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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领导伟大社会革命的历史逻辑

［摘要］近代以来中国一百七十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华民族的民族尊严、民族地位表现出明显的U型轨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以及由其武装起来的中国是结束U型底部盘整区并实现快速爬升的关键因素.中国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历史表现出台阶式前进的特征,大约三四十年迈上一个新台阶,这是运行与静止、质变与量变关系的现实呈现,反映了中国人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基本品格.坚持“初心”不变与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紧密结合,根据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适时调整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是中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最重要的法宝.

［关键词］中国；社会革命；新时代；历史逻辑

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10X（2018）03-0003-09

2018年1月5日,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必须一以贯之进行下去”［1］.的“伟大社会革命”思想,生动形象地描绘了中国的初心与使命,是对党的十九大精神的高度概括,展现了强烈的历史自觉性.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在历史逻辑中找到真理、自信与方向是理论思维的一个显著特色.历史继承性是国家演变的基本逻辑,任何国家的现在,都包含着深刻的历史印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不例外.本文尝试对中国领导伟大社会革命的历史逻辑进行理论剖析,以期深入揭示中国人赖以引领新时代的政治坚守.

一、漫长“探路”的逻辑：历史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者

　　中国是承载着“民族复兴”的使命诞生、承载着“民族复兴”的使命成长、承载着“民族复兴”的使命奋斗的,其“民族复兴”的先天基因直接传承于屈辱的近代中国.

　　中华民族“复兴意识”的出场包含着沉重的历史脉动.一方面,“复兴”意味着中华民族曾经兴盛过,中华民族有智慧、有能力、有资格实现兴盛.古代中国为人类贡献了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文明成果,曾经开创过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永乐盛世、康乾盛世等繁盛时期,辉煌的古代历史铸就了“天朝大国,八方来朝”的自豪情结.另一方面,“复兴”意味着中华民族后来衰落了,今天要实现的“伟大复兴”不是古代“盛世”的自然延续,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伟大创举.战争以后,中华民族经历了一段由战败、屈辱和无数苦难构成的历史.十九世纪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协定、制外法权条款,不仅使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地位低下,而且使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同样地位低下.从那时起,中华民族就有了“复兴”的夙愿.肇始于1840年战争的“复兴”诉求,历经一百七十多年不屈不挠、波澜壮阔的伟大奋斗,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将“复兴”之路不断推向前进.中国人一百七十多年的伟大奋斗史,在中国能够主导中国命运之前,历经了一段艰难曲折而又相当漫长的探路时代.

　　战争前,中国自恃“天朝大国”,世界唯我独尊,是无所谓“探路”的.在第一次战争（1840年～1842年）中,英国以1.5万人的军队,违背军事常识劳师袭远挑战清朝“巨无霸”.清军以逸待劳,占尽天时地利.战争的结果是《南京条约》被强加给战败的清王朝,英国割占香港并获得2100万两白银的赔款.《南京条约》使“天朝大国”成为“皇帝的新衣”,开启了神州大地一步步轮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屈辱史.第二次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以及随之被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将中华民族一步一步推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以及相应的《辛丑条约》,中国被彻底“半封建半殖民地”化.

　　面对国家的屈辱与民族的深重灾难,一些志士仁人开始思考救亡图存、民族振兴的问题.为中华民族寻求图存进而复兴之路,成为一个时代的主旋律.1842年魏源的《海国图志》问世,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向中国人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新课题.发生于1851年由洪秀全等人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是近代中国人大规模学习西方并付诸行动的第一次尝试,其基本思路是以西方宗教来拯救中国,至1864年石达开兵败大渡河彻底失败,宣告了借助西方宗教来拯救中国行动的破产.开始于1861年由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领衔的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人大规模学习西方的第二项重大实践,其基本思路是要改变“技不如人”的局面,以西方技术来拯救中国,至甲午战争中国败于日本,一应成果被彻底摧毁,宣告了借助西方技术拯救中国行动破产.中日甲午战争后,鉴于技术救国路线的失败,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维新派推动维新变法,着手对封建统治制度进行从上而下的改良,其基本思路是要改变“制不如人”的局面,试图以西方国家的君主立宪制来拯救中国,持续103天便被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封建贵族集团扼杀在摇篮之中,借鉴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制来拯救中国的实践也失败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沿袭了改变“制不如人”局面的思想逻辑,走的是由外而内、由下而上的革命路线,其重大成果在于推翻了统治中国长达两千年的封建制度,使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但这场革命只完成了“破”的任务,并没有完成“立”的使命,特别是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后,革命成果很快被反革命集团攫取,中国依然四分五裂和受制于人,中华民族依然水深火热、没有尊严.

1921年中国成立,开启了探路时代的全新阶段.虽然说“自从有了中国,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2］(P1357),但直到1935年,中国并没有开启真正属于自己的时代.其一,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领导者是国民党,居于从属地位,只是配角.其二,在1935年之前,中国尚处于幼年时期,一个还没有成熟的政党是不可能有自己的时代的.当时,中国的经费主要由共产国际提供,中国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从党的“二大”起）,重大决策（比如确定党的领袖与重大方针政策）通常是由共产国际包办的,“党委员会应每月向第三国际报告工作”［3］(P6).其三,在中国自身内部,关于什么是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还处于迷茫状态,如在存在着要不要开展广泛的农动、在国共合作中要不要力争领导权、以城市为中心还是以农村为中心等方面的争论,在建党初期甚至员要不要领工资都存在激烈争论；在红四军内部,古田会议之前也存在着要不要建立稳固的根据地、红军要不要承担放手发动群众等政治任务、要不要走极端化之路、要不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等重大争论.关键是,在中国早期的种种重大争论中,往往正确的路线并不占上风,错误的路线反而在更多的时间里主导了全党的行动.其四,虽然在1930年前后,以为代表的中国人已经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即“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但直到遵义会议前始终没有成为党的主流共识.这就是说,在1935年前,不仅中华民族在探路,中国也在不断探路.所以,1921年至1935年的实践探索,应该归在探路时代这个大逻辑里面.随着1935年遵义会议上以为代表的中国人提出的正确路线成为党的主流共识,中华民族振兴的探路时代才基本结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从此之后,中国党内的重大争论虽依然存在,但在更多的时候正确的主张成为全党主流共识,主导着全党的行动.

探路时代是漫长的,中华民族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经历过无数艰难险阻、流血牺牲,才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民族复兴之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路,这是中华民族必须永远珍惜的伟大历史成果.

　　二、实现“站起来”的逻辑：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改变中国国运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4］如果用“实现强起来”来描述新时代,则与新时代对应的前两个时代就是“实现站起来”和“实现富起来”.“实现站起来”时代的起点在哪里？显然不能以新中国成立为起点,因为新中国成立标志着“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5］(P342),“实现站起来”时代的起点应在此之前.

正如“实现富起来”时代的起点不是2000年（实现总体小康目标）,更不是2017年7月（在“7·26”讲话中确认我国已经实现“富起来”）,而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的起点）一样.在1949年前,有两个时间对于中国来讲是具有起点意义的：一是1921年中国的成立；二是1935年遵义会议胜利召开——从这时起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主流共识,开始实际上取得指导地位.在这两个具有起点意义的时间中,遵义会议更应该被看作“实现站起来”时代的起点.因为遵义会议不仅是中国党运的拐点,也是中国国运的拐点,这两个拐点交汇在一起的关键因素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主流共识,从此之后中国变得无比强大.在中国领导中国人民已经完成的伟大社会变革中,无论是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还是朝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始终贯穿一条红线——坚持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这条红线的起点正是遵义会议.

此外,还有以下理由支撑这个判断.其一,遵义会议是中国走向成熟的标志,中国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独立自主解决了自身重大问题.成熟使具备了主导中国命运的基本前提.其二,1935后,在中国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上,共产国际对中国有了更多的尊重,中国有了更多的独立性.典型事件是在与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以及在与王明1937年12月至1938年9月间的纷争中,共产国际都站在了支持前者一边.其三,中国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典型事件就是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如果没有的作用西安事变的结局是难于想象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景更是难以预料的.其四,在抗日战争初期,全国特别是国统区弥漫着对抗日战争前途的悲观情绪,然而以为代表的中国人提出了“持久抗战”的光辉思想,指出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中华民族最终必然迎来胜利.抗日战争的走势与结果应验了中国的预言.其五,在抗日战争时期,及其所领导的人民军队作战总次数12.5万余次,分别歼灭（含毙伤、俘虏、投诚反正）日军52.7万余人、伪军118万余人［6］(P263).歼灭日军数量虽然少于国民党军队（歼灭日军80多万人）,但抗击了超过90%的伪军,所以史学界将中国及其所领导的人民军队称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总之,从1935年开始,特别是长征结束后,虽然中国领导的武装力量还很弱小,但中华民族命运的走势已经进入了中国主导的轨道,中华民族从此一步一步实现了“站起来”的目标.所以,从1935年遵义会议到抗日战争胜利,可视为“站起来”时代的第一时期,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当然,这一时期中国还不是决定中国命运的正式主角.

　　解放战争时期可视为“站起来”时代的第二时期.这一时期有两件重大历史事件很具有代表性,展现出与第一时期明显相异的历史个性——中国已经成为决定中国命运的正式主角,中国已经以一个全新姿态开始与旧时代切割.其一是重庆谈判.这是国共双方高层的一次近身较量,也是解放战争的一个缩影,最后虽然没能签订正式协议,但获得了全面胜利：政治上团结了党派,教育了国统区民众；文化上《沁园春·雪》事件让国统区社会精英们见识到不仅可以在战场上叱咤风云,在文化上也足可成为国人的导师；军事上上党战役的胜利,为解决东北问题打下了良好基础.其二是“紫石英号事件”,干涉渡江行动的英国军舰紫石英号以及前来救援的其他英国军舰,在解放军的炮火打击下或伤或沉或逃,坚信“真理从来只在大炮的有效射程之内”的英国人不得不接受现实.英国人通过不平等条约所摄取的在中国内河自由航行的权力就此终结,解放军用大炮向列强宣告,中国主权从此不容侵犯.历史事实表明,这一时期,中国已经成为决定中国命运的正式主角.

　　“站起来”时代第三时期是新中国成立至1956年.这是新中国的奠基时期,我国相继完成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做主的新社会,从新主义到社会主义两个历史性转变.这个时期的一系列典型事件表明了新中国迥异于前的时代个性.1949年10月1日在开国大典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此前不久通过的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宪能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三条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新中国的成立,“真正解除了百年来套在中华民族身上的不平等条约锁链”［7］.然而,在美国当局和已经败退台湾的国民党集团看来,的胜利只是暂时的,没有能力收拾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其执政合法性非常脆弱,国民党集团甚至时时做着“反攻大陆”的美梦.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中国带领全国人民出色完成了政权过渡,让业已崩溃的国民经济起死回生.特别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新中国第一次主动将战争威胁消灭在国门之外,这一战也让年轻的共和国一战成名.此前自建国以来从无败迹的美国人,第一次在没有获得胜利的停战条约上签了字.这一战震惊了美国人和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更震惊了国民党集团,让明白所谓“反攻大陆”不过是黄粱美梦.这一战也向全世界证明,中国的执政合法性已经毋庸置疑.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一个全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华大地落地生根.这一系列事件向世界表明,新生共和国“走向富强”的脚步已经不可阻挡.

　　“站起来”时代第四时期从1956年至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一时期是我国社会主义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的时期,新生的共和国在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分裂、严重自然灾害、“”动乱等一系列内外严峻考验中艰难前进.经济上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国防上取得了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重大突破.外交上度过了“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 ［6］(P604)的艰难局面,不仅先后与四十多个亚非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还与英国、美国、日本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广泛建立了外交关系.特别是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第二十六届大会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成为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至此,中国带领全国人民完成了“站起来”的历史使命.

　　将“实现站起来”时代的一些历史事件与“探路时代”的相关历史事件对比,可以揭示两个时代中华民族命运不同的历史.比如,1949年的“紫石英号事件”与1840年的第一次战争.又如,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和后来的抗美援朝战争,面对相同或相近的敌人甚至是更强大的敌人,中华民族为什么会有天壤之别的命运,1935年后为什么在更强大的敌人面前反而能够赢得更好的结局,任何一个尊重历史的人都会相信,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关键因素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以及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

三、引领“富起来”的逻辑：升级版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释放社会主义魅力

　　改革开放是中国领导伟大社会革命的杰作之一,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可以说,没有改革开放,就不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面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面旗帜的形成,最关键的有两个步骤.

第一,破除在“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的僵化思想,以理性的而不是情绪化的态度对待“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党的十八大前,对内改革着力解决三大实际问题,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其中第一个问题是最根本性的,而第一个问题中的重中之重在于破除在“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长期困扰我们的僵化思想,尤其是长期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根本对立起来的僵化思想.改革开放前,虽然我们已经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但那是一个贫穷、落后甚至很多人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社会主义,那时我们讲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时内心并无底气,别人听来亦大多当笑话.面对这种情境,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引领全党逐步树立起全新的社会主义观.1979年11月,批判了“”“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也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的荒谬思想,提出了我们不要“贫穷的社会主义”的思想.1982年9月,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命题：“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8］(P3)从那时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了中国人带领全国人民奋勇前进的旗帜.1984年6月,就“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阐述了自己的看法,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个重大论断.1985年4月,把“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称为中国1958年至1978年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条重要经验［8］(P116).1987年10月,进一步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8］(P255)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提出著名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并很快得到全党的认同.至此,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党实现了理论和思想上的拨乱反正.

第二,破除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对立起来的僵化思想,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解决“怎么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在南方谈话中,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论、计划与市场手段论等重大论断,这些论断通过党的十四大上升为全党的共识,党的十四大的重大贡献在于明确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定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此后20年的改革基本就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方向上不断前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定,对“实现富起来”具有决定性意义,这可以从我国经济总量的相对变化得到充分说明（见图1）.

从1970年到199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在全世界的地位基本没有大的变化,甚至呈现下降态势,1970年、1980年、1990年中国GDP占世界GDP的比重分别为3.13%、1.71%、1.60%.从1992年开始,中国GDP占世界GDP的比重呈逐步上升态势,1992年、2000年、2010年、2016年的比重分别为1.68%、3.61%、9.25%、14.77%.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变化,1992年前后是个分水岭,此后地位越来越重要,这充分说明南方谈话以及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对中国实现“富起来”是极为重要的.将中国的经济总量与其他大国比较,基本上也能得到相同的结论.比如,中国与美国的比较,1970年、1980年、1990年中国GDP分别是美国GDP的8.61%、6.68%、6.03%,呈缓慢下降趋势；从1992年开始呈快速上升态势,1992年、2000年、2010年、2016年的比值分别是6.53%、11.78%、40.77%、60.13%.又如,中国与印度的比较,1970年、1980年、1990年中国GDP分别是印度GDP的1.50倍、1.04倍、1.14倍,呈不明显的下降趋势；从1992年开始呈快速上升态势,1992年、2000年、2010年、2016年中国GDP分别是印度GDP的1.50倍、2.62倍、3.68倍、4.95倍.

改革开放书写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个辉煌乐章,是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将市场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引入社会主义,使其为社会主义服务,这大大突破了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设计,这些突破让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具有了充分的说服力.这些突破虽然与马克思个别论断根本不同,但并不违背马克思主义,因为其落脚点与马克思的“初心”——为劳动大众服务——完全吻合,正是这种殊途同归体现了中国人的理论智慧与理论勇气.

四、改革开放2.0时代：以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导向新征程

　　党的十八大前后,我国改革开放呈现两种明显不同的逻辑.

（一）关于对内改革

　　党的十八大前后,对内改革至少呈现五个方面的明显不同.其一,改革的路径不同.党的十八大前是以“从下到上”为主,党的十八大后是以“从上到下”为主.党的十八大前,改革的基本路径是“摸着石头过河”,基层先行先试、创造经验后逐步推广,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党的十四大确立市场经济方向,就是在经济特区和两步“利改税”、闯关、承包制等的摸索后才提出来的.党的十八大后,改革的大方向已经十分明确,改革自信已经十分牢固,基本路径转变成先进行“顶层设计”,然后逐步推进.其二,改革的主要使命不同.党的十八大前,改革的主要使命是“闯”出新路,更加突出“破”字；党的十八大后,改革的主要使命在于巩固新路,更加突出“立”字.基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实践经验,党的十八大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如何兼容、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与弊端、政府与市场间的关系如何处理等重大理论问题有了更清醒的认识,改革得以在更加理性的基础上进行,完全可以不用像过去那样主要靠“闯”来推进改革.由于宏观上的方向已经明确,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已经有了更加充分的把握,所以改革着力在微观性的制度建设方面下功夫,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市场的定位为例,党的十八大前的定位是“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后的定位是“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实务层面的突破体现就是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负面清单制度等重大改革.其三,改革的范围不同.党的十八大前,改革主战场主要是在经济体制方面,党的十八大后政治体制也成了主战场.长期以来人们都切身感受到,我国的对内改革中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是不匹配的,前者滞后于后者并已阻碍着后者.从党的十八大开始,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改变.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作为“核心问题”突出出来［9］(P551).党的十八大以来,政治体制改革在若干方面扎实推进,有的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如管党治党制度改革（巡视全覆盖、主体责任等）、国家安全体制改革、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军队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干部选拔任用体制改革,等等.以为核心的党的实际行动向全国人民表明,政治体制改革正在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主战场.其四,改革的确定性不同.党的十八大前,改革主要以“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为表现形式,改革的不确定性大,风险大；党的十八大后,改革主要是按蓝图“施工”,大大增强了改革的确定性,降低了改革风险.其五,改革的行动力不同.党的十八大后,改革更加体现出“知行合一”的品质,特别是在生态文明建设与廉政建设方面,若干改革理念虽非党的十八大后首创,却是在党的十八大后得以扎实推进的.

（二）关于对外开放

　　党的十八大前后,对外开放也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党的十八大前,我国对外开放以“请进来”为主,我们称之为“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10］(P639),其基本模式是从国（境）外引进资金、技术、原料加工成初级品或制成品之后向国际市场出售.那时我们“走出去”的,从产品形态讲主要是中低端产品,从要素形态讲主要是劳动（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党的十八大后,我国对外开放转变为以“走出去”为主,最具代表性的行动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和亚投行的成立.从要素形态讲,这时“走出去”的,已经不单纯是“劳动”独角戏,资本和技术也逐步成了“走出去”的主角.其中,2015年是具有转折性的一年,这一年我国涉外直接投资的格局发生了质的变化,对国（境）外直接投资达到1456.7亿美元,首超吸引外资,投资流量跃居全球第二.从产品形态看,在我国出口产品中,中高端产品的占比逐步走高,贸易结构发生了实质性改善.以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为例,2005年前我国一直是逆差,2005年实现顺差205亿美元,之后顺差逐步扩大,2013年顺差突破1000亿美元,达到1021亿美元.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由逆差转变为顺差,说明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国际竞争力打了一个翻身仗,国际贸易的结构、国际贸易的地位开始发生质的变化.

　　全球化角色的变化是我国对外开放历史性变革的一个综合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早期发展,其基本特征之一是不断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一方面,我们表现出对全球化的积极性,尽量分享全球化的红利；另一方面,我们对全球化又抱着比较谨慎的态度,小心试水,稳步向前.那时我国的发展具有高度的外向依赖性（市场、资金、技术、资源）.2001年我国加入WTO时,从总理到实业界再到社会大众,对中国在WTO家庭中何以自立是忐忑不安的,大家尤其普遍对汽车、农业、服务业等产业持担忧心态.在党的十八大前后,随着我国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我国对世界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越来越大,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更为重要的是,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化的原先领导者——欧美发达国家大多日益变得保守,在国际公共事务得越来越缺乏担当,纷纷举起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旗,进行了一系列“逆全球化”的政策调整,给全球发展增添了不确定性；与此相对,我国以前所未有的自信,坚定地走着促进全球化的路,已经成为“新全球化”的引领者,特别是当美国抱怨中国沾光美国主导的全球公共秩序时,向世界宣布欢迎全世界国家充分分享中国发展的红利,欢迎搭中国的“便车”,表现出大国的担当与底气.

（三）关于共同富裕之路

　　共同富裕是改革开放的一条主线.在整个改革开放全过程中,虽然我们党都把共同富裕作为基本目标,但党的十八大前后的主要着力点是有根本区别的.改革开放初期,强调“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其主攻点是“先富”.到党的十八大前后,一方面在“先富”方面我们取得了丰硕成果,另一方面“后富”盼富的问题也日益变得刻不容缓.数千万贫困人口要在2020年与全国人民一起步入全面小康社会,任务神圣而艰巨.面对全面小康的紧迫任务,以为核心的党果断将共同富裕的主攻点调整到“后富”致富上.精准扶贫、脱贫攻坚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为核心的党最关心的重点问题之一［11］.《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指出,扶贫开发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点工作”.2016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是4335万人,比2012年减少5564万人,平均每年减贫近1400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到4.5%,比2012年下降5.7个百分点.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精准脱贫被列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之一.

　　正如十九大报告指出：“五年来,我们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 ［4］ 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说明,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为核心的党进行的内外政策的调整不仅是及时的,而且也是非常适当的［12］.以为核心的党的主动作为,体现了中国人高度的时代洞察力、主观能动性和历史责任感,向全党全国人民以及全世界表明,中国已经以全新姿态迈向新时代,逐鹿新时代.

五、结语：以不变的初心与使命引领新时代

中国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是波澜壮阔的,也是成就卓越的.正如指出：“只有回看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行的路,弄清楚我们从哪儿来、往哪儿去,很多问题才能看得深、把得准.” ［4］回顾这个伟大社会革命的历史可以得到很多启示,这是我们认识新时代的重要依据,也是奋斗新时代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第一,近代以来中国一百七十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华民族的民族尊严、民族地位表现出明显的U型轨迹.从战争开始,中华民族的国际地位每况愈下,直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才实现探底,而中华民族国际地位的上升,则是从抗日战争开始的.抗日战争及其之后中国人民在对外战争中的表现与之前的表现之所以有天壤之别,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中流砥柱作用,中国的凝聚力、战争力来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指引.

第二,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人行动指南开始,中国逐步主导了中华民族的命运,实质上成为中国伟大社会革命的领导者.中国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历史,表现出台阶式前进的特征,大约每三四十年迈上一个新台阶（如表1所示）.这样的前进轨迹,是运行与静止、质变与量变关系的现实呈现,反映了中国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本品格.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为核心的党带领全党全国人民迈进新时代,并将新时代的时间周期确定在30年到40年之间,这与历史节奏是完全吻合的,反映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领导集体高度的时代敏感性.

第三,中国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历史,是不变的“初心”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与时俱进紧密结合的历史.无论哪个时代,中国人始终坚持了那个不变的“初心”（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的信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人民立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持党的领导与完善党的领导的有机统一等）,不变的“初心”是中国力量之源,前进之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与时俱进是中国人的生命线,在坚持“初心”不变的前提下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根据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适时调整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是中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最重要的法宝.

参考文献：

［1］.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工作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N］.人民日报,2018-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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