共同认识.在讨论“对立统一”章时,他想改变《矛盾论》的写法,试了一下,最后只是将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没有展开讲,使其更为简明.他还提出要改变过去一些写法,如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形而上学和辩证法的斗争,这两者之间有何关系,以前的教科书都没有论述.他提议要将两者结合起来讲,写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交错着形而上学和辩证法的斗争,这样就把两者长期脱节的问题解决了.
第二,发扬学术作风.尽管书记处指定他主其事,但他不独断专行,充分尊重艾思奇和其他同志意见.统改工作的程序根据他的安排,逐段通读,边议边改,逐章通过.全书有绪论,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上下两篇共16章.参加者在讨论前都认真看过稿子,讨论时每章一段一段地读下来,字斟句酌,有意见就提出来,没有意见就通过,小的文字上的提法修改当场敲定,个别段落需要重写,就责成某人或几个人,或他与艾思奇本人去修改,第二天再讨论.这样的空气使大家敢于发表各种意见,保证了书稿质量,达到了当时能达到的最高水平.该书出版后,即成为全国高等院校、各级党校使用的我国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改变了此前我国哲学教学主要采用苏联教科书的状况,深受广大哲学教学和研究工作者欢迎.
第三,谦让主编,坚不署名.这本书的书名是胡绳定的,说就叫《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审稿结束时讨论作者署名问题,胡绳说自己不是专门搞哲学的.参加写这本书,党校的教师是主力,主编就是艾思奇一人,不要挂他的名了.如果要提到他,就说他参加了顾问性质的工作.他说,就这样定了.32年后,1993年关锋家属出面提出该书主编署名应当有关锋,胡绳经过调查了解各方面情况后作了答复,进一步展现了他的高风亮节.胡绳回复写道：（一）“1961年初,书记处决定编写中国自己的哲学教科书,指定胡绳、艾思奇、关锋三人负责.”这是1961年1月底的事.被指定负责此工作的是我,由我组织写作班子,在写作班子中以我和艾、关为领导小组.（二）从确定编写方针,到组织写作和修改,组织集体阅读定稿,我起了主持者的作用.但考虑到这样的教科书出自党校较好,而且参加编写的人中党校的人也较多,故我决定由艾思奇署名主编,我不具名.（三）在去北戴河定稿前的一次编写人员会议上,我提出书的署名意见,大家没有异议.此事未与康生、陈伯达商量.来信所说康生主张由艾、关署名主编,我不知道（如果有此事我应知道）.因为当时并无由关锋署名主编之说,所以不可能有陈伯达提出反对的情形,我也没有听说过陈伯达反对.（四）大概是在1978年初,党校有同志说,这本哲学教科书如作适当修改,还有用处.我答以,此书已和我无关,由你们去处理吧.重新出版后如何署名,是否有稿酬,我都不知道.
这就是胡绳的为学之道！这就是胡绳的为人之道！为学为人,他都树立了榜样！
（二）胡绳从“文化大革命”发动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期遭受的挫折和复出后参与的文字工作
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一场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巨大政治风暴.风云突变,胡绳作为党的领导干部,也不例外地认为是自己犯了错误,跟不上的思想,不断检讨.他前期受到迫害,尽管很不理解,但也没有采取对抗态度.后期被“解放”了,也服从安排,继续努力做好工作.他既参与了四届人大报告起草,也参加了党的十一大文件起草.对于给的任务,他跟过去一样兢兢业业.他也没有想到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思想还是落伍了,在扩大的工作会议上受到批评.这十多年经历的波澜起伏,是他人生经历的“惑而不解”的重要时期.他迷惘惆怅,但受到了深刻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难得一遇啊,为晚年“知天命”的辉煌奠定了基础.
1.“”发动时期参加的杭州谈话和“卷到起草‘二月提纲’里了”
胡绳自1950年代初参与领导层的重要活动特别是文字工作以来,身体透支过度,疲劳至极.1962年下半年,几乎每天低烧,体重明显下降,经常感冒.到几个医院检查均无结果,一度怀疑为糖尿病、肺结核、癌症,都排除了；最后定为“疲劳综合症”.胡绳说,这是一种无以名之的较长期的病.从1963年起,只能脱离工作休息.知情的龚育之讲起胡绳这段经历说过一个特别情节.他说：“恰好乔木也是无名低烧,在秀才班子里,这也是一桩巧合.有一次,在一个小会上,康生出语惊人：‘乔木,胡绳,我看都没有病！’是说他们没病装病,还是说他们无病,或者是说他们的病是精神因素,说有就有,说无就无？不得而知.”康生与乔木、胡绳,那时都属秀才班子中要角,关系很密切,不仅一块写文章,而且还有诗作唱和,经常一起逛旧书店、古玩店.但在背后对人之阴险,可见一斑.
胡绳在1965年恢复工作不久,就赶上了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问题.是年11月10日《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发表,意味着点燃了“文化大革命”导火索.11天后,召集陈伯达、田家英、胡绳、艾思奇、关锋五人到杭州.胡绳回忆,他们到后当天,与他们简单谈话,要他们选择出版几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每本书上都要有中国人写的序.这次谈话根本没有提到《海瑞罢官》问题.后来,突然到上海召开会议,12月21日返回杭州后,与他们谈话约三个小时.这次谈话,仍然是谈写序问题,“不过他海阔天空,还谈到了中国古代的几次战争,谈到中美关系,也谈到了当前的思想界,谈到‘海瑞罢官’.”当时说：《海瑞罢官》的“要害的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次日,作为中办副主任的田家英提出整理个谈话纪要,将这篇谈话的重要内容送同志看看；并认为《海瑞罢官》是附带提到的,同其他许多附带提到的话一样,可不必整理进去.关锋执笔整理好后,提出“不写上这几句话行不行”？胡、田没有理会,关锋也没有提出异议.可是,“”发动后,田、胡两人却因谈话记录没有整理进“海瑞罢官的要害”一语,被加了一大罪状.胡绳认为,田家英之死,可能与这件事有点关系.
1966年2月,时任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的彭真召集五人小组会议（这是1964年7月根据的提议成立的,成员有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1966年1月设立五人小组办公室,主任为许立群,副主任为胡绳和姚溱,任务是整理学术讨论中已经发生争论的问题,收集学术界的思想动向,根据五人小组的决定,指导各报刊的宣传）,认为要制定若干指导方针,把开展起来的学术理论问题置于党领导之下.胡绳讲到这次会议的情况时说：会议讨论自批判吴晗所写《海瑞罢官》以来学术批判的形势、性质、方针、队伍等一系列问题,并根据讨论情况,写成《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被称为《二月提纲》）.《提纲》指出：要坚持1957年3月在全国党的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以理服人；要准许和欢迎犯错误的人和学术观点反动的人自己改正错误,不要“不准革命”；在报刊上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胡绳参与了这个提纲的起草,并在刘少奇主持的在京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同彭真、许立群一起作了汇报.随后,根据刘少奇等常委指示,同彭真、陆定一等人一起到武汉向汇报.
1966年2月8日,胡绳随彭真、陆定一等抵达武汉当天,即安排向汇报.汇报先由彭真说明在京向常委汇报的情况,然后由许立群和胡绳分别介绍情况和汇报提纲的主要内容.一边听一边插话提出问题,并没有表示不同意见和反对的意向.2月12日,批发《汇报提纲》,要求各地各部门照此执行.2月18日,胡绳和许立群两人又在召集的宣传部门及各报刊负责人的会议上传达了《二月提纲》.根据这个提纲精神,等部门对于针对吴晗及其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等学术问题无限上纲的批判文章进行了限制.但是,政治风向变幻莫测.3月底,连续找康生、、等谈话,严厉指责《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如果再包庇坏人,、北京市委和文化革命小组都要解散.4月中旬,康生在书记处会议上传达对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的批评和指示.会议决定：（一）拟以名义通知撤销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通知由陈伯达起草.（二）拟决定成立一个以陈伯达为首的起草小组,为起草关于文化革命的指示.随后,书记处停止彭真的工作.胡绳也开始“考虑这次学术批判中自己犯的错误”.他表示,“此次犯错误很觉难过,但现在重要是去除懊丧心理,认真接受经验教训”.5月,政治局在京召开扩大会议,按照的部署,会议决定撤销原来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即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胡绳列席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小组会上发言作检讨,被解除《红旗》
工作.
胡绳参与高层活动的上述两桩事,是他被作为“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打倒的直接“罪名”.最初,对于这种突如其来的逆境,难免有些惊惶,但没有多久就镇定下来,能够沉着冷静地应付了.在被隔离审查期间,他继续读书,读《选集》四卷及选读本等并作笔记,手抄《反对自由主义》《农村调查序言》《整顿党的作风》《为人民服务》等文,手抄有关知识分子改造问题和有关员的品德、作风的语录；新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出一本,托看守买来读一本,并在书的扉页上写下某年某月某日读毕.他还看完了《鲁迅全集》.批斗他时,也没表现出精神瘫垮状态.在一次批斗他的大会上,他径直走向会议主持人关锋那里取了一支,不慌不忙地抽起来.此种动作异乎寻常,使台意到这一举动的人大为吃惊.后来胡绳对别人说,他是故意这样做的,以表示对批斗会主持人的蔑视.更难能可贵的是,无论是在批斗会上或是奉命写交代材料时,无论压力多么大,他都严格坚持实事求是精神,只讲事实,绝不编造虚假情况.有一次,他从专案组发给他写交代材料的复写纸上看出某人写的交代,编造了许多离奇的情节,如说彭真要在设立一个“资本主义复辟处”等等,感到十分惊异.他认为这样不顾事实地胡编乱造太不负责任了.他对专案组说,我此后不能再写了,无论如何,我也写不出那样的交代材料来,你们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天有不测风云,难以逃劫.人贵有方应对,精神如常.胡绳在“”初期挺过来了.
2.“”后期复出,在领导下工作
1971年林彪事件后,“”初期被打倒的干部陆续落实政策,恢复工作.1973年6月,胡绳随《红旗》杂志干部在石家庄附近的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四年后,终获“解放”,较早回到北京等待安排,不久即恢复工作.这一年,也被重新起用,走上国务院和军委的领导岗位,周恩来病重后,实际主持国务院工作.胡绳在领导下的两个时段内主要干了三项工作.
第一,参加四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起草.1973年8月,胡绳参加十大会议学习班,作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代表,出席该月下旬召开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10月初,胡绳开始参加四届全国人大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半个月后,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四届全国人大会议筹备工作,基本通过政府工作报告草稿.随后,由于政治局开会错误地批判周恩来在与基辛格谈判时犯了所谓“右倾错误”,四届全国人大延期举行,政府工作报告起草暂停下来.一年后,周恩来身患癌症住院治疗,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由主持进行,胡绳继续参与起草和修改.考虑到周恩来的身体状况,在1974年10月底拟出一个更为简短的备用稿,即“第二方案”稿.此后就在修改这个稿子.11月下旬,李先念陪同外宾到长沙向汇报讲到政府工作报告时说：政府工作报告,小平主持起草架子可以了.说,我看3000字就够了,5000字要念半个钟头.这样,起草小组又根据的意见,在主持下继续修改,至12月才告结束.胡绳前后两年自始至终参加了起草工作的全过程.但他参加此项工作的情况,过去鲜为人知.
第二,参与组建国务院研究室和编辑《选集》第五卷.还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前的1975年1月上旬,约胡乔木谈话说：现正在考虑你和吴冷西、胡绳等人当国务院的顾问.由你多找一些人,多带一些徒弟,组织一个写作班子写一批“反修反帝”的文章.现在的一般文章,只有结论,没有论证,不能说服人.可以提出一些研究和写作的题目,如：三个世界的划分、战争与和平问题、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问题等,还有不久前谈到的关于无产阶级理论问题.这些都是国内外广大群众迫切需要系统解答的问题.四届全国人大会议结束后,主持国务院工作,在、周恩来的支持和叶剑英、李先念的配合下,开始对被搞乱了的各条战线进行整顿.6月上旬,再约胡乔木谈话,商量编辑《选集》第五卷和成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等问题.说：1月初谈到的担任国务院顾问的几个人,现在不要叫国务院顾问了.成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领导人选,就是上次讲的你们几个人.政治研究室是国务院的直属机构,主要任务是撰写“反修”文章,像过去钓鱼台写作班子那样.政研室的任务,除了写文章、承担编辑《选集》第五卷的具体工作外,还要代表国务院把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管起来.
胡绳参与筹备组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任负责人之一.他主要担负两项工作.一是联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业务.二是参加选集小组,整理著作,并参加讨论起草某些文件和
文章.
对于前一项工作,根据把学部组织起来,为作些理论上、学术上探讨的指示,胡绳首先抓了健全学部领导,成立临时领导小组主持学部工作.他负责草拟关于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决定,明确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是国务院直接指导下的一个机构,其地位相同于科学院,也相当于部委一级的行政单位.郭沫若担任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另有三同志组成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临时领导小组.国务院指定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在业务上指导学部的业务工作,并由国务院办公室和政工组分别管理它的行政和政治工作.随后,他代表国务院政研室到学部讲话,强调要安定团结、恢复科研；科研要面向现实,联系实际.是年9月,他又根据指示,抓紧筹备学部的综合性理论刊物《思想战线》.说,别人写文章,你们也可以写,但不要影射,要讲道理.重要文章,要交政研室审定,有些文章还要送和国务院审查.11月,还指示,一定帮助学部把刊物办好,要把办好这个刊物作为政研室的主要任务来抓.这个担子很重,胡绳不得不拿出较多时间来为办好学部的刊物工作.他向《思想战线》编辑部同志强调办好刊物的重要意义,并同哲学、文学、经济三所负责同志谈《思想战线》约稿问题.稿子上来后,他亲自看稿,定稿,准备于1976年元旦创刊.但是,随后开展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这个刊物胎死腹中.
对于后一项工作,胡绳投入了更多精力.根据政研室领导的分工,胡绳除了负责联系学部工作外,主要精力就是编辑《毛选》五卷.但是,这项工作一波三折.《毛选》五卷的编辑贯穿整个“”时期,最初是由陈伯达主持,以后由康生主持,1975年后由主持.胡绳参加《毛选》五卷工作就是这个时期.又由于的“三落”,这项工作仍波折不断.非常重视《毛选》五卷的编辑,他多次主持《毛选》五卷编目的讨论,即使到政治形势开始变化时,他还交代胡乔木,你们以后就是抓紧这两件事：一件是把编辑《毛选》的工作做好,一件是帮助学部把刊物办好.但是,随着“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全国展开,再一次被打倒,这两项工作都停摆了.粉碎“”后,决定出版《选集》第五卷,这才恢复编辑工作,胡绳紧张投入重新参与整理读改定稿.1976年12月26日,首先单独发表《论十大关系》,以纪念诞辰.所以先发表此篇,一是该篇为新中国成立后本人最为满意的著作之一,“”前已在党内征求过修改意见；二是主持讨论《毛选》五卷编目,首先整理《论十大关系》,亲自参加读改,集体讨论,逐字逐句敲定.上报后,阅看了两遍,这是最为成熟的整理稿.三是经过十年“”,当时要落实关于把国民经济抓上去的指示,这是最有现实指导意义的文章.经过前后几乎10年编辑,《毛选》五卷在1977年4月终于出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该书虽然没有再版,但其中正确和比较正确的文章都收入在《文集》第七卷中面世.它凝聚了参加编辑的包括胡绳在内的专家学者们的无数心血.
胡绳通过编辑《毛选》五卷,深入研究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著作,对于这个时期的思想理论有不少独特见解.在纪念诞辰100周年时,他发表过一篇振聋发聩的文章,对本人讲过的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作了任何别的学者都难以作出的修正,提出了具有创新意义的空前说法.本人说：我一生办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革命的胜利,取得了政权；另一件事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对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胡绳指出,本人这样认定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晚年将发动“文化大革命”看作是个伟大创造.但是,后人纵观一生,不能同意他自己所作的这个概括,将其后半生概括为“文化大革命”这个巨大的错误.胡绳翔实地论述了自《论十大关系》始,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怎样不照搬苏联模式和不屈服苏联“老子党”压力,而坚持独立自主,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所作的艰辛探索.此后,他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错误都与此有关.尽管这些错误使党和国家遭受了严重损失,但提供的教训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辟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确道路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胡绳认为：的第二件大事,应是“努力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这种探索的开创者.他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抗拒来自国外的强大影响和强大压力,从而发动并且坚持进行这种探索.所以作为这种探索的开创者的历史功绩应当用最浓的笔墨载在史册上.”胡绳这个别具匠心的新说法,表现了他过人的政治智慧.
（三）胡绳在改革开放时期参与党第二代领导核心的重要文件起草工作
胡绳八十自寿铭写道：“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载.”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前后,还在他的“惑而不解”时期.这时的“惑而不解”,就是他的思想没能跟上时展,因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工作会议上受到批评.他当时在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任副主任,不少人对这个单位有些看法,将其划为“凡是派”.会上也有人这样批评他.胡绳在会上对个人的情况作过说明.他说：我从来没有写过、说过“两个凡是”这样的话或类似这样的话,思想上也没有这种想法.我不认为的任何一句话都绝对正确,对任何个别问题的估计和判断都完全正确,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没有足够地认识这场讨论的政治意义是个错误.当时的顾虑较多,思想很不解放.对同志们提出的批评,十分感谢.在作了闭幕讲话以后,他再次发言检讨说：小平同志讲了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个重大问题.说明了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说明了打破思想僵化、解放思想的必要性.我拿这些论述来对照自己,确实存在思想僵化、脱离实际的缺点和弱点,对党内大家想些什么,广大群众想些什么了解不够.原来我自以为不是个思想僵化的人,但现在看来,至多只是在一定范围内,可以说我还能开动机器,但在这范围以外,特别是某些当前重大的政治问题、思想路线问题上,就不能这样说了.我只是根据有限的材料用自己的头脑想问题.这样,我在有些根本问题上就和群众想不到一块去,我的思想还是处在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中.我一定要通过这次会议受到的教育,努力克服自己的错误和弱点.胡绳的诚恳态度很快获得与会同志谅解和
好评.
胡绳晚年回忆那时的思想状况,还说：1979年以后,我没有能够紧跟时代的发展.“”结束,“”被打倒,大家都很兴奋,但是,在思想上我没有能立刻跟上形势.那时的工作在“毛办”,几乎像的一个写作班子.我在时期参加了点文字工作,并没有很多.“两个凡是”的讨论我没参加,但是人家不了解,以为我是主张“两个凡是”的,在工作会议上受到批评.当时受到批评的还有其他几个人,他们有的反对批“两个凡是”,我没有对外公开表示过.大家批评一顿,我也不作辩护.我觉得这批评也不完全冤枉.当时我主要考虑到好像是一去世,“”一打倒,“文化大革命”一结束,一下把完全否定了,以后不好办.因此对于批评“两个凡是”,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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