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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人类社会思想引领下的中国和合文化的
[摘 要]马克思批判旧哲学对“市民社会”所做的形而上学的肯定,指出生产的社会化必将推动人类扬弃资本主义世界的异化和对立状态进入感觉共享的“人类社会”.马克思的“人类社会”思想非常契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和合”追求,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其引领下,中国传统和合文化突破了崇“德”不崇“力”的思维局限,在“王道”的基础上探索“富强”之路,创造性地提出“合作共赢”的新型现代化理念,确立了“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并以构建信息时代的“共享经济”、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实践智慧反哺马克思的“人类社会”思想,为人类文明创新再次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关键词】马克思；人类社会；和合文化；合作共赢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45(2018)04-0002-05
马克思超越资本主义人道批判之处在于他不是立足于“抽象的人”,而是立足于“现实的人”及其实践的存在方式来理解和解释世界.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旗帜鲜明地阐明：“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新唯物主义认为人的实践活动是理解和解释世界的阿基米德支点.实践活动是一项应然实然化、实然应然化的历史运动,因此“市民社会”那种人与周围世界分离和斗争的异化状态只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伴随着物质生产实践的发展,分工和交往必将使人们建立起全方位的相互依赖关系,和谐一体的“人类社会”是解决生产的社会化与私有制矛盾的必然选择.
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和合”意识和价值诉求,与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的理想追求相契合,这就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最基本、深沉和持久的文化支持.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引领下,中国传统和合文化突破了崇“德”不崇“力”的思维局限,在“王道”的基础上探索“富强”之路,创造性地提出“合作共赢”的新型现代化理念,确立了“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并以构建信息时代的“共享经济”、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实践创新丰富和发展着马克思的“人类社会”思想.当前,揭示中国经济崛起背后的文化意蕴对于坚定“四个自信”,讲好中国故事,增强国际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
一、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的价值诉求及其必然性分析
1．马克思的“人类社会”思想立足于批判“市民社会”人与世界的对立状态.作为社会的存在物,人们分工合作相互依赖,个人只能在社会中、在共同体中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条件,个人因此承担着“公人”的角色伦理要求,需要“利他”精神以维护共同体的利益.但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关系下,个人首先是作为“利己”的存在物参与社会生活,不得不强调自己的“私人”利益,导致“个人主义”至上.人类的有情世界被分解成无数原子式的个人组成的陌生社会,霍布斯所说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是市民社会的生动写照.人把自然界、他人当成工具或手段,自己也沦为工具性存在,遭受货币、资本、商品、市场等“物”和“物的关系”的支配,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通过“异化劳动”这一范畴,激烈抨击资本主义私有制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和人类世界的全面异化状态,指出：“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在马克思之前,无论是宗教倡导的博爱,还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抑或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理性、意志、爱”等,都无法根本性地解释和改变人类社会生活的这一“囚徒困境”.
2．人类物质生产的社会化是扬弃“市民社会”一切对立的根本动力.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业和科学成就促使马克思从人的生命活动特征出发把握社会发展规律,终于发现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掀开了罩在资本主义头上的种种迷障.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首先确立历史研究的前提是“现实的个人”以及他们维持生存的物质生产活动.在物质生产活动中形成了人与世界的全部关系,分工和交往是人的本质力量生成、发展和实现的重要途径,也使人的安身立命离不开社会这一“共同体”的发展壮大.随着生产社会化的不断发展,人们交往范围不断扩大、相互依赖关系不断增强,各民族将突破过去那种“闭关自守的”、“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方式,民族历史将走向世界历史,真正的“人类社会”就这样不断由实然迈向应然.从人的实践的存在方式出发理解世界的历史唯物主义为人类理想社会的实现提供了必然性的根据.
3．感觉共享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马克思基于人的实践的存在方式区分了人的“应然本质”和“实然本质”,前者是“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后者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应然本质”的实现需要借助社会的力量,即把“别人的感觉或精神”看作是“我自己的占有”,看作是“以社会的形式形成社会的器官”而相互补充.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指出：“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因而,不同于“市民社会”的人们由于利己主义而导致的感觉对立和孤立状态,“人类社会”是由实现了“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的、具有“利他性”精神的自由人组成的“联合体”,这时自然界成为人的无机的身体、他人成为我的社会器官.个人通过“感觉共享”自由自觉地发展人的普遍性本质,在“利他劳动”中肯定自身,实现谋生与乐生的统一,在与周围世界的积极互动中实现“安身立命”的终极关怀.
4．“人类社会”建立在私有财产积极扬弃的基础上.马克思认为造成“市民社会”对立和分裂的主要原因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而异化劳动又是私有制产生和存在的根本原因.异化劳动根源于人们还不能彻底摆脱物的依赖.只有当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私有制（物的占有）才会成为无意义的事,建立在自觉、自愿分工基础上的劳动才会成为人们乐生的需要.因而在生产力还不发达的历史阶段,既要充分肯定“私有制”对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又要自觉地批判“私有制”导致的愚蠢和片面,这就是辩证否定的思维方法.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揭示了共产主义既是一项正在客观进行的历史运动,“又是它的被理解和被认识到的生成运动”.思想上的共产主义会引领和推动共产主义的实现.共产主义不仅要通过发展生产力克服物的异化,而且要同时自觉主动地克服精神的异化.
二、马克思的“人类社会”思想与中国传统和合文化的视野比较
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和“社会的人”的思想给古老的中华文明提供了一种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所谓的“同”表现在两者都认为“天、地、人”处在相互关联、协同发展的“关系”机制中,都具有一体化、整体性的思维格局,都对人与世界关系有“和合”、“和谐”的价值期盼.
具体来说,中国传统文化主要依托农业文明的生产方式,“靠天吃饭”形成的人对自然的依赖关系、“不违农时”的节奏缓慢的生产方式、“家国同构”的社会组织方式、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精神文化生活,以及通过调节主观化解主客体矛盾的生存智慧,形成了中华民族一系列“知足常乐”、“和为贵”、“反求诸己”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模式,“群体本位”、“爱好和平”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这种世界观和价值观实现了事实真理与价值真理的统一,可谓“极高明而道中庸”.正是对“天、地、人”一体关系的深刻把握以及由此形成的“和谐”追求,中华民族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一直处在农业文明所能达到的“天、地、人”关系的最高“和谐”状态,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被湮灭的文明,成为东方社会的文明辐射中心.
恢复人与世界的“和合”、“和谐”关系,也是马克思关于19世纪资本主义时代课题的回答,这一时代课题就是“物的世界的增值与人的世界的贬值”.具体表现为：工业主义不遗余力地增加物质财富,试图证明人征服大自然的胜利,但事与愿违,它更证明了人征服人的胜利.马克思对人类这一存在悖论进行了总体性的批判和否定,其立脚点——“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是一个人与世界消除对立,达成和解、和谐的新世界.总之,“和合”、“和谐”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价值追求上的一致性、在文化心理上的共融性,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有利的文化土壤和实践创新的智力支持.
由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所依托的社会生产方式不一样,两者的文化视野具有比较大的差异性,主要表现在两者对影响社会和谐的文明要素的不同理解,对“对立”、“冲突”、“人的本质力量”的不同评价.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超越历史唯心主义之处在于它认为现实世界不是观念世界的产物,而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结果.生产力是人的一种本质力量,生产力的大小与人类解放——挣脱自然束缚,进而挣脱社会束缚和观念（拜物教）束缚的程度成正比,因此“人类本质力量的发展”是历史进步的必要条件.马克思把“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看作是人类摆脱物质束缚,精神境界极大提高的现实历史基础.从这一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继承了近代西方文化“外在超越”和“人类中心主义”的文化传统,它充分肯定了近代西方文化开启的工商业文明及其所造成的社会对立和冲突之于实现“人类社会”的历史价值.总之,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动态地把握人与世界的关系,在人道批判与历史批判相统一的基础上,把“人类社会”的实现理解成一项由生产力推动的、客观进行着的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运动.
相对而言,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的“人类中心主义”很不一样,它是一种循环论的、朴素的“天人一体”思想.它认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礼记中庸》）,人的使命只是佐育万物生生不息,而不是要成为万物的主宰.在面临主客观矛盾时,中华民族创造出一种“屈己安人”,即通过调节主观适应客观现实,依靠“内在超越”而不是“外在超越”消解主客观矛盾的文化智慧.对此,梁漱溟先生在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有精彩的分析.“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分别对应“王道”与“霸道”.“王道”是以德服人,“霸道”是以力服人.“霸道”不仅表现为武力征服其他民族与国家,也表现在强力征服自然界,马克思称之为“生产力”.对力量的追求、对自然的控制和征服是现代科学的主导动机,现代科学发轫于西方世界,根源于西方传统文化对自由人性的不懈追求.近代以来,“人类中心主义”、超常规地改造和征服自然界、发展生产力的理念和行动体现了西方文化内在的超越性和否定性,但容易造成人与世界关系的紧张和对立,具有一定的“霸道”性,为中国传统文化所不喜.中国传统文化崇”德”不崇“力”,在“富强”与“王道”的矛盾中选择了“王道”.正是基于这样的价值理念,中国历史上长期重农抑商,从而使物质生产、分工、交往、需要的发展等一系列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文化要素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以致于中国自公元十世纪就跨入“近代社会”的门槛,却始终徘徊不前.梁漱溟先生比较中西文化差异时说：“我可以断言,假使西洋文化不同我们接触,中国是完全闭关与外间不通风的；就是再走三百年,五百年,一千年亦断不会有这些轮船、火车、飞行艇、科学方法和德莫克拉西产生出来”.
实际上,离开了“富强”,“王道”往往难以抵制“霸道”的欺凌,中国历史上已有数次惨痛的教训,所幸中国文化总能以其高度的成熟和睿智同化获取政权的落后民族,保持中华文脉的延续.近代西方国家以其坚船利炮打开中华帝国的大门后,中华文明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陷入了文明的大劫难,这就迫使中国传统文化不得不重视怎样实现“富强”与“王道”的统一问题.同时人们也发现,离开了“富强”,“王道”往往会流于空谈.如马克思所说：“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如果生产力不够发达,剩余产品不够丰富,社会的脑体分工就会演变为阶级对立和压迫,人们在“公人”与“私人”利益的撕扯中难免会戴上伪善的面具,导人向善的伦理道德会逐渐失去其号召力和凝聚力.另外,不注重工商业的发展,分工与交往也得不到相应的发展,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人的本质”的发展也将受到束缚,从而人的“普遍性本质”的增长也将陷于停滞,人的主体性发展不充分的社会还不能算是真正自由自觉基础上的和谐社会.
三、马克思的“人类社会”思想与中国传统和合文化的视野融合与创新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开启了东西方文化的视野融合与创新.马克思的“人类社会”思想拓展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视野,中国先进分子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中看到了中国传统和合文化的不足之处,也找到了解决中国文化问题的出路,这就是充分肯定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通过发展生产力释放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本质力量,通过“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克服“王道”与“富强”相冲突的难题.
首先,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纠正了中国和合文化对于“力”文明的消极态度.中国文化对和谐的过分强调使其崇“德”不崇“力”.在近代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眼中,资本主义的发展借助的是丛林法则,这种“不王道之富强”不仅会亡国,还会亡天下.马克思却揭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既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为人们摆脱物质束缚、消除阶级对立提供了物质基础；同时,资本追逐利润的需要使其到处奔走,到处建立联系,打破了传统社会人们自给自足的生存状态,把整个世界连为一体,不断推进世界历史进程,为人类走向合作共赢的社会提供历史条件.这种唯物主义的历史辩证法为中华民族理解现代社会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使其克服了思维的片面性,从对西方“力”文明的拒斥、被动接纳转向主动学习.发展生产力,增强人的主体的力量,特别是释放广大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体力量.正如韩毓海教授所言：“今天看来,无论求富强还是求王道,我们都离不开‘西方圣人’马克思．因为仅靠我们祖宗的遗产,确实解决不了富强与王道之间的矛盾”.中国文化不再拒斥“力”的文明,这是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大启示.
其次,“合作共赢”是马克思主义引领下的中国“和合”文化的时代创新.马克思尽管提出了科学的“人类社会”理论,但他提供的不是教义,而只是世界观、方法论和行动的指南.理论对实践的依赖关系决定了“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能是一个文化视野的融合与创新过程.其中,“合作共赢”的文化理念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文化创新.
我们常说“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矛盾双方既对立又统一,分别体现了矛盾的斗争性同一性.西方文化比较关注矛盾的斗争性,中国文化则比较关注矛盾的同一性.西周末年史伯就提出“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孔子在此基础上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的新命题.李泽厚先生肯定,“和”是中国辩证法的灵魂：“和”的前提是承认、赞成、允许彼此有差异、有区别、有分歧,然后使这些差异、区别、分歧调整、处理到某种适当的地位、情况、结构中．于是各得其所,而后整体便有“和”——和谐或发展.中国哲学一直强调“和”,也即是强调“度”,强调“过犹不及”和“中庸”,其道理是一致的,此即所谓“吾道一以贯之”.这就是中国的辩证法（中庸、和、度、过犹不及）.“从对立中看出统一”这是一种非常高超的理性,正是基于这种文化资源,中国人民在建设美好家园的实践中充分继承了“和合”文化的价值追求和处世智慧,在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生产社会化”理论的指导下,创造性地提出“合作共赢”的新理念,为消解社会分工与合作中的矛盾与冲突提供了中国智慧.合作才能发展,合作才能共赢,“合作共赢”既是马克思关于新型人类社会关系的预期,也是中国与时俱进的“和合文化”.“合作共赢”扬弃了传统和合文化的消极被动,更加体现生产社会化所要求的积极主动.
四、“合作共赢”理念的实践意义
“合作共赢”理念超越了资本主义世界占主导地位的“零和博弈”思维.“零和博弈”思维既是注重矛盾斗争性的西方社会的文化传统,又是现代社会资本积累规律在人们脑海中的客观反映.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主导的世界就是你赢我输、赢者通吃,“两极分化”、阶级对立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规律.资本主义还把这一理念应用于人与自然以及国际关系中,显然“零和博弈”的思维既是狭隘的又是短视的.费正清学派的主要代表墨子刻教授曾经说过：“我们西方实行的是‘霸道’,你们这个坚持的则是‘王道’,1840年我们打败了你们的‘王道’,可是西方的‘霸道’终究也不能长久,现在要看看你们中国究竟有没有办法把‘富强’建立在‘王道’的基础上”.
“合作共赢”的文化理念使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体是以“集体主义”精神、“共同富裕”、“公有制为主体”、“人民”、“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和平共处”等一系列经济、政治制度和价值理念保驾护航.其中最重要的是以人民为中心,唤起人民同心同德,团结一致建构一种新型的现代性,实际是探索一种不同于西方霸权主义的新型现代化道路.这条道路形神兼备,如台湾学者金耀基先生所说：“中国的现代化旨在建立一个中国的现代性,惟中国现代性之建构,讲到底,是在求建立一个中国的现代文明秩序”.“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是一庄严神圣的运动,它不只忠于中国的过去,更忠于中国的未来,它不只在解救中国历史文化的危亡,更在把中国的历史文化推向一更高、更成熟的境地”.
“合作共赢”的文化理念有助于消解现代化带来的负面效应,也为解决经济全球化时代人类面临的新问题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2014年,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主席指出,合作共赢是普遍适用的原则,不仅适用于经济领域,而且适用于政治、安全、文化等其他领域.全球化时代,各个国家和民族应该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将世界多样性和各国差异性、复杂性转化为共同发展的活力和动力.“一带一路”建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都是“合作共赢”理念在新时期的实践推进.“合作共赢”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中国的“和平崛起”已经证明“合作共赢”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行得通的.
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时代给我们提出了新问题,时代也给我们提供了以“合作共赢”理念为指导的解决新问题的技术支持,这就是当今世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正如总书记所说：“信息化为中华民族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把“合作共赢”理念与信息技术相结合,将为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增添无限动力.一般人总是从生产力的角度理解信息技术改变世界的意义,实际上在协调生产关系方面,信息技术可以大有作为.因为信息技术内在地蕴涵着“合作、共享、共赢”的价值理念,信息技术的合作、信息资源的共享,极大地降低了技术发展、满足人们精神生活需要、发展天赋才能以及展示自我个性的物质资料的成本,充分体现了人类实践的伟大力量和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无穷智慧.
综上,马克思的“人类社会”思想拓展了中国传统和合文化的视野,弥补了其崇“德”不崇“力”的思维局限.“合作共赢”的发展理念是中国传统和合文化与时俱进的文化创新,对于推动人类社会走向和平与发展,构建人与周围世界的和谐关系具有重要的文化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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