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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不是年轻人的事业历史的复调和《叫魂》

邱焕星

2014年4月12日,《新京报·书评周刊》做了一期名为“阅读茅海建”的专刊,文章概述了茅海建近年来治学的历程和经验,其中特别提到了他在《近代的尺度》中的一个观点,并配以醒目的大标题———“史学不是年轻人的事业”.这段话是这样的:

史学确实不是年轻人的事业,不管你用何种方法,都不可能速成,而需要大量的时间来熟悉史料并了解学术史,且动笔越早越可能悔其少作;然而,年轻时若不勤于动笔,又何来成熟?又何能思畅笔顺?很可能会长久地涩于写作.这几乎是一种悖论.

茅海建的这个看法,和他的另一个著名观点“史实重建”有着密切关系,关于这一点,记者在文中也提到了.早在2005年,茅海建就在《戊戌变法史事考·自序》中谈道:

就我从事的专业———中国近现代史———来说,学科发展的轨迹是主题先行,很早就有了许多重要的结论.但这些结论所依托的史实却在匆忙中搭建,根基并不是很深.今天,年轻学生经常告诉我,他遇到的已有定评的“史实”经不起查证,往往是一考即错.对此我也有同感.在不可靠的“史实”之上,现在正运行着大量的推导、演绎、归纳,其结论也只能是不可靠的.学术发展到今天,我们的手中已经并不缺乏结论,相反的是,我们的思考却为各种各样互相对立抵牾的结论所累.其中一个大的原因,即为各自所据的“史实”皆不可靠.因此,到了21世纪,我个人以为,在我们这一专业中,最重要的工作似为“史实重建”.[1]

茅海建是严肃的历史学家,在学界一直非常受大家的肯定,也是我本人尊崇的前辈学者,他的这两个观点也都言之有据,极富现实的针对性,并非故意耸人听闻.但不得不说的是,茅海建的观点存在着偏颇,它来自过于看重史料而形成的错觉,其史观其实是有问题的.

总体来看,茅海建的史观,基本是19世纪兰克史学的当代回响,强调历史的真实和科学实证的重要.兰克史学在中国最早也最有影响的代表,自然是傅斯年了,他留下了许多名言:“史学就是史料学”“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等.这些话及其领导下的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了最近20年来大陆史学极力推崇的传统.

的确,史料是研究的基础,其重要性在东西方都是共识,譬如纽金特就强调:“没有资料就没有历史;资料的贫乏就意味着历史的贫乏.”而茅海建本人就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近些年来他充分利用一档的资料,推翻了关于战争和戊戌变法的很多既往结论,以至于被学界私下推崇为近代史三大家之一,其贡献在面对着此前“”史学的恶劣风气时,尤其容易看出来,就此而言,他倡导的“史实重建”无疑有着重大的学术意义.

但是,茅海建对史料史实的推崇,发展到极端,就容易陷入“指功力以为学问”的乾嘉学术流弊,历史研究变成了知识积累的比拼,自然就容易得出“史学不是年轻人的事业”的结论.不仅如此,在一定的限度内,特定领域的资料会被穷尽,这就容易让人产生一种错觉———自己站在了研究的最前沿.

然而,“历史”只有“史实”一个层面吗?还有,“史料”能够真实地再现“史实”吗?这些问题,显然在茅海建的视野之外,所以,我们会在他写的纪念台湾学者黄彰健的文中,读到这样的话:

我在这里还要向黄彰健先生表示个人的敬意.……我于2000年年初在台北近代史研究所、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查档,企图有所斩获,一个多星期的工作后,我意识到,有关戊戌政变的档案已被黄先生悉数扫尽,一点汤都没有给我留下.[2]

最后这句话,是非常值得关注的,资料被人穷尽了,没得做了.然而,是真的没得做了吗?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美国学者孔飞力的名著《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了:

1768年(清乾隆三十三年),“叫魂”的妖术恐惧在江南蔓延,民间盛传妖术师可以通过人的发辫、衣物、姓名来灵魂为其服务,而被盗者则会立刻死亡.整个帝国谣言四起,小民百姓忙着寻找对抗妖术、自我保护的方法,各级官员穷于追缉流窜的“妖人”,而北京的乾隆皇帝则寝食不安,认为剪发辫有反清的阴谋,于是不断发出谕旨指挥全国的清剿.最终在付出了许多无辜的性命和丢掉了许多乌纱帽后,案情真相大白,所谓的“叫魂”恐惧,只是一场庸人自扰的闹剧,没有一件妖案能坐实,有的只是造谣诬陷,屈打成招,失望的乾隆只得下旨收兵,停止了清剿.

按照一般的实证研究方式,考察清楚了事件的真相,整个研究就盖棺论定,宣告完美.但杨念群指出:“如果仅仅考证出这是一出追求幻觉的历史闹剧,这种真伪的辨析大概不会高于原始档案的价值.”[3]这个评价似乎有点苛刻,但正如章学诚所言的:“整齐排比,谓之‘史纂’;参互搜讨,谓之‘史考’,皆非‘史学’.”考证真相,还原始末,其实也就是一个“史考”,在这方面,黄侃说得更高明一些,他曾批评过“发现之学行,而发明之学亡”的现象.众所周知,“发现”算不上创造,因为在你知道之前,事实早已存在,你发现不了,早晚也会被其他人发现,但“发明”就不同了,它是无中生有,如果你不说,大家可能永远都不知道.所以,孰高孰低,不难想见.

正是在这一点上,《叫魂》显示了它的高明之处,孔飞力并不关注事件的真相,因为这很容易搞清楚,相反,他关注的是谣言在不同群体那里的理解和反应,由此“事件”变成了“故事”,他注意到普通百姓恐惧妖术和陌生人、地方官员重视守土之责,而乾隆皇帝关注清朝的合法性问题,最终他发现了民众/官僚/皇权的三方互动关系,即中国文化统一而又不同质的形态,这就超越了表层的事件史,进入深层的结构层面(当然,《叫魂》的主题比这要复杂得多,有兴趣的可以详读).

这已经不是简单的“以小见大”的问题了,《叫魂》远远地超越了实证研究,在多个向度做出了突破,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的新思维:

第一,孔飞力的观念总体是后现代主义的.

在后现代看来,直接资料也好,二手资料也好,都是再造重叙过的,所以“真实”是个幻觉,“历史”的本质是“叙事”,它是建构性的.这种对真实的否定,无疑是有问题的,这也是后现代主义备受争议的原因之一,但是,如果抓住这一点不放,那只能是我们自身的肤浅了.事实上,后现代主义正是因此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理念,将研究的重心从“事”转向了“叙”,即历史是如何建构的,以及为何建构的,前一个问题指向了“语言”,后一个问题指向了“权力”,这也就是大家都熟知的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了.

具体到“叫魂”谣言来说,它的真相其实很简单,如此一来,这个事件本身也就没什么好讨论的了,然而孔飞力最终颠覆了我们的认识,他讲了三个层面的“故事”,由此引出了更大的问题.

这方面的另一个典范,是柯文的《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该书的英文名字犎犻狊狋狅狉狔犻狀犜犺狉犲犲犓犲狔狊:犜犺犲犅狅狓犲狉狊犪狊犈狏犲狀狋,犈狓狆犲狉犻犲狀犮犲,犪狀犱犕狔狋犺,其实更能看出柯文试图讨论的重点.按照实证史学的理解,作为“事件”的义和团才有研究价值,而“经历”“神话”都是不可靠的口述资料,但柯文认为三者各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历史事件有其全面性,当事人的经历则带有情感,神话则能维持人格的完整.总之,人类追求的价值多种多样,真实只是其一,其他的价值如美学、道德、情感等,在不同层面上满足了人类的需要.

所以,后现代史学实际拓展了研究的范围,将一些看似可无研究,甚至做成了铁案的对象,变出了新的天地.

“事件”和“事件的影响”是不同的,后者已经进入了思想史领域,冯友兰甚至认为“思想史”研究是画龙点睛的核心之学,梁启超在《中国史界革命案》中也认为:“英儒斯宾塞曰:‘或有告者曰:邻家之猫,昨日产一子,以云事实,诚事实也;然谁不知为无用之事实乎?’何也?以其与他事毫无关涉,于吾人生活上之行为,毫无影响也.”的确,如果研究不讨论“邻猫生子”的意谓影响,单纯讲一个事实,那的确仅仅是一个事实而已,和八卦并没有本质区别.

第二,《叫魂》的方法论是结构主义的.

这一点其实比第一点更重要,也为多数阅读者所忽略掉,至少就我看过的一些书评来说,似乎没看见有人深度论及过.在孔飞力看来,“叫魂案”的真相只是一个表层因果,真正控制人们的,其实是深层的结构,这个结构控制了中国社会几千年,类似于金观涛所说的“超稳定结构”.

事件史的研究,关注的是个体,它背后的理念其实是自由主义的,即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核心是认为社会由个体构成,个体先于群体.涂尔干的出现,打破了这种认识,他认为“社会”本身就是“实在”,它有自己的特性,不能还原为个体,就像表演队伍和观众群体一样.之后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更是强调了“系统”的重要性,最终结构主义蔚为大观,像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研究、雅各布森的母题研究、布迪厄的场域研究等,都是类似的分支.

而结构主义在历史研究中的最著名代表,则是法国的年鉴学派,其中布罗代尔在《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一书中,提出了关于三种历史时段的看法,即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其核心理念是长时段和深结构.一般的事件史研究都是短时段的,探究的也往往是直接的因果关系,年鉴学派显然否定了这种研究.

总体来看,结构主义有几个要点:

一是提倡整体论,二是侧重不变性,三是反对实证主义,四是强调结构的控制性,而其核心,则是双层的世界观.贝尔特和席尔瓦在《二十世纪以来的社会理论》一书中,对实证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区别有过精彩的总结:

实证主义喜欢根据可以直接观察到的实体来说明事物.对实证主义来说,要说明就要找原因,而原因只是从观察到的规律性中引申出来的.相反,结构主义者则承认,远在观察到的规律层之下有一个比较深层的实在层.基本的结构不是从属于它们的人们直接看得见的,也不是观察者可以直接看到的.社会科学家的任务就是要揭示这些潜在的结构,以便说明表层.

结构主义也远离实证主义的因果关系概念.首先,他们经常拒绝做有关因果关系的陈述,而宁可谈论“转换的规律”.其次,即使结构主义运用因果律,他们的观念与实证主义也截然不同.对结构主义者来说,因果关系不能只从观察到的规律性中推演出来.原因不是感性观察直接可获得的;社会结构是潜在的,但仍施行因果的力量.[4]

我想,看了这两段分析,再比照一下《叫魂》,我们马上就会意识到,既往的多数研究其实都是肤浅的,然后我们更会进一步发现,一旦深入深层的结构,我们需要了解的东西就太多了,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都要进行涉猎,不如此就难以发现结构.这个时候,还说无书可看、无问题可挖,那就只能是井底望月了,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研究者需要花大量的精力来阅读古今中西的思想,特别是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和哲学的东西,而纯粹史料考辨和事件还原的文章,其实只是盖房子的地基而已,这类文章发表的价值也就大打折扣,我们谁见过有人将自家房子的地基露出来给人看的呢?

第三,《叫魂》在叙事上采用了人类学的“深描”理念.

一般读者都很容易看出来,《叫魂》的写法是讲故事式的,更高水平的,则知道这就是海登·怀特所提倡的“历史叙事的复兴”.其实,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孔飞力如何进入历史当事人的世界的,历史研究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以今律古,从一个后观者和旁观者的立场,对历史指手画脚,还自以为高明,这正如马克思讽刺的:

历史上的晚期时代对早期时代的认识当然与后者对自己的认识不同,例如,希腊人是作为古希腊人认识自己的,而不会像我们对他们的认识那样,如果指责古希腊人对自己没有像我们对他们的这种认识……就等于指责他们为什么是古希腊人.[5]

柯林武德也说:“问哪一种观点是正确的,那是没有意义的.每种观点对采用它的人来说,都只是唯一的一种可能.”[6]从这个角度看,哲学、科学、宗教、迷信等,不过是不同时代群体理解世界的不同方式,彼此之间并无高下之分,相互之间也不能取代.但是,人类学家在面对原始人群时,很容易陷入批判的立场中去,为此格尔茨提出了“深描”的文化解释学理论.

“深描”看起来和陈寅恪的“与立说之古人发于同一境界,而对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了解之同情”相似,但其实有着实质的不同.深描与浅描相对,二者均源自赖尔对于抽动眼皮的描述.同样一个抽动眼皮的动作,不同的人做来却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如果仅仅把不同人的这一动作记作抽动眼皮的话,就是浅描;而如果将这些动作,分别记述为由不同原因造成在表象上一致的不同动作,这就是深描了.深与浅的区别,在于记录、探寻事物在层次意义上的区别,这显然是一种结构主义理念了.正是因此,格尔茨提出“分析工作就是理清意义的结构,民族志就是深描”,一方面强调“理解他人的理解”,另一方面将行动视为“符码”,重点不在“做”什么,而是“说”什么,探求行为背后的深层文化内涵,而不以表面的肤浅因果为满足.

显然,孔飞力在《叫魂》中,一方面站在不同当事人的立场上“理解”他们的世界,另一方面重点分析他们行为背后的意涵,最精彩的就是发现了乾隆狂躁行为背后的满清“合法性焦虑”问题.这方面的名作,还有何伟亚的《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过去提到马嘎尔尼访华,都是嘲笑乾隆的愚昧,但何伟亚将立场调整到乾隆视角,从传统中国的脉络看问题,由此发现了东、西文明冲突的深层问题,而乾隆的所作所为不仅不可笑,相反是一种正常的反应.这种研究理念的代表作还有史景迁的《王氏之死》、达恩顿的《屠猫记》、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等,而其核心理论,则被柯文提炼为“在中国发现历史”的中国中心观.

总之,《叫魂》不但提供了新观念,也提供了新方法,它让我们看到了历史的复调性,在“史”与“事”之间,存在着极为复杂的关系.历史研究绝对不仅仅是史料所能解决的,它的空间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得多,在更高的层面上,史观其实更具引导性,“史实重建”仅仅是一个表象和起点,它高度依赖“重建”背后的理念和方法.

就此而言,茅海建的“史学不是年轻人的事业”,是一种片面的深刻,历史研究的确需要积累,但史学不只是时间堆积,事实上,近代史学革命的开创者,譬如,梁启超、胡适、顾颉刚、陶希圣、郭沫若等,都是很年轻的时候就发表了自己的新思维和新论著.而人类思想史上更多更大的成果,都是由年轻人提出的,所以,史学和思想的活力有关,和年龄没有太大关系,否则,彭祖就是最著名的思想家了.

[本文为江苏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鲁迅研究范式的嬗变研究”(编号13ZWB006)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自序》,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页.

[2]茅海建:《我所知道的黄彰健先生》,《南方周末》2010年5月20日.

[3]杨念群:《在神秘的“叫魂”案的背后》,《梧桐三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3页.

[4]贝尔特、席尔瓦:《二十世纪以来的社会理论》,瞿铁鹏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6页.

[5]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80页.

[6]柯林武德:《编者序言》,《历史的观念》,何兆武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9页.

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洪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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