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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绳是怎样成为学界大师的(上)

石仲泉

胡绳是我们党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历史学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开创者和党史学的奠基人之一.由于他学识渊博、真知灼见迭出,我们这一代人都称他为大师.我在大学读研究生毕业后,长时间在他领导的单位工作.上个世纪60年代前期,我分配在刚成立的马列主义研究院,他是副院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调至文献研究室,他是副主任,且有两年时间就是参与帮他整理《从战争到五四运动》书稿.1995年我调到党史研究室,又是在他直接领导下负责修改《中国历史》上卷即第一卷和编纂《中国历史》中卷即第二卷.可以说,我就是在胡绳指导和教诲下,走上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理论的道路的.在胡绳师诞辰100周年之际,作为晚辈后学,写这篇拙文以表达感恩之情.

早慧的天赋+勤奋的笔耕+追求进步的砥砺,奠定了胡绳成为大师的基础

胡绳2000年11月逝世时,新华社发表经审定的胡绳生平说:他少年早慧,崭露才华,又能不断刻苦自励,辛勤劳作,终于锻炼成为学识渊博、成就卓著、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学者.这是对胡绳早年情况的评介.像这样的评介,在当代中国其他重要人物的生平中罕见.但这正是胡绳不同于一般常人的特质.

胡绳1918年1月出生.由于家庭为书香门第,儿时从父教读已一二年,在1925年7岁入小学时即读五年级.9岁就读苏州中学初中部,10岁开始写诗,12岁向叶圣陶主编的《中学生》投稿.两年间,自由体诗作达30首,被称为“神童”.但他又不同于那种有怪癖的“神童”,在学校跟其他同学一起积极投入社会活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他读高中,参加学校“反日救国会”演讲团,多次上街宣讲抗日.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后,14岁的他开始接触包括宣传马克思主义在内的社会科学书籍和内部报刊,并担任了所在高中学生会主席.

国家的危难状态震撼着当时的进步青年.胡绳跟一些同学交流对中国命运和前途的看法,既有担心也寄予希望;知道苏联在世界被压迫人民斗争中的地位,怀有真切的向往之心.他读了一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还有《共产主义ABC》等,被马克思主义所吸引.他也读过瞿秋白的一些书,了解到中国经历过并正在进行着艰苦斗争,也被中国的理论和它的实践所吸引.这样的进步倾向奠定了青年时代胡绳的生活和思想基础.

胡绳15岁时,与人合作主编《百合》月刊,在创刊号上发表的长文以“胡绳”笔名署之,从此沿用终生.16岁进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成了“少年大学生”.他在上大学期间,不是一个死读书的学生,拣可听的课听之;不爱听的,就跑到北海旁的图书馆找点书看看.他仍不断给进步刊物投稿,特别是在陈望道主编的《太白》杂志发表《大学哲学》一文,批评了北大,引起北大党组织的注意,想发展他入党.

胡绳的这段经历也引起我的好奇.我个人是在胡绳22年后入北大哲学系读书的.后来在北大校史馆了解到当年哲学系的必修课程有:哲学概论(汤用彤)、科学概论(张心沛)、逻辑、伦理学、认识论、形而上学(黄方刚)、普通心理学、中国哲学史(胡适)、西洋哲学史(张颐)、印度哲学(许地山);选修科目有:哲学问题、价值论、现代哲学(贺麟)、宗教哲学、宗教史大纲(屠孝寔)、美学、美学史(邓以蛰)、社会学、教育学、明清思想史(嵇文甫)、老庄哲学、周程陆王哲学(马叙伦)、中国哲学问题(林志钧)、中国佛教史、笛卡尔及英国经验主义(汤用彤)、希腊哲学(程衡)、康德哲学、赫格尔哲学(张颐)、数理逻辑(张松年)、因明学、维识哲学(周叔迦).应当说,不少授课老师都是著名教授,但当年的讲课满足不了胡绳这个“神童”“少年大学生”的求知和其他学习要求.他感到北京太沉闷,读大学没有什么意思,也看不起大学那一套安排,认为自己能够写点东西,可以靠写文章生活,于是在大学读了一年之后,想换一种生活方式,离开北大去上海,做“文化人”,回到南方,开始了同现在一些人“北漂”一样的“上漂”生活.

胡绳反省这一段经历说:我虽然只读了一年大学,上了一些课,学了一点逻辑,学了一点哲学概论,学了一点哲学史,但还是有用处的,后来能写一些哲学小册子就是靠这个基础.而且他还认为:从我这一生来看,我觉得自学是一个很应该提倡的路子.任何人,即使是受了完全的学校教育之后,也还要继续走自学的路,不能认为什么都学到了.我没有受过完全的学校教育.完全的学校教育是16年,我只受了10年教育,两年的小学教育,因病中学多读了一年,大学我只读了一年,最后三年没学.但基本、完整的学校教育是有好处的,给人以比较系统的基础知识.如果没有可能学完,就应该努力自学.即使受了完全的学校教育,也还应该有自学精神.胡绳在学习阶段的勤奋自学,对他的成长起了重要作用.

“上漂”是胡绳成长史的一个重要节点.他步入社会,开始了解社会的多棱镜.他一面读书自修、一面从事写作,并参加在中国领导下的文化宣传,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在上海两年间,他为《读书生活》《生活知识》《新知识》《自修大学》《时事新报》等报刊撰稿,参加《新学识》的编辑工作,发表了60多篇文章.他的生活完全靠写文章的稿酬维持,没有去找什么职业.1935年秋,经从事世界语研究的叶籁士介绍,胡绳参加“文总”(“左翼文化总同盟”)领导的“语联”(“中国普罗世界语者联盟”,上海世界语者协会是其公开机构,是的组织)工作,并短期担任上海世界语者协会机关刊《世界》的编辑,写过若干有关世界语和语文问题的文章.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在此期间,结识了胡乔木.当时,胡乔木是党在文化工作上的领导机构“文总”的负责人之一,胡绳参加的“语联”只是党的组织.对于进步青年来说,与胡乔木建立了联系,就等于找到了党.胡乔木找过胡绳几次,谈了一些对文字改革和拉丁化方案的意见,使胡绳感到乔木对文字音韵学很有些知识.但两人认识没多久,胡乔木就离开上海去了延安.此后,胡绳参加的文化活动更多.北京爆发一二九运动后,他还参加了上海声援北京的游行和抗日救亡的集会活动.1935年12月,全国性的新文字团体“中国新文字研究会”在上海成立,胡绳主编《中国语言》,负责草拟《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征求各界人士签名.这个《意见》写道: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我们必须教育大众,组织起来解决困难.但这教育大众的工作,开始就遇着一个绝大难关,就是方块汉字难认、难识、难学.现在出现一种拼音的新文字,我们觉得这种新文字值得向全国介绍,深望大家一齐来研究它、推行它,使它成为推进大众文化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工具.

对于拼音文字,在我们国家,要用它代替方块汉字的潮流时兴了数十年.到改革开放以后,这个热潮才渐渐消退.当时胡绳为此搞的签名活动,进行了四五个月.参加签名的既有当时的社会名流,也有后来成为名流的.签名者有蔡元培、孙科、柳亚子、鲁迅、郭沫若、茅盾、陈望道、陶行知、叶圣陶、沈钧儒、邹韬奋等近700人.这个签名书在《中国语言》上发表,社会影响很大.这是胡绳在“上漂”期间的一项重要文化宣传活动.

胡绳晚年以亲历者的身份多次谈起上个世纪30年代中期上海进步文化运动和抗日救亡运动.他认为,在抗日战争开始前几年间,以上海为中心,确是进行了一些颇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工作.那时上海左翼文化工作的一个显著进步,是逐步摆脱教条主义和党八股的束缚,能够从实际出发,从广大读者的需要和接受能力出发,进行富有说服力的宣传.一些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刊物如《读书生活》《生活知识》等很有影响.这一段时期,实际上形成了一个以上海为中心、全国范围的很有特色的进步文化运动和抗日救亡运动,其规模、深度和影响,都是前所未有的.这段时期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的功绩和经验,是应当深入研究并在党的历史书上大写一笔的.

在“上漂”期间,胡绳一面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和从事党组织领导下的文化工作,一面自学哲学和写作.他很想系统地学一下西洋哲学史,还写了一本读书笔记式的希腊哲学史,继续自修在北大时开始学的德文,虽然未能完全学成,但对他强化哲学基础、渊博学识起了重要作用.他的关于通俗哲学的早期作品《哲学漫谈》《新哲学的人生观》《辩证法唯物论入门》等,就是在此期间和抗战初期写成并出版的.尽管这时他才十岁,这些哲学小册子已使他有了较大社会影响.在我们党内,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通俗化,有三位大师,即艾思奇、胡绳和冯定.尽管三人的年龄和经历差别不小,但有意思的是三人从事通俗哲学著述的时间却大体相近,都在上个世纪30年代,并且都在上海发端.艾思奇的《哲学讲话》,即后来修订的《大众哲学》最早在1934年出版,艾是我国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通俗普及的第一人.那时胡绳正在北大学哲学.两年后的1936年12月,他发表的《哲学漫谈》,正是从《大众哲学》说起来开篇的.《哲学漫谈》是以通讯体裁发表的系列文章,陆续在《新知识》《新学识》上刊载,前后7个多月,共有13篇,系统简明通俗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1937年2月,胡绳出版了青年自学丛书《新哲学的人生观》,希望能够对于青年读者的生活实践起点作用,帮助青年们更实际、更合理地处理身边的一切事情,度过这个国家艰难的年头.由于胡绳试图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说明新哲学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生观,并对一些错误的人生观进行了批判,因而该书颇受进步青年的欢迎.胡绳在这个时期的哲学著述,对他后来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学术道路产生了重要影响.深邃的哲学思维和宏观的哲学视域,使他与许多历史学家不同,能高度驾驭浩瀚的史料,注重研究历史的所以然,揭示历史的发展规律,使史与论有机结合,夹叙夹议,有质有文,更具可读性.

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战开始后,胡绳到达武汉从事文化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直至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在武汉期间,他主编通俗刊物《救中国》周刊,起初大多自己撰稿;受邀参加柳湜创办的《全民周刊》编辑工作;发表了数十篇文章.“上漂”以来,他一直没有停下手中的笔,不断地写呀写,3年中,发表了100多篇文章和近10本小册子.1938年1月,胡绳加入了多年追随的中国.由于过去做了不少文化工作,党组织决定他不需要候补期,入党后即是正式党员.这既是对胡绳过去努力的认可,也是胡绳人生道路的新里程碑.他开始了从自由人到“党的人”的新征程.

《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开启了胡绳成为大师的历史起点

从1938年到1948年的10年,是胡绳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艰苦奋斗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也是他的学术道路走向高峰的重要岁月.“三十而立”,胡绳正好在1948年他30岁时发表《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这本重要著作.它是胡绳成为大师的历史起点.

(一)胡绳为什么在1947年至1948年间写作和出版《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

胡绳晚年对抗战时期的活动和该书的写作有过回忆.他说:我从武汉到重庆后的一年多,在学习方面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认真地将《资本论》三卷全部读完.这对我有很多好处.我真正搞历史,搞中国近代史,是在40年代后期.在写完《二千年间》以后我开始学习中国近代史.那是决定中国民族命运的大搏斗的时期,客观的形势促使我为几个刊物写了许多政治评论文章,也促使我对于中国近代的历史进行比较周密的学习和研究.那时候我为什么要写《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这本书呢?实际上跟形势有关系.中国革命快要取得胜利了,我感觉到有必要从近代历史的经验教训中间,看一看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关系.当时感到中国革命打倒已经没有什么悬念,剩下的就是帝国主义如何对待中国革命的问题.这样我就转到历史学方面来了.

这里讲的《二千年间》,是胡绳在1944—1945年间陆续写成的文章汇集.那时他在重庆的《新华日报》编辑部工作,业余时间大部分精力学习中国历史,读了能找到的各种不同观点的著作,并且做了很多笔记.他将这些笔记整理成文章,陆续发表在叶圣陶主编的《中学生》上.这些文章的体例新颖,挑出一些人们比较关注的历史问题,一篇篇地从中国古代讲到近代,既深入浅出,又联系抗战实际,颇受读者欢迎,也引起读书界注意.抗战胜利后,胡绳到上海将发表的文章编辑成书时取名为《二千年间》.该书出版后,好评如潮.历史学家吴晗写书评说:这是一本有血有肉有灵魂的活生生的书.作者如蜜蜂酿蜜,是经过消化的,融会贯通,所以可读,也所以不可不读.此后,这本小书每年再版.刚解放时,中学里没有历史教科书,有些地方就拿它当教科书.

有了《二千年间》开辟历史研究的新天地,胡绳就集中地研究中国近代历史问题.他回忆当时的情况说:从1946年3月起在上海的一年和这以后接着在香港的一年半,这期间可说是我的写作生涯最高涨时期.至少就数量说,这一生中没有另外几年的写作能比得上这二三年了.在香港,工作不像上海那样紧张,可以从容地对一些问题进行观察和思考.“这时候我写的一些关于近代史的书和文章,虽然是有感于现实斗争形势而发,但用的是历史材料,如果不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是不可能写出来的.香港当时成了沸腾的时代所引起的各种思潮集中反映的地方,既为政论作者提供了丰富资料,也不能不激起他们写作的热情.”

具体来说,有三大因素对胡绳写作《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有重要影响.

第一,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大局,这一背景是胡绳写作《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的直接动因.1947年6月底,刘邓大军12万余人,从山东阳谷突破黄河天险,打响鲁西南战役,拉开了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帷幕;经过20多天艰苦跋涉和激烈战斗,于8月末进入大别山区后,在4500万人口的江淮河汉广大地区建立了新的中原根据地.指出: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既是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也预示着人民大革命的已经到来,“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胡绳讲的中国革命打倒已经没有问题了,就是这个时代背景.

这个背景对于胡绳触动很大.他感到“革命战争很快就要取得对的彻底胜利,在这时候发生一个关键问题,是美国怎么样,它会采取什么手段来对付中国革命.从这个观点出发,反过来考察美国历史上向来对中国采取的政策是有意义的”.这充分显示了胡绳的政治智慧.

第二,反对“中间道路”——“第三条道路”,是胡绳在香港一年多的一项重要工作,写作《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与此也有一定关系.胡绳回忆抗战以后的社会思潮说:最反映当时思潮的就是第三条道路问题.我们有些同志写过文章,批判第三条道路.周恩来提醒我们说,香港现在有的文章写过头了,大概有点“左”了吧.他指出后,我们就注意了.我当时对于色彩不同的各种第三条道路论者写了好几篇评论文章.胡绳认为,反对第三条道路在中国历来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第三条道路要反对,但还要承认有第三种人.这种人希望不要完全胜利,好像有第三条道路,我们当然要批判.要引导、吸引中间派,这是我们的任务,不能去打击它,也不能否定他们的存在.他说:这时期我写的政治时事性评论,对第三条道路的批评注意了这个问题.

《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虽然不是直接针对“中间道路”的,但也涉及了.“第三条道路”或“中间道路”,是一条什么道路呢?他们既不满意国民党的专制,也不赞同的社会主义主张,要寻求的“第三条道路”,说白了就是向往英美的政治,而且认为美国在历史上对中国不像其他列强那样对中国野蛮掠夺,还对中国有不少帮助,比如将过去的战争赔款用来为中国建医院、学校等,因此要学习美国的那套政治制度.这种看法在知识分子中间很有市场.《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就是要对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列强与中国的关系做历史考察,揭露他们的虚伪面目,还以本来真相.可以说,胡绳抗战以来许多时事政治评论,对于写作《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起了植根培土作用.对于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残害中国的揭露,实际上就是对于鼓吹“中间道路”——“第三条道路”的人们的深刻教育.周恩来那时指示的不要太“左”,要注意团结和争取中间群众,胡绳在写作《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时,把握住了这个政策之“度”,既摆清楚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与清朝政府还有北洋军阀怎样结合的历史事实,又讲清楚了中国人民为什么要选择革命的基本道理.因而该书出版后,不少读者通过阅读而转变了政治立场,提高了思想觉悟.

作者在《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初版序中指出:本书所要着重说明的“是帝国主义侵略者怎样在中国寻找和制造他们的政治工具,他们从中国统治者与中国人民中遇到了怎样不同的待遇,以及一切改良主义者对于帝国主义者的幻想曾怎样地损害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等等”.在第四版序中又说:“写本书的用意是想通过历史事实的分析来反映出当时的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些根本问题,企图表明在中国人民大众中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革命传统,并表明资产阶级的领导不可能实现从帝国主义压迫下解放中国人民的任务.”这充分说明胡绳写作此书实际上肩负着批评“第三条道路”——“中间道路”的改良主义思想的责任.

第三,对一些学者著述的文化思想评论,特别是对冯友兰和钱穆著述的评论,对胡绳写作《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把握学术方向、研究历史规律、揭示历史发展主线,起了引领作用.从1942年到抗战胜利,胡绳在重庆《新华日报》主编副刊工作期间,写了不少关于文化学术思想方面的文章,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评论当时一些有重要影响的大家、学者的著述.

冯友兰是著名的哲学史大家.胡绳1942年7月发表的《评冯友兰著〈新世训〉》,是他写的第一篇评冯著述,文章比较长,有2万字.胡文就冯著所论“人的生活方法”涉及的几个根本观点作了分析,指出:冯先生所了解的社会是抽象的社会,而不是具体的社会.抽象地讲人伦,讲人的生活方法,对于人的社会生活的实践就只是一句空话、一个空洞的公式.脱离了具体的社会实践,脱离了基本的人生观,而讨论人的一般的生活方法,这只能触到在生活中的抽象的形式问题,而所提出的生活方法,却极有可能成为生活的空洞形式.叶圣陶看了这篇文章后认为,冯友兰先生合道家主张与理学家主张成《新世训》此书,所用方法为形式逻辑,未足以指导现代人之生活方法.胡绳文章的分析还是比较有道理的.

钱穆是著名的历史学大家.1944年2月,胡绳发表的《评钱穆著〈文化与教育〉》也是篇长文,约1.5万字.胡绳认为钱先生对中国历史的一个看法,是自秦到清末的政治并不是专制政体.钱先生的根据,一个是宰相制度,一个是考试制度.钱先生把宰相当作政府的领袖,把君主看作只是皇室的领袖,因而认为自秦到清末的政治并不是专制政体.胡绳评论指出:这样的分析既是根本违背历史事实的,也是混淆了国体与政体.钱先生把宰相当作政府的领袖,把君主看作只是皇室的领袖,这样的分析是偷袭欧洲近代政制中的三权分立,把中国传统政制看作是二权分立,这样就抹煞了君主专制政体的真实内容,宰相制度不能改变君主国家是专制政体的事实.至于考试制度,胡绳认为,就专制时代的科举制度来看,其实就是从地主阶级中经常选择出一批可用的人才来行使政权,那正表明这是地主阶级的国体.而在那时代一切考试用人之权又集中在君主一人手里,这正表明这种考试制度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君主专制的政体.科举制度的实行,反映了中国封建政治的一个特质,即非世袭贵族政治而是官僚政治,用官僚制度来补足的君主专制,这就是中国封建时代的政体的全貌.胡绳还指出:钱先生对于历史得出的许多糊涂而混乱的结论,根本原因在于首先是出发于唯心论的观点,还有出发于脱离民众、反对民众的立场.它较《国史大纲》,我们可以更直接地看到他在现实问题上的主张.这不只是学术研究上的一种“新”见解,而且是和现实政治的某种要求相呼应的.为了现实政治的某种企图歪曲了历史的真相,也就从根本上丧失了学术的态度和精神.

联系胡绳在抗战以来作为“党的人”从事文化思想活动所取得的成就,及其思想的显著进步,如果说大形势的发展是他写作《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的主要动因,那么上述后两条则可视为他写作该书不应当忽视的重要原因.作者在第六版序中指出:“为了说明只有彻底地从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下解放出来,只有彻底地打倒作为帝国主义的工具的中国反动阶级,中国才能有真正的国家统一、人民的和民族经济的发展,为了警惕帝国主义会用这样那样的方法来破坏中国人民的革命,为了指出中国的民族独立只有依靠无产阶级的领导而不能依靠资产阶级的领导来实现,作者当然不需要在写作时丝毫离开历史事实的真相,恰恰相反,越是深入揭露历史事实中本质的、规律性的东西,越是能说明问题.”这个说明,显然是有针对性的.看了这个说明,一般研究者都会懂得他的所指.所以,我认为这一条是胡绳写作此书不应当忽视的重要原因.

(二)胡绳写作《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的主要特点

胡绳1946年在上海时已经发表过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一些文字不太长的文章,1947年到香港写《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是这段时期结合那时政治形势学习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总结.这本20万字的著作,写了半年,胡绳称之为“小书”.就文字篇幅来说,部头不算厚;但就价值分量言,这可是本“大书”,在某些方面开创了近代历史研究的先河.

这本书的主要特点,至少有这么四点:

第一,立意鲜明,紧扣主题.胡绳谈到这本书时说过:“写这本书大体上有个模糊的轮廓,在收集材料、看材料中间发现,可以撇开那些我并不清楚的事情,与我要写的主题没有什么关系的简单地交代一下,集中写出一条主线,帝国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而这条线索确实是中国近代史的主要的东西.”通读这本书,情况确实如此.它不像范文澜先生的《中国近代史》那样写完整的近代史,方方面面都要讲到.胡绳这本书如他本人所说,对远离主线的不少事件和史实只作简单交代,没有展开论述.这确实是本书的一个显著特点.

作为本书主线的帝国主义与中国革命是怎样的关系呢?胡绳在第一章第二节用“官、民、夷”三者的演变来说明这个关系,既形象又简洁.“官”指大清皇帝和政府当局,“民”指被压迫的民众和农民起义军,“夷”指帝国主义列强.在帝国主义入侵中国时,清政府进行抵抗,广大人民群众是支持的.这时的“官”和“民”是共同反“夷”的.当“官”对“夷”妥协、投降时,“民”和“官”就分手了,乃至对立,这时“民”还继续反“夷”.胡绳写道:“当清朝政府第一次签字在卖国条约上时,也正是中国人民针对外国侵略者从事爱国主义斗争的开始.”随着卖国条约的签订,“官”和“夷”开始走近.对于“民”还继续反“夷”,“官”不是护“民”,而是抚慰“夷”.当“民”开始反“官”后,“夷”最初以“中立”观察,看究竟支持谁对它更有利.当“官”为了保存统治地位而求救于“夷”时,“夷”进一步勒索“官”,使其全部屈服.这样,“官”“夷”军事合作,共同镇压“民”.胡绳指出:“列强根据太平天国大革命的经验开始发觉:为了控制中国和榨取中国人民,宁可保留和支持现在这个皇朝,而绝不能让它轻易垮台.20年间,经过了两次战争,最后作战双方却形成了绞杀中国人民革命的肮脏的军事合作,这并不是值得惊异的事.”

在《新主义论》中写道: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胡绳通过对两次战争的历史分析指出:“从1840年到1864年的历史表明,中国近代史中的这样的主题已全部形成.”《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书就是紧扣这个主题来揭示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这个规律的.

第二,史论结合,论从史出.《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并没有大量使用历史材料,而且应当说还缺乏一些材料.胡绳讲到当时的情况时说:在写作时,愈深入到对象中,就愈加令作者感到他所不易克服的困难.多方面的材料需要收集,各种各样的问题会要牵涉到.但那时我在中国近代史方面拥有的材料是远不够充分的.没有什么图书馆可以依靠,我使用的材料基本上是在上海和香港的旧书店中收集来的,不可能要什么资料就得到什么.我用在香港的时间的大约1/3完成了这本书.如果我当时能得到更多的参考书,并有时间进行研读,可能这本书还能写得更好些.

胡绳讲的是当时拥有的材料不很充分,并不是说没有必要的基本材料,否则就无法写作了.在有了基本的尽管还不是很充分的材料之后能进行写作,而且还写得很成功靠什么?就是充分运用已经有的基本材料展开分析,将道理讲清楚,揭示历史的本质,以理服人.一般写史书,往往是梳理大量材料,分析讲道理较少,以为只要把材料一摆,问题就自然清楚了.应当说,摆史料是基本的、必需的,否则不成其为史书了.但如果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讲清道理,那就锦上添花,更能令人信服.《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能获得好评,就是胡绳将“史”与“论”结合得好,而且发挥“论”的特长,弥补了“史”的某些不足.这是胡绳写作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当时许多历史学家缺乏的一个显著优点.《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能脱颖而出,这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该书出版后,有几个大学教授看了,说历史竟有这样写法的.(最初出版的书中所掌握的资料不够和当时因认识的局限而造成的错误和不当之处,在后来出版的新书中都不断补充更正加以修改了.)

所谓“论从史出”,就是通过已知之“论”分析历史得出未知之“新论”,并使这未知之“新论”变成已知之“论”的过程.胡绳说:“在这里我发现了一个过去不大懂的问题.从前我们习惯说,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封建势力结合起来,实际历史也是这样的.”但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结合有一个过程,我用一些事实把它表现出来.这的确不是事先定的论点,而是从研究事实中间得出来的.”这个“过程”论的认识,就是论从史出的新论.我们仔细研读此书,就能了解到作者是怎样将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结合的过程,一步一步地揭示出来的.这是作者“论从史出”的一个重要体会.

第三,布局独特,章节点睛.《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别开生面,在章节标题上没有突出历史事件,而是突出作者所讲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这个关系的主题.如果在章标题后不标出年代时间,还不知道是讲的哪一段历史.按照传统观念来说,这不符合“史书”范例.但是如果从可读性来讲,这就是作者写“史书”对体例的创新.

但是,这种布局不是随意性的,各章各节标题都是作者独运匠心的画龙点睛之笔.比如,第一章“新关系的建立”(1840—1864年),是写两次战争的20多年间,帝国主义列强与清朝政府关系的变化过程的.所谓“新关系的建立”,就是讲这两者怎样“不打不成相识”的.这20多年间,帝国主义列强以第一次战争为起点,对中华民族进行一次又一次疯狂掠夺.第一次战争后,清朝政府不再坚持最初的排外政策而与外国侵略者妥协、勾结;中国人民则表现为始终不与外国侵略者相妥协的坚强力量,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反抗.经过这头20多年的发展,“外国侵略者和封建统治者携手合作,共同以武力对付中国人民”的新关系就“确定下来了”.这个新关系也就一直贯穿于中国近代历史.

这一章其中一节的标题为“打和拉”.它具体说明了这个新关系是怎样确立的.胡绳指出:“经过《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侵略国家得到了所要求的一切,而清朝也心甘情愿地承认了这一切要求.从此以后,新的关系是确定下来了.在清政府方面,对于外国侵略者抱绥靖妥协态度,而对于人民则坚持武力镇压,这样的政策已不再有什么动摇了.在侵略者方面,则继续培养和驯服清政府,以便经过这一个政府来源源不绝地榨取中国,这样的政策也不再有什么动摇了.”这一节标题的“打和拉”就是点睛之笔.

第四,深入浅出,晓畅易懂.这是《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的文字特点.对青年学者言,写书要“深入”不易,主要是学术功力不够.但对于对历史有深入研究的大学者言,要“浅出”也不易,因为既要高度概括,又要晓畅易懂.好多鼎鼎有名的大学者的著述,看不懂就是有此短板.胡绳就年龄而论,二十到三十岁,无疑当属青年学者.但是由于他“早慧的天赋+勤奋的笔耕+追求进步的砥砺”,在这个年龄段却成为很有名气的大学者.这样,他的文字功夫就既能深入,又能浅出.上述别开生面的布局已显现出了这个特点.全书的文字表述更展现出了他的这种文字功夫.

以第三章“洋人的朝廷”(1894—1911年)为例.这个章标题就用得很特别,写的是中日甲午之战到辛亥革命这段历史.“洋人的朝廷”是辛亥革命宣传家陈天华在1903年写的小册子《猛回头》中讲的,胡绳将其摘出作为章标题本身就说明了他的慧眼匠心.辛亥革命前,八国联军占领北京,这对中国人民的触动极大极深,一场大的革命风暴在酝酿中.那时,有些列强主张直接实行“瓜分”中国的政策,后来没能实现.胡绳写道:联军在进北京前,各国已经看清当时局面,知道基本问题是中国人民的反帝情绪高涨.既然这时清政府只是表面上宣战,实际上仍通过外交途径向各国讨好,这就清楚表明,“清政府还是帝国主义掌握中国的工具,如果舍弃它而直接瓜分中国,就只会使各地区中国人民反帝情绪更加增涨,那是对帝国主义者不利的”.这种晓畅易懂的语言说到了问题的要害处,读者一看就明了.在义和团运动被镇压和签订《辛丑条约》后,帝国主义列强与中国专制统治者结合得更加紧密.资产阶级革命派渐渐成为当时一切爱国的、求进步的势力的中心.由于帝国主义已公开地做了中国的主人,清政府已完全成为外国帝国主义的工具,这时兴起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运动自然发展为推翻清政府的革命运动.陈天华在《猛回头》中写道:请看近来朝廷所做的事,哪一件不是奉洋人的号令.我们拒洋人,朝廷却说我们谋反叛逆.“朝廷固然是不可违拒,难道这洋人的朝廷也不该违拒么?”“洋人的朝廷”这五个字,深刻地揭露了清政府的本质.胡绳指出:当时革命派中不少人已清楚地看到,“清政府已经完全是帝国主义所利用的工具,中国真正的统治者其实是外国帝国主义者”.陈天华一语破的,“当今天子”其实是“洋人的朝廷”,这既深刻又形象,通俗易懂.胡绳得出结论说:“这样的的事实不可避免地在广大人民中激起了锋芒指向专制统治者的爱国大运动.终结了270年的清朝统治的辛亥革命就在这样的背景上爆发起来了.”

《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书正因为至少有上述几个特点,才能发生广大的社会影响.

(三)《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的学术贡献

该书在1948年7月初版后至1996年10月第7版,经过9次印刷,印数达到145000册;而且还有英文、俄文、德文、西班牙文、朝鲜文、蒙古文、日文等多种译本.《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社会影响呢?在我看来,除了因为上文提及的几个特点,还因为它至少有三大学术贡献.

第一,《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同范文澜先生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后来定名为《中国近代史》上册)一起开创了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先河,初步梳理出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大框架和基本观点,揭示出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著作通过十月革命陆续传到中国,那时先进的中国人首先考虑的是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来救赎中国,中国的诞生就是为了国家独立、民族复兴和人民解放.在学术界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历史还很难成为重要课题.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学人蒋廷黻在1938年出版了《中国近代史》一书,曲解近代历史发展脉络和重大历史事件真相,并借古说今,公开为集团的外交政策辩护,锋芒直接指向中国.随后又有钱穆的《国史大纲》和《文化与教育》论文集等著述,也是通过讲历史来论述现实主张,将中国近代历史的真相扭曲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在延安的范文澜先生于1946年出版了他的著作,首先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梳理中国近代历史,批驳了蒋廷黻的反动观点.两年后,胡绳在香港出版了《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也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述了对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看法.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本书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姊妹篇,并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最早的并峙著作.

《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对中日甲午战争和战后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进行了深入剖析.一方面,改良主义的政治思潮渐次发展,另一方面广大底层群众反对外来侵略的情绪愈益高涨.前者以康有为领导的变法维新运动为代表,后者则是义和团名义下的农动.对这两个运动怎么看?直至当下,学界还有不同看法.我以为,该书对两者的分析是正确的,完全没有停留于表面现象发议论,而是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揭示它们的本质,以及相互间的关系.

我们先看胡绳对维新运动的评述.他认为维新运动者们不仅看不起农动,而且充满敌视态度.他们将民族独立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寄期望于光绪皇帝和支持利用他们的列强上;以为用不着反对帝国主义,只要用改良主义办法就可以实现资本主义改革,也顺便解决了民族独立.胡绳说:变法维新运动的进步意义不可否认.他们的强烈爱国主义表现,可以视为士大夫阶层中的“救亡运动”.但他们幻想中国可以依靠某个帝国主义的力量而完成他们所主张的政治改造,这是行不通的.这样也使“他们的爱国思想并不能进而为反帝运动,反而成了为侵略者辩护,自动向帝国主义者缴械.”“维新运动者不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的基础上实现资本主义改革的想法是注定要失败的”.“在这里表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规律:当帝国主义在中国已经建立了强盛的支配势力后,任何中国国内的政治运动,如果不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的力量,就不免要从帝国主义方面去找支持的力量,因而也就找不到什么出路.士大夫的戊戌维新运动在这点上,也正是后来的一切失败了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政治改良运动的先导.”

再看胡绳对义和团运动的评论.胡绳认为:义和团运动以反“洋人”、反“洋教”为主要斗争口号,从而成为当时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先锋.但是,随着运动的展开而参加进来的成分越来越复杂,清政府对于义和团先是害怕,继而转为欺骗的利用.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民在政治上的幼稚不可能识别反动统治者的欺骗行径.这样,义和团运动最终“没有能发展为健康的人民反帝运动”,而是“愈来愈走入歧途,陷入狂热的、片面的排外和仇视新事物的行动中,成为被统治势力所利用和玩弄的牺牲品了”.“所以我们的结论只能是:反对外国侵略者的义和团运动在实质上是和封建专制统治者相对立的,封建专制统治者并没有真正支持人民的爱国运动,只是加以狡诈而恶毒的欺骗.”这个结论是符合历史实际的.相对于那些贬斥、丑化义和团运动的观点,体现了作者的科学求是精神.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分析当时的历史,透过错综复杂的表面现象才能得出这样客观的结论.这就是作者的高明之处.

《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对中国近代史这些重大事件的分析,令外国学者也深为佩服.还在“”时期的1974年,日本著名史学家井上清教授访问中国,想翻译这本书.接待人员说,这本书我们已经不印了.井上清教授说:“我们认为这是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

第二,《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对许多重要历史事件的分析和评论,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经典之论,为中国近代史的学科体系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是70年前的著作.时代在进步,史料在丰富,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也在与时俱进和深化.但是,它的许多基本观点却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为许多学者和读者所接受.前面列举的一些观点说明了这一点,这里再论列几个观点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

该书第二章“‘中兴’和媚外”,写的是1864—1894年间的历史事件,主要讲“同治中兴”和洋务运动.这段历史,直到现在还为一些人津津乐道.在1864年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后,同治皇帝统治时间没有大规模起义爆发,对外关系在签订《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后,列强们所提要求都得到满足,维持着相对无战事局面.封建统治者自夸为“中兴”.为什么会有所谓的“中兴”呢?胡绳分析道:第一,经过太平天国战争,清皇朝和汉族地主之间加强了合作,后者给予前者以有力支持.清皇朝完全依赖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的湘军、淮军维持统治,皇朝给他们大肆封赏,他们死心塌地保皇朝.第二,外国侵略者帮助清朝打败太平天国得到更多好处后,认为这个政权值得支持,并采取继续支持政策.因而,这是“好可怜而可耻的‘中兴’啊!”这个评述一针见血.

被夸为“同治中兴”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办“洋务”.即借洋人之款兴建铁路、开办电报业务、购买兵舰、编练海军等.对此,洋人很积极,因为便于进一步控制朝廷,加速向内地掠夺.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是办“洋务”的积极分子.我们应当怎样看待当时好不热闹的洋务运动呢?胡绳作了深刻揭露.

——曾、左、李是在促使中国进步吗?胡绳回答:错了.“他们不过是想以资本主义的皮毛来维持旧社会秩序、旧统治秩序的实质;他们只是在当时列强所允许、所给予的范围内学习资本主义的某些东西,只是尽着为侵略者开辟道路的任务而已.”

——“洋务”建设是为国为民吗?在主观意愿上并非如此.胡绳说:“洋务”建设的重心在军事上,完全靠向外国人买武器,并靠外国军官们直接帮助.纵然使中国开始有了近代工业和交通事业,但完全在买办性的官僚资本控制下,其官督商办的企业“一开始就没有好成绩,成为阻止民间资本自由发展的镣铐”.他们自己“却已致富”.

——帝国主义列强帮助中国办“洋务”,是为了中国富强吗?胡绳指出:“他们固然不愿意中国真正成为强国,但在这时,他们决不怕清朝太强,只怕他太弱到无力安定内部.”李鸿章办“洋务”建设军队对侵略者只有益而全无害,“为外国的军火商人开辟了市场,使外国侵略者能控制中国军事”.“帝国主义者的经济侵略破坏了中国的封建经济,从而在中国不可避免地要出现资本主义的因素;但帝国主义者并不愿意中国的资本主义正常地发展.帝国主义者又要求中国处在一个对外极端软弱无能而对内有力量‘维持秩序’的政府的统治下面,从而使中国永不可能成为独立的国家.李鸿章这样的‘洋务’正是符合于帝国主义的要求,因而是为帝国主义所赞助的.”

《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这样剖析“洋务”建设,也许说得不那么周全,但揭露了其本质.甲午战争惨败的历史证明,以“洋务”建设为标志的“所谓‘同治中兴’,不过是勉强糊起来的可耻的纸老虎”,到了此时,“纸老虎迅速被拆破了”.这个“纸老虎拆破”,说得太精准了!“同治中兴”、“洋务”建设,究竟是怎么回事?该书的这个结论是很难被推翻的.

《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的这些犀利分析和精辟论断,不啻成为中国近代史的“正统”观念,而且对于当下观察世界政治关系也有借鉴意义.

第三,《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开创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新学派.在胡绳谢世后,2000年11月中旬,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党史研究室共同举办“深切怀念胡绳同志——胡绳同志学术思想研讨会”,会上我发言讲到胡绳是当今中国学术界一个重要学派的杰出代表的看法.当年,我主要是就胡绳在党史研究的建树来谈这个问题.这里,就胡绳写作《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的学术贡献而言,这本书开创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这个新学派.

这个新学派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前面讲到的,研究历史既要史论结合,还要论从史出.这就需要有理论功夫,而这是一般史学家难以兼顾的.胡绳能做到这一点,得益于他是学哲学的,培养出了理论思维能力.不仅如此,前面提到的,他在重庆认真地读了《资本论》三卷本,对于在本书中研究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经济关系,也起了重要作用.这本书将帝国主义列强怎样通过把握海关控制清朝政府作了非常深入地分析,不能不说与他认真地研读《资本论》所受之益有一定关系.第二章第二节“政治上的控制”中写道:外国人管理海关后,海关收入仍是每年送到清朝国库中去.清政府对这制度表示满意,认为洋人税务司确是帮忙.其实,“帝国主义者管理中国海关的意义就是拿他们剥削中国人民的所得分出一部分来支持他们所期望用来镇压中国人民的这个政权.同时,帝国主义者又因此而可以十分方便地进行其中国人民血汗的不等价交换.总税务司控制着海关,不啻掌握着清政府的命脉;帝国主义通过海关的管理便有可能进一步支配中国政治.——挟持清政府而展开对中国的侵略,这在海关制度的实施上面表现得十分清楚.”这段分析,没有政治经济学的知识底蕴,很难写得这样清楚和深刻.胡绳写这本书发生的这个转折,对他个人是研究方向的转折,但将哲学和经济学思维带到历史学领域进行研究,在近代史研究领域则开启了风气之先,实际上也创立了一个新的学派.这对开拓历史研究新天地具有重要意义.就此而言,这是胡绳写作《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带来的一个重要学术成就.

胡绳的这个学术风格,令不少有影响的文化要人对他深感敬佩.我曾听长期在他手下工作,与他非常熟悉的一位同志讲过:田家英对胡绳非常佩服,说胡绳只比他大三四岁,但是,胡绳的学识、理论和历史的功底都很深厚,胡绳写的文章那么有说服力,使我们这些人赶不上他.

当然,《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也不可避免地有其历史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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