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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士阶层特点辨析
内容摘 要：近三、四十年来,学界关于先秦“士阶层”的研究论文、学术专著可谓汗牛充栋.尽管大家对这个群体的成员构成和社会功能,还有些许争议,但也达成了部分共识.本文针对春秋“士阶层”的特点也谈谈个人看法.
关键词：春秋“士阶层”特点辨析
近三、四十年来,学界关于先秦“士阶层”的研究论文、学术专著可谓汗牛充栋.[1]尽管大家对这个群体的成员构成和社会功能,还有些许争议,但基本上达成了三点共识：
1.就社会等级而言,士阶层源出于最底层的贵族.自从武王伐纣、周公东征后,周民族根基已然牢固,分封宗法、世卿世禄制度随之大范围建立起来,天下民户上下有别、尊卑有序.《左传·昭公七年》记载：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2]
从中可看出,士阶层的身份地位,仅高于人臣皂隶而已.当春秋战国之际,礼乐崩坏,这个群体在动荡中慢慢脱离了贵族体系,摇身一变成为庶民之首.根据社会职业分工的差异,与“农、工、商”并立.如《国语·齐语》曾记录管仲对桓公问：“四民者,勿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哤,其事易.”[3]联系上下文可知,此处“四民”即指“士、农、工、商”等平民黎庶.
2.在成员构成上看,士阶层是流动的而非固化的,因为它本身就处于上下等级交汇地带.除了有士之嫡子世继为士之外,还有上层贵族庶孽下降为士,复有下层庶民优秀者上升为士.逮至春秋后期,社会动荡,封建秩序进一步崩坏,上下间的流速越来越快,使得士阶层的人数激增,构成日趋复杂,社会性格发生重大转变.[4]《左传·哀公二年》中,晋国赵简子伐郑誓词有“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5]云云,其中“庶人工商遂”一语,便充分体现了这一流动性和时代性.
3.从职能分工来说,士阶层成员或为高级贵族服务,或者充任国家低级官吏,但基本上都需要勤于兵事,甚至其中大多数就是武士.相关的旁证比比皆是,如《小雅·祈父》中有“祈父,予王之爪士”[6]云云,爪士者,王之卫士也.屈原《九歌·国殇》中还有“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7]之语,冒矢争先者,亦是军士.而春秋战国以降,武士渐渐让位于文士,他们不复“勇力文武备具”（《史记·平原君列传》）,而更习惯于“藏书策,习谈论,聚徒役,服文学而议说”（《史记·吕不韦列传》）.顾颉刚曾对这一变迁进行推测：“自孔子殁,门弟子辗转相传,渐倾向于内心之修养而不以习武事为急.”[8]并认为这与诸侯争霸的大环境,庶民渐有充当战士的新机会,以及士内部的功能调整有关.
通过上面的总结,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的结构：
底层贵族——四民之首；
贵族下降——庶民上升；
起初武职——后边文士.
一般认为,春秋时期的士阶层,完全契合了以上三个特征.这几乎是所有学者进行下一步讨论和研究的起点.然而本文以为,这样的论断还存在粗漏,很多细节仍可商榷,而每一观点内中的复杂性,前人阐之未尽,有待深入挖掘.
（一）“贵族”与“四民”的分野
先说“贵族”与“四民”的分野.我们来看《国语·齐语》中管仲与桓公的对话：
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对曰：“四民者,勿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哤,其事易.”公曰：“处士、农、工、商若何？”管子对曰：“昔圣王之处士也,使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故农之子恒为农,野处而不昵.其秀民之能为士者,必足赖也.有司见而不以告,其罪五.有司已于事而竣.”[9]
这番对话,发生在管仲出任齐相（前685年）之时,而内容编纂成篇当在战国初期,多与《管子》所载相近,虽未必是桓公时候的实录,但大体上能反映出春秋战国之际的情形.
管仲起初说“昔圣王之处士也”,是在回答桓公问“士、农、工、商”如何安置,强调四者不可杂处、混居.此处之“士”毫无疑问是“四民之首”,体现了一种社会职业分工.然而当管仲再说到“其秀民之能为士者”时,却像是在描述宗法等级社会中普通庶民升迁为“底层贵族”的情形.所以值得思考的是,桓公与管仲讨论的士阶层,究竟是庶民,还是贵族？其间的界限是否泾渭分明？
无独有偶,《孟子·滕文公下》亦收录了这么一段对话：
周霄问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
“三月无君则吊,不以急乎？”曰：“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
“出疆必载质,何也？”曰：“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农夫岂为出疆舍其耒耜哉！”[10]
“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孟子先以士类比诸侯,强调其不能失去原有的职守,此处之“士”当接近于封建体系下“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序列中的士,身份固化；而“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孟子再以士类比农夫,强调其需要出仕,则更像是在谈论“士、农、工、商”四民之一,鼓励黎庶晋升做官.那么由此产生了相同的问题,孟子眼中的“士”,到底属于贵族,抑或属于庶民？二者是否判然有别？
事实上,自西周立国后,士阶层的成员就始终徘徊在“不失世袭职守”的贵族和“需要晋升出仕”的庶民之间.这两种状态看似矛盾,但其实并存了很长一段时间.前者由宗法制度决定,不用赘言；而后者在现实社会中也早已存在.《逸周书·作雒解》描述了营建洛邑时成周的具体情形：
农居鄙,得以庶士.士居国家,得以诸公大夫.凡工贾胥市臣仆,州里俾无交为.[11]
可见四民不相杂居的社会原型能一直追溯到西周初.而跨越阶层的拔擢,也应该是长期以来的制度规定.明季顾炎武在《日知录·士何事》中有详细的阐发：“三代之时,民之秀者乃收之乡序,升之司徒而谓之士.固千百之中不得一焉.……则谓之士者,大抵皆有职之人.”[12]因此,从庶民中挑选贤良晋升为士的情况,虽然数量不多,但是渊源有自.而这些信息会深刻影响到时人对士阶层这一群体的看法和判断.
（二）“上升”与“下降”的权重
次论“上升”与“下降”的权重.前引《左传·哀公二年》中赵简子伐郑誓词,中有“庶人工商遂”一语,即是说庶人、工商业者可以凭借自己的军功“上升”,进仕为士.这一则材料引起了不少学者关注,通常被用来说明春秋晚期固定的等级秩序,已经随着战争的频发,愈发被打破,庶民往士流动的规模扩大、速度加快.
倘若我们放宽视野范围,从更广阔的角度来审视问题,会发现自然地缘环境其实对春秋诸国的历史走向有着巨大的影响,各国文明的发展进程不尽相同.试以墓葬为例,在西周分封制下,墓葬原本有严格的等级规定.但近代考古发掘显示,春秋战国之际,在经济发达的东方六国地区,君王、卿大夫、士的墓葬确实等级差别明显,各阶层仍然相对独立；而与之完全相反,秦国地区唯独君王墓葬规模宏大,其余墓葬已经没有明显差别.换言之,秦王君权独大,其余人等可能已不复细分高下.一件显见的事实即是,“固有阶层的打破”与“上下等级的交互流动”,这在每个国家的情况也是很不一样的,似乎也不能一概而论.
更何况,已经有学者敏锐地觉察到简子誓词中隐藏的问题.此处士的身份的获得,首先“是依靠外在的行政力量将其擢入士的行列当中”,其次“是在故有的等级次序内由庶人上升为士,并没有佚出宗法体系,而仍然是在旧的等级制内兜圈子,总之,这一类型的士,其内涵本质并没有发生变化”[13].换言之,庶民由军功晋升为士,自古皆有之,与民之秀者能获得拔擢的情况完全相同.这批士起于行伍之间,恰好与旧的宗法之士以武事为职守相近.同时他们也不太可能具备战国策士们游说诸侯的韬略技能,也不像方士、术士等精通天文历算、医卜农工,更不能如学士那样设帐收徒,教授弟子文化知识.因此,距离我们期待看到的知识阶层还有很远的距离.
反过来,同时期上层贵族的“下降”,对士阶层原有社会性格的改变恐怕要大得多.《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曾记载：
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14]
王子朝是周景王长庶子,与敬王争位失败,便率人携王室典籍出逃,造成周民族文化的一次南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亦云：
司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晋中军随会奔秦,而司马氏入少梁.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15]
世典周史的司马氏,后裔也散落在各国之间.类似的变故频发,自然会导致原先由专门职官掌守的知识开始外传、四处流通,诚所谓“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左传·昭公十七年》）.但文化知识的广泛传播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人身份的转变.当这些“本属王官的知识人流入诸侯之采邑,或一些本是贵族的文化人家族衰颓降为‘士’”时,会天然地造成“思想与知识权力的下移”[16].长期以往,“文化圈”或“知识界”的格局就翻天覆地.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想,春秋卿大夫世族的分化、上层贵族的陨落,对春秋知识阶层最初的形成和转变起到了更加重要的作用.
（三）“武士”到“文士”的转化
再议“武士”到“文士”的转化.如果我们将春秋时期的士阶层简单地理解为具有一定身份地位,担当某些职务的相对封闭、阶层固化的群体,那么它的成员确实大多从事武职.随着历史的发展,武士不复尚武,更多就学,逐渐蜕化为文士.但如果我们认为士阶层具有开放性和流动性,是中国早期知识阶层的雏形,那么它还应该孕育自一个更广阔的群体.
钱穆在《中国知识分子》一文中说：
姑置邃古以来,从春秋说起.其时文化已开,列国卿大夫如鲁之柳下惠、臧文仲、季文子、叔孙穆子,齐之管仲、晏婴,卫之蘧伯玉、史鳅,宋之公子鱼、子罕、向戍,晋之赵衰、叔向、韩宣子,楚之孙叔敖、令尹子文,郑子产、吴季札,秦之百里奚、由余,其人虽都是当时的贵族,但已成为将来中国典型学者之原始模样.[17]
书中所列二十处人名,皆春秋各国之公子公孙或卿大夫.他们大都出身于贵族家庭,自幼受过良好的教育,长成以后身居高位而思想开明,是三代王官之学的重要传承者.因此,我们决不能将中高级贵族摒除在早期知识阶层的来源之外.更重要的是,春秋战国时期还涌现出了一大批“天文、历算、地理、医药、农业、技艺等器用之学的专门家,他们也是新兴知识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18],这一群体往往为研究者所忽略.
《汉书·艺文志》曾于“六艺”、“诸子”之外,别立“兵书”、“数术”、“方技”等书目,汇集了有关器械、机关、天文、历谱、杂占、数术、医经、方技等知识的先秦两汉典籍.而精通此类行当的“器用之士”自有其师承和传绪,也属于古代知识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惜从古及今,世人对他们的重视程度不够.尤其当汉武帝采纳董仲舒之贤良对策,“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汉书·武帝纪赞》）以来,醉心于经学、理学者,往往前途通达,能俯拾青紫；擅长诗文、辞赋者,也可以任气使才,名显天下；唯独研究“技”、“术”的专门家们容易遭到冷落,著述常被束之高阁.至于明清两朝,用八股取士,学界画地为牢,思想愈发故步自封,“器用之学”的苑囿最终万马齐喑.
要之,以历时性的眼光来看,春秋战国其实是“器用之学”肇生、发展的黄金年代.古之圣人除了“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外,更需要“观乎天文,以察时变”（《易·贲卦》）,且精于历算,制定法则,使日月不失其序,黎民“不违农时”（《孟子·梁惠王上》）.于是当先秦之际,“鲁有梓慎,晋有卜偃,郑有裨湛,宋有了韦,齐有甘德,楚有唐昧,赵有尹皋,魏有石申夫,皆掌著天文,各论图验”（《晋书·天文志》）,人才济济.其中甘德撰《天文星占》八卷,石申夫有《天文》八卷,后人合二为一,定名《甘石星经》.《甘石星经》观察了二十八星宿的周转运行,总结出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出现隐没的规律,记录下八百颗恒星的名字,还测定完其中一百二十一颗恒星的具体方位.齐国与三晋的天文家研究精深,南楚之地的学者亦不甘后人.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先秦楚国帛书《天文气象杂占》,内中约有250幅图画,描绘了日、月、星、辰、云气、晕虹等景象.尤其是关于彗星的观测,细致入微.
天象了然,“寒暑得其时,日月星辰得其序”（《管子·形势解》）,便可施之于历法,用之于民生.《礼记·礼运》记载：
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19]
文后有郑玄笺注：“得夏四时之书也.其书存者有《小正》.”《大戴礼记》中《夏小正》一篇保存了淮海地区每月的气候、星象、渔猎、蚕桑、畜牧等资料,以利农事.而《管子》之《地员》、《度地》,《商君书》之《垦令》、《农战》、《徕民》诸篇也记录了当时的农业生产.战国末期,《吕氏春秋》中《上农》、《任地》、《辩土》、《审时》等更详细总结了中原农耕文明,记录下五谷种植和六畜饲养的宝贵经验.
此时此刻,我国器用之学已经沛然而兴,各项门类争芳斗艳.《山海经》和《禹贡》开创了古代自然地理学,囊括了各地山川、地形、土壤、草木、物产之特点,并形成了系统性的地理观念.《管子》书中多记植物、矿物知识,发现了矿物共生规律,为寻找矿源提供了理论依据.《墨经》研究了力学、光学、算学、几何学和工程学等内容.《考工记》记述了三十项官营手工业的技术规范、工艺程序、检验方法和材料选择等,涉及木工、金工、皮革、染色、刮磨、陶瓷等六大门类.《》奠定了我国古代医学的理论基础,论述了人体解剖、生理、病理、针灸和卫生保健,其“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经络学说”、“病因学说”、“病症”与“诊法”等概念,在今天还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括而言之,精通天文、历算,熟悉舆地、农学,擅长巧技、医道的“器用之士”,对传统文化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因此,要真正理解透彻春秋时期士阶层的形成与发展,只局限于掌握从“武士”到“文士”的线性演变轨迹,是远远不够的.何况围绕武士的讨论都还有必要更深入地展开.而西周以来熟悉或了解王官之学、礼乐文化的卿大夫及其家臣,与史官、乐师、宗、卜、祝各色人等,连同长期被人们忽视的那些有一技一艺之长的专家,全部都需要在出现我们的研究视野之内.他们或者对早期知识阶层的演化起到了一定的助推作用,或者直接成为了新兴士阶层中间的一员.
注释
[1]知网检索：截止2017年6月,自1980年以来,以”先秦”+“士“为主题的硕博论文共计940篇,期刊文章有1682篇；以”先秦”+“士阶层“为主题的硕博论文共计52篇,期刊文章有109篇.
[2]（唐）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237页.
[3]徐元诰：《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8年,第219页.
[4]相关论述以余英时《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最有代表性,参见《士与中国文化》,第10—15页.
[5]《春秋左传正义》,第1618—1621页.
[6]（唐）孔颖达：《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73页.
[7]（宋）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6年,第82页.
[8]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中华书局,1977年,第87页.
[9]《国语集解》,第219—227页.
[10]（清）焦循：《孟子正义》,中华书局,2009年,第420—426页.
[11]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566—567页.
[12]黄汝成：《日知录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39—440页.
[13]罗新慧：《试论春秋战国之际的士与儒士》,《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14]《春秋左传正义》,第1472页.
[15]《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72年,第3285页.
[16]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卷一,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80页.
[17]钱穆：《国史新论》,三联书店,2010年,第119页.
[18]林甘泉：《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原型及其早期历史行程》,《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
[19]（唐）孔颖达：《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64页.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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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炎黄春秋杂志