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俗文化类论文范例 与城隍庙建筑脊饰艺术中的民俗文化意象以榆次城隍庙为例有关论文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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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隍庙建筑脊饰艺术中的民俗文化意象以榆次城隍庙为例

摘 要:在中国传统建筑体系中,城隍庙建筑与民俗文化的关联最为密切,传承千年的城隍信仰以明晰的文化意象表现在榆次城隍庙建筑脊饰艺术上,从中可以看到中华龙文化的源流,感悟到不同文明的融合及释道两教对传统民俗的影响

关键词:榆次城隍庙脊饰民俗文化意象

在宏大的中华民族传统建筑体系中,城隍庙建筑可谓最为奇异的一支.据《礼记》记载,城隍祭祀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两千多年,古代先民在岁末年终的“八蜡”之祭,所祭第七神“水庸”即可视为城隍神的源起.真正意义的城隍庙出现在三国魏晋南北朝,这时中国社会战乱不断,贼盗蜂起,民生艰辛.无论权贵显要,还是普通民众都有着“保家护邦、剪凶除恶、祈福禳灾”的普遍渴求.中国古代神祇体系中专负这一职能的城隍神便成为祭祀祈祷的对象.《北齐书·慕容俨传》云:“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俗号城隍神,公私每有祈祷.”公私指和民间,即是说,城隍庙作为祀奉护佑一方之神的场所,为官民所共享.城隍庙在发轫之初,就与民间信仰相关联,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城隍庙建筑被刻上了越来越多的民俗文化印记.

宋明两朝是城隍庙建筑艺术取得极大发展的时期.宋人方回《至日后吴山城隍庙》诗曰:“磴石梯飚俯去鸿,湖江左右海西东.冥冥烟雾已难辨,杳杳楼台犹未穷.”道出了宋代城隍庙的盛况,在宋代,城隍祭祀被列入国家祀典,城隍庙的地位愈加突出.同时,在宋代世俗社会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道教将城隍神纳入其崇拜体系,城隍信众群体愈加扩大.及至明代,起身草莽的明太祖朱元璋出于“立城隍神,使人知畏,人有所畏,则不敢妄为”的政治考虑,大封天下城隍,城隍庙建筑空前发展.的意识形态,加上民间社会的期盼,与流传已久的城隍信仰渗透融合,最终汇成了完整的城隍民俗文化意象,深刻地表现在城隍庙建筑装饰艺术最精华部分———脊饰艺术上.

一、榆次城隍庙与地域民俗的展开

榆次地处山西中部,古称“魏榆”,战国时期就已设立县制.据榆次县志中所载入的明代巩昌知府金中夫撰写的《城隍庙》一文可知,榆次城隍庙始建于元至正二十二年,原址在榆次北门内善政坊以东,明宣德六年于现址重修城隍庙.重修的城隍庙在选址上意义非凡,它不但位于县城中心,而且隔西花园与榆次治所县衙相邻,形成了榆次县城政治中心与民俗文化中心并立的空间格局.自此,当地的地域民俗文化生活以一幅幅热烈盛大的图景围绕城隍庙展开.民国《榆次县志》卷六《生计考》曰:“五月会俗称城隍庙会,独能万商云集,经月不散,历数百年而无更变者.”与此动态图景相呼应的,是静态的陈置于城隍庙建筑屋脊之上,以硕大的器形、斑斓的色彩和各异的形态塑造的,蕴含强烈民俗文化意象的琉璃雕饰.

这些琉璃雕饰因其分布在传统建筑的屋脊,故称脊饰.榆次城隍庙为晋域历史最古老,保存最完整的城隍庙建筑组群.该建筑组群坐北朝南,由山门向内,依次为明弘治十年所建的高阁“玄鉴楼”、明成化十二年所建的正殿“显佑殿”,最北面的寝殿亦为明代所建.

二、榆次城隍庙脊饰

艺术形态特征及民俗文化意象分析

中国传统建筑脊饰艺术源远流长.据考证,其历史可追溯至远古时期,当时以鱼纹、蛙纹作为母系氏族社会女性崇拜的图腾象征,以鸟纹和龙蛇作为父系氏族社会男性崇拜的图腾象征.鱼、鸟、龙均为中国远古建筑脊饰中最主要的题材,并见于考古发现.也就是说,脊饰最早的形态便与民俗文化相关.

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脊饰艺术先后与祖先崇拜文化、宗教文化、民族文化相融合,而当城隍崇拜及城隍庙建筑出现以后,脊饰艺术又进一步加深与民俗文化的融合,呈现出“以具象的形式为题材、以饰物的谐音为象征、以形象的寓意为语言”的特征.榆次城隍庙即为体现这一特征的典型例证.

1. 榆次城隍庙正脊脊刹“刹”字源于梵语,用在建筑装饰中,指代与民俗相关的佛教涵义.故凡用脊刹的传统建筑,如城隍庙、关帝庙、后土庙、东岳庙等,均与民俗文化密切相关,脊刹的使用也表达出民俗社会对佛学理念的认同.

榆次城隍庙山门脊刹为复合形态,脊刹为单檐歇山顶三层式阁楼,阁楼屋顶有瓦楞装饰,屋檐外挑深远,檐下饰有斗栱、额枋等构件,两明柱之间有龛,额枋下雕有精美的雀替,阁楼一层为高台样式,中开一大两小三个券门.整个阁楼呈“高耸”的形态,有“仙阁”之感(图一).以阁楼作为脊刹的题材,源于道教学说.魏晋南北朝以降,源于中华本土,传承华夏民族原始宗教之血脉的道学发展成熟,并渗透于民间风俗与信仰,民间普遍的世俗追求与道教所弘扬的“长生”“羽化”“登仙”等理念相契合,以具象的形式作为这一理念的表现题材就成为应势之为.宋代以后,以“仙阁”这样具象的形式作为主要题材,大量运用在与民俗文化关联密切的建筑之中.其中以城隍庙为最.

山门脊刹的阁楼两侧,各有一条蟠龙雕饰,镶嵌在正脊上,两蟠龙相对而视,作盘曲状.在民俗传说中,蟠龙为福泽人世的神龙,它整日巡回在山岭之中,为旱地降雨,为行船引航,种药医民,驱逐野兽……,以蟠龙作为脊刹题材,表达了祈福禳灾的民间期盼.两蟠龙上方相对而立狮象各一尊,两兽背上各驮器形硕大饱满的葫芦一只.在道教观念中,葫芦有祛病、辟邪的形象寓意,葫芦多子,有多子多福之寓意,被民间奉为吉祥之物.象具有温和、友善的形象寓意,象的谐音同“祥”,象征着紫气东来与祥瑞齐至.狮子属域外输入的动物,古代民间不受狮患所扰,认为它有威猛雄武、驱恶除邪的形象寓意.象和狮背驮葫芦寓意普送吉祥.

山门北侧玄鉴楼的脊刹修葺于明代,为复合形态.两只巨大的龙首相背而望,龙首之间为题记碑,碑顶覆双层莲花,莲台上方立有体形雄浑的青狮一尊,青狮背驮巨大的宝瓶.莲花为佛教吉祥八宝之一,具有纯净、不为生死烦恼而困扰的佛教寓意.青狮为佛教文殊菩萨的坐骑,以助人震慑魔障、驱灾辟邪为己任.宝瓶同样是佛教吉祥八宝之一,其佛教寓意为福智圆满.在道教传说中,宝瓶又有吸收煞气,趋吉避凶的功用.两龙首之上,相背而向,立有青狮和白象各一尊,两兽背上各驮宝瓶一只.白象是佛教普贤菩萨的坐骑,具有愿行广大,功德圆满的佛教寓意.

显佑殿脊刹总体形态与山门脊刹相近,但具体饰物不同.脊刹同样是三层阁楼,但二三层屋顶为重檐式,形制较山门脊刹为高.阁楼两侧相背而向,各立有黄象一尊,黄象背驮宝瓶(图二).

显佑殿北侧的寝殿也以三层阁楼建筑作为脊刹的主体形象,阁楼两侧分别立有背驮宝瓶的青狮和白象.与山门和显佑殿不同的是,阁楼呈三座并列布局的形态,体量庞大醒目,大大强化了“登临仙阁”的意境,这是缘于在道教学说和民间传说中,“遇仙”“羽化”常常是在高卧寝殿,梦醉时分(图三).

所有这些形象寓意、谐音象征以及民间演绎构成了多重语汇,表达着丰厚的民俗文化意象.

2. 榆次城隍庙正脊脊饰榆次城隍庙各建筑的正脊以花卉和动物作为脊饰的题材.花卉为牡丹、莲花和菊花.怒放的牡丹和盛开的莲花脉络相连,致密层叠,朵朵色泽明艳的菊花点缀其间.牡丹寓意富贵祥和,菊花有君子之意,表达了民间“世多君子,无妄侫之人”的愿望.花卉之间,布有呈穿行之状的琉璃龙饰,龙体修长,各具形态,或蜿蜒穿行,或折首回望,将带状展开的各建筑正脊脊饰连贯为完整的形象.

3. 榆次城隍庙正吻正吻为置于建筑正脊两端,连接正脊和垂脊的装饰构件.榆次城隍庙山门正吻为清制.呈吞口龙吻样式.吻身龙尾的卷涡外探较多,形象夸张,不似官式建筑那样具有端庄之感,但这样的形态也正反映出民间的文化情趣.玄鉴楼正吻为明代作品.虽然也是吞口龙吻的样式,但龙身弯曲上翻,龙角倒竖,龙爪外露,旁饰云朵,呈现出完整形态.显佑殿正吻也出自明代,但是在气壮如虹,怒目前视,盘身而上的吞口龙吻上方,又雕有一条昂首竖目,曲身下盘的云龙.在正吻的外侧,还嵌有一条首身俱全的小龙.三条龙在尺度上差异明显,主次有别,共同组合成为一个形态完整,样式繁复,是代表榆次城隍庙最高艺术水平的建筑装饰构件(图四).

4. 榆次城隍庙小兽榆次城隍庙脊饰上的小兽有垂兽、戗兽和走兽三类.各建筑的垂兽与戗兽形态基本相同.玄鉴楼垂脊和戗脊下端均饰有一条翘首摆尾的琉璃彩雕行龙,形体完整,气势不凡.其他建筑,如显佑殿、山门、寝殿均以琉璃龙首作为垂兽和戗兽,呈仰首前望,张口瞠目之态.显佑殿屋脊檐角处,安放有形象生动,神采奕奕的仙人、龙、凤、海马和狮子等五尊走兽.玄鉴楼檐角安有三尊.

同脊刹一样,榆次城隍庙正脊脊饰、正吻和小兽将民俗社会对自然界鲜活事物的美好解读表现得淋漓尽致.

三、城隍民俗文化意象的建构

榆次城隍庙建筑脊饰艺术中随处可见“龙”的主题形象,这在各地城隍庙中也极为普遍.究其原因,则是完全出于中华民族传承数千年的“龙”的崇拜和信仰意识.在中国传统的世俗文化观念当中,龙的出现是天下太平,风调雨顺、和谐安宁、丰衣足食的征兆.龙也被视为最大的吉祥之物.同时,龙又是最具有权威和力量的.中国古代历朝帝王均自诩为真龙,因此古代建筑中以龙为饰有着极为严格的礼制限定.但是,信仰和崇拜的力量是无法被遏制的,市井建筑不能使用龙饰,民众便在城隍庙这一类既祀奉着为所尊崇的神灵,又与民间社会最为贴近的建筑上大展身手,将龙的形象大量地展现在脊饰艺术之中.

随着佛教的传入和城隍神被纳入道教崇拜体系,城隍信仰得到广泛建立,民间社会也在自身民俗文化观念的基础上,融合佛道两教理念,运用龙、狮、象、楼阁、宝瓶、葫芦等最为通俗的形象,建构出释道并行的城隍民俗文化意象.

文中照片均为笔者所摄.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项目批准号:16YJA760023)阶段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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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吴庆洲《中国古建筑的脊饰文化渊源初探》,《华中建筑》,1997 年.

5. 许慧、刘智魁《中国古建筑脊饰特征探析》,《华中建筑》,2011 年.

6. 刘世天《城隍信仰在传统社会中的作用》,《中国道教》2013 年第6 期.

(作者工作单位:山西大学美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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