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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双循环结构的产生和以剑麻产业为例
引 言
2008 年以来,全球经济格局发生较大变化.西方发达国家爆发了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出现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主义等反全球化的潮流,呈现整体式微的趋势.相比之下,新兴经济体日益崛起,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尤其是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推出”一带一路”倡议,鼓励企业“走出去”,发起亚洲基础设施银行、金砖银行、丝路基金等多边合作项目,推动着新南南合作的发展,对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中心的全球政治经济格局造成较大冲击.面对这样系统结构性的变化,现有的知识体系由于其实践基础是传统的国际政治经济框架,已经缺乏解释力.如何将上述两方面的变化置于新的统一的知识框架值得关注.
长期以来,有关对全球经济格局的研究都是基于“中心－”的概念,始终没有结构性的突破.[1]2014 年,王跃生和马相东[2] 提出了“双循环”理论,即一方面中国等新兴国家与欧美发达国家之间仍保留着传统“中心－”的循环,另一方面新兴国家与亚非拉国家之间形成的一个新的经济循环,中国扮演着枢纽作用.[3“] 双循环”理论摆脱了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强调新兴经济体的作用,特别是把重心放在新兴经济体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上,凸显了当下全球经济格局的新特征,并且超越描述性分析,积极倡导新循环的发展.可以说,“双循环”理论为理解当下全球经济的变迁提供了很好的视角.但“双循环”还只是一个宏观框架,尚缺乏微观层面的实证支撑.而且,新经济循环的建立是“双循环”结构的关键,但对新循环的形成、发展的系统研究还不多.为此,本文试图从微观层面的全球剑麻产业来分析“双循环”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以及新旧经济循环的差异,进而为新经济循环的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剑麻是一种多年生的硬性自然纤维作物,广泛用于工农业生产,目前分布在全球10 多个热带国家和地区.[4] 相对而言,剑麻产业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份额不大,但由于其用途的不可替代性和生长环境的约束性,在全球贸易活动中颇为活跃,[5] 而且因为用于军事发展,长期作为一种战略资源而存在.此外,剑麻产业是全球化、国际产业转移和工业化发展的缩影,其发展历史深受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影响,可以追溯众多改变世界政治经济局势的事件,因而以此来分析全球经济变迁具有代表性.
一、全球剑麻产业的百年变迁：“中心－”的单一循环
剑麻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实现了全球扩散和传播,拥有了相对成熟的生产经营模式、技术工艺、知识标准、投资贸易体系,建立了完整的产业链.这一过程完全由西方国家所主导,基于西方的单方面需求驱动、由西方资本控制着绝大部分资源和话语权,获得较多的利益,形成了剑麻产业的“中心－”循环.不过,这一循环随着中心国家和国家的身份、权力、能动性之间的转变也在发生变化.
（一）20 世纪60 年代以前：殖民地－宗主国
19 世纪80 年代,欧美国家出现了农业割捆机,带来对低价麻绳的大量需求,剑麻的商业价值由此被发现,并在全球传播.剑麻先从墨西哥引入到美国,后又推广到海、巴西、非洲的坦噶尼喀、肯尼亚等地区,[6] 成为殖民掠夺的一种手段.直到20 世纪上半叶,欧美国家的农业机械化速度加快,并且两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相继爆发,特别是日本控制了菲律宾的马尼拉麻,使得剑麻成为一种战略物资,全球对剑麻纤维的需求大幅上升.[7] 为此,殖民者投入大量的人、财、物用于剑麻产业扩张.根据FAO 统计,1965 年,全世界剑麻纤维产量达到82 万多吨,几乎全部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塑造了剑麻产业“中心－”的雏形.
如图1 所示,这一时期,全球剑麻产业的“中心－”循环更多的存在于地理意义,因为亚非拉地区基本上都是欧美国家的殖民地,被中心国家完全统治.这些地区凭借丰富的热带资源、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被殖民者定位成剑麻的种植和纤维加工基地,纤维全部出口到宗主国加工和消费.即使存在地理距离,宗主国也通过资本、机器、技术、标准等要素牢牢控制着亚非拉剑麻产业.如坦桑尼亚大陆在1961 年独立之前,所有的剑麻农场和纤维加工厂由欧洲的殖民资本所有,而且塑造了“大资本、大机器、大种植园”的生产模式,进行“掠夺式”开发[8],严格限制非洲当地人的参与.[9] 而且,宗主国凭借技术优势,更垄断了剑麻机器设备的制造,造成殖民地全部依赖从宗主国进口.还有,因为宗主国完全垄断着剑麻行业,在生产工艺、产品定级等各个环节都设置了一套标准规则,一直影响着后续产业发展.由此可见,剑麻产业自起步就处于“中心－”的循环,只是这一时期宗主国处于完全的中心位置,对殖民地的控制前所未有.
（二）20 世纪60 年代到90 年代：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
20 世纪60 年代以后,亚非拉民族解放和去殖民化运动风起云涌,剑麻产业“中心－”的单一循环得到延续并发展.主要的剑麻生产国纷纷独立,从殖民资本手中获得了所有权,控制了剑麻种植和纤维加工环节,改变了欧美国家对剑麻全产业链的完全垄断局面.如坦桑尼亚,1967 年实施国有化政策,将一大批西方资本所有的剑麻企业收归国有.但这并没有改变欧美国家的中心位置,反而因为主权国家的界限使得国家对中心国家更加依赖.因为欧美国家虽然逐渐退出了种植和纤维加工环节,但独立后的亚非拉国家依然保留了殖民时期的生产模式、加工工艺、技术标准、机器设备,发达国家也依然控制着贸易和消费.由此,这一时期的国家的剑麻产业对中心国家更加依附,直接造成对市场变化的反应滞后和脆弱.自20 世纪60 年代末,剑麻纤维逐渐被化学合成纤维替代,发达国家对剑麻纤维的需求大幅下跌,亚非拉国家的剑麻产业受到巨大冲击,到2000 年全球剑麻纤维产量已经下降到28 万吨,是1965年高峰期的34%；曾经的剑麻王国坦桑尼亚从最高的28 万多吨减少到2 万多吨.
与此同时,“中心－”的格局还导致了非洲、拉丁美洲经济的单一性和依附性,也拉大了中心、国家的发展差距.如剑麻长期是坦桑尼亚经济的支柱产业,贡献了较大比重的财政收入、外汇和就业,因此即使剑麻行业衰败,坦桑尼亚政府依然选择维持现状.伴随着欧美国家剑麻制品加工产能淘汰和转移,亚非拉国家开始介入剑麻制品加工.20 世纪60 年代,坦桑尼亚、巴西纷纷建立自己的剑麻制品加工厂,减少剑麻纤维的出口比例,增加制品出口.到1976 年,发展中国家的制品出口量超越发达国家,占到全球制品出口总量的70%.
如图2 所示,20 世纪60 年代到90 年代,剑麻产业“中心－”的循环最显著的变化是,由殖民地和宗主国的统治关系转化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依附关系.具体而言,欧美发达国家逐步退出剑麻种植和纤维生产,减少制品加工,越来越专注于剑麻贸易和销售.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剑麻主产区在遭遇危机以后继续保留剑麻种植和纤维加工的环节,但规模大不如前,同时介入到制品加工环节,延长了价值链.可以说欧美中心国家在全球剑麻产业的统治力下降,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全球剑麻产业的“中心－”格局,因为国家的这些变化都是中心国家有选择退出的结果,在他们的可操纵范围,中心国家仍然掌握着话语权,占取着最大部分的利益.
但与此同时,中国和巴西,这两个发展中国家却在“中心－”的架构中快速发展,探索着不同的发展路径,对“中心－”的循环造成了冲击.巴西较早地获得了国家独立,与非洲大种植园不同,其剑麻产业采用的是小农生产模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巴西弱小的小农模式无法与殖民资本相抗衡,没有话语权,只能服从于“中心－”格局下的规则.但随着20 世纪60 年代的全球剑麻产业衰退,巴西小农模式凭借成本低、灵活的特性,在配额制度下也难以控制,并且凭借靠近北美市场的优势以及货币贬值,于1970 年超越坦桑尼亚成为最大的剑麻纤维产地.中国剑麻产业在这一时期也得到快速发展,冲击着全球剑麻产业格局.自起步,中国剑麻基本上以满足国内需求为主,特别是剑麻纤维几乎零出口,剑麻制品出口也只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有所增加,因此对欧美国家的依赖很小.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剑麻的产业链基本上是一个闭路循环,而且基于自力更生的原则,建立起一套特有的生产加工工艺、机器设备、知识标准体系.可以说,这一时期中国剑麻产业基本上与全球剑麻产业的“中心－”循环是相对脱离的,也由此受全球剑麻产业衰退的影响较小,并孕育出新的发展路径和模式,为新经济循环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如上所述,纵观全球剑麻产业兴起、发展、衰落、复兴的发展历史,“中心－”的单一经济循环也处于一个长期的动态变化过程,充满着暴力、剥削和不平等等特征,完全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不过也可以明显地看出,在全球剑麻产业价值链中,中心国家正在逐步退出,对国家控制力度也在减弱.特别是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这种“中心－”的全球经济结构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
二、全球剑麻产业“双循环”结构的产生：新南南合作的推动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快速崛起,推动着新南南合作,对全球经济架构造成空前和深远的影响.与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和全球剑麻产业衰退不同的是,中国崛起的背后,是庞大的消费市场、世界工厂式的加工制造能力,以及不同于西方经验的中国发展方案,不仅可以影响剑麻全产业链的种植、加工、制造、消费,还可以影响资本、技术、知识标准和贸易规则.因此这种变化是多方面的、有深度、主动的,超出了西方发达国家的预计和可控范围.尤其是新南南合作孕育着新经济循环,有力冲击着传统的“中心－”的单一循环,推动着全球剑麻产业向“双循环”结构变迁.
如图3 所示,在这种“双循环”的结构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一方面保持着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传统经济循环,另一方面不断发展与亚非拉其他国家的新经济循环.传统经济循环即“中心－”的结构得以延续,西方发达国家依然是全球最大的剑麻制品消费和进口国,并控制着剑麻纤维贸易,通过资本、标准话语权等获得大部分利益,包括中国在内的亚非拉国家只负责剑麻的种植、纤维和制品加工.新经济循环,即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与亚非拉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并且在双循环结构中的比重不断增大.亚非拉等国家的剑麻纤维越来越多的出口到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新兴经济体也反过来加大了对亚非拉国家的投资、贸易和援助,分享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机器、技术、标准体系和发展经验,为全球剑麻产业发展提供了新的选择.
在新兴经济体中,中国又格外突出,不仅是全球剑麻纤维最大的进口国,也是全球剑麻制品最大的生产国和出口国,更为重要的是不断加快全球剑麻产业的新南南合作,在投资、贸易、援助、技术、标准等多个方面推动新经济循环的发展.
首先,中国企业到亚非拉国家投资,带动当地的剑麻种植和纤维加工产业.1999 年,中非农业投资有限公司在坦桑尼亚收购两个剑麻农场,累计种植剑麻近2000 公顷,年产剑麻纤维上千吨.2006 年,广西剑麻集团在缅甸实施中缅替代种植项目,累计种植剑麻近8000 亩.2010 年,广东东方剑麻集团在印度尼西亚成立合资公司,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一期规划种植剑麻4000 公顷.［10］这些投资缓解了当地剑麻产业资本短缺的局面,改变了长期由西方资本垄断的格局,也有利于对中国市场供给的稳定.
其次,中国企业到剑麻主产区收购纤维,冲击着欧美国家对剑麻贸易的垄断地位.非洲剑麻纤维的出口贸易一直由欧洲中间商控制,中国公司因此在较长时间内需要依赖欧洲中间商、支付较高的.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绕过欧洲中间商,到非洲剑麻产区直接收购纤维.如国内从事钢丝绳用麻绳芯和PP 绳芯生产的大达公司,2016 年起到坦桑尼亚设立公司,凭借优惠的、终端消费市场的优势直接从农场主手中购买剑麻纤维,对欧洲中间商百年来建立的市场渠道造成了有力冲击.此外,在海外从事剑麻种植和加工的中资企业,也相继介入纤维的出口贸易,为当地剑麻户提供了欧洲中间商以外的新选择,也提升了中国在剑麻贸易上的话语权.
再次,中国技术、设备走出去,推动了剑麻主产区产能的提升.2000 年以前,坦桑尼亚基本上所有的剑麻农场的技术、设备都停留在殖民时期,如刮麻机都是20 世纪30 年代到50 年代欧美国家产的,剑麻的单产也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极大地影响了产能.但中国企业进入以后,委托国内制造商安装了新的刮麻机,改变了当地数十年没有新设备的局面,而且中国的农业技术将单产提升了数倍,引起其他剑麻农场纷纷来参观交流.他们由此摆脱了对欧美国家机器和技术的依赖,以较低的买入中国的设备,学习中国的高产技术,推动了坦桑尼亚剑麻产业的复兴.同时,中国机器制造厂也得以拓展在非洲的市场,甚至将产能转移.此外,中国资本和市场的介入,改变着西方国家主导下的剑麻纤维分级标准体系.剑麻纤维生产和消费在空间上是分离的,促成了严格的纤维分级体系.以坦桑尼亚为例,在欧洲中间商主导下形成了3L,UG,UF 等分级标准,但随着中国的介入而改变.因为纺织技术的进步、市场的饱和,中国买家对坦桑尼亚剑麻纤维更看重低.因而,坦桑尼亚的剑麻纤维3L 的销路不好,只能混杂在好UG 里出售,而差点的UG 成了单独的一种标准SSUG（Sub-Standard-UnderGrade,双重标准之下）,目前已经成为当地剑麻产业的共识,进入新的分级标准体系.
最后,随着投资、贸易合作的逐步深入,中国也在探索着新型发展援助.剑麻企业一般位于偏远的农村,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其发展也关系着当地的减贫等目标实现.如中非农业投资有限公司在创造性地将企业社会责任和中国发展援助结合起来,与中国政府、大学合作在坦桑尼亚剑麻农场周边村庄开展减贫项目,设立村级减贫学习中心.通过学习中国经验,提升村委会的领导能力,推广中国劳动力密集型的农业技术,带动了周边村民增产增收.与西方发展援助相比,该援助项目基于平行经验的发展转移,而非基于想象的发展理论建构,[11] 增强了援助的有效性.与传统的中国对外援助项目相比,有企业、政府、高校等多个主体参与,并立足于当地的自主发展能力,提升了援助的持续性.并且,还以此为平台吸引了众多科研人员开展调查研究,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推动了新型发展援助.
由此可见,与传统的“中心－”的传统循环相比,新循环的形成和发展有很大不同.从形成动力机制上看,新循环的产生不是由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单方需求主导的,而是基于新兴经济体与亚非拉其他国家共同的需求和利益对接；从空间拓展上看,新循环是顺应当下全球化的潮流通过投资、贸易、援助等多种形式和平实现；从双方的关系看,新兴经济体不是把亚非拉等国家简单地作为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基地,还特别注重成熟产业的转移,带动当地的工业化过程,并探索、实验新的援助理念和方案.更为重要的是,新兴经济体不是亚非拉国家唯一需要依赖的市场,而是发达国家之外的更多一种选择.反过来,亚非拉国家对新兴经济体的重要性也是如此,双方是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
结 语
本文以全球剑麻产业的发展历史为案例,从微观层面勾勒了一百多年来全球经济格局的变迁图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全球经济格局都处于“中心－”的传统单一循环之中,从宗主国－殖民地到发达国家－不发达国家,不断演进并延续至今.但自20 世纪90 年代以来,以中国、巴西等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快速崛起,并且通过新南南合作形成与亚非拉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新经济循环,对传统的单一循环造成系统性冲击,推动着全球经济向“双循环”结构的转变.已出现的“双循环”结构有几个特点：第一,新循环不能替代传统循环,在很长的时间内传统循环依然将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两者是互为嵌入、互为补充的关系,共同驱动着全球经济的整体发展.第二,新循环的出现不是简单的累加,是基于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实力、市场空间、产业规模足以与发达国家较量、甚至无法替代的现实才得以实现,带来的冲击是结构性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具备内生性持续成长的条件.第三,新循环方兴未艾,其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从整体规模、覆盖范围、内部结构,到制度、组织,再到知识生产和理论建构,新循环还很单薄,发展空间非常广阔.
中国在“双循环”的经济结构中举足轻重,处于枢纽位置,一方面链接着传统循环中的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是塑造这一架构的重要主体.另一方面,中国是推动新循环下一步发展的最主要驱动力,提供着新发展经验、新发展资源、新发展制度和新发展知识.[12] 面对这种结构转变,中国应该从传统经济循环的发展变迁中汲取经验,深刻意识到其历史性、长期性和动态性.因为事实证明,新循环的蓬勃发展已经引起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偏见和出击,如中美贸易战的爆发就是如此,未来时期内还可能有类似的或者更严峻的事件发生.为此,中国需要制定长期的战略规划,继续提升自身的综合实力,斡旋于“双循环”的经济结构中；同时寻求话语权的提升,改变在传统循环中的不利地位；此外,要将推动新经济循环作为重要的发展方向.通过对内对外的各种努力,继续推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变革,实现全球经济的再平衡.
(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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