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方面论文范文 与改革时间相关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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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时间

1978年1月,北京的深冬.凛冽的西北风夹杂着纷飞的雪花,扑向灰蒙蒙的低矮楼群.破旧不堪的四合院里,炊烟伴随着煤饼燃烧的味道,弥漫在行人寥寥的陋巷.

这一年的《人民日报》,继续接连不断地刊登着“抓纲治国”的报道.甚至在它刊登的北京电视台节目预告表里,依然不乏这样政治化的词汇.

依照这份提前刊出的节目安排,1月21日18时35分,北京电视台—4个月后的5月1日,它才更名为电视台—播出了电视新闻专辑《抓纲治国初见成效》.

坚冰尚未解冻,贫瘠的中国大地显得焦躁不安,仿佛在等待着梦醒时刻.

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石破天惊,桎梏思想的樊篱溃决了第一道关口.

12月18日,北京.历时5天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悄然开幕.

同一天晚上,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里,18户没有外出要饭的农民秘密集会,决定包产到户,连夜抓阉分牲畜、农具和丈量土地.17个农民的指印和3个图章落在保证书上—“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12月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新中国成立29年以后,中国终于完成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由此开启.

浪潮席卷而来,没有谁能够置身其外.

我们和我们的时代,就这样进入波澜壮阔的改革时间.

假如还有来生

1978年,改革开放的曙光照亮祖国的山河.这一年,吴运铎回到了自己钟爱的工作岗位,担任五机部第二十研究院副院长、副总工程师.党组织给他的政治结论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立场坚定,“一切罪名纯属陷害”.

炸断四根手指,炸瞎了左眼,身上大大小小留下了无数伤疤……所有的这一切,都无法让这位“中国的保尔”放弃为党工作的执念,忙碌起来依然像战争年代一样“疯狂”.

这一年,82岁的戎冠秀第五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得知消息的那一晚,老人激动得彻夜难眠:

“我还不老,要跟上年轻人的脚步,一起建设四个现代化.”

在戎冠秀的心中,永远不会缺少革命者的.每天清晨,这位全国劳动模范都会背起粪筐去拾粪.在她看来,“劳动可不是一般的事情,它是一个大事情”.

这一年,71岁的马恒昌还是住在那处灰白外墙的平房里.紧邻公共厕所和垃圾堆,下水道常常堵塞,雨天泥泞不堪,冬天污水成冰.

此时,马恒昌已经担任了13年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但是,在这位曾经叱咤中国工业战线的全国劳动模范身上,工人阶级的本色依然生动而鲜明.

这一年,张秉贵还站在他最钟爱的糖果柜台.

从“一抓准”到“一口清”,这样的“一团火”成为北京百货大楼的传奇,如同春风传递给南来北往的每一个人.

在北京,张秉贵是最受尊敬的人.公共汽车上,买过糖的乘客主动给他让座.公共浴室里,素不相识的人主动为他搓背:“我是您的顾客,今天就让我为您服务一次吧!”这是改革开放的第一年,打破坚冰正在让中国的发展面临“惊险的一跃”.无论是吴运铎、戎冠秀、马恒昌还是张秉贵,或许都没有意识到一次伟大的革命正在慢慢发生.然而,他们都在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光,继续着对祖国的忠诚.

1985年5月,马恒昌第一次抗拒了组织上的决定,坚持离开友谊医院,乘上北京到齐齐哈尔的火车.他说:“北京不能再呆了,花钱太多了,那都是工人的血汗钱啊!”两个月后,马恒昌因癌症医治无效去世.临终时,他的眼角流出两颗热泪,没有遗言.

1987年5月,张秉贵胃穿孔大出血,被紧急送进医院,诊断发现癌细胞已经大面积扩散.他说:

“我这一辈子,在柜台上用尽了全部的力气,可以画个圆满的句号了.”

139天后,张秉贵去世,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1988年1月,戎冠秀病重住院.康克清赶到病床前执手相望,聂荣臻专门送去一束蓝色的勿忘我.弥留之际,老人神志恍惚:“孩子们,好好养伤,养好了消灭敌人.”

1989年8月12日,戎冠秀去世.她用自己的一生,诠释着中世纪意大利诗人但丁的名句—“世界上有一种最美丽的声音,那便是母亲的呼唤.”

1991年5月2日,吴运铎因肺心病复发抢救无效,停止了呼吸.几个小时前,他还接待了三批来访者.在与死神抗争的最后日子里,他无比眷恋着党和祖国:“假如我有来生来世,我还要把一切献给党!”今天,戎冠秀的故事依然在被人们传诵,张秉贵的半身铜像静静伫立在北京王府井大街,以马恒昌命名的班组始终是劳动者的标杆和旗帜.

当然,还有吴运铎留下的那一句话—“在困难面前退却的人,从来不可能成为生活的强者.”这些感动中国的劳动榜样,就这样离开了沸腾的生活.如果把中国比作一列开往富强美好的列车,他们已经无缘欣赏愈加绚丽的风景.

但是,所有前行者的精神财富,都让我们拥有更多的勇气,迎接改变中国的凤凰涅槃.

做最好的工匠

1980年,技校毕业生李斌成为上海液压泵厂的一名青工,最大的梦想就是“学一手好技术,当一个好工人”.

没有人能够想到,这个憨厚的小伙子能够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更没有人想到,23年后会有“李斌技师学院”的诞生.

这时的中国,“喇叭裤”已经悄然流行.每个傍晚,提着录音机的青年人涌进公园,在飞扬的尘土中跳起迪斯科舞.美国合众国际社发自广州的报道称,中国人开始关心如何得到手表和电视机.

澳大利亚旅行者对于中国的感受是,“简直像退回到20年代,他们太穷了”.

所有的这些—物欲和时尚—似乎都与李斌无关.就像一颗螺丝钉,李斌牢牢地钉在生产第一线,成为驯服进口机床的优秀技术工人.老厂长禁不住连声夸赞:“有一个李斌,工厂就可以起步;有十个李斌,企业就能振兴.”

2016年3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海代表团会场,全国人大代表李斌第四次和总书记一起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李斌说,“提升技术工人的技能刻不容缓”.回复,“我们要想办法调动一线工人、制造业工人、农民工的积极性”.

5个月后,根据要求,全国总工会牵头相关部委开始研究制定《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中国技术工人的命运,由此变得更加光明.

在上海,包起帆的名声丝毫不逊于李斌.他的左手大拇指有一道深深的伤疤,那是在上海港务局码头当装卸工时被钢丝绳留下的印记.中国工业水平的整体落后,使得成千上万的一线劳动者只能直接用手去进行危险的操作.

李斌走进工厂的那一年,在连续14个小时飞行1.1万公里后,一架巨型蓝白灰三色宽体客机降落在北京机场.后来的报道说,“这是中国以每架

1.56亿美元购买的3架波音747SP巨型喷气式客机中的第一架”.

腾空而起的波音747客机,让包起帆和每日劳累的工友们对现代科学技术目瞪口呆,深切感受到落后生产力带来的刺痛.1981年,亲眼看到3位工友死在木材装卸作业现场后,30岁的包起帆暗下决心,要靠科学文化知识把工友的生命从“虎口”里夺回来.

3年以后,一套完整的木材抓斗装卸工艺系统成功诞生,从此不再需要工人直接捆扎木材,包起帆也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抓斗大王”.

1994年,包起帆报告会走进中南海,这位工人发明家的名声愈加爆红中国.千般显赫,他的创新之路却从不停歇.他用自己的17项发明金奖,去鼓舞每一位普通的劳动者:“我们可以没有学历、资历和背景,但只要努力学习、用心做事,照样能够取得成功.”包起帆名扬中国的时候,窦铁成还只是中铁一局电务公司一名普通的电务工.初中文化程度的“先天障碍”,丝毫没有影响他最终成为技术的强者.

1999年,单位财务部门配备了办公电脑.窦铁成请求财务人员,“晚上帮你们看着办公室”.多少个不眠之夜过后,他终于学会了直接用电脑设计绘制技术图纸.

2008年,窦铁成的事迹传遍中国.人们记住了这位饱经沧桑的汉子说的一句话:“最优秀的人永远在超越自身,奉献他人.在生命本质的最高层面上,工人和哲学家没有差别.”

7年以后,电视台播出八集系列节目《大国工匠》.这部充满主旋律的电视专题片所展示的劳动者们,没有进过名牌大学,没有拿过显赫文凭,只是在平凡的岗位默默坚守,追求职业技能的完美和极致.普通劳动者的极致精神和非凡技艺,令人折服,并迅速引发社会巨大关注,热度持续不退.

2018年,在工会组织的全力推动下,“大国工匠”成为中国社会最耀眼的“劳动明星”.打开人们常用的那款浏览器,“大国工匠”可以搜索到149万个网页.改革开放40年造就的诸多新词汇中,它属于最耀眼的那一个.

为爱义无反顾改革开放首先意味着思想的解放,意味着旧有的价值体系必然遭遇汹涌的冲击.

1979年3月,《诗刊》杂志公开发表北岛的朦胧诗《回答》—“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看吧,那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身影.”这段诗句中的叛逆意识,震撼着正在学习思考和判断的一代人.他们尝试用“黑色的眼睛”去“寻找光明”,在黎明初现的天空发现答案.

这一年9月,在逝世3周年纪念日前夜,新华社播发了1956年8月24日对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全文.认为,中国应当学习外国的东西,“非驴非马也可以”.

不同思想的碰撞,让容易躁动的年轻人陷入迷茫.1980年5月,《中国青年》杂志发表潘晓来信《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直言“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6万多封读者来信涌入北京,引发一次人生真谛的大讨论.

远在长春的蒋筑英显然没有参加这次讨论,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时间已经全部填满了科研工作,更因为他早已找到了中国知识分子应有的信仰—“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党的事业是永存的.要看到国家的需要,要为国家解决实际问题.”科学的春天里,蒋筑英的理想展翅翱翔.作为长春光机所的业务骨干,他接连被派往欧洲学习.第一次出国,他把半年省吃俭用结余下来的外汇,为所里买了一台英文打字机、一部录音机和20部电子计算器.他似乎忘记了,他的家只有14平方米,挤着两代四口人.当然,他更忘记了自己一直梦想有一张书桌,这样就可以不用再趴在床板上研究课题.

生活简陋少人问津,理想依旧无比坚定.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就这样孤傲地挺直脊梁.

当蒋筑英的名字成为中国知识界的颂扬榜样时,邓稼先依旧在罗布泊过着枯燥的科研生活,日复一日.这位最终签字确定中国设计方案的人,在学术刊物和科研联络中消失,甚至连妻子也不知丈夫究竟在执行什么样的保密任务.

空投预试,降落伞没有打开,弹体摔碎了.邓稼先在荒漠中找到残骸,仔细检验碎片.然后,他拍下了第一张自己的工作照.他知道,严重的放射性侵害已经发生.

1985年7月,邓稼先离开罗布泊回到北京,被确诊为直肠癌.他无力地倒在病床上,平静地告诉妻子:“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它来得这样快.”

1986年7月16日,邓稼先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13天后,他全身大出血,不幸去世,终年64岁.张爱萍将军赋词悼念:“君视名利如粪土,许身国威壮河山.”此时此刻,蒋筑英已经离开人世4年了.4年前的一次科研出差,让这个身高一米八的“大个子”倒在了成都.离开长春的时间是凌晨5点,即便这样早的行程,他还是没有忘记给妻子煮好早饭的粥,没有忘记为孩子煮好两个鸡蛋.

成都医院持续20个小时的抢救,没有挽回蒋筑英的生命.医生们觉得简直不可思议,这位患有化脓性胆管炎、败血症、急性肺水肿的危重病人,竟然刚刚没日没夜连续工作了两天.

27年后,93岁的吴大观开始了同死神的最后

抗争.依靠视力只有0.3的右眼,这位中国航空工业和航空发动机设计研制事业的主要创始人,研发成功中国第一台喷气发动机和第一台涡扇发动机.中国的航空发动机水平,终于穿越黑暗、迷雾和险滩,站到了世界的前台.

2009年3月18日,吴大观永远闭上了眼睛.生前,他用10万元积蓄交了最后一次党费.他当年的办公室被保留下来,一张老式的写字桌,一个放大镜,一把计算尺,一幅巨大的发动机研制图.它们默默地停留在那里,留住了那段曾经燃烧的岁月.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长征.包括邓稼先、吴大观、蒋筑英在内,每一位充满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都在为着现代化的未来拼命奔跑.当他们最终无力倒下的时候,依然化成一座精神的丰碑,默默伫立在这个国家的来路,深情地祝福着我们,祝福着之后的时代.

底层的清贫者

中国社会的很多进步,尽管属于历史的必然,却往往显现为源自偶发的人物和事件.

1982年的蒋筑英之死,让更多中国科研工作者的生存状态得到强烈关注.人们惊呼,“为什么不能让他们得到稍微好一些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聂荣臻、方毅、胡乔木先后公开表态,呼吁彻底肃清“左”的影响,真正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一束无声的永恒之光,带来了有声有色的世界.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迎来了又一次转折,开始拥有平等、体面的生活.

1984年,带着中科院计算所的20万元,柳传志创立联想公司.如今,这位74岁的全国劳动模范依然名震江湖,“大概拥有联想集团不到1%的股份”.最新的《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中,联想集团排名第240名.

但是,生活的路途不会让所有勤奋的人都得到财富的成功.志向,能力,承担一切苦难的坚持,拥有这些并不意味着就可以远离清贫.

1981年,马永顺从黑龙江省铁力林业局退休.伐木33年,这位新中国第一代林业工人一共放倒了3.65万棵大树.

“砍倒了多少棵,我就要补种多少棵”,这是马永顺的目标.到了退休的时候,还差8000多棵树没有栽上.没有二话,这位退休工人回到工作过的林场,10年义务栽树7000棵.

这时,马永顺已经78岁了,生怕有生之年栽不完最后的1000多棵树.于是,他组织全家19口人一起上山植树.进山路远,他从每月357元的退休工资里,大方地拿出200元租车费.到了山上,老人兴奋地喊起了伐木号子.

同样有着造福自然理想的退休工人,还有在太原钢铁公司工作一辈子的李双良.1983年,当他退休回家的时候,放心不下的是公司南门外那座足有5个天安门广场大小的渣山.

600多人,300多辆小平车,65部手扶拖拉机……当年“五一”劳动节,李双良没要国家一分钱,带着这支队伍冲向7层楼高的渣山.第一个月,8万多吨废渣清走了,近4000吨废钢铁回收了.整整50年来,这座渣山第一次开始变矮变小.

治渣第10年的时候,渣场总资产达到2亿元.

李双良放弃了2000万元的政策奖励,依旧领取每个月800元的退休工资.他从不后悔自己的选择,内心安宁快乐.

和马永顺、李双良同样立志恢复自然的,还有远在毛乌素沙漠边缘的王有徳.

1985年,王有德来到宁夏灵武白芨滩防沙林场,被沙漠吞噬良田、房屋和公路的景象深深震惊,由此立志,“要让沙漠绿起来”.

治一亩沙需要180元,国家拨款的补助费只有60元.每亩120元的缺口,王有德带着工友挣钱去弥补.在20多年人进沙退的搏斗中,每年治沙造林3万亩,一道45公里长、10公里宽的绿色屏障,出现在毛乌素沙漠的西南边缘.

昔日那个皮肤白皙的年轻人再也看不到了,今天的王有德双手黝黑粗糙,老茧丛生,指甲缝里钻满了抠不出、洗不净的泥土.但是,他用自己的青春留住了绿色,留住了春光.

马永顺、李双良、王有德默默造福自然的那个年代,空气污染指数还远远没有走进中国人的生活,北京街头的落叶被扫在一起随手烧掉.华北大地的“五小作坊”扩散着毒气浓烟,洁净的河流呜咽着混入掺杂有害成分的生产废液.享乐的像沙漠一样吞噬着躁动的人们,清贫者在世俗的眼光中成为无能的象征,占有财富、放纵的冲动无法控制.

1984年4月,中国第一家西式快餐店义利快餐厅在北京开业,人们津津有味地品尝着汉堡包、热狗和法国炸土豆条.

4个月后,成千上万的人们从中国各地奔向佛山,抢购佛山信托投资公司公开发行的股票,以求从中国的最新一次资本实验中分得一份好处.

1985年2月,台湾歌手邓丽君的照片出现在《中国青年报》上.4月,英国最著名的威猛乐团亮相北京工人体育馆,第一首曲目的名称是《在你摇摆起舞前请叫醒我》.

1988年8月,中国先后发生3次抢购商品和提兑存款的风潮,一些地方的日用百货、粮油食品和金银首饰几乎被一抢而空,惶恐不安的银行储户则争相提取存款.

1990年12月,新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19日在上海正式对外营业,时任上海市长朱镕基提醒世界,应当从这里感受到中国的开放政策不会改变.

1992年3月,广东珠海率先重奖科技人员,高级工程师迟斌元获得100平方米住房、26.7万元奖金和一辆奥迪轿车.继1984年和1987年以后,中国第三次经商浪潮动地而来.

……

这些时代的喧嚣,走在悬崖峭壁间的邮差王顺友无从知晓.从接过父亲传给自己的马缰绳开始,这位四川凉山马班邮路的乡邮员就安心于一个人、一匹马的生活,默默行走.

孤身上路,没有人能分担近乎残酷的艰苦.山洞,牛棚,树林,雪地.每一年,王顺友独自行走的日子,都要超过330天.20年,他没有延误过一个班期,没有挂失过一个邮件,相当于在雪域高原上走了21次“二万五千里长征”.

人们总是惊讶于明艳的鲜花,却习惯忽略那些默默无闻的绿叶和土壤.

改变历史命运的力量,离不开那些底层的清贫者.他们把自己羸弱的肩膀挨在一起,挺起脊梁和胸膛,支撑着共和国改革开放的根基.

恪守初心之辈

1978年,知青大批返城,宗庆后从农村回到杭州,在校办厂做推销员,郁郁不得志.

1986年,42岁的宗庆后开始创业,承包一家校办工厂.有报道说,“在被命运遗弃了大半生之后,宗庆后这次紧紧抓住了命运给予的一丝可能”.白天,他骑着三轮车送货.晚上,他给员工煮饭煲汤.

2007年,宗庆后登上《福布斯》全球亿万富豪

排行榜,以11亿美元位列第840位.2010年,更以

70亿美元位列第103,位居中国内地第一.今天,尽管互联网的神话已经把所有凭借实业起家的“首富”打落宝座,宗庆后的财富却依然足以令人瞠目结舌.但是,在娃哈哈的王国里,宗庆后还是那个为员工盖楼买房的“家长”,继续保持着每年除夕夜与员工共餐守岁的习惯.

宗庆后说过,他最看重的荣誉是全国劳动模范.从为自己创造财富,到为社会创造财富,这才是每一位成功者最清晰的前路.

改革开放给每一个人带来了不同的可能.这种超过以往任何时代的选择性,显然容易让人陷入迷失,忘掉了自己的初心.唯有那些意志坚定的人们,才能始终恪守着初心的方向.

1980年,杨怀远主动辞去上海海运局轮船政委的职务,回到船上担任服务员,重新扛起那根服务乘客的扁担.

1997年11月,杨怀远退休,留下的是6000多首服务顺口溜,40多万字的服务经验,还有天南地北的乘客写满47根扁担的赞誉.

17年间,企业领导和员工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一线劳动者的社会地位持续下滑.面对这些,杨怀远对于自己当年的选择,后悔过吗?迷茫过吗?失落过吗?

没有人知道答案.但是,人们可以相信的是,35个在轮船上度过的春节,1360个放弃的休息日,足以让一颗不忘初心的心,独自快乐满足.

同样经历过岗位转换的,还有那位名声显赫的“铁姑娘”.

1980年9月,郭凤莲收到昔阳县委组织部的通知,“即日起调离大寨村,工资定为行政24级”.这一刻,她默默地哭了,默默按照组织安排来到山西晋中果树研究所.

1991年,郭凤莲重新回到大寨,成为大寨村第8任党支部书记.

第二年年底,“中国大寨羊毛衫厂”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郭凤莲说,经受时代浪潮冲击的大寨,不会忘记昨天,也不会看不到大寨的今天和明天.

这是社会转型的时代.欢呼与喧嚣,兴奋与躁动,眺望与迷惘,前行与阵痛……猝不及防,骤然而至.40年恪守初心之辈,在官衙,在乡野,是“居之不倦,行之以忠”,是“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是“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1979年,33岁的邱娥国从部队转业,成为南昌市广外派出所的一名户籍民警.他把100多位居民的户口迁进南昌,却把80岁的母亲、5个兄弟和16个侄儿、侄女的户口留在农村.在户籍警的岗位上,他穿街走巷的行程达到12万公里,日复一日,风雨如常.

1983年,从海军退役的张云泉进入江苏省泰州市信访局,从此把爱和同情送给群众,把恨和愤怒泼向霸道之徒.22年间,他的手指被咬得露出骨头,他的鼻腔被拳击到喷射鲜血,他的左眼视力更从1.5被打成0.15,但是,这位“一号接待员”却成了泰州的青天.

1988年,44岁的孔繁森准备第二次进藏工作.告别家乡的时刻,他为母亲梳完头,跪倒在地号啕大哭.他不知道这一走,快90岁的母亲还能不能等到他再回来.

6年以后,孔繁森在工作途中遭遇车祸,不幸遇难.噩耗传来,一直神志不清的母亲忽然对家人说:“俺三儿回来了,快点香!”

8.6元,这就是孔繁森给母亲留下的财产.然而,数不清的哈达敬献在他的灵前,堆得像洁白的雪山.

1999年,桂希恩走进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带走了11支试管血样.回到武汉,11支血样中,竟然有10支被确认为艾滋病.顶住压力,他秘密前往北京报告真实状况.很快,派出艾滋病防治工作组来到文楼村,这里成为中国第一个免费治疗艾滋病的村庄.

2003年4月,世界卫生组织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表态,“非典疫情已经得到控制”.

钟南山直言:“什么现在已经得到控制?根本就没有控制!”SARS的真相由此揭开,这位从医几十年的中科院院士用讲真话的勇气,成为人们心中的英雄.

初心的力量,就这样鼓舞着那些有志者,传递温暖的善意,唤醒社会的良知.它让中国改革开放航船上的每一个人,彼此忠诚相拥,融合你我,永远相亲相爱.

跨世纪的迁徙

1995年1月,苏北睢宁.18岁的朱雪芹扛起铺盖,与家乡渐行渐远.

这一年,发源于1978年改革开放大幕初启时的农民工流动大潮,已经进入到第17个年头.这个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正在希冀中经历磨难,在嬗变中等待淬火重生.

这一年,广东珠海一家外资企业里,韩国女老板咆哮如雷,120多位农民工含泪跪倒一片.来自南阳的打工者孙天帅宁死不跪,在辱骂声中丢掉了工作.

朱雪芹来到上海的11年后,中国农民工总量达到了1.3181亿人.在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他们就像大草原上迁徙的野马,奔向每一处哪怕只闪烁着最微弱希望之光的角落.

2007年3月8日,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在举行的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宣布,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中,“在农民工比较集中的省、直辖市,应有农民工代表”.

历史航行的巨轮,就这样又一次驶入一个重要的时间点.

2008年1月21日,广东省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佛山市三水区新明珠陶瓷集团销售员胡小燕成为全国第一个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农民工.

5天以后,重庆市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重庆建工市政第一有限公司路面处农工班班长康厚明当选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再过3天,已经从缝纫工成长为上海华日服装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的朱雪芹,和一道出现在上海市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64人名单中.

当朱雪芹把这个消息告诉远在农村老家的父母时,老人喜极而泣.

2008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农民工胡小燕、康厚明、朱雪芹联袂亮相,以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的身份走进人民大会堂.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朱雪芹特意穿上了浅灰色的职业套装.她说自己愿意用这种方式让农民工们知道,“知识可以改变命运”.

广东代表团的分组讨论会上,温家宝总理听完胡小燕的发言,忍不住对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说:

“这个代表选得好,你们看她讲得多慷慨激昂.”从此,胡小燕在农民工眼里成了更耀眼的明星,甚至有人找她索要温家宝的电话.在北京开会的十几天里,月收入只有3000多元的胡小燕,竟然花了1500多元钱的电话费.她说:“我感觉全世界都在看着我.”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履职期间,朱雪芹领衔提出1份议案,先后提出14份建议.就连最苛刻的西方记者都不得不承认,让农民工在中国最高权力机关表达利益诉求,中国政治的这次伟大尝试获得了成功.

5年以后,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即将开

幕.这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的农民工代表,从上一届的3人增加到31人.朱雪芹当选连任,胡小燕成为了一名公务员,康厚明则出现在全国党代会的会场.中国“草根阶层”的权利保障,日显高层次和多样化.

没有了胡小燕和康厚明的相伴,朱雪芹并没有感到孤独,因为还有30位新的农民工代表和自己站在一起.他们每个人的身后,都是一支庞大的外来务工者大军.

毫无疑问,利益群体多元化正在成为中国社会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不同群体利益的差别性与同一群体利益诉求的一致性,需要借助协商才能实现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

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这个平台上,一旦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真正成长起来,农民工与资本博弈的天平就不会再像以往那样倾斜,法律和决策的制定将会进一步公平和公正,中国农民工阶层的利益诉求才能得到更加直接有效的表达.

今天,胡小燕落户佛山,康厚明落户重庆,朱雪芹落户上海.在人生发展的通道上,他们都完成了自己的身份转型.在不远的历史转角处,千百万农民工都将像胡小燕、康厚明、朱雪芹一样落户城市,成为中国新型产业工人队伍中的一员.

中国农民工群体从产生、发展到融入的历史,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和走向现代化的历史.

2.8亿中国农民工的未来,正在徐徐拉开新时代的大幕.

走向光明未来

1984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在80岁的身旁,簇拥着头发花白的老

2006年5月28日,夜战中的北京鸟巢工地

战士,他们和50万北京市民一起注视着6000名军人和从眼前走过,洲际弹道导弹和新型坦克首次亮相,94架军机在空中呼啸飞过.当群众游行队伍走过天安门时,大学生们用竹竿挑起这样一幅横标—“小平你好!”

2013年4月28日,北京,复兴门外.这是中国工运历史的璀璨时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第一次走进全总机关大楼.总书记向会议室里的65位劳动模范挥手致意,郭凤莲、窦铁成、郭明义等澎湃.

听完9位劳模代表的发言,充满感情地说,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实现;发展中的各种难题,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生命里的一切辉煌,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铸就.

6个月后,中国工会十六大在北京举行,许振

超、郭明义顺利当选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

中国政治的历史格局里,中国工人阶级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来自青岛港的“金牌工人”许振超,吊车司机的岗位很普通,吊装货物的工作很单调.

然而,机会来了.2002年4月27日晚上,装载

3400个集装箱的地中海法米娅货轮靠港,8台桥吊一字排开.在许振超的指挥下,桥吊队以339箱的出色成绩,一举打破了单船自然小时内336箱桥吊装卸的世界纪录.15个月后,这一记录再次被刷新为381箱.

另一位全总副主席郭明义,同样有着自己的人生传奇.

1982年,郭明义复员转业,进入鞍钢矿山公司齐大山铁矿.他从部队带回来的纪念品,就是一本《雷锋的故事》.

27米高的牙轮钻,20米高的电铲车,6米高的电动轮汽车,这就是采场公路管理员郭明义的工作岗位.但是,在他的抽屉里还有140多张汇款单,那是寄给180多个希望工程孩子的学费.这些年来,他累计无偿献血近6万毫升,相当于一个正常人全身血液的十多倍.

当选全总副主席后,郭明义每月4000元左右的工资没变,每天提前2个小时上班的习惯没变,住房依然只有60平方米,女儿结婚时没有办一桌酒席.

郭明义不抽烟,不喝酒,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当然,他也会玩,也会玩“斗地主”.家人聚会,他也要跟着摸上几把.从1984年通过干部考试,他的行政级别长期不变,一直是最普通的科员.但是,付出的幸福,他自己知道,自己享受.

在许振超和郭明义成为全总副主席的那一年,51岁的巨晓林还是中国中铁电气化局集团的一位技术员.

1979年,巨晓林高考落榜,在家务农.8年以后,他成为工地上的一位农民工,开始面对纵横交错的电杆和接触网,还有犹如天书的图纸、70多本工作笔记,230多万字的学习记录,最终让他成为电力接触网施工的“工人专家”.

2016年1月,中国工会改革创新的浪潮,把54岁的巨晓林推上历史的前台,以农民工身份当选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其时,北京市人大会议正在举行.丰台区代表团的讨论会场上,巨晓林被请到最中间的位置.

直到今天,巨晓林还是更习惯被称为“巨师傅”,丝毫没有“巨主席”的架子.作为副主席,他没有秘书,没有司机,工资、奖金仍由企业发放,和过去一样还是6000余元.

2018年10月,“大国工匠”高凤林当选全总副主席,他要用手里的那杆焊,在中国工会和技术工人之间,焊接出最紧密的连心桥.

高凤林的“出道”时间,其实远远早于许振超、郭明义和巨晓林.1996年,34岁的高凤林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3年以后,高凤林受邀在电视台《实话实说》特别节目亮相,广被追捧.2006年,丁肇中教授主持的世界反物质探测器项目受困低温超导磁铁的制造,高凤林出手相助,难题迎刃而解.如今,他更成为中国最有名的为火箭焊接心脏的人.

40年,多少人无而有,生而死.

40年,多少事小而大,盛而衰.

40年改革开放,就这样改变着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我们奋斗的样子,我们散发职业魅力的瞬间,我们闪耀人性光辉的时刻,都是这个伟大时代的印记.所有的细节汇聚起来,融合成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成为中国故事足以打动人心的情节.

2003年10月15日,长征二号火箭尾部发出巨大的轰鸣声,总重487吨的火箭和神舟五号飞船腾空而起,中国人第一次飞向太空.有记者问:“你在太空的时候有没有看到上帝?”杨利伟回答:“我看到了—全国人民就是我的上帝.”毫无疑问,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改变中国命运的“上帝之手”.

这是影响中国未来的改革时间,已经开始,永不结束.

这是写入中国历史的关键节点,我们和我们的时代,致敬来路,再次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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