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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教育方针
摘 要：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为教育方针,培养十多万一流的军政人才,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让“抗大”成为名副其实的一流大学,蜚声国内外.
关键词：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教育方针；一流大学
2017 年9 月,教育部公布了42 所“双一流”大学的名单,“双一流”是指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目的是为国家富强和民族的复兴培养一流的人才.很多人知道北大、清华、南开、复旦,是中国乃至世界的一流大学,其实,早在抗战时期,中国在延安创办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也堪称“一流”.抗大的办学理念和教育方针,很好的回答了“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这一时代问题,对当代“双一流”大学的建设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一、抗大的校情概况
抗大的前身是“中国红军大学”,简称“红大”,1933 年11 月在江西瑞金成立,34 年秋,“红大”改编为干部团,参加长征.1935 年10 月,红军到达陕北后,“红大”在瓦窑堡筹办复校,称“中国抗日红军军政大学”,因战事吃紧随后转移到保安（今志丹县）.1936 年12 月“西安事变”之后,面临着第二次国共合作,1937 年1 月,“红大”更名为“抗大”,由保安迁到了延安,1945 年8 月停办.抗大的校长是林彪,副校长刘伯承,教育长罗瑞卿,政治部主任杨尚昆,担任抗大教育委员会的主席.抗大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为教育方针,九年里总校和分校培养和造就了十多万军政人才,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罗荣桓、谭政、刘亚楼、张爱萍、彭雪枫、贺晋年、李先念、许世友、陈赓、杨得志、杨成武这些战功卓著的元帅和将军们都曾是抗大的学生.无论是办学规模还是教学质量,抗大都不亚于当时的“陆军军官学校”,也就是原来大名鼎鼎的“黄埔”.为了和抗大抢生源,他们发出招生公告承诺每月给学生8-20 元的津贴,当时朱德每月的津贴也只有5 元,可见抗大的影响力.骄傲地说：“抗大的领导权在手里,抗大的学生绝大部分都是共产主义者或者倾向共产主义的,今日之抗大,就不能不比昔日之黄埔更革命、更进步、为民族和社会的解放必定能够做出更加伟大的贡献.”[1]
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一）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
1938年1月,周恩来在《抗战军队的政治工作》中指出：“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以革命主义为基础的革命政治工作是一切革命军队的生命线与灵魂！”[2]过去的红军,如今的八路军,新四军,这些军人中大部分是农民出身,有的是投诚或俘虏过来的国民党军队中的旧式军官,还有的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起初,他们的政治意识和纪律观念不强,身上都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小农意识,打仗就是为了分田；流寇思想,吃了败仗就当逃兵；雇佣观念,出来当兵就是为了混口饭吃；小资产阶级意识,身上有自由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毛病.曾告诫党内干部,我们人决不做李自成和石达开那样的农民起义领袖,所以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武装这支军队就成了党的中心工作.抗大培养的是军政干部,政治教育当然是第一位的,而且方向必须正确.那么什么是正确的政治方向？总的来讲,中国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应当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行坚决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战争,推翻旧政权,建立新主义国家的新政权,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就要求在革命的道路上既不能犯“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也不能犯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革命不仅仅是为了打土豪分田地,也不是为了将来能够升官发财,更不能睡在过去的功劳簿上欺压百姓,背离人民,丧失自己的政治立场.
（二）抗大的政治教育
红军经过长征之后,干部队伍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出现了“干部恐慌”,在《中国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指出：“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3]那么,培养和造就一大批高素质的军政干部是抗大肩负的历史使命.抗大的管理和教学必须要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样培养出来的干部,才能完成党交给的革命任务,才是决定一切的因素.为了培养和树立学生的政治觉悟和政治信仰,抗大开设了《联共布党史》《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共产主义与问题》《政治工作》等理论课程,专门讲授了《矛盾论》和《实践论》,并做了“问题”的报告,此外还有张闻天、刘少奇、陈云等领导同志都来抗大做政治报告.通过理论学习,学员们对党的政治路线和政治方向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尤其是经过延安整风,抗大师生普遍接受了马列主义教育,大大地坚定了他们的政治立场.据统计,抗大第四期学员入校时,4 655 名知识分子中,仅有530 名党员,占11%,毕业时有3 304名学员都入了党,占71%.称赞说：“抗大像一块磨刀石,要把那些小资产阶级意识磨个精光,把自己变成一把雪亮的利刃,去打倒日本.”[4]
（三）黄克功事件的公正处理
1937 年10 月,山西太原中学16岁的女学生刘茜奔赴延安进入抗大学习.队长黄克功时年26 岁,是一名“老革命”.两人相识不久便互生爱慕之情.9 月份陕北公学成立,刘茜离开抗大,调入陕北公学学习,开始渐渐地与黄克功疏远,但是黄克功却要逼迫刘茜与他结婚.刘茜给朋友董铁凤抱怨说,黄克功是一个见你第一面就要求和你结婚的人.遭到刘茜的拒绝后,黄克功杀了刘茜.按照国际惯例和《民国约法》,战争期间军事首脑可以大赦特赦和减刑.黄克功给写信希望能免于一死.的回信是这样写的：“黄克功过去的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革命立场的行为,如赦免则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一个普通的人.”[5]黄克功最后被执行了决.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对于党和红军的革命干部是多么的至关重要.黄克功为了狭隘的个人利益,不惜杀革命同志,他已经背离了人民,丧失了革命的政治立场,不是一位合格的抗大战士,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不能够得到赦免.
三、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
（一）抗大艰苦的办学条件
红大在保安的时候,办学非常艰苦.在开学典礼上说：“在这里,我们要教员,没有；要房子,没有；要教材,没有；要经费,没有；怎么办？就要我们艰苦奋斗.”[1]没有教室就在院子里上课,没有桌椅就用砖头做凳子,双腿做课桌；没有教员,、张闻天、博古等领导同志做教员.后来他们将老乡们的一些牛棚、驴圈、马厩,和一些破庙打扫出来当教室.抗大迁到延安后,学生数量剧增,学校动员全校师生上山挖窑洞,修建校舍.仅半个月内就挖了一百七十五孔窑洞,修了三千多米的公路.抗大学生吃的是小米和洋芋,粮食需要各队的学生到十里外的粮库去背.他们把床单或毯子卷成筒,两端用绳子扎紧,有的用自己的裤子,把裤腿扎好,就成了米袋.除了背粮还要上山砍柴、自己烧木炭,用来取暖.
（二）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日常劳动基本上占用学生的课余时间.有一些学生就发牢骚：“什么军政大学,干脆叫劳动大学,更加名副其实”[6].陕北公学,鲁艺、干部学校的学生们也要参加劳动,但是抗大是军事院校,除了劳动每天还有专门的爬山课程和其他军事操练科目,体能消耗特别大.有些吃不了苦的学生就开始抱怨,我们来抗大是学习马列主义,掌握革命理论的,为什么要搞一些“爬山主义”.得知学生中有这种情绪,他就主动找学生谈心,他从劳动创造了人类,劳动创造了世界这些马克主义基本原理讲起,联系陕甘宁边区的实际情况,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他问,你们来抗大是参加革命的,如果从前线调一些战斗部队回延安代替抗大的学生负担这些日常的劳动,是增加了抗战的力量呢,还是减少了抗战力量？论武器装备,是日军的先进还是我军的先进？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略战术主要是游击战和运动战,我们的装备比敌人的差,如果连爬山也比不过敌人,那么在战场上就要吃亏挨打.我们要承认这些矛盾,分析矛盾,最后解决矛盾.所以,爬山中也有马列主义.学生们一听,思想很快打通了,痛下决心要甩掉身上的少爷作风,和小姐作风.
（三）大生产运动中的磨炼
1939 年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之后,国民党军队开始在局部地区制造反共摩擦,不仅断绝了八路军的补给,而且对边区进行了经济封锁.提出,为了不被困死、饿死,就要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开始后,抗大师生热烈响应这一伟大号召,上至校长,下至勤杂人员,全部投入生产运动,一边劳动,一边学习.罗瑞卿提出了抗大的生产目标：一年要开垦荒地两万亩,生产粮食三千三百石,每人开荒三亩地,生产三升三斗小米,还要发展副业,纺线织布,解决穿衣问题.除了完成自己的生产任务,学生们还要帮助群众担水抗旱,担粪施肥.参加劳动生产对青年知识分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年龄较小的女学生.起初她们举不起头,举起头就站不稳脚跟,挥舞不了几下双手就打起了血泡,学生们依靠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支撑,还是坚持了下来.后来,他们回忆说：“在抗大,我们深深懂得了党交给我们的头、杆、笔杆可真是三件无价之宝！它使同志们锻炼成了能打仗、会劳动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使同志们懂得了劳动创造世界和劳动人民最伟大,懂得了为什么革命和怎样革命的道理.”[7]
四、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一）“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一方针的确立
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针对机械教条的战略战术而言的.苏区时期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就是因为受“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在军事上听命于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李德曾是苏联红军骑兵旅的旅长,也是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的高才生,但是他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照搬苏联经验,纸上谈兵,在战略上坚持阵地战,在战术上是堡垒对堡垒,和强大的敌人硬碰硬,进行决死斗争.最后导致红军伤亡惨重,苏区失守,被迫长征.正是戒于第五次反围剿军事上的惨败,抗大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作为自己的教育方针；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王明在1937年底从苏联回国后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错误路线,在军事方面,主张八路军、新四军受国民政府统一领导,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让八路军、新四军到正面战场上去打正规战.对此,是极力反对的.他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批评了王明在统一战线上的错误路线,在1938 年给抗大同学会题词时,又特别重申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一方针.他主张八路军和新四军应当独立自主,充分发挥游击战和运动战的优势牵制和消灭敌人,灵活机动地配合国民党军队的正面作战.
（二）军事理论学习与实战操练
抗大的军事理论课程主要有：《战略学》《战术学》《游击战术》《步兵战术》等,的《论持久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军事理论著作也是抗大学生的必修课,其中就集中反映了的军事战略思想.比如自己总结的那副对联：上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下联,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里歼敌人.此外,八路军的一些高级将领经常给学生做有关战略战术方面的军事报告.朱德、彭德怀、贺龙、徐向前、滕代远、罗荣桓、萧劲光、肖克、程子华等军事首长,结合自己的实际斗争经验给学生教授军事指挥理论.
掌握理论之后,更重要的是在实战中进一步的考验和磨炼,也就是所说的从战争中学习战争.1938 年底,随着北平、上海、南京的沦陷,武汉、广州的失守,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败退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建立抗日根据地,成为抗日的中坚力量.为了配合敌后游击战的开展,壮大革命力量,抗大派出两个分队抵达晋东南和晋察冀抗日革命根据地建立抗大分校,培养随军干部.抗大学生在战场上经受了考验,利用他们掌握的军事理论,结合战地实际情况,大显身手.在著名的百团大战中,抗大学生配合主力部队直接投入了高虎垴战斗、洪岭战斗、卅亩地战斗等等,涌现出不少英雄模范人物,取得了骄人的战果,例如,大破胶济路的韩旺柱、善于打伏击的李生喜、赤手缴获敌人机的李希庵等.败退台湾后,在回忆录中写道：“共军讲究奇正虚实,讲究运用变化,诡计多端,神出鬼没,极尽战争艺术之能事.”[8]这就充分说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正是克敌制胜的法宝.
五、结语
正是因为抗大始终坚持贯彻“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一教育方针,培养了大批革命英才,让抗大声名远播.吸引了大批热血青年投奔延安,其中包括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傅作义的弟弟傅作良,杨虎城的儿子杨拯民,冯玉祥的侄子冯文华等,抗大因此被誉为吸引革命青年的磁铁石.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将军、人士梁漱溟先生、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女作家史沫特莱,印度援华医疗队队长爱德华等,都曾来到抗大参观访问,他们都赞叹,抗大是古今中外未曾有过的窑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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